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色-第1035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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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与能源控制署管理的预算经费约三十亿法郎，其中用于可再生能源五亿法郎、节能七亿法郎、环境治理十八亿法郎，这些费用通过合同的形式支持环境与能源控制署的地方代表机构、研究单位、企业开展环境和能源方面的开发研究、诊断咨询和项目投资。
在税收方面，也有系能源优惠政策，征收汽车燃料税和新的环境污染税，对家庭保温和供暖设备以及高效锅炉的安装减免所得税。对工业领域能源效率技术投资第一年实施加速折旧制度，并少征商业税，对节能进行投资的公司在节能设备使用和租赁中的盈利免税。
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举措，就是对于重点用能企业的有效管理，年耗能五千吨标准油以上的一千五百个用能单位为重点用能企业，政府要求他们作出自愿节能保证，并通过中介组织向其推广节能措施。
在能源审计方面，环境与能源控制署每年安排二十个重大示范项目开展能源审计工作，提出节能改造方案和建议。对第一次使用的重大技术、工艺示范项目，财政给予百分之三十左右的项目经费资助，并在税收上予以优惠。
政府的节能宣传主要是通过电视公益广告、发放宣传资料、设立公用咨询电话等形式进行，每年用于节能宣传的财政预算约九千万法郎。
日本在能源控制方面走得更早一步，在一九七九年就颁布实施了《合理用能法》。一九九三年又制定了《合理用能及再生资源利用法》。核心是促使企业、机动车辆、耗能设备必须遵守更为严格的能效标准。一九九八年制定的《2010年能源供应和需求的长期展望》，强调通过采用稳定的节能措施来控制能源需求。
日本节能管理工作由经济产业省代管的资源能源厅负责，两千零一年日本政府机构改革后，节能管理机构由原来资源能源厅煤炭部的节能课升格为节能新能源部，编制六十五人。
这个数字虽然看起来似乎是少了一些，但是也要注意到一点，那就是日本的人口基数少，另外就是日本人干起工作来可是非常玩命的，可以说同比进行计算的话，这六十五个人所能够发挥出来的作用，至少要相当于国内的能源局拥有两千人以上编制才能够发挥出来的效能。
而在预算方面，资源能源厅两千零一年度的财政预算为一千三百亿日元，节能和新能源为五百二十亿日元。对节能设备推广、示范项目实行补贴等，经济产业省每年财政拨款三百八十亿日元，用于补贴家庭和楼房能源管理系统和高效热水器等，并对使用列入目录的一百多种节能设备实行特别折旧和税收减免优惠，减免的税收约占设备购置成本的一成左右。政策性银行也对这些项目给予低息贷款，以鼓励节能设备的推广应用。
在重点用能企业管理方面，日本显然更加慎重，他们将年燃料消耗一千五百吨标油或电力消耗六百万度以上的一万多个单位列为重点用能企业，要求配备专职能源管理人员，对工厂用热、用电及建筑物热损失提出具体要求，每年向经济产业省及相关部门报告能耗状况。如不能按期完成节能目标，又提不出合理的改进计划，主管部门有权向社会公布，责令其限期整改，并处以罚金。
政府设备能效标准、标识方面，实施了领先产品能效基准制度，对汽车和电器产品制定不低于市场上最优秀商品水平的能效标准，并明确实施的目标年度。一九九九年开始对汽车、商用和家用电器设备等实行强制性能效标识制度，以利于消费者对产品能效进行比较。
范亨所提交的方案，很大一部分数据都来源于范无病的情报部门所采集的原始资料，因此当高层们看到这么多翔实的数据之后，都有些惊讶，要知道国内的情报部门在经济情报的收集上，远远达不到这个水准。
“这些数据可信度有多高？”有人表示了怀疑。
对于这个问题，范亨回答得很简单，“范氏投资集团在世界各国的经济情报部门，是实际上最有效的情报部门之一。每年用于这方面的投入，大概在两百亿美元左右，最多的时候，曾经超过两百八十亿美元。”
大家一听这话，顿时都不吱声了，两百八十亿美元啊，按照目前的汇率来兑换，那也是相当于两千三百亿人民币的投入了，这么大的投入，仅仅是花在收集经济情报方面，实在是让人感到瞠目结舌。
有一位常委就有些郁闷地说道。“去年国内的军费开支才不过两百亿美元而已——”
“范氏怎么会有这么高的经济情报投入呢？”有一位委员好奇地提出了这个问题。
