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菲的选择-第4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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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他不是我惟一的儿子，我可能不会那么难过。但玛丽和我生了埃迪以后，就没有再生小孩。”他突然停了下来，“哦，你不一定想听……”
我转过身去。“不，请继续，”我说，“请讲下去。”他好像迫不及待地想说下去。他是我喜欢的那种人，而且，他确实把我看作他的儿子。我应该让他把痛苦倾述出来，卸下内心的重负。我说：“请接着往下讲。”
范内尔又喝了一口酒。他已经醉了，说话含混不清，长期呆在室内的长着雀斑的脸在惨白的灯光下显得异常憔悴。“噢，是的，一个人可以把自己的理想寄托在他的孩子身上。埃迪进了哥伦比亚大学。让我高兴的是他喜欢读书，有语言天赋。在十九岁时……十九岁，想想吧！他就在《纽约人》上发表了一个短篇，维特·伯纳特把它编进了《故事》杂志。他是这本杂志有史以来最年轻的作者。这全靠他的眼睛，他的眼睛……”范内尔用手指在自己的眼睛上比划着，“他看得到。明白吗，他看见的东西是我们看不见的。他能看见它们，并把它们变得充满活力。马克·范·多伦给我写过一张便条，非常动人的一张便条。他说，他是他教过的学生中最富有写作天赋的。想想吧，是马克·范·多伦！那简直就是一篇褒奖。你说，难道不是吗？”他盯着我，好像要得到证明似的。
“的确是很高的褒奖。”我同意地说。
“后来……后来，他参加了海军陆战队。他说他宁愿主动参军也不愿应征入伍。他这人太敏感，对战争没有丝毫幻想。他只是从心底里热爱海军陆战队的生活。战争！”他说这个词时，声音突然发生了骤变，带有平常少见的鄙夷的意味。他停了几钞钟，闭上眼睛，痛苦地点了点头，然后又看着我，说，“战争把他带到了太平洋。他在那里参加了几次最激烈、最残酷的战斗。你该读读他的那些信，是那样的乐观、精彩，言辞优美，没有一点悲观和自怜。他一直都坚信自己会回家，会重回哥伦比亚大学完成学业，然后成为一名作家。两年前，他在冲绳被子弹击中，打在头部。那是在七月，他们正打扫战场。我想他一定是那场战争中最后一名死去的海军陆战队战士。他刚被提升为下士，获得了一枚铜星军功章。我不明白为什么会发生这一切？上帝啊，为什么？”
范内尔哭起来，泪水从眼角流下。我转过头不去看他。当时我十分尴尬，感到轻微的发热和恶心，以致许多年后，我仍能回忆起当时的感受，并一直无法解释为何会有这种反应。在过去三十多年里，美国几次卷入野蛮战争，导致社会普遍的厌战与反战情绪，这使我对旧的风气与浪漫情怀丝毫不抱希望。但事实上，我也曾像爱迪·范内尔一样，参加过海军陆战队，同他一样梦想当作家，也从太平洋往家里寄信，那些信也同样用心血写就，同样充满激情、幽默、绝望、希望；甚至，我们都曾呆在冲绳……我大概在埃迪死后几天去了那儿（谁知道呢，或许就在他受到致命一击仅仅几小时后，我常常这样想），面前不再有敌人，不再有害怕与危险，一片宁静、惨烈的景象。在广岛事件前几个星期，我在那块土地上到处走动，没有受伤，也不感到恐惧；我没有听到那声愤怒的枪响。我在掩体中，我是个幸运儿。我从未想到会遇上糟糕的事，虽然也不会碰上什么好事。因为这些经历，或者说是因为缺乏这些经历，范内尔的悲痛和他儿子的故事深深地打动了我。他死了，成为冲绳的一个牺牲品；而我却活着，继续写作。范内尔坐在昏暗的暮色中哭泣着。我缩成一团，束手无策，找不出一句话来说。
