非常媒·戒-第14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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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想到，票如果投不起来，或者投起来以后真实性被质疑，将直接关系到节目的影响力。
王伟直白的说法，印证了夏青用“友台”冠之的湖南广电内部频道之间火药味极浓的竞争。王伟说，“超级女声”的前身叫“超级男声”，第一版方案出来的时间是2003年的6月份，当时不叫“超级男声”。湖南娱乐频道那时“星姐”选美的节目很有名，做了几年了，都还不错。好，这个时候龙丹妮在经视就搞了一个“绝对男人”，那个“绝对男人”一上来就把“星姐”打得一塌糊涂，2003年的“星姐”就不行了，难以为继。4月份，频道领导就说，你们企划部研究搞个什么新节目出来，跟湖南经视对打一下，就盯着“绝对男人”打，输赢其次，能把“绝对男人”的收视率抢走一部分也是好的。
王鹏和王伟的说法大同小异，在他的记忆里，当时整个湖南电视娱乐界都处于焦灼之中。电视三法宝：电视剧拉收视率，节目打品牌，活动升影响力。大家都绞尽脑汁变花样。但广告总量普遍下降，蛋糕就那么大，大家永远在一个小圈子里，能从你嘴里抢一块是一块。那时候，娱乐频道做个选美，经视就做个“绝对男人”；娱乐频道做个“超级男声”，经视就做个“明星学院”，还有大大小小的歌手大赛、热舞派对……大家永远在省内，你打我一拳，我打你一拳。都在寻找突破点，都想“破茧而出”。事实上，瓶颈不在于节目内容，而在于体制。（参见2005年9月5日《新周刊》）
“美国偶像”是女的男的一起做，娱乐频道的定位是只做男的，以唱歌为主，当时流行真人秀，他们的节目就用真人秀的形式，在电视上唱，超长时间的电视直播，就这么简单的几个电视元素，第一版方案叫什么“情歌王子”，很滥的一个名字——是当时的企划部取的。
“情歌王子”差一点就要被毙掉了，当时不敢瞎要钱，只做了20万元制作经费预算，娱乐频道领导的意见不统一，谁都拿不准前景怎么样，风险很大，但那时确实没有节目做，几乎没有选择。最后因为张华立的同意意见获得了通过。
即使在湖南广电，张华立的口碑都算不错。他自称是个具有颠覆性的人。“电视不是艺术，有文化的人做没有文化的电视”，据说就是他的言论。
夏青们运气好，张华立给了“超级男声”50万预算经费。
频道通过是第一关，还必须向湖南广电申报。
夏青的书里详细地说了节目策划和向湖南广电的申报过程，所有的悬念似乎仅仅限于名称的修改。在“情歌王子”改为“超级男声”后，欧阳常林和魏文彬最后批准了这个节目。
这只是湖南广电众多频道申报的“重点项目”中的一个。
在那个阶段，娱乐频道企划部——也就是王鹏王伟他们，并没有做任何品牌规划，准确地说，没有一个人先知先觉地看出“超级男声”有成就大家气象的迹象。
“2003年，湖南娱乐频道推出‘超级女声’的前身‘超级男声’，‘超级男声’开办之初，一般只有几百人参加，多数时候，还要电视台找人‘做托’，才能凑足人数。但等到节目开播后，报名人数每日以200人的速度递增，两周内就有3000多人报名。”（见2006年4月27日的《21世纪经济报道》）
这已经令他们感到惊喜了。
最主要的是，收视率慢慢上来了。
