流浪金三角-第36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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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切困难在我见到我的泰国翻译兼向导小米之后迎刃而解。
小米是那位允诺支持我到金三角采访的丰先生的小兄弟。小兄弟是中国人的客气说法，香港话就是马崽，跑腿打杂的小伙计。丰先生向我介绍，这孩子姓米，也是金三角出来的，小难民一个，由他陪同我全程采访。按照惯例，由我支付他全部费用和佣金，换句话说，我是雇主，他是雇员。我抬眼看看他，这位向导兼翻译正在悄悄打量我，他的目光很躲闪，一碰上我的眼睛，就赶快垂下头，不说话，一副很懂事很谦卑的样子。
当时我身穿一件多口袋摄影背心，斜挎一架俗称“掌心雷”的微型家用摄像机，一架全自动照相机，还有一只多用途采访包，里面装着美元、人民币、泰铢、护照和采访本。那种武装到牙齿的模样，简直像架无坚不摧的“阿帕奇”直升机。不知道这副行头在小米眼中产生了何种印象，总之我从他的眼神中看出他对我很是敬畏，甚至都有了崇拜的意思，于是我自己很满意这种效果。当然后来我才彻底明白，这不过是我的错觉，我用大陆人的思维和价值标准来判断这位已经彻底异国化的年轻华人，真是自作多情大错特错了。
小米个子不高，眼球略微有些外突，不知是不是患有轻度甲亢，总之同当地人相比模样还算清秀。他的皮肤又白又细，像江南女孩子，一看就知道不是金三角土著。他告诉我，今年十九岁，懂得泰语、缅语，因为是华人，近年中国大陆旅游团激增，所以他就出来做导游。他还没有取得导游资格，也就是说是个非法打工的“野导”。他没有学历，也没有学习过任何导游课程，唯一优势就是懂中国话（不会读、写），有些利润较低的团队就让他这样的“野导”去带，赚取一点微薄薪水。
我问他为什么不上学，好好学一门本事？他老实告诉我，没用，除非到外国去念书，泰国人不喜欢念书，活着就拼命挣钱享受。
小米留着现代都市青年流行的中分头，穿长袖衬衣，长裤，领口袖口都紧扣，唯一裸露的是一双赤足，穿拖鞋。曼谷天热，大概这样不伦不类的打扮在曼谷下层青年中很流行。他的行李极简单，简单得令我瞠目，一只空空如也的塑料旅行包往车上随便一扔，里面几乎没有东西，连换洗衣物和漱口洁具也没有，至少后来的旅途中我从未见他漱口和打扫个人卫生。
小米属于性格内向的人，话不多，常常从眼角看人，如果你的眼光偶然与他对视，他就赶快躲开，像只受惊的老鼠。如果你不说话，他也不吭声，影子一样跟着你，所以你一定得先开口他才说话。我不知道他怎样当导游，总之我想象不出一个不爱说话的导游如何才能使一大群游客满意。泰国是个自由经济国家，文化背景不同，没有政治思想工作和领导关怀，没有开会学习和各级党团组织“五讲四美”，到处是寺庙、吸毒、妓女和性病，小米这样的年轻华人，放任自流会造成一种什么后果呢？就像搞胎胚移植或者研究新品种，至少我对这个话题是抱有浓厚兴趣的。
当晚我们租用一辆开往泰北金三角的通宵汽车，小米头一歪，靠在我身边就睡着了，梦中发出很响的磨牙声。
小米实在是个有趣的青年。
