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菲的选择-第66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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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斯汀戈，”她打断我，神情严肃起来，说，“我是说，我们真正要去的地方在哪儿？昨天晚上当内森——唔，当他干了那一切之后，我们匆匆忙忙地收拾行李，你一直在说‘我们回家去，回家去。’你一遍又一遍地说‘回家’这个词。我呢，一直紧跟在你后面，因为我太害怕了。现在我们一起呆在这座陌生的城市里，我真的不明白是为什么？我们真的要去哪里？什么家？”
　　“哦，苏菲，你知道，我告诉过你的。我们要去我说过的那个农场，就在弗吉尼亚南部。我记得我已对你详细地描述过那个地方，我还可以再告诉你一些。那里主要种植花生。我从没见过它，但我父亲说那儿很舒适，拥有现代美国的一切生活设施——洗衣机、冰箱、电话、抽水马桶、收音机……应有尽有。等我们安顿下来，我相信我们可以驱车到里奇蒙德，买回一台最好的留声机和好多好多唱片，买回我们俩都喜欢的乐曲。那儿有一家叫米勒·罗兹的百货公司，里面有一个相当优秀的唱片部。我可以买——”
　　她又一次打断我，轻柔地问道：“‘等我们安顿下来’？你说‘安顿下来’是什么意思，斯汀戈，亲爱的？”
　　这个问题令我一时难以回答，但我意识到必须回答。我咽了咽唾液，沉默了很久。我的脉搏跳得很快，狭小的房间里死一般的寂静。我终于慢慢地开了口，比我想象的更沉着、大胆地说：“苏菲，我爱上了你。我想要你。我想我们一起住在那农场，我可以在那儿写书，或许就这样度过我的下半生。我想让你陪伴我，帮助我，和我建立一个家庭。”我犹豫了一下，又接着说，“我非常需要你，非常，非常。我能期望你也同样需要我吗？”当我作这番爱情宣言时，我发现这番话的每一个字和颤音，都与好莱坞电影里乔治·布伦特在海船上对奥利维亚·德·哈维兰所说的台词一般无二。不过我既然如此果断地说了出来，就不必再过分伤感。此时我脑子里突然一闪念，心想，或许所有爱的表白都像蹩脚的电影对白。
　　苏菲把她的头靠在我的头上，我能感觉到她那轻微发烫的脸庞，那穿着丝绸内衣的屁股在我的身上轻轻晃动。这时，她冲着我的耳朵悄声说：“噢，亲爱的斯汀戈，你真是个好爱人。你在很多方面都这样照顾我。我不知道没有你我将会怎样。”她停下了，用嘴唇轻轻扫着我的脖子。“你知道吗，斯汀戈，我已经三十多岁了。你要一个老女人干什么呢？”
　　“没关系的，”我说，“我会努力弄好一切的。”
　　“你应该找一个与你年龄相当的人，而不是像我这样的人。另外……”她沉默了。
　　“另外什么？”
　　“唔，医生说过我对怀孩子的事必须多加小心……”她又沉默了。
　　“你的意思是说经历了那些苦难之后？”
　　“是的，但还不止这些。有一天我会变得又老又丑，而你却仍然年轻。如果你去追那些年轻漂亮的小姐，我不会责备你的。”
　　“哦，苏菲，苏菲，”我轻声抗议着，心里却绝望地想：她并没有说“我爱你”。“别这样说。你永远是我的——嗯，我的……”我努力想找出一个最恰当最温柔的词，可我却只能说“至爱”，它听起来简直就是陈词滥调。
　　她又坐直了。“我很想和你一起去农场。听过你的描述，又读过福克纳的书之后，我的确很想去看看南方。我们为什么不只去那里看一看，呆上一段日子呢？不要结婚，这样我们可以决定——”
　　“苏菲，苏菲，”我打断她，“我很想像你说的这样做。我并不是一个婚姻狂。但你不知道那儿的风俗。我是说，他们正派，热情，豪爽，心地善良。但我们要去的是一个偏僻的乡村，不结婚住在一起是绝对不行的。耶稣基督，苏菲，那地方全是基督徒！一旦我们姘居——照他们的说法，这些好心的弗吉尼亚良民就会把我们全身涂满柏油，沾上羽毛，然后把我们捆在一起示众。这绝对是真的，真的会发生这样的事。”
　　苏菲咯咯地笑了起来。“美国人真逗。我以为只有波兰人才这么保守，但是想想……”
　　一声警报声猛然响起。我现在才意识到，正是那警报声，或者说那一连串警报声，将苏菲脆弱的神经重新撕裂。它在我的精心护理下好不容易趋于平缓，甚至已显露出一些光明，可顷刻之间便被毁掉了。无论距离有多遥远，城市里的警报声总能制造出讨厌的噪音，并总能释放毁灭性的不必要的恐慌；而此时这个声音直接从楼下那条狭窄的街道传上来，因狭窄、高大的墙壁而被成倍放大，变得异常强烈。它从建筑群中升腾而起，钻进我们的房间，好像那喇叭直冲着我们的房间发出了凝固的尖啸声，几乎把耳朵都震聋了。我一下子从床上跃起去关窗户。在昏暗的街道尽头，一股浓烟从一个仓库模样的房顶冒出，但消防车却被什么东西挡住了，就停在我们楼下，不停地朝空中尖声鸣叫着。