但最后的结果是娱乐频道一分钱都没有赚，反而亏了，既没有企业冠名，广告费收入也没见增加多少。夏青设计的“一举三得”并未实现，节目好却不赚钱。
客观地说，此时此刻还不能用“好”字来评价第一届“超级男声”。
“两年前，你告诉我‘超级男声’会变‘超级女声’，而‘超级女声’又会像现在这样红得发紫，我会认为你是神经病。”湖南娱乐频道一位一直参与“超级男声”、“超级女声”节目制作的工作人员半开玩笑说。（见2006年4月27日的《21世纪经济报道》）
更大的可能性是这样，对于当初创办这个节目的动机之一，“超级男声”总算替娱乐频道出了一口鸟气。
在当时，他们谁真真切切地想到了，他们其实已经一只脚踩到了一座富得流油的金矿之上？
第二节 “超级女声”的超级媒婆
我曾经向读者交过底，如果我就同一事件或现象反复去说，请不要奇怪。这正好是本书的特点，它的串连不是线性的而是事件性的，我能做的不过是不停地转换视角，从而让同一事件或现象获得不同的呈现。“
超级女声”获得前所未有的知名度之后，派生出了许多称谓，如“超女教父”、“超女教母”、“超女推手”之类，巧立或自揽各种各样的名目的初始动因，应该不完全是出于邀功自赏或论功行赏的心理，还有一种担当，因为“超级女声”从它问世的那一天起便连遭诟病，伴随着它鼎沸的名声和堪称奇迹的影响力，主流意识形态总是毫不吝啬其忧心忡忡，一些家有儿女的家长和关心祖国前途与命运的忧患人士，也一直在用他们的声音防范着“低俗文化”和一夜成名思想对下一代的侵蚀。
这种担心不无道理，因为当“超级女声”越来越火暴，便很快演变成一种社会性的群体事件后，湖南广电单方面对它进行掌控的能力，越来越弱，它似乎变成了一个无人看管的舞台，谁都可以上去“秀”一下或“献丑”一下。
我曾问过王伟，他该叫什么。
王伟笑笑，反问我，既然大家把该叫的都占了，我去争这种虚名有何意义？更何况这种称呼都是与领导职位直接挂钩的，而与你是不是曾经主导过、参与过并没有多大关系。
“超级女声”其实就是一档参与者众多的群体性娱乐节目，只是由于它开创性的意义和不可估量的影响力，才被人津津乐道或口诛笔伐，才被人拿来说事儿。
媒体曾经广泛流传，说四个男人捧红了“超级女声”。根据2006年4月27日《21世纪经济报道》的说法，“超级女声”的总策划是魏文彬，总指挥是欧阳常林，第一推手是张华立，另外一个男人自然是王鹏（该报未给他冠名）。
在上述按行政职位排序的榜单中，自然看不到王伟的名字，夏青和廖珂也没有。
他究竟算什么呢？那就看看他具体都做了一些什么事。
王伟说，如果非要一个定位，给我一个远房亲戚的称呼就行了，叫表舅表叔都可以，其实我也就是按照领导的指令完成了一份分内的工作，真的。在外面联系业务的时候，我会打“超级女声”的牌子，因为大家都知道嘛，可以省去很多口舌。去年湖南广电出了一本名叫《超级团队》的书，把我和我的团队比喻成丐帮，我觉得也还不错，挺像的。
衣着褴褛、拿着打狗棒到处要饭吃，这就是《超级团队》给王伟他们的定位？这是出于王伟内心的淡定还是一种无奈？甚至是一种自我奚落？旧天娱传媒对于“超级女声”的功劳或苦劳体现在2003年和2004年，那个时候是一个品牌的培育期，没有这两年的积累和推动，就不会有2005年的顶峰。王伟始终强调天娱传媒与湖南卫视这一强势资源整合的作用，认为这是把“超级女声”推上顶峰的一个重要契机。
中国有很多这种参与者众、突破了原有系统的工程，只要一被上级主管部门进行性质认定，其中的参与者便会在第一时间把功劳往自己身上揽、而把责任往别人身上推。
