景山的晚风-第40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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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兵枢要职空缺，而朝中诸臣中也无合适之人，崇祯帝便想到了杨嗣昌。此时正好田贵妃之父田弘也上疏称赞杨嗣昌之才，于是崇祯帝便正式下诏，任命杨嗣昌为兵部尚书。　　　　
　　　　崇祯十年（1637）三月，杨嗣昌抵达京城，崇祯帝立即召见，君臣相见甚欢。崇祯帝认为自己终于找到了一位能敢作敢为、能以宏大的气魄彻底解决多年祸患的能干之臣，因此他屡屡召见杨嗣昌，商讨军国大计，并予以绝对的支持。如此知遇之恩，也使得杨嗣昌决心一倾其才，竭尽全力为崇祯帝出谋划策，排忧解难。　　　　
　　　　不久，杨嗣昌便向皇帝和盘托出了自己的宏大计划，即“四正六隅、十面张网”之战略。“四正”，即陕西、河南、湖广、江北4个地区，此4区被作为正面战场，由当地巡抚主剿。“六隅”，即延绥、山西、山东、江南、江西、四川，此6地被作为辅助战场，由该6地巡抚分防协剿。以此“四正六隅”，形成“十面之网”，由总督、总理协调。这一计划，是朝廷主动出击的攻势计划。杨嗣昌企图步步围逼攻剿，把农民军一网打尽。　　　　
　　　　杨嗣昌与洪承畴有明显不同。洪承畴老于世故，对农民军能剿则剿，不过分强求，有时甚至是抱着“知其可为而不为之”的态度。杨嗣昌则不然，他具有盲目的自信心理，不讲条件，不看主客观形势，总以为只手也可力挽狂澜。不过，他的这种态度，崇祯帝当时实在是太需要了。　　　　
　　　　为了贯彻这一计划，杨嗣昌一方面议兵议饷，一方面物色人选。　　　　
　　　　杨嗣昌建议增兵12万。其中：凤阳和泗州祖陵官兵5千，承天祖陵官兵5千；陕西三边总督官兵3万，总理军门官兵3万，作为追剿之用；凤阳、陕西二巡抚官兵各1万，湖广、河南二巡抚官兵各1万5千。　　　　
　　　　为了应付新增官兵的军饷开支，杨嗣昌要求增饷260余万两。户部尚书程国祥则认为至少需要280余万两。这笔饷银，崇祯帝当然是拿不出来的，因此杨嗣昌建议按田亩加派。但其具体办法，却与卢象升不同。卢象升主张让地主、富户承担重头，而杨嗣昌却主张依田亩一体均输，不计贫富。崇祯帝接受了这一主张，并于崇祯十年（1637）四月正式下诏加征剿饷。剿饷之征，可谓是饮鸩止渴，给本已艰难的穷苦小民加上了重压，朝廷因此也大失人心。北京城里的百姓甚至称崇祯为“重征”。　　　　
　　　　杨嗣昌还竭力推荐两广总督熊文灿接替王家桢为总理。他上疏说：　　　　
　　　　“臣思总理一官，与总督专任剿杀，须得饶有胆识，临机应变之才，非现任两广总督熊文灿不可！”　　　　
　　　　熊文灿何许人也？　与他素无交往的杨嗣昌，为什么却要如此力荐呢？　　　　
　　　　熊文灿，贵州永宁卫籍，万历三十五年（1607）进士。崇祯元年（1628）被任命为福建布政使，不久升任福建巡抚。在巡抚任内，他成功地招抚了海盗郑芝龙，得以升任两广总督。后又借郑氏之力，平定了海盗刘香，一时声誉鹊起。崇祯四年（1631），徐光启曾向崇祯帝推荐过熊文灿。后来，崇祯帝为了了解熊文灿其人，曾以赴广西采办药材的名义派出一位亲信太监，赴广东密访。熊文灿不明真相，自然不敢怠慢，不免馈送宴请。没想到他酒后一时失言，竟把自己从两广总督这个肥缺位置上推到了中原火山口。事情经过是这样的：　　　　
　　　　一日熊文灿宴请太监。席间太监谈到了日益严重的中原形势，连称无人能为朝廷出力。已有几杯酒下肚的熊文灿，听到此言，故作姿态，竟拍案而起，大声骂道：　　　　