范内尔站起身来，轻轻擦了擦眼睛，站到窗边，望着被夕阳映红的哈得逊河，两艘巨轮正朝奈洛斯海峡缓慢驶去。春风啸着从麦克格雷大厦绿色的房檐边刮过。他再说话时，声音仿佛发自遥远的地方，蕴含着绝望的叹息：
人们的珍惜之物
忍耐着每一分，每一天的磨难……
传令官的叫喊，士兵的脚步
耗尽了他的荣耀与意志：
夜晚的光芒
是人用内心，点点添继……
接着他朝我转过身来，说：“孩子，写吧，把你的才华尽显出来。”然后，他摇摇晃晃地穿过走廊，就这样永远走出了我的生活。
我在那儿停留了很久，想着我的未来。现在看来，它是那么昏暗不清，就像新泽西大草原延伸到天际的云雾缭绕的地平线。我还很年轻，不知道有什么东西会让我真正害怕，但也不至于幼稚到没有一点忧虑。从某种角度来说，我看过的那些荒唐可笑的手稿是我的前车之鉴，让我知道这抱负是多么令人伤感。我能实现梦想成为一名作家吗？
但由于某些原因，范内尔的故事深深触动了我。我第一次意识到我的内心其实是那么空虚。虽然，以我的年龄来说，我已经走了比我的同龄人更多更远的路途，然而我的灵魂却仍然幽闭在那穷乡僻壤，既未遭遇爱情，也与死亡无缘。除了一个陌生人的死，我什么都不知道。我那时没意识到，无需多久我就会面临它们。
我也没有意识到，这一切即将在我紧接着的目的地为布鲁克林的生活旅程中尽显无遗。当时，我只知道，我将最后一次从二十楼上走下去，走出冷冰冰的绿色电梯，来到喧嚣、混乱的曼哈顿大街上。在那里，为庆祝重获新生，我要了一瓶昂贵的加拿大麦酒，以及来到纽约后第一块牛腰肉做的牛排。
第二章 黑奴的馈赠
那天晚上，在第五大道的“老饕餐厅”吃完那顿孤独凄凉的“大餐”后，我仔细数了数手中的钞票，估算了一下所有值钱的东西，总共不过五十美元。尽管我也说过，我并不真的担忧自己的未来，但当时还是忍不住有些恐慌，毕竟在短时间内我肯定无法找到工作。其实，我根本不必担心，因为 几天后，我就会收到一笔意外之财，它可以帮我暂渡难关——至少能维持一段时间的生活。有些不可思议的是，我这次被幸运之神撞个正着，以及许多年后我又一次被幸运之神抓住，都非常离奇古怪，而且都与美国黑奴有某种关系。这件事与我即将在布鲁克林开始的生活没有直接的关系，但因为它太不同寻常，我觉得应该讲一讲。
这事主要与我的曾祖父有关。当祖母告诉我那些关于黑奴的事时，她已是一个年近九十的干瘪的小老太婆。让我觉得难以置信的是，我居然和旧时南方有如此密切的关系，我的那些并不遥远的祖先们就是拥有黑奴的主人。我的祖母出生于1848年。十三岁那年，她就有了两个黑人女仆，年龄只比她小一点儿。在整个南北战争时期，尽管林肯总统签署了黑奴解放令，可她们一直像亲人一样留在她的身边，直到战争结束。我说“亲人”丝毫没有讽刺之意，因为我敢肯定她确实很爱她们。当她回忆德露茜亚和拉茜达（这是她们俩的名字）时，那苍老的声音里充满深情。她告诉我，这两个小女孩对她是“多么多么地好”。在内战时那些艰难的岁月里，她又是怎样到处寻找羊毛为她们织袜子。这是在北卡罗来纳州的波福特县，祖母在那儿度过了她的一生。我记忆中的她也是从那里开始的。在我三十多年的岁月里，我和父亲在每年的复活节和感恩节都去看她。我们开车从弗吉尼亚的家中出发，穿过沼泽平原上一望无际的花生地、烟叶地和棉花地，以及黑奴破旧的小木屋，来到死气沉沉的帕利柯河边小镇。我们总是用最动听最温柔的话祝福老祖母。自从那次中风后，她就几乎全身瘫痪了。我二十三岁时，就是在她的床边，我第一次听到德露茜亚和拉茜达的故事，还有露营晚会、打火鸡比赛、缝纫会，在帕利柯河上的划船比赛，以及内战前其他的欢乐。她的声音里充满甜蜜与欢快。她虽然很虚弱，却喋喋不休地一直叙说着，直到昏昏睡去。
