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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0章

平凡的世界-第50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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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乔伯年一行人上了第三辆车的时候,已经没有座位了。张生民指着乔伯年对旁边一位坐着的姑娘说:“请你给这位老同志让个座。”
  那姑娘嘴一撇,扭过头去看街道上的景致,把张生民的话没当话。
  “算了,算了,”乔伯年用一只手抓住悬空的扶手杠,“就站一会好了。”
  因为一下子来了四辆空车,车内现在还不挤,他们后面的第四辆车甚至空无一人,好象是跟着前面的三辆车跑龙套。“你们为什么四辆车跟在一块跑呢?”乔伯年问他身边售票的小伙子。
  “不为什么。”售票员连看也没看他一眼。
  “为什么不间隔时间一辆一辆放车?这样不是更好一些吗?”
  “为什么你嘴这么多?”售票员斜瞪了乔伯年一眼。
  “你服务态度怎这么不好!”秦富功气得脸煞白。“态度不好又怎样?你要什么态度?”
  市委书记气得张口结舌,一时竟不知该说什么。根据“规定”,他不能让这位态度蛮横的售票员知道他现在在顶撞的是些什么人。
  “你叫什么名字?”市交通局长在旁边恼怒地问。售票员冷笑了一声,理也不理。
  交通局长正准备掏圆珠笔和笔记本,这时车已经到了下一站。车门“哗拉”一声打开,上面的人还没下完,下面的人就象决堤的洪水一般涌进了车厢。一刹那间。几位领导就被挤得一个找不见一个了。
  乔伯年一下子被涌到了一排座位中间,两条腿被许多条腿夹住纹丝不能移动。他赶忙躬下腰将两手托在车窗旁的扶手杠上。幸亏他身后有两个小伙子顶着压力,否则他就根本招架不住了。
  汽车开动后,省委书记半趴半站,透过五麻六道的车窗玻璃,看着外面的街道。新建的大楼和破旧的房屋参差不齐地拥挤在一起。偶尔有一座古塔古亭,在一片灰色中露出绚丽的一尖一角,提醒人们这个城市有着古老的历史。新和旧,古老和现代,一切都混同并存,交错搀杂,这就是这个城市的风貌——如此也可以联想到我们整个的社会生活……太阳刚出来不久,水泥街道已经晒干了。但人行道上还存留着雨水的痕迹。所有的街道都是肮脏的,行车道上一片尘土飞扬,人的视野被局限在很狭小的范围内。解放大道中央雄伟的明代钟鼓楼本来应该在目力所及之内,也已经被黄尘罩得不见了踪影。街道两边的铺地花砖积了厚厚一层泥垢,象一条条乡间土路。许多店铺的门面和牌匾,如同古庙一般破败。清洁车堆载如山,一路疯跑,把垃圾撒得满街都是……唉,这一切都太令人沮丧了。人在这样的环境中生活,胸口就象被什么堵塞了似的憋闷,甚至想无端端地发火。就说这公共汽车吧,坐一段路,比干几个小时活都累。此时,已经不知被挤到什么地方的市委领导同志们,会有何感想呢?哼!多么轻松!把这样严重的问题看成是“小事”!好吧,自己体验一下就知道这是什么滋味了!
  又过了一站的时候,乔伯年看别人买票,才反应过来他也应该买票。是啊,常不坐公共汽车,竟然连这种基本的观念都忘了。
  他一只手用劲握着扶手杠,腾出一只手在口袋里摸钱。身上没有零钱,他只好掏出一元人民币,对售票员说:“到六路口一张票。”
  “八路口下!六路口不停车!”售票员说。
  “六路口不是有站吗?”乔伯年问。
  “有站也不停!”
  “为什么?”
  “什么也不为!”
  “那要是六路口下车怎么办?”
  “不停你下什么?”
  “有站为什么不停?”
  “早说过不停!你耳朵长到哪儿去啦?”
  “小伙子,你难道不能把话说和气一点吗?”
