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常媒·戒-第39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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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这个发布会，金涛光场地就看了不下于二十家宾馆，不是人家的会议厅不合格，而是金涛付不起租金，合同认定的金额在与北京、上海两地电视台的合作中搭进出得差不多了，剩下的钱他必须一块掰成两半儿花。
他们最后找了北京评剧院的演出剧场做新闻发布会现场，对方的朱总一直陪着他们，一起面对困难，一起想办法解决。新闻发布会持续了整整两个小时，金涛一干人和朱总一干人，均已连续十几个小时粒米未进。
新闻发布会很成功，天创的倪总请金涛他们吃地道的北京菜，酒过三旬，前期准备工作中所有的包袱和压力在一瞬间释放，两个大男人忍不住抱头痛哭。
他们是饭店当天最后一拔客人，当他们吃完饭之后拉开饭店两扇厚沉的门，看到了大街上流光溢彩的车灯路灯，再往后看，关了灯的饭店空寂而漆黑，他们那一伙人马上就要融汇在如梦如幻的城市之光里，竟有一种又甜蜜又酸楚的感觉。
活动如期结束，他们相聚在长沙金汇大酒店，天创的代表及董事长，甲乙双方全程参与的工作人员都来了，除此之外，还多了四个城市的优秀选手，整个大厅都是人，既象一个庞大的家庭，也象被同一个梦想神奇地召集在一起的同志和朋友，不是亲人胜似亲人。大家举杯同饮，庆幸一场小的战役终于结束，遗憾时光过得如此之快，甲乙双方已亲如手足却不得不分开。酒喝到一定氛围的时候，金涛和倪总又抱在一起，再次眼泪双流。
逐利是企业或商人的最高准则，但并不是所有的逐利行为都必须百分之一百地排斥情感。一场活动下来，金涛觉得两者完全可以兼容。不错，广州天创的利润是一双鞋一双鞋卖出来的，但他们为活动专门订制的限量版女鞋，很快在四个活动城市销售一空，让金涛倍感欣慰。
这次活动还是留下了遗憾，金涛他们曾经承诺要争取让节目在湖南卫视播出，但没有做到。一谈到这事，金涛满心愧疚。
金涛现在已经由一个纯粹的导演变成了项目经理，要求他既要制片又要管运营，艺术与市场，在他心目中必须一样远一样近。他因此而畏惧和抵触吗？
不。
金涛说，只要你真诚对人，真诚做事，不仅把合同写在纸上而且把它放在心里，你就能够找到朋友。生活与工作的意义，是你在物质利益之外，还能找到比它更重要的东西。
以前酒精过敏的金涛，现在只要跟朋友在一起便经常开怀畅饮，要的就是那股男人的豪气，要的就是活出真我的洒脱。他常说的一句话是，宁伤身体不伤感情。
他问我，你说我这叫不叫很傻很天真？
第七节 邹高峰的高峰男儿当自强
邹高峰对父母有一种感激之情，原因之一是他们把他生在了马年。
这是一个很孩子气的理由，但邹高峰说得很认真。
命相书上说：属马的人性格中前后矛盾的现象产生于多变情绪。属马人情感内向细微的变化常不被人注意，也就是说，属马人靠着自己对事物的直觉去行事。若要属马人解释自己的直感及对事物进行的推理分析是不可能的。但每当一项活动处于发展阶段，属马人那令人赞叹的潜在能力便会推进这项活动深入开展。属马人经常一人同时从事多种活动，而且能较好地控制局面。属马人一经做出决定，便毫不犹豫地投身于事业之中。人们看到这种人要么是东奔西跑地忙于事务，要么疲惫不堪地躺倒。属马的人总是富有激情而勇往直前。