　　　　“诸臣误国！要是我去，怎么也不会弄成这样！”　　　　
　　　　太监见到熊文灿义形于色，正中下怀，便推心置腹地告诉他实情：　　　　
　　　　“我此行目的，并不是赴广西采办，而是奉旨来专门考察你的。此事非你不可！我这就回去覆命，圣旨很快就会下来，你赶快早作准备。”　　　　
　　　　熊文灿没想到竟有此等巧事，深悔失言，连忙补救，举出“五难四不可”等客观原因，希望能推辞掉此职。太监听后笑道，这些事等我见了皇帝后立即帮你请求解决，如果皇帝能不吝答应，你也就不能推托了。　　　　
　　　　太监回京后，果然如实汇报，崇祯帝便有了重用熊文灿的念头。杨嗣昌见此，也就投其所好，力荐熊文灿出任总理。　　　　
　　　　崇祯十年（1637）十月，杨嗣昌准备就绪后，便正式上疏，提出了“下三月苦死功夫，了十年不结之局”的所谓“三月平贼”的狂妄计划，经崇祯帝批准后正式下达。　　　　
　　　　杨嗣昌的计划，十分详细。其主要内容是，以河南、陕西作为主战场，并彻底切断陕、豫之间的联系，防止两地义军合流。具体分工是，陕西巡抚扼守商、洛，郧阳巡抚扼守郧阳、襄阳，湖广巡抚扼守德安（今湖北安陆）、黄安（今湖北红安），安徽巡抚扼守英山、六安，凤阳巡抚扼守住颍州、亳州（今安徽阜阳、亳县）。同时，应天巡抚应堵住太湖、潜山一带，江西巡抚应堵住湖广之黄梅、广济一线，山东巡抚南下堵住徐州、宿州等地，山西巡抚应截住河南陕州（今陕安）、灵宝一线，保定巡抚应前推至河南延津一带。　　　　
　　　　各地守住之后，由总理提督边兵，监臣率京兵禁旅，河南巡抚率左良玉、陈永福等部，合剿中原。如果陕西的闯王、过天星诸部杀出潼关，则洪承畴应率左光先、曹变蛟、祖大弼等部进入河南作战。　　　　
　　　　杨嗣昌的计划，首先遭到了陕西巡抚孙传庭的反对。他认为，各边精锐已经调空，各地民膏也已刮尽，增兵加饷只能是句空话，而且农民军的主力集中在陕西，因此应先集中力量解决陕西的问题，只要陕西一定，各地的农民军自然就会平定。　　　　
　　　　


第七章　深谷寒风熊文灿的抚局（2）

　　　　孙传庭的看法，代表了陕西将领的立场。洪承畴、孙传庭等秦将，与杨嗣昌是有矛盾的。不过，他们也明显感到了杨嗣昌的压力。尤其是李自成等部突入四川，朝野纷纷指责洪承畴有意纵寇入川后，洪承畴更是日子难熬，惟有竭尽全力，加紧拼杀。至崇祯十一年（1638），洪承畴、孙传庭基本击溃了李自成部，总算是保住了面子。　　　　
　　　　就在洪承畴在川、陕拼杀时，熊文灿也想竭力做出点成绩。不过，熊文灿本钱不足，无法像洪、孙那样风光，无奈之下，他又施出了旧法，最终酿成了大祸。　　　　
　　　　熊文灿走马上任后，请求以左良玉部6千为亲兵，另外招募了2千粤人和精通火器的“乌蛮”作为自卫。十月，熊文灿到安庆。左良玉不大看得起他，更不愿受其节制，便纵兵与熊文灿的卫兵发生冲突。熊文灿只得把那些粤兵和乌蛮兵遣开，而左良玉也不受其节制。无兵可调的熊文灿，只得再请调边兵。朝廷便把冯举、苗有才部约5千人拨给熊文灿。　　　　
　　　　熊文灿自江北进击湖广后，便在通衢大道上张贴招降告示，劝张献忠、刘国能投降。十一月，熊文灿到达了广济（今湖北蕲春东南、黄梅之西）后，便正式上疏，一方面提出冯举、苗有才的5千之兵，人少势弱，请求增调边兵，另一方面又说什么蕲春、黄梅一带，农民军在此活动已近一年，原因就是此地野有鸡鹜，食有稻粮，沿江一带物产丰富，所以招来了农民军。他竟然建议，如果把百姓移入城中，坚壁清野，使农民军得不到给养，则肯定不战而退。　　　　
　　　　崇祯帝阅后大怒，连斥熊文灿是在“玩寇”。杨嗣昌也是哭笑不得，但仍为熊文灿辩解，并增调了真、保、山西之兵3千人给他。　　　　