他的有趣之处在于，我们始终处在一种猫捉老鼠或者老鼠玩猫的连环游戏中。进入金三角头一天，他径直把我领到美斯乐，拜会曼谷丰先生的父亲丰老先生。晚上我被安排在一处风景优美的山顶，叫“美斯乐丽所”的花园旅馆下榻，旅馆建在树林里，空气中弥漫着阵阵草木潮湿和雨季发霉的阴冷气息。初来乍到，我像个瞎子，听凭小米安排。他把我领上一座山顶，我觉得不妥，提出要住在村子里，他却表现得异常固执，坚持要我住在山上，我只好屈服住下来。晚上我才发现，这座偌大的山林旅馆居然只有我一个客人，黑夜包围树林，安静得能听见蛇在树枝上咝咝游动，而村子的灯火好像远在天边。我不禁打个寒颤，这不是等于把我隔离或者囚禁起来。我不明白这是什么意思，高处不胜寒，我来金三角是为了隔离吗？我估计小米的年轻大脑产生不了这样老谋深算的主意，不知道那些人用意是什么，总之不是好兆头，但愿是我庸人自扰。
第二天我单独采取行动，自己搬下山去，住进一家叫中央旅社的小旅馆。接着我以一种前所未有的疯狂激情开始采访工作，足迹遍及方圆数百里山区，追踪历史线索，采访各种人物，实地考察调查，内容无所不包。有时一天要采访十多个人，考察若干处重要历史遗迹和纪念地，早上五六点钟起床，深夜才能休息。小米的职责是提供向导和翻译服务，我认为他还是个称职的雇员，他向别人借了一辆小摩托车，常常天亮就开来，先载我去饭馆吃早饭，然后按照当天计划出动采访。如果去附近地方，就由小米载我去，如果出远门，则包租司机小董的汽车。如果我工作未完，或者因采访耽误吃饭，小米就会耐心地等在我的门外，也不催我，等我工作完毕然后一道吃午饭或者晚饭。
渐渐我知道小米不喝酒，也不抽烟，只对吃饭看得很重要。“民以食为天”，这是个重要真理。他家住在美斯乐村子里，一间普通的铁皮房子住着三代人。我从他口中得知他有个母亲，是个寡妇，父亲在他几岁时去世。爷爷从前也当兵，死得更早，还有一个老奶奶，也是寡妇。母亲每天到村口学校卖豌豆粉，挣一点微薄收入，他下面还有两个妹妹，所以日子过得很苦。因为他的饭钱和工资由我出，所以他很在乎吃饭这件事，不止一次他来催我吃午饭或者晚饭，结果我发现他已经很有气魄地把一群狐朋狗友邀请到饭馆里，围着桌子坐起来，只等我这个雇主到来付饭钱。我看出这个举动于他很有面子，所以常常也就慷慨地成全他。
小米向当地人介绍我是作家，他为我工作，言语间流露出自豪，让人觉得我是个有身份的人物。一段时间，他寸步不离地跟着我，替我介绍采访对象，安排日程、行程和车辆，从这个意义上说，他又很像我的秘书。他似乎特别乐意这份秘书工作，很殷勤，也很卖力，直到有一天，我偶然发现他替我付的车费，价钱至少是当地市价的两倍。这个发现让我大吃一惊。我很快便弄明白，凡他经手的开销，价格均居高不下，我虽然不是生意人，但是我也能猜到他从中做了什么手脚。经过短暂思想斗争，我决定对此继续装聋作哑蒙在鼓里，小不忍则乱大谋，我不愿意在关键时刻影响采访工作。
小米天生具有某种无产阶级的气质，我从没有见过他的口袋里装过一分钱，连上厕所都要我替他付小费。他似乎随时都处在一种赤贫的恐慌状态中。他受雇于我大约一周之后就开始向我借钱，每次他向我开口借钱都显得心神不宁，脸色潮红，喘着粗气，仿佛借不到钱立刻就会去自杀。我吓了一跳，显然慑服于他这种危险情绪，怕他干出什么蠢事，所以满足他的要求。钱一到手他立刻飞奔而去，一眨眼工夫就不见踪影，可是等我再见到他，他又一贫如洗，一文不名。我不明白他把钱都拿去干什么，如是者三，我终于忍无可忍，警告他说：再这样下去，你我都不用回曼谷了。