范亨两手一摊，解释道，“具体情况我也不清楚，不过听无病说起来的时候，似乎是国外的消费水平大概是要高一些，而且有一些专门的情报分析部门可以转让经济情报和技术资料，这方面也是比较花钱的，就以范氏投资集团现在海外情报部门的规模，大概也是在数千人以上的，这些人以及他们的情报来源，都是要花钱供养的。所以，杂七杂八地算下来，大概也就是一年两百多亿美元的投入了。”
又有人提出了问题，“范氏在国内企业的纯收入，一年也就是几百个亿美元的样子吧？这么大的投入，吃得消？”
“这个问题我也问过犬子——”范亨回答道，“据他所说，范氏在国内的投资，基本上都是不大讲求回报的，主要是有感于国内在一些大的产业方向上存在很大的缺陷，所以他才筹建了一些产业来进行弥补的。至于说范氏的大部分收入，主要还是来自于海外市场，比如说金融和矿产资源、房地产、酒店业以及一些其他渠道。”
“冒昧地问一句，范副总理清楚范氏每年的营收数字吗？”有位委员问道。
实际上这也是大家比较关心的一件事情，因为范氏投资集团是一家跨国财团，而且股东人数极少，主要就是范无病本人，其他几位重要高管所持有的比例也非常少，而且注册地在海外，也没有上市，因此这就造成了所有人对于范氏投资集团的资产规模和盈利能力都是两眼一摸黑，根本无法判断范氏投资集团究竟有多少钱。
虽然大家都清楚范氏投资集团在国内的资产规模大概有多少，也能够通过税收来算清楚范氏投资集团在国内市场上的年收入，可是要全面对范氏投资集团进行评估的话，可供参考的资源就太少了。
如果说能有一个人清楚范氏投资集团的实际财力，怕是只有范无病一个人清楚了。
因此范亨在回答这个问题的时候也是两手一摊道，“我也不清楚。我从来不问子女的个人收入情况，这是他们的个人隐私。”
不过范亨也补充了一句道，“不过好像去年在海外金融市场上的收入，据说有好几千亿美元的样子，具体情况我倒是不好细问了。”
“啊——啊——”很明显已经有好几个委员们打算把头往桌子上撞了。
人比人，还真是气死人，有这种儿子做后台，什么大场面应付不下来？难怪人家范亨对于一切都不在乎，可以专心干自己的事业，实在是不能比啊！
第一千一百五十五章 大能源部
在范亨和范无病父子的构想当中。是要将能源部打造成一个超级大部委，所有涉及能源利用和能源规划以及能源生产的部分，全部划归到这个超级大部当中，即便是权限很大随着入世之后地位越来越重要的国家环境保护总局，也被纳入其中。
之所以要这么做，也是基于大能源产业的一种设想，同时为了符合高层的裁剪政府机构人员的需求。
国内的环保产业发展比较缓慢一些，从上世纪八十年代开始，各地在推进环保市场化改革中摸着石头过河。
以水务建设项目招商引资为代表，八十年代末期，一些城市开始了水务投资改革，城市政府通过直接或间接担保，获得政府间贷款或国际金融组织贷款。在这一轮引资中，涉及主要大城市的一百多个项目，但引资未涉及产权关系。
在中央禁止城市政府参与担保等直接融资行为之后，九十年代中期，开始了第二阶段投资探索，外资开始以合作经营并且保证固定回报的形式投资城市水厂项目（基本不包括城市管网），同样回避了产权关系的明晰问题，只是明确了投资回报。
到了九十年代后期，开始了以大量的BOT方式为代表的第三阶段改革探索。BOT针对单个新建项目（主要是水厂项目），放开了一定期限的有限产权，实现了项目的有效融资，但是回避了城市水业的原有资产的产权处置。
随着城市水务企业改制的全面展开，政府公共管理职能与资产出资人职能的分离，尤其是党的十六大以后，水务企业的产权改革真正拉开帷幕，上海、深圳、三亚等城市水务企业的部分股权转让，标志着水务行业市场化进入了产权制度改革的阶段。
两千零一年底，国家计委发出了《关于印发促进和引导民间投资的若干意见的通知》，指出要逐步放宽投资领域，除国家有特殊规定的以外，凡是鼓励和允许外商投资进入的领域，均鼓励和允许民间投资进入；鼓励和引导民间投资以独资、合作、联营、参股、特许经营等方式，参与经营性的基础设施和公益事业项目建设。
这个《通知》的出台，标志着特许经营模式得到认可。
去年年底，建设部出台了《关于加快市政公用行业市场化进程的意见》，要求以体制创新和机制创新为动力，以确保社会公众利益，促进市政公用行业发展为目的，加快推进市政公用行业市场化进程。鼓励社会资金、外国资本采取独资、合资、合作等多种形式，参与市政公用设施的建设，形成多元化的投资结构。
总体而言，范亨和范无病父子还是借鉴了一些国外先进经验，将环保总局所统辖的一些权力，上升到国家能源这个地位，尤其是对于水资源这样的特殊能源。提到了一个相当高的位置上，而环境保护这个话题，本身就是同有效利用能源，节能减排分不开的。
只要是组建了新的大能源部，这些问题都可以得到统筹解决，而不需要像现在一样继续扯皮，管不了事情。
“可是如果要这样的话，一九九八年才升格为国家环保总局的机构，岂不是有一次需要面临解散？没有环保总局的牌子，这让老百姓如何看待？”也有人表示了不同意见。