大学经历跟一个人的成长密切相关，对邹高峰来说也是。邹高峰上的大学是吉首大学，位于湘西边陲，不要说跟清华北大没法比，就是在湖南，排名也不靠前，有时候甚至需要降分才能完成招生计划。但邹高峰对自己的母校不是看不起，而是充满敬仰，认为在那个环境中学到了很多东西。如果你知道了那个学校的校志，说不定也会对之肃然起敬。它的校志是“不以校名人，要以人名校”。我得说相比于其他高等学府那些假大空的政治口号，这个校志充满了自尊自强的激励精神。何况吉首大学的毕业生中还真的出了不少名人，比如说杨正午和龚曙光，前者曾任湖南省省长、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后者现在是湖南省出版控股集团董事长，是中国出版、传媒界数得出的强人，不仅一出手就把《潇湘晨报》办得名震全国，其旗下的出版集团也即将整体上市。
榜样的激励让邹高峰有了奋斗的目标，但并不意味着作为在校大学生的他没有危机感。邹高峰1998年入学，是吉首大学第一届新闻专业的学生，这个专业是学校里的实验田，邹高峰和他们一班的同学就是实验品，老师也就比他们大四五岁，因为没有教学经验而显得很低调和谦虚。怎么办？大家一起摸索吧。邹高峰属马人的性格开始崭露，东奔西跑找电视台实习，牵头在学校里办话剧社团，筹办学校电视台等等。
值得一提的还是跟当地一些电视台的合作。合作太好听了，其实就是为电视台提供一群免费的劳动力，全班42个人，每周分批到电视台新闻部去，干什么？替人家打开水搞卫生，运气好的时候可以替人扛设备，能够被人呼来唤去似乎就是机会，因为能够亲眼看到别人怎么做新闻。
邹高峰刚读完大一期就被送到部队里去了，湘西武警部队，利用寒暑假象新兵一样接受严格的军事训练。被学校选拔送来的学生不到二十人，他们的任务非常明确，训练合格以后回校负责下一届新生的军训。那是一段难忘的日子，教官完全把他们当成了新兵蛋子，口令动作不到位，轻则批评教育，重则打骂体罚，没有什么客气可以讲的。教官对邹高峰说，你知道怎么喊立、稍息、一二一吗？对着一排树练去吧，等到你练得中气充足、正字腔圆、声音洪亮并且那些树都能向左转向右转齐步走了，你就合格了。
这没有难倒刚刚成为预备党员的邹高峰，在体能方面，他带着一种自虐心理磨炼自己，觉得连苦连累都吃不消，那还叫男人吗？在为人处事方面，他学习与人沟通的技巧，特别注重团队关系。他背后的动机非常明确，把大学当成一个全面锻炼自己的机会，大学毕业以后他必须在省城长沙的电视台找到工作。
我问他为什么一定得是长沙而不是北京上海或者广州深圳？
邹高峰说他不能太好高鹜远，其所以选择长沙，一是因为那时电视湘军在全国已小有名气，自己只要找到机会一定能有一番作为；二是他不能离家太远，来自衡阳农村的他家庭条件并不好，上有一个姐姐下有一个妹妹，他必须尽早工作以减轻家里的负担。正是第二个原因让他放弃了留校和研究生考试。
2001年邹高峰大学毕业之前已经在湖南经视实习了几个月，临找工作的时候他有三个志愿，第一是湖南经视，因为跟台里的人多少有些熟悉，人家对他也多少有了些了解；第二是湖南卫视，因为他听说那里在招人；第三是湖南公共频道，那是一个新组建的频道，因为基础薄弱相对来说可能更有机会。优秀大学毕业生邹高峰后来将第三志愿作了主攻目标，因为前面两个台人才济济，即使进了前两个频道恐怕也得跟在人家后面干上很长时间，进湖南公共频道就不同了，在一个相对弱势的平台自己更容易脱颖而出。邹高峰比普通的大学毕业生显得成熟和有社会经验，他直接去找台长，台长一眼就看中了他，一上班就让他独当一面。