他显然不相信我的警告，可能在他看来，被称作“作家”的人应该有花不完的钱，于是把目光偷偷投向我的采访包。前面说过，我的护照和钱币都装在采访包里，我看见他的目光老是随着采访包打转，心里就加倍警觉起来。有一天他在我的住处睡觉，我送老知青杨飞出门，采访包就放在写字台上。刚走出大门，一种本能，或者说不祥之兆使我蓦然一惊，意识到可能会出事，连忙奔回房间，我看见这位身手不凡的年轻人已经没有躺在床上，他俯在写字台前装作整理头发，而采访包的拉链已经被打开。
不管怎么说，只要金三角采访顺利进行，只要努力工作，这种暗中进行的勾心斗角都属于茶杯里的风波，我们大方向一致。猫儿河谷回来，满星叠发生枪战，我决定前往采访，本来这是他的份内工作，他还可以如法炮制从车旅费饭钱中赚一笔，没想遭到他断然拒绝。
“我不去！”他一反常态地摇着头，脸色惊恐，大声反对道：“那个地方很危险，决不能去。”
我企图说服他，我听说他小时候曾在满星叠外围的回棚生活过，对那一带很熟悉。我说：“你得去，这是工作，我不怕你怕什么？”
“不不，我不去。”我看见他眼睛里闪烁一种恐惧的光，头摇得像拨浪鼓。他几乎哀求地说：“大哥，你饶我一回吧……你去任何地方都成，我真的不能去……决不能去！”
我看小米可怜巴巴的样子，真是搞不懂他为什么不肯去。我想他毕竟只有十九岁，还是个大孩子，并且已经快要哭出声了，所以只好无奈地放弃说服他的努力。这件事给我留下很深的印象，因为这是他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拒绝工作，而在别的时候，他的表现还算不错。我认为这里面一定有什么难言之隐，否则一个雇员没有理由让雇主难堪。
后来我从钱大宇那里果然听到一个石破天惊的故事，我立刻原谅了小米。因为这个悲惨故事的主人公还包括小米和他的一家人。
钱大宇说，考科考牙之战结束，汉人自卫队也就是前国民党残军面临一场前所未有的大分裂。元老派人物雷雨田李文焕年事已高，不能亲临前线打仗，他们执行一条亲政府的和平路线，事事隐忍，对政府百依百顺，引起以钱运周、杨维刚、米增田为首的少壮派军官强烈不满。他对我说这番话是在从考科考牙山返回美斯乐的途中，当时他抽起一枝烟，眼睛里布满阴云。
我插嘴说是不是因为少壮派打了胜仗居功骄傲，权力野心膨胀？
钱大宇摇头回答：他们是为全体汉人的利益作出自我牺牲。
我没有说话，听他继续往下讲。
这年雨季刚过，有风声从山下传来，政府要追究汉人自卫队谋反罪，因为他们在考科考牙拒不服从命令，公然打死政府军营长和多名官兵。在军队，谋反是一等死罪，如果指控罪名成立，米增田等人将被送上军事法庭，然后上绞刑架。很显然，这是上次阴谋的延续，许多人认为政府必欲置汉人自卫队于死地而后快。
在这种形势下，外界压力加速内部分化。少壮派多次召开秘密会议研究对策，与会者在是否武力对抗和发动兵变这两个重大问题上看法分歧。武力对抗意味着和平终结，重开战事，兵变则意味着内部分裂，自相残杀，因为这个决定过于重大，每个阴谋分子都能体会它沉甸甸的份量。
当其时，自卫队名义上尚有两千余人，钱运周是参谋长，控制其中将近一半部队。团长米增田对政府军耿耿于怀，提起来就咬牙切齿，新仇旧恨涌上心头。他是激进的反政府派，主张马上兵变，理由是雷公公（雷雨田）一味顺从政府，尽让汉人吃哑巴亏。趁有枪在手赶快造反，重新进山打游击。