现在的环保总局，是一九九八年抗洪救灾之后，才升级为总局规格的，当时的考虑，估计也是看到了环境保护工作的重要性，才有了这个决定。
范亨立刻对此做出了答复，“国内的很多工作，都是有很明显的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弊端的，并不是说挂上一块儿环保总局的牌子，把规格升级为总局，就能够搞好国内的环保工作了。事实上。名义上的改变无济于事，从环保局到环保总局这一改变，并没有给国内带来多少实惠，投入与回报是严重不成比例的。就我个人的意见而言，这样的事情还是少做为好，关键还是要从实质上解决问题。构建大能源部，将环保总局的权力整合进去，使得能源利用、管理及规划、产出融为一体，这更有利于整个社会的良性发展。”
这话让有些人听了感到很不舒服，但是也挑不出什么毛病来，一旦这个事情有人说开了之后，也就是那么一回事儿，这就跟有一个时期出现了“人民XX为人民，办好XX为人民”的宣传口号一样，满大街都是刷的这种标语，但是不为人民服务的时候依然如故，一个个依然跩得跟大爷似的。
由此足以看得出来，想要做好环保事业，也并非是将环保局升格为环保总局这么简单的事情，行政级别的提高对于干工作并没有什么实际的影响力。
而且还有一点，环保总局除了罚款之外，并没有一整套行之有效的综合治理办法，因此环保总局的出现，除了被人所诟病之外，实在是对于环保事业毫无意义。
过去的六年中，国内的环保执法监督和污染治理力度是在不断加大，环保投入明显增加，公众环境意识显著提高。
但是，政府在环保事业上承受了比较多的压力。而企业为了减轻负担而逃避责任，也影响了环保事业的正常发展。如果不能够尽快建立起现代环境管理模式，促进中国环保事业的健康发展，那是非常危险的。
其实早在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国内就提出了环保要走市场化道路，但是，适应市场经济的环保模式到底是怎么样的呢？对于这一点，国内一直没有搞懂。
环境问题的产生是有它的经济根源的，这就不可避免的决定了经济活动介入环保事业的可能。通过创新经济制度，如价格与产权制度等，促使污染、破坏环境资源者从自身经济利益出发选择有利于环境的生产经营方式，依靠技术进步和清洁生产技术，提高经济生产效率，改变传统经济增长模式，减轻人类经济活动对资源环境的压力。
而现有的环保运作方式，单方面强调政府行为，只注重投入，不注重产出，忽视了经济活动的基本规律，使环保事业缺乏经济效益，从而加深了环保与发展经济的对立，阻碍了环保事业的发展。
要解决环境问题，就要建立包括政府政策在内的与市场经济相适应的各种环境管理制度。抛弃以往单方面依靠政府直接命令控制管理的做法，采用经济手段，通过市场政策管理，建立多元化的投资体系，以市场化的手段分配各污染制造者的环境投资份额。
国家有必要负责一些工艺性很强的环境基础设施建设、跨地区的污染综合治理以及环境管理与监督，为企业的清洁生产提供尖端技术，并通过指定环境政策、法律法规、管理制度和环境规划等约束污染环境、破坏生态的行为，在对待企业的环境投资方面给予一定的政策倾斜，如对环境投资项目的贷款利率等实行优惠政策等，引导、激励企业和社会共同保护环境。
“环境保护应由过去的政府行为转变成一种由经济利益机制驱动的市场行为和企业行为。采用经济制度可以使企业选择最小成本的治污技术，具有交费的灵活性。促使企业减少比标准要求更多的污染。建立有效的成本选择机制，进行环境污染防治，直接削减产生的污染，并降低成本，树立企业良好形象，达到环境与经济双赢的效果。”范亨表示道，“这种机制在日本已经获得了很好的效果。我国也应该实行排污总量收费制度，通过排污收费大于治理费用的办法促使企业采取污染防治措施，选择清洁生产道路。此外还必须强化企业环境管理的制度建设和实施力度，使企业在产业污染防治中形成自律性环境管理行为。发展环保产业，促使企业选择清洁生产方式，不仅能从企业角度治理污染，还可以从消费方向上引导个人环保行为，如选择绿色包装，减少浪费等。”
不管怎么说，为了达到有效的监管和治理，环保事业只有同大能源部设想结合到一块儿，才有可能减少资源浪费，同时统一到一个总领全局的范畴内，从根源上解决问题，而这种做法，那可就是如果你环保部达标，那就是从源头上直接把你切掉了，没有环保，就没有能源，权力监管握于一手，对于企业是有生杀予夺的能力的。
“看一看环境在二十年中的恶化，我们应该清醒一下，不能只考虑个人的一点儿利益，考虑到减少几个部级副部级会惹来多少麻烦，而是要看看这个国家究竟需要什么？”范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