　　　　熊文灿此举，虽遭否决，但从中已能看出他想用非军事手段解决问题的企图。　　　　
　　　　熊文灿确实想用招降的办法来不战而胜。在他看来，武力解决困难重重，不如走偏锋，用招安之法瓦解农民军，说不定事半功倍。他也有这方面的经验。早在崇祯元年（1628），他就成功地招降了海盗郑芝龙，立了大功。崇祯七年（1634），熊文灿曾试图招抚海盗刘香，没有成功，还受了处分。不过，熊文灿并未因此而放弃此道。到了湖广，他便又想再试此法。　　　　
　　　　据说熊文灿赴任时，曾专程上了趟庐山，去拜谒熟识的僧人空隐。空隐见他就说：“公误矣！”熊文灿急忙令人退避，询问原因。空隐说：“公自度所将兵足制贼死命乎？”意思是说你自己估估你自己的兵力能否剿灭农民军。熊文灿连说不能。空隐又问他：“诸将有可属大事，当一面，不烦指挥而定者乎？”意思是问手下是否有独当一面的大将。熊文灿对此也无把握。空隐一针见血地指出，兵将既不足于剿灭农民军，而皇帝却仅以空名把你推到这样的位置，一旦失败，则必诛无疑。熊文灿听后，呆立良久，然后冒出一句：“抚之如何？”空隐答道：　　　　
　　　　“吾料公必抚。然流寇非海寇比，公其慎之！”　　　　
　　　　空隐似乎早已算定熊文灿的命运，并警告他流寇不同于海寇，要慎之又慎。然而，面对重重困难，熊文灿仍决意以抚代剿。　　　　
　　　　崇祯十年（1637）年底，熊文灿即派生员卢鼎进入张献忠、刘国能营内招降。张献忠一面表示愿意接受招安，一面却犹豫不决，把队伍经安陆移到承天（今湖北钟祥）、襄阳地区。　　　　
　　　　春节前后，太监刘元斌在10天之内，连续两次向朝廷上疏，报告张献忠愿意接受招安的信息。　　　　
　　　　正月初九日，张献忠部移驻湖北谷城（今湖北谷城），将闯塌天的部队赶走，并发布告示，说什么“本营志在匡乱，已逐闯兵远遁。今欲释甲归朝，并不伤害百姓”。同时，拘集当地绅士为他具结担保，要求朝廷同意招抚。　　　　
　　　　就在张献忠积极准备接受招抚时，闯塌天刘国能却先行了一步。崇祯十一年（1638）正月，刘国能在湖广随州（今湖北随县）正式向朝廷投降。　　　　
　　　　刘国能是与张献忠、李自成同时造反的，而且此时的实力已与张献忠不相上下。但他的情况与其他首领又多少有点不同。他本是位庠生，家庭也较富裕，当初卷入造反浪潮，多少带有点偶然性。数年来，虽转战南北，稍具势力，但毕竟仍是流寇，且前途渺茫，既谈不上建功立业，也不能回乡安居，与张献忠等更是矛盾重重，因此便产生了改悔之意。朝廷招安，无疑是一条生路，加上他母亲也力主投降朝廷，于是便决意立即归附朝廷。　　　　
　　　　刘国能的归附，令熊文灿喜出望外。熊文灿立即为他向朝廷乞请赦罪，授予守备职衔，隶属左良玉指挥。刘国能也是知恩图报，竭尽全力为朝廷服务，终于在崇祯十二年（1639）被破格提升为副总兵。　　　　
　　　　刘国能的投降，对湖广的局势产生了很大影响。刘国能当时有部众五六万人，是农民军的主力。刘国能一降，朝廷顿失重负，官军不仅信心大增，而且更能集中力量攻击其他的农民军，局势因此大变。　　　　
　　　　四月，张献忠在谷城接收了朝廷的招抚。　　　　
　　　　刘国能一降，张献忠明显感到了压力，加紧了投降的步伐。他得知熊文灿贪财这一信息后，便派孙可望拿着两块1尺多长的碧玉和两枚直径逾寸的珍珠献给熊文灿。这一招果然有效！熊文灿立即上书朝廷，建议招抚张献忠，并派张大经为其监军。　　　　
　　　　张献忠是位老谋深算之人，深知受抚仅是权宜之计，不论是真降还是假降，保存实力最为紧要。于是，他利用熊文灿等人急于招抚的心理，辅之以行贿等手段，与朝廷讨价还价。　　　　
　　　　他坚决不遣散部众，更不愿交出兵权。在乞抚之时，他不说“解散归农”，而是称带兵万名“剿贼自赎”。当熊文灿要调他4千兵马时，他却又以“安集未定”为借口，不肯奉命。　　　　