师长杨维刚也站在米团长一边。他愤怒宣告：“我们堂堂中国人，谁受泰国人的欺负？在金三角，有枪就是草头王，那些政府军能打什么仗，还不是靠了我们弟兄卖命。可是这些龟孙子反过来倒咬一口，那么多弟兄死得不明不白，他们在地下能闭眼吗？你们再看看张家军多风光，他们能干大事，咱们为什么不能干？”
两人眼睛都望着钱运周。三人之中，米增田年纪最轻，三十出头，师长杨维刚不到四十岁，就是老资格的钱运周也不过五十岁。钱运周是少壮派的旗帜，主心骨，他们都等待钱运周拿主意。杨师长还鼓动说：“参谋长，量小非君子，无毒不丈夫，兵变就兵变！要是雷雨田不同意，就把老东西干掉！”
这是决定金三角命运的又一个关键时刻，历史在这里定格。我关心的问题是，既然和平来之不易，再起战争岂不断送金三角数十万汉人难民的和平前途，把他们再次推入战争血泊之中？这是否符合大多数人的根本利益？而钱运周们的动机大可怀疑的是，他们再起烽烟究竟是为大多数人谋利益，还是满足自己的野心，争权夺利，为一己谋私？
据说当时钱运周久不说话，他的内心矛盾重重，犹豫不决。这不是优柔寡断，钱运周是个有魄力的指挥官，而是这个问题实在事关重大，关系战争与和平的大局啊！如果依了军官的主张，马上发动兵变，包围总指挥部，逼迫雷雨田辞职，然后改组自卫队，对政府采取强硬态度。即使兵变不幸失败，将队伍拉走，反正枪杆子打天下，也不信打不出一条活路来。打仗倒还简单，无非再当一回李国辉。问题是此时的钱运周已经不是当年那个跟随李国辉的小小情报科长，他是金三角决策人物之一，他想到自己身后还有几十万汉人难民，他们愿意接受战争的残酷现实吗？
正是这种超越军人的忧患意识，也就是中华民族源远流长的民族忧患意识彻底埋葬了他的希望。
我对钱大宇说，也许你父亲的全部悲剧，就因为他不仅仅是个军人对吗？
钱大宇被我问住了，一路无言，直到汽车返回美斯乐旅店，他才闷闷不乐地对我说：你说对了，他明知不能代表全体汉人的利益，因为战争要将金三角变成一片焦土。可是他不能不选择打仗，因为他生来就是军人，手中有枪，血管里流动军人的血液，所以哪怕放下枪也不会变成一般意义上的平民。
我说我明白了，谢谢你。作为你父亲的儿子，能有这样反省态度真让我感动。我认为你父亲反叛只是反叛一个平民时代的到来，反叛作为军人的自己。他们是金三角最后的军人。是不是可以这样说，他们以自己毁灭换取和平的真正到来，和金三角汉人难民从军人向平民的本质转变？就像凤凰涅一样。至此，和平之花才在这片血沃大地上真正开放？
钱大宇把头扭向一边没有回答，他的脸被痛苦扭歪了。但是我相信他是同意我的看法。
兵变就是战争，就是流血，就得人头落地，所以哪怕一个小小的疏忽都得付惨重代价，包括许多人头落地。中国历史上不乏政变兵变先例，有成功的，也有失败的，其中一个决定因素就是民心所向。大多数人站在哪一边，同情或者支持哪一边，历史的天平往往就往哪一边无情倾斜。
另一个重要因素是机遇，是与必然性对应的偶然性。如果暗杀希特勒成功，第二次世界大战不是可以提前结束么？成千上万生命不是得以挽救么？如果红军长征途中张国焘取代毛泽东的阴谋实现，1949年10月1日天安门城楼上那一声庄严宣告会被推迟多少年或者干脆夭折呢？
这两个至关重要的历史因素都没有落到钱运周头上。也就是说，历史的天平没有倒向反叛分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