我初步认为这完全是在行政体制下的人才有的一种思维定式。把同样的问题放在现代企业制度下就非常简单，大家分工协作以追求公司的整体利润，事先有规划，事中有协调，事后能量化，论功行赏，奖罚分明。
王伟处在官、商两种色彩都有一点儿、又都不完全彻底的旧天娱传媒副总经理的位置。往左靠，想借“超级女声”的名声加官晋级或者做业务方便，可以理解；往右靠，他的这种超然物外的平淡态度，也可以理解。
其实这个问题并非不能解释，2005年的“超级女声”，曾经让湖南广电的主要领导面临前所未有的精神压力，魏文彬、欧阳常林乃至湖南省委宣传部、湖南省主要的党政领导，确实给了极大的支持，应该说功不可没，说魏文彬、欧阳常林是“超级女声”的灵魂，张华立是第一推手，一点也不为过。
而2004年的超级女声王鹏和王伟是项目的主要执行者，王鹏主内，负责与湖南卫视的组织协调；王伟主外，扮演了一个打头阵和游说合作伙伴的角色，他在2005年以前的作用，有点像把一个丑女嫁掉的媒婆。
我不知道如果换一个人是不是能够那么漂亮地完成任务。
王伟从这里开始显示善于寻找机会、游说别人以及强于执行的商家风范。
请允许我停下来发几句议论。
我的整体感觉是，湖南广电太缺乏具备现代企业管理素养、既善于天马行空地谋划又能脚踏实地执行的管理人才了。可怕的是我经常听到一种论调，就是湖南广电从来不缺人才。追究这句话最先是从谁嘴里说出来的意义不大，应该引起湖南广电高层注意的，是这种流言对员工的情感伤害，因为这句话的言论基础是把湖南广电管理层与它的数千名员工对立。
其实，这句话不仅荒谬而且可笑，实为井蛙之叹。一个单位或领导号称不缺人才，就像现代社会号称不缺能源一样，只能说明言者的刚愎自用和鼠目寸光。
湖南广电相比于其他省级同行，也许多了几个好的节目制作人和几个有影响力的节目主持人，但从它品牌运作和盈利能力的现状来看，如果不尽快解决经营管理人员奇缺的问题，它的竞争力必将逐步减弱，更不要奢谈实现优秀节目与利润最大化之间的良性转换，而这才是最令人痛心的一种资源浪费。
我从我们的老朋友“舞美师”那里找到了佐证。他在《揭秘湖南广电人才流失到哪些台》的文章中，十分详细的描述了近年来，湖南广电的五次最严重的人才大逃荒，上海SMG是一次，北京是一次，华娱卫视是一次，澳亚卫视是一次，旅游卫视是一次。他说：“面对这样的人才大流失，令人很痛心。不过值得庆幸的是湖南广电GBS并没有一蹶不振，而是越战越勇，不断地创造着奇迹。留在GBS的电视人个个名声大噪，红得不可收拾，遗憾的是，那些离开了芒果，离开了GBS的电视人从此湮没无闻！”
我先解释一下“芒果”是什么意思，那是湖南卫视的台徽，它最初曾被湖南的电视观众形象地叫着“马桶盖”。这篇文章泄露了“舞美师”的立场，我从此可能很难把他当成湖南广电的草根代言人。先别说留在GBS的电视人是否个个名声大噪，红得不可收拾，而离开了GBS的电视人是否真的从此湮没无闻，该仁兄所表现出来的幸灾乐祸，实在缺乏对那些流失者最基本的体恤与理解，他把自己打扮成了一个有失风度的“肉食者”。
他的“官方”立场使其一叶障目。
他难道不知道吗？安徽卫视、江苏卫视等一批省级卫视，早已缩小了与湖南卫视的差距，如果放任湖南广电人才流失，被人赶超将是分分钟钟的事。
幸亏魏文彬和欧阳常林都不这么看，魏文彬曾经说过，“我多拉一个人才，比我自己做十件一百件事还重要。”“在我们的观念中，‘庸人主流化、人才边缘化’是一种可怕的状况，一切人事制度的安排都要防止这种状况的发生，要有利于人才的进入并满足他们的尊严感，同时也要有利于庸人的退出并给他们造成挫败感。”