　　　　当时并不是没有人看出其中的问题。兵部尚书杨嗣昌就很担心张献忠可能是假降，弄不好要养虎贻患，所以他主张要张献忠先袭杀李自成或老回回（马守应）后，方许招抚，否则就应借此机会“厉兵剿杀”。不过崇祯帝却在太监刘元斌和总理熊文灿的影响下，惟恐剿之不胜，错过了招抚的机会。于是崇祯帝便当面驳斥杨嗣昌道：　　　　
　　　　“岂有他来投降，便说一味剿杀之理？”　　　　
　　　　皇帝的话自然是一锤定音，没有人敢再罗嗦。　　　　
　　　　三月二十五日，郧阳巡抚戴东旻造报了招献忠部的花名册，其中解散归农的约1万8千人，精兵约1万1千人。　　　　
　　　　张献忠就抚后，把大营安扎在谷城外10余里的白沙洲，造屋买地，定居下来，并派兵监视谷城。　　　　
　　　　对这种情形，朝廷中不少官员表示担心。有人主张把张献忠部调至前线作战，也有人主张予以彻底遣散，以免后患。最后还是崇祯帝发了话，说张献忠在谷城“造房种田，正是招抚的好处，又要遣散往哪里去”。　　　　
　　　　有了这句话，张献忠便能在谷城立住脚了。张献忠派人去北京，遍行贿赂，以求支持。对熊文灿等地方大员，更是大献媚心。他向巡抚林铭球行跪见礼，求封总兵职务，但又不到驻地襄阳驻防。兵饷不足，他就自立关梁征税，并抄没豪绅大户家产。张献忠显然想通过招抚成为一方霸主，并不是像刘国能那样死心塌地地投降。　　　　
　　　　朝廷竟然能容忍这种局面，真不知是自身无能、腐败，还是张献忠神通广大！　　　　
　　　　对张献忠的所谓成功招抚，大大鼓励了熊文灿等主抚官员。熊文灿积极派人去招抚曹操（罗汝才）、老回回（马守应）、射塌天（李万庆）、革里眼（贺一龙）等，其手法也相当妥协、软弱，以至于当时不少人讥笑他的做法是在“求贼”。　　　　
　　　　至崇祯十一年（1638）五月，一度战火又起，双方互有胜负。　　　　
　　　　但是，随着李自成在陕西战败的消息不断传来，湖北、河南的农民军首领开始动摇。　　　　
　　　　十一月，罗汝才率一丈青、小秦王、一条龙、过天星、王国宁、常国安、杨友贤、王光恩等首领，从均州（今湖北均县）上了武当山太和宫，向太监李继政投降。李继政移文熊文灿，熊文灿立刻派人招罗汝才等至襄阳，大宴于官署，并奏授罗汝才为游击，分驻其众于上津、房县、竹山、保康、南漳等地。但罗汝才不肯受官领粮，愿为山农耕稼过活，并暗中与张献忠来往。　　　　
　　　　早在此年的七月，顺义王就已在河南信阳投降。不久，射塌天李万庆也在河南投降。　　　　
　　　　一时之间，农民军投降之风盛行。即使没有投降的，像马守应、革里眼（贺一龙）、左金王（贺锦）、刘希尧、蔺养成等（即革左五营），也由于势单力孤而进入低潮。陕西方面的李自成等部，也被彻底击败，不成气候。10年以来一直困扰朝廷的内乱，至此似乎已得到初步平息。　　　　
　　　　其实，这仅仅是表面现象。内乱并没有彻底解决，只不过是暂处低潮。只要一有风吹草动，时机成熟，那些暂时归顺朝廷的首领必将卷土重来，再树大旗。后来的事实，也充分证明了这一点。　　　　
　　　　为了照顾到整体性，这里必须先叙述一下清军方面的情况。　　　　
　　　　


第七章　深谷寒风卢象升战死疆场（1）

　　　　崇祯九年（天聪十年，1636）四月，皇太极在盛京（今沈阳）正式登基即位，建国号大清，定年号为崇德，仍以盛京为国都。　　　　
　　　　皇太极建元立国，充分显示出他将与大明朝争夺天下的决心。自此以后，他展开了一系列攻势，与明朝进行决战。　　　　
　　　　崇祯九年六月底，勇敢善战的阿济格率领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