  “要听和气话回家找老婆去!”
  乔伯年气得手都有点抖了。他强忍着说:“那就买张八路口的吧。”
  “拿零钱!找不开!”
  “你手里不是有那么多零钱吗?”
  “零钱是为你准备的?”
  乔伯年索性不再和这个蛮横的售票员争执了。
  这时候,他背后的一个小伙子把他手里的钱接过去,声音坚定地对售票员说:“把票卖了!”另一个小伙子也帮腔说话。售票员看两个棒家伙出面,只好嘴里不干不净地说着,把钱接了过去。
  乔伯年很感动地看了看他身后的这两个青年。他正想说句什么感谢话,售票员把票和找回的零钱,象打人似的“啪”地掼在他手心里,把他弄得一个趔趄。
  他身后为他买票的那个小伙子立刻将售票员的手臂一挡,只听见售票员尖叫了一声,喊叫说:“啊呀!我的胳膊……”
  司机听见售票员的喊叫声,立刻把车停下来,并且跳出驾驶室,绕后门挤进车内,大声喊:“捣乱分子在哪里?”
  汽车里顿时乱作一团。乔伯年想不到会突然出现这样的事。在他还没有反应过来的时候,他身后的那两个小伙子一边用手把众人豁开,一边架着他出了车厢。售票员和司机紧撵着跳下车来,要揪扯他们。
  张生民和秦富功等也拼命从车里挤下来,紧张得满头大汗跑过来。生民拨开围观的人群,大喊:“干什么!干什么!这是咱们省委书记!”秘书长一着急,竟然自己先“露密”
  了。
  但售票员和司机怎么可能相信省委书记挤公共汽车呢?他们嘲笑地说:“别他妈的糊弄人了!撒泡尿照照,看这家伙象不象个省委书记?都上车!到公司去!一人罚款拾元!”
  “胡闹!”市交通局长对这两个狂妄的家伙吼叫道。他掏出圆珠笔和笔记本,问:“你们叫什么名字?”“别咋唬!快上车!”司机喊叫说。
  气急败坏的交通局长只好跑到车后记牌号去了。
  这时候,那两个护架乔伯年的小伙子走到前面,其中的一个掏出个什么证件递到司机和售票员面前——那两个人一下子脸色煞白,惊慌得手足无措。
  乔伯年这才知道,这是两个便衣保卫人员。他看了一眼张生民,生民咧开豁牙嘴笑了笑。
  秘书长自认为这个“蛇足”不多余,否则今天就麻烦了。
  乔伯年掏出手帕擦了把脸上的汗,对司机和售票员说:“你们赶快走吧,已经耽搁好长时间了!”
  两个人立刻象兔子一样窜上车,汽车一溜烟就不见了踪影。
  大家在人行道上围住省委书记,纷纷问他身体受伤没有?乔伯年笑着说:“没受伤,只受了点气。”他问大家:“现在咱们到什么地方了?”
  “快到八路口了!”市交通局长说。
  “那咱们还得走回去两站,才能倒坐电车?”