欧阳常林说：“我们处在市场经济时代，市场经济有三个关键词：人才、高科技、知识产权，人才排在第一位。所以我们要打造好的用人机制，有什么样的用人机制就会有什么样的人才和人才团队。对于利用人才，我们不能苛求，要察其能不恤其失，用其长不用其短。既要给新人成长的空间和环境，又要给责任和压力。”
湖南广电已经实施了多轮改革，欧阳常林局长上台伊始，也会使出不同的招式，以应对新的时局。我不了解的是，每一次“新政”的出台，到底是“长官意识”的灵机一动，还是其高层不断开会、集体讨论的结果，或者是基层不断呼吁、不断施压迫使管理层不得不“应对”？
在我看来，这远远不够，必须把内在的驱动与外部的力量完美地结合在一起，经过严密科学的可行性论证，才有可能求得最可能接近管理科学与市场规律的方案模型。在这个过程中，内在驱动不说，所谓外在的力量，起码应该获得独立思考、科学论证的授权；在涉及企业管理与市场对接的领域，则应尽量摆脱行政干预。
这是题外话。
让我们接着从王伟进入旧天娱传媒之后，有关“超男”“超女”的一些事儿说起。
王伟调去筹建天娱传媒以后，娱乐频道就把“超级男声”搁那儿了，没有人去想节目以外的事情。2004年3月，娱乐频道想来想去也没有什么别的新节目，就只好又做“超级”系列，上年不是做的“超级男声”吗，今年就做“超级女声”吧。
娱乐频道把“超男”“超女”和“星姐”三个节目划给了旧天娱传媒，让他们去运作。这一点我们前面已经提到。正是这个决定给了王伟一个亲自上场的机会。他是相信收视率的，比他的一些同事更看好“超男”“超女”这个节目，但他也没有想过有一天它会超级火暴。
“超男”的碟，王伟一直放在身上，一边注册公司的时候，就一边推广，他在总编室干过，做收视这一块在全国同行间还比较有名气，总被邀请去上课，他就利用这些机会都处宣传，感觉自己像个搞传销的。
上文提到过王伟跑上海附近的苏州、无锡、杭州还有南京的事，就是为了向电视台总编室主任、台长推销这个节目，希望能够做赛区。希望在无锡做一把、杭州做一把、苏州做一把，然后至少给新公司赚一点制作费。
可惜的是，王伟把碟播给他们看，却没有得到一个台长的认同。
王伟常常被弄得很没趣。
现在回过头来看这件事，完全没有必要为无锡、杭州、苏州的电视台台长们因为错过了与“超级男声”、“超级女声”的合作而遗憾，从地域上来看，它们受海派文化的影响，打动他们的节目，应该至少在电视画面呈现方面具备起码的精致；其次，一档电视节目在它的胚胎期或幼儿期，不是所有的人都能看到它的前景的。
我想再次明确我的观点：“超级女声”的火暴不是策划出来的、也不是像工业产品一样被制造出来的，而是很多机缘巧合的因素凑到一块儿之后的一次总爆发，那时它才会像传说中的财运一样，挡都挡不住。
对王伟来说，幸亏还有一点点意外。
不是他有意地把目光投向了西南边陲，而是恰好认识成都电视台的一个总编室主任瞿建宏，王伟便给他打了个电话，通过他又找到了成都台柳台长，柳台觉得还像那么回事，表示愿意找个机会好好谈谈。但这也仅仅是希望的曙光而已。
时间不等人，很快，就四月二十几号了，“超级女声”原定的启动日期一天天逼近。
就在这时，一个看似偶然的因素出现了。
湖南卫视也一直在寻找好的节目，欧阳常林此时刚担任湖南广电副局长、湖南广播影视集团总经理不久，当初他就是节目的审批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