然而，有一点需要说明的是，祖母从未对我和父亲说起过另外一个黑奴男孩。他有一个很好听的名字，叫阿提斯特。跟德露茜亚和拉茜达一样，他也是她父亲“送”给她的，但不久就卖掉了。她只字不提的原因是，这个男孩有一个不同寻常的身世。不久之后，这从两封有关的信中得到了证实。我曾祖父把男孩卖掉后，预感到战争即将来临，便把这笔钱换成联邦金币，装进陶制瓦罐中埋在后花园里的一棵杜鹃树下。这当然是对北方佬的一种防范措施。他们确实在战争将要结束的前一个月来到这里，房前屋后到处是踢踢踏踏的马靴声和闪亮的军刀。他们把屋子翻了个底朝天，又在祖母惊恐的目光中把花园彻底搜查了一遍，但什么也没有找到。我有时仍能回忆起祖母对那次事件的清晰详细的描述：“那些威猛的男人冲进我们的家。他们只是奉命来搜查我们的房子，但他们实在缺乏教养。我敢肯定他们是俄亥俄人。他们甚至把火腿从窗口扔出去。”当曾祖父从战场上回到家时，失去了一条腿，膝盖骨被打得粉碎；还瞎了一只眼，是被弹片炸伤的。这都是在卡舍斯维尔战斗中受的伤。他把金币从地里挖出来，在重新安置好新家后，把它们藏进地窖里的储物架的一个隐蔽的格子中。
这宝藏完全有可能就这样永远隐藏下去，永不为人所知。因为，它不同于报上常常刊登的那些工人们用铁锹挖出了大捆美钞或成堆的西班牙金币的传奇故事。这笔钱好像命中注定要石沉大海了。在上个世纪末的一次打赌中，我的曾祖父死于一次意外事故。他的遗嘱没有提及这笔钱。大概是因为他把所有遗产传给他的女儿时，这些金币自然也在其中。当四十年后她去世时，在遗嘱中居然提到了这笔钱，还特别提到由她众多的孙子来分享它。但由于年事已高，她在苍老糊涂之余，居然忘了说出金币的埋藏地点，而是把藏钱的格子和她在银行的保险箱混在了一起。这当然让这份特殊遗产无法执行。大约有七年多的时间，没人知道它们在哪儿。还是我的父亲——她六个孩子中惟一的儿子，在白蚁、蜘蛛、老鼠聚集的一个长满菌霉的阴暗角落里发现了这个宝藏。在整个一生中，他都虔诚地、孜孜不倦地探寻着家族及家族世系的历史。他把阅读浏览那些早已过世的表亲们的通信当作一种极大的乐趣，像一个着了魔的维多利亚时代的学究，对着满满一抽屉偶然发现的罗伯特与伊丽莎白·勃朗宁的不为人知的秘密情书而兴奋异常。他一封封地阅读着他母亲那些褪色的信，突然发现其中一封不仅详细描述了藏宝地点，而且还详述了卖黑奴男孩的经过。当我正准备搬离大学生俱乐部时，我收到了一封信，是父亲从弗吉尼亚写来的。他在信中把我们那南方家族里几代人身上发生的故事都告诉了我，并且用现代人的眼光对几件大事做出了评价。
最亲爱的儿子：