  秦富功满脸愧色,赶忙说:“乔书记!我要为你的安全负责,今天无论如何再不要去挤电车了。我们市上的几个同志心里都很沉重。今天对我们的教育太深刻了!你尽管还没批评我们一句,但实际情况对我们的工作提出了无情的批评。请相信我们一定会尽快改变市内交通状况的……”这时候,一溜小轿车悄无声息地停在了人行道旁。遵照张生民的指示,省市领导的小车一直不远不近地跟着刚才那辆四路公共汽车。现在,生民已经让保卫人员用步话机把车调过来了。
  乔伯年只好说:“那好吧……这算是一次现场办公会。同志们,还要说什么吗?事实已经全说明了!我希望这个问题能得到尽快解决!但不要头疼医头,脚疼医脚,而应该通过交通入手,全面改变市内各种公共服务事业的落后面貌……”
  乔伯年做了简短的指示以后,领导们就分别坐车回了省市机关。
  当天晚上,乔伯年参加完省上的一个工业会议,回到家吃了几片药,正准备上二楼去休息,客厅旁的电话间响起了急促的铃声。
  他拿起电话,原来是市委书记秦富功。
  秦书记在电话上告诉他,他已经严肃地处理了今天那几辆捣蛋公共汽车的有关人员,而且开除了他们坐的那辆车上的售票员。为了杀一儆百,他准备将这件事在晚报上公开报道……
  乔伯年握着话筒半天说不出话来了。
  他长叹了一口气,问秦富功:“这就是你们解决问题的办法?请你立即撤销对那些人的处分!也不准见报!”他放下话筒,两只手撑在桌子上,望着窗外满天星斗,陷入到了焦灼的思虑之中……
  第二部
  第一章
  一九七九年,农历有个闰六月。
  阳历六月上旬,也就是农历五月芒种前后,田福军从省城返回黄原。出任了地区行政公署专员。
  这件事立刻在整个黄原地区引起了各方面的强烈反响。半月前,当原任专员调到省第二轻工业局任局长之后,地区各部门和各机关的干部就开始纷纷猜测谁将是专员的继任者。对地区部门的许多干部来说,这样重大的人事问题不关心是不可能的,不议论是不由人的。
  从省里的各种渠道马上传回来了各种小道消息。从这些消息看来,地区除苗凯以外几乎所有的副职,都有担任专员的可能性。也有几个地区部门的领导人和一两位名声突出的县委书记,列入了这个专员继任者的队伍。另外还有一种说法,省委可能要派省上某个部门的负责人来担当这一职务。但又据本地的一些政治观察家分析,最有可能的还是在现任地区副职中挑选出一个人来任专员。半个月来,某些处于微妙地位的人,心里一直毛毛乱乱;他们的神经处于雷达般的敏感状态中。
  没有人想到黄原地区的新专员是田福军。
  可是现在,竟然是这个人来上任了。
  正因为太出人意料,当这件事成为事实后,公众中引起的强烈反响就不足为奇了。几天之内,田福军一下子成了黄原地区议论的话题。他个人的详细经历,他的家庭、老婆、女儿,他的工作、生活、性格、爱好、走路、说话、声音、相貌……都成了人们口头传播的“信息”。有好几个地区已经出现了声称是田福军亲戚的人。还有人神秘地散布说,解放战争时,田福军和国民党军队浴血奋战,曾身负重伤,当年就在他们家息养了几个月……
  田福军上任之前,省委的任命公文就先一步到了地区。因此他一回来,首先就遇到了这个议论他的风潮。
  行署办公室刚把他安顿在宿舍里,以地区文化局副局长杜正贤为“领队”的原西籍干部,就闻风看望他来了。满屋子的原西土话听起来是亲切的,但场面未免有点庸俗。在有些原西籍干部看来,也许他们荣升的机会来临了。
  田福军压抑着内心的不快,尽量堆着笑容应付走了这群“贺喜”的老乡。他想先尽快和地委书记苗凯同志见见面,听说老苗几天前病了,现住在地区医院里,他就很快起身去地区医院看望他。
  地区医院的“高干”病房里,老苗和他热情握手,欢迎他回来担任专员职务。
  田福军诚恳地说:“苗书记,我没有担负过这么重大的责任,也没这种工作经验,你是一把手,又是我的老领导,今后希望你能经常指导我。”
  苗书记把两片药送进嘴里,喝了几口白开水,说:“我已经不行了。脑筋僵化,很难适应目前的领导工作。新时期正需要象你这样思想解放,能开创新局面的领导干部!另外,我最近身体很不好,血压又上去了,从早到晚头昏沉沉的,连当天的文件都看不完。我已经给省委写了信,想请一段假,到省医院去看看病。现在既然你已经到职了,并且又是地委排在第一位的副书记,那么地区的工作你就先全面管上吧……以前我对你的工作安排有些不恰当,希望你能谅解。今后我们一定要紧密团结,争取使黄原的工作有个大的起色……”田福军说:“苗书记,你不必再提过去的事了。在任何时候,个人都应该服从组织,这是党的原则……我现在担心的是,我刚到,你就要走,这副担子恐怕我担当不好,是不是先请正文主持一段……”
  “那还是你主持嘛!也没什么,地委和行署你都工作过,情况也熟悉,你就放手干吧!