一开始是做一档国际新闻节目，做节目编辑，没有新闻资源也没有像《都市一时间》那么强的阵容和良好的设备，怎么办？他们就找差异化，别人有的、已经做得很好的，不能跟人家硬碰硬，必须另辟蹊径，寻找别的强势媒体进行横向嫁接。邹高峰当时已是主创人员，找到了跟新华社湖南省分社合作的机会，专做国际新闻，叫《新华国际》，到2003年的时候，在省内已经做得很有些名气了，适逢伊拉克战争爆发，全世界的目光都投向那里。邹高峰带了四个编辑，加自己加制片人总共六个人，每天必须保证半个小时的播出时间，工作量和劳动强度相当大。他们的节目不仅是资讯的简单传播，还注重与观众的互动，每天通过手机发信息关注他们节目内容的人都要超过十万人次。当时有个记者叫苏小波，他是新华社驻伊拉克的记着，战争开始之后到了多哈，他是湖南人，当时所有的新闻稿都是他提供的，来自于战争第一线的实时新闻，非常难得。那时可以说是举全台之力在办这个节目，不管是台长还是邹高峰节目组的人，都可以在台长办公室与前线记者连线。一有重大新闻还经常半夜被拉起来，又苦又累，可是觉得特别有激情。
这个节目并不纯粹是对现存资讯的编辑，还是带有一定的策划含量的，体现了邹高峰独特的视角和创意能力，这一点让他们台长很欣赏，有意提拔他做都制片人，就做国际新闻。
那时频道成立了一个新的栏目，叫公共新闻网，可以做本土新闻。栏目刚刚创办，正在频道内招兵买马，我们熟悉的金涛已经在那里工作。
邹高峰这时再一次面临选择：是等着做制片人，还是到那个栏目组去？
这期间邹高峰抓了一个热点题材：保卫钓鱼岛。热血青年给台里打报告，希望能亲自上船作现场直播，可惜没有被批准。参加这个活动的有湖南大学的一个旁听生，邹高峰联系上他，让他带上摄像机拍了素材回来，他们据此做了一集《保卫钓鱼岛》，获得了省内当年度新闻二等奖。
经过短暂的犹豫，邹高峰决定放弃做国际新闻。他是这样考虑的，国际上不是每天都有重大事件发生，作为一个省级非主流电视台的国际新闻栏目，每天做的工作主要还是一些编辑性的，审审稿呀，把把关呀，秩序编排一下呀等等，很少有创造性和挑战性。另外一方面，邹高峰的梦想是做新闻记者，直面社会、深入生活，仗义执言、舆论干预，邹高峰心目中有成为无冕之王的隐秘情结。
就这样，他跟金涛成了同一个栏目组的同事，两个人一个办公。
进去以后才发现，那个栏目虽然是新栏目，记者也是一些新记者，但他们每天想的东西和他不一样。很现实，很功利，很实用主义。电视台员工的正规工资并不高，邹高峰从起点工资500元拿起，拿到了1600元，大家都把心思放在跑时事新闻上，最爱跑企业那条线，记者改善经济条件主要靠红包收入，这在行内行外都是公开的秘密。
但红包也不是那么好拿的。
有一次喜力高压锅在长沙搞新闻发布会，通过广告部找到邹高峰，他们就去了。按行规，应该是签到的时候发红包，但那次没有，说要等他们做完采访把稿子写出来了以后才给。真到了那个时候，对方又只给了两个红包。邹高峰提醒他，他们去了三个人。那人说我知道你们来了三个人，但红包这会儿只能给两个，要想拿到另一个，得等片子播出来以后到他办公室去拿。邹高峰当时非常生气，把红包丢给他，说钱不要了，稿子也不发了。
这件事让邹高峰一下子明白了记者在别人眼里的地位：你们狗屁不是，为了区区几百块钱，就得忍气吞声，就得出卖自己的人格尊严和职业操守。
他想到每一次面临这样的机会时同事的态度：生怕别人多拿了而自己少拿了；拿了红包回去还要忍受别人的冷嘲热讽，感觉特别不是滋味，心里很难受，难道自己一辈子的理想就是以这样的方式混饭吃？