你二十六号的信已收到。从信中得知你现已失业。斯汀戈，对这一消息我觉得很遗憾，因为这会使你的经济紧张一些，而我却不能帮你什么。我早已被你那两个姑妈带来的无休止的麻烦与债务搞得焦头烂额。她们住在北卡罗来那州，过早衰老，生活无靠，怪可怜的。但是，我想过几个月这种状况会有所好转。我可能还会为实现你的作家梦助一臂之力。不过从另一方面来说，我认为你离开麦克格雷公司是件好事。这家公司缺乏人情味已是路人皆知。它不过是那些商业巨骗们的宣传喉舌，这些骗子骗取美国人民的钱财已有几百年了。自从你曾祖父从战场上回到家后，他已是跛着一条腿、瞎了一只眼的残废。他和他儿子——我的父亲想合伙搞一家小型烟草加工厂，结果被那些该死的“强盗们”逐出了这个圈子。他们的梦想就这样破灭在华盛顿·达可和他儿子巴克·达可的手里。从此以后，我对随意践踏弱小群体的可恶的垄断资本深恶痛绝。（我觉得这似乎是一个讽刺，因为你是在这样一个用“达可”们的钱修建的学校里完成了学业，尽管这不是你的错。）
你一定还记得弗兰克·霍布斯，他和我一起在造船厂干过多年。在很多方面，他都称得上是一个身体结实、心地善良的好人。他出生在南安普顿的一块花生地里。但是你也许还记得，他的信念非常偏激，还经常口出狂言。因此，我们并不经常讨论理想或政治这一类的话题。最近，在纳粹德国的诸多恐怖暴行被揭露出来之后，我发现他居然是一个反犹分子。他坚持认为，是那些犹太金融家们掌握控制了世界的财富。对此我当然嗤之以鼻，因为这是个彻头彻尾的荒唐愚昧的观点。即使我承认罗斯齐尔德和沃伯戈是犹太人的姓氏，我也会告诉他，贪婪不是某个种族而是全人类的偏好。我会在这些名字旁边打上钩，如卡内基，洛克菲勒，弗里克，梅隆，哈里曼，亨廷顿，惠特利，达可，等等等等，我会告诉他这些无休无止甚至令人恶心的名字。但这对他没什么用，他会马上把怒气发泄到另外一些更容易对付的人身上，比如说“弗吉尼亚的黑鬼”。这不用我说你也知道。现在我们很少谈起这类话题，因为我已经五十九岁了，已不能再和别人打架了。不过儿子，如果黑人真是他所常说的那种“下等人”的话，不管是什么人吧，那只是因为他们的确受到歧视，被我们剥夺了做人的资格，他展现给世界的面孔只能是一张卑贱的下等人的面孔。但这种情形不可能永远持续下去。地球上并没有一种力量能让不管什么肤色的人永远过着贫穷、悲惨的生活，无论是在城里还是在乡村。我不知道在我的有生之年，黑奴能否得到完全的解放。对此我也并不乐观。但你们这代人一定能看到这一天。我愿以任何东西为代价，让我能活下去等待这一天的到来，那时哈里·伯德就可以看见黑皮肤的男人和女人们不再坐在汽车尾部，而是和白人一样，在弗吉尼亚的大街上自由自在地乘车游览。为此，我情愿被人忿恨地称作“亲黑派”，我知道很多人在背地里都这样叫我，包括弗兰克·霍布斯。
我转了一大圈才回到这封信的主题上。斯汀戈，你可能还记得，多年前宣读你祖母的遗嘱时，我们都被她说的一笔钱搞得稀里糊涂。这钱是她在遗嘱里留给她的孙子们的，但却一直没有找到。这个迷现在解开了。你知道，我正在参与《南方联邦之子》这本历史书的编写工作，我负责撰写本地的内容。在写到你曾祖父那一章时，我仔细翻阅了他与家人的所有通信，里面有许多是写给你祖母的。在一封1886年从诺福克发出的信中（他那时正为他的烟草公司出差在外，也就是该死的巴克·达可毁掉他之前），他说藏金币的地点不在保险箱（你祖母显然糊涂了），而是在北卡罗来纳的老房子的地窖中，在一个用砖砌起来的储物架的格子里。我影印了这封信，现在就将复印件寄给你，因为我知道你对奴隶制感兴趣。如果你想写写这方面的文章，这些写得非常优美的信会给你意想不到的帮助。
这笔钱是卖一个十六岁的黑人男孩得来的。他的名字叫阿提斯特，是你祖母那两个女仆德露茜亚和拉茜达的哥哥。这三个孩子是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