  即使是重大决定,只要常委会通过了,也就不必再给我打招呼;我想集中一段时间,好好把病看一下……“
  这时护士进来要给老苗打针,田福军只好告退了。
  田福军在地区医院看罢苗书记的当天晚上,行署副专员冯世宽到宿舍看他来了。这两个人的关系我们已经知道。过去他们在原西县工作的时候,曾经发生过一连串的冲突。富于戏剧性的是,他们不仅又要在一个锅里搅稠稀,而且两个人的地位发生了变化;以前是冯世宽领导田福军;现在是田福军领导冯世宽。世事苍桑啊……由于种种原因,现在这两个人见面后,都有点不太自然。
  田福军把冯世宽让在沙发里,赶忙给他斟好了一杯茶,并且先打破尴尬,主动说:“世宽,你过去是我的老领导,现在咱们又要一块共事了,你可要好好帮助我啊!以前咱们在原西县有过些碰磕,但大部分是为了工作,希望你不要计较。就是在今后工作中,一块也免不了有些碰磕。但只要是为了工作,我想我们都是能相互谅解的。现在我们可要齐心协力呀!
  我们的责任可是比过去更重大、更艰难了。你已在行署搞过一段工作,我有失误之处,你得及时提醒我……“冯世宽面有惭色地说:”过去在原西,责任主要在我。我这人比较主观,看问题也很片面,检讨起来,在那里工作时犯了不少错误。现在看来,你当时的很多意见都是对的。如今你成了我的领导,请相信我会尊重你的。你对我也不必客气。我争取当好你的助手!“
  田福军和冯世宽谈了很长时间,直到呼正文和地区其他一些领导来拜访,世宽才告辞了。他两个人都没想到。这次谈话结果如此令人满意。社会在变化,生活在变化,人也在变化;没有什么是一成不变的,包括人的关系。
  对于田福军担任专员职务,从最初的反响来看,黄原地区的大部分干部还是满意的。许多人熟悉他,知道他是一个正派和有能力的干部。另外,从资历方面说(这一点在目前仍然很重要),他在“文革”前就先后任过行署办公室副主任、主任;地委农村工作部部长;地委秘书长兼政策研究室主任。如果没有“文化革命”,恐怕他也早被提拔到这一级当领导了。再说,他还是人大毕业的大学生。既有学识,又有长期的实际工作经验,这在黄原地区历任专员中也是少有的。看来省地委有眼力。将一个不被重用的人才一下子提拔到了这样重要岗位上。人们都期望地区的工作从此能出现一个新面貌。但是,话说回来,黄原的专员可不是好当的!这是全省最穷的地区,也是最复杂的地区!这个叫田福军的人会有多少能耐呢?骑驴看唱本,走着瞧吧!
  两天以后,地委和行署在机关小餐厅举行了一个小型茶话会,对新任专员表示欢迎。
  苗凯同志也从医院赶回来参加了这个茶话会。
  在茶话会中间,苗书记向地委和行署的各位负责人出人意料地宣布:省委已同意他去省医院看病和检查身体。他说这次看病时间可能要长一些,因此他走后这段时间,黄原地区的工作就由田福军同志主持……第二天苗凯就坐车离开黄原,去省上看病去了。
  关于苗凯在这个时候出去看病,在地委和行署大院里产生了各种各样的说法。有一种说法是,省委可能要把苗书记调离黄原。因为大家知道,苗凯同志一贯对田福军有看法,并且曾在使用他的问题上采取了不信任的态度。在这以前的一年多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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