后来邹高峰就跟台里说给我两个人，我们自己弄一个记者组，把专题报道做起来。
台里也想提高新闻栏目的力度和影响力，便同意了。
邹高峰给他们自己的定位是针砭时弊，选择带有负面性的事件做深度报道，换一种说法就是舆论监督，叫揭黑也行。
从此以后，邹高峰他们就再没有红包可以拿了，有时候甚至还得让自己的生命处在一种极度的危险之中。
让我们从郴州临武的那次采访谈起。
郴州因其矿产丰富，有“煤炭之乡”、“有色金属之乡”、“非金属之乡”之美称。与此相随的，竟然是郴州地区经年猖獗的非法违法采矿选矿活动。掠夺式开采、资源破坏与浪费、安全事故、环境污染等问题越来越多地暴露出来，以至多年以来郴州各级政府的监管和执法部门陷入屡次整治屡次反弹的“怪圈”。以“护矿队”名义存在的黑恶势力也应时而生。黑恶势力与黑恶势力、黑恶势力与合法矿山因争夺矿权的械斗事件时有发生。从新闻来源的角度来说，郴州总是“猛料”不断，后来终于因原市委书记李大伦、原市纪委书记曾锦春等人的相继落马而再次“饮誉”全国。
2004年，郴州市临武县某煤矿发生了执法人员与“护矿队”冲突事件，引起了媒体的关注，湖南公共频道也作了报道，但邹高峰觉得深层的东西应该不会那么简单，想就整个事情对那个地方带来的正负两方面的影响做一次深度调查。
开始一切顺利，很快便连续发了四篇报道，其中有一篇是关于路的。俗话说大路朝天，各走一边。可是临武的路常常一边是好的，一边是坏的。进临武的全是水泥路，是好路，可是出来的全是坏路，为什么呢？因为进去的车是空车，出来的车全是拖煤和矿石的车，而且一般都超重，时间一长，就把路压坏了。
邹高峰就顺着这个线索做了系列报道，包括非法改装车，包括煤矿里那些非法开采呀、官商勾结呀之类的东西。
事情发生在采访某煤矿之后跟当地镇领导沟通的时候，闻风而来的矿老板带着二十多个“护矿队”队员围住他们，把刀架在摄像师的脖子上，逼他交出照片和录像带，否则就不让他们离开。
邹高峰他们被扣押了40多小时。
邹高峰对着煤矿老板说，扣押记者，限制我们采访可是很严重的事情，你不要因小失大。又对镇领导说，我们下来采访，县委宣传部市委宣传部包括省委宣传部都知道，如果我们有个三长两短，他们都会找你要人。后来公共频道主管新闻的副台长闻讯，连夜和县公安局局长一起来到镇里，才把他们解救出来。那些“护矿队”队员真是胆大妄为，即使在这种情况下，还是在争吵和推搡中把摄像师的牙齿打掉了。
考虑到对当地政府形象的影响，邹高峰他们被扣事件并没有被公开报道，只是作为内参被呈了上去，后来那个镇的镇领导和煤矿老板都得到了处理。
其实，2002…2005年临武县发生了多起“夺矿案”和“涉矿案”，而其事实真象直至2007年上半年才相续浮出水面，这些案件又牵出了原临武县政法委书记刘爱国、原国土资源局局长欧书义、原公安局副局长邝献勇等人，该县县长曹立耕也被“双规”。
象这种比较严重的事件背后往往都有黑恶势力作为“保护伞”，“矿乱”中关系网盘根错节几乎是一种共性。新闻记者到郴州属地采访被威胁、就象一场生命历险的事也并不鲜见。直到2008年1月11日，中共郴州市委办、市政府办向所辖各县市、区及市直机关单位等转发了市委宣传部的有关文件，并对外公布将设立“舆论监督奖”，“专门奖励主动把舆论监督线索交给郴州调查处理或通过舆论监督对郴州工作产生重大推动作用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