　　我关好窗户，声音小多了，但这似乎对苏菲不起作用。她蜷缩着身体，不停地蹬着脚，把枕头捂在头上。习惯了都市生活的我们也早已习惯了这些声音，但即使在纽约，它也从来没有如此近如此大地在我们身边响起过。消防车驶过去了，声音渐渐变小，我又把注意力转回到床上的苏菲。她正看着我。刚才那可怕的喧嚷声扰乱了我的心绪，但它却像地狱的长鞭将她的灵魂劈为两半。她脸色潮红，有些扭曲。她退缩到墙角，浑身发抖，眼里重又噙满泪水。我在她身边坐下。我默默地看着她，直到她慢慢平静下来不再哭泣。我听见她说：“对不起，斯汀戈，看来我还无法控制自己。”
　　“你表现得很不错。”我说，言不由衷地。
　　她躺在那儿好一阵子不说话，呆呆地盯着墙壁。最后她说：“斯汀戈，你是否曾反复做同一个梦？这是否就叫梦魇？”
　　“有的。”我回答说，想起我少年时期母亲死后做的那个梦——在花园里敞开着的棺材里，母亲那张被雨淋湿的可怕的脸痛苦地看着我。“有的。”我又说，“我母亲死后，我曾经常做同一个梦。”
　　“你觉得这些梦与父母有关系吗？我常做的那个梦与我的父亲有关。”
　　“真怪，”我说，“也许吧。我不太清楚。母亲和父亲——不管怎么说，他们是一个孩子生命的核心。”
　　“我刚才梦见了我父亲。那个梦我已做了好多次，但醒来后一定忘记了。可消防车的警报声正好响起。那声音真可怕，可奇怪的里面似乎蕴含着一种音乐声。这可能吗——音乐？它吓了我一跳，让我一下子想起了那个梦。”
　　“梦见了什么？”
　　“我小时候的事。”
　　“是些什么，苏菲？”
　　“唔，首先，你得了解做梦之前发生的一些事。那是我十一岁的时候，和刚才那个故事里的你一样大。我们常到意大利的达罗迈山区度暑假，我以前告诉过你。还记得吗，我告诉过你我父亲每年夏季都在那儿的波尔察诺一个叫奥布伯任的小村里租一间小屋。当然，那儿是德语地区。一部分村民是波兰侨民，是从克拉科夫和华沙来的大学教授和一些波兰——我想你会把他们称作波兰贵族，至少他们都很有钱。我记得其中有一位著名的人类学家叫布郎尼斯洛·马里罗维斯基。我父亲很想与马里罗维斯基教授交往，可他讨厌我父亲。在克拉科夫时，有一次无意之间，我听见一个大人说，马里罗维斯基教授认为我父亲，别冈斯基教授，是一个粗俗不堪的暴发户。但奥布伯任还住着一个很富有的波兰女人，查托里斯卡公主。我父亲和她很熟，度假时常去看她。她出身于一个十分古老高贵的波兰家族。我父亲喜欢她是因为她有钱，嗯，还因为她在犹太人问题上与他的观点相同。
　　“那是在毕苏斯基时代。那时，波兰犹太人受到保护，我想你完全可以认为他们过着一种相当不错的生活。我父亲和查托里斯卡公主常常聚在一起，讨论犹太人问题和将来消灭他们的必要性。你瞧，斯汀戈，真奇怪，因为在克拉科夫时，我父亲在犹太人问题上出言谨慎，在我，我母亲，或任何人面前掩饰他对犹太人的仇恨，至少在我小时候是这样的。但是你瞧，在意大利，在奥布伯任，他和查托里斯卡公主呆在一起时就大不一样了。她是一位八十岁的老太太，总是穿着一件精美的长袍，哪怕是在盛夏也是如此，浑身珠光宝气。我记得她总是别着一枚硕大的祖母绿胸针，与我父亲在她那间十分雅致的避暑小屋里喝茶，谈论犹太人问题。他们用德语交谈。她有一条十分漂亮的伯恩山犬。我总是一边和这条狗玩，一边听他们谈话，几乎总是与犹太人有关，诸如把他们遣送到某个地方，消灭他们。公主甚至想为此成立一个基金会。他们总是提到岛屿——锡兰、苏门答腊和古巴，但谈得最多的是马达加斯加。他们想把犹太人赶到那儿去。有时，我和公主的小外孙一起玩，或和那条大狗玩，要么就边听唱片边听他们说话。知道吗，斯汀戈，我的梦正与放的那音乐有关。”
　　苏菲又陷入沉默之中。她用手按着紧闭的双眼，单调的声音里有什么东西急促起来。她转头看着我，好像已从她的回忆中跳了出来。“无论我走到哪儿都要有音乐，斯汀戈。没有音乐我活不下去。”
　　“哦，苏菲，我得告诉你实话。在乡村，也就是在纽约以外的任何地方，收音机什么也收不到。没有WQXR电台，也没有WNYC电台，只有星期六下午的密尔顿克罗斯和都市歌剧，此外便只有山歌民谣。也许我能为你演一出罗伊·阿卡夫的笑话。但正如我所说的，我们安顿下来后，第一件事就是买一台留声机和唱片——”
　　“我太贪心了，”她打断我，“内森已为我买了那么多唱片。但音乐是我的血液，我生命的血液。你知道的，我不能没有它。”她停了一下，又开始她的回忆。她接着说：“查托里斯卡公主有一台留声机，是那种最老式的，不太好，但却是我第一次见到和听到的机器。真怪，是吧，这个波兰老太太仇恨犹太人，却热爱音乐。她有很多好唱片，每当她放音乐时（为我母亲、父亲和我，也许还有别的客人），我都高兴得想要发狂。我们听着这些唱片，大部分是意大利咏叹调和法国歌剧——威尔弟、罗西尼和古诺德。我记得我被一张唱片迷得神魂颠倒。我太喜欢它了。那是张十分稀有而珍贵的老唱片，灌制的时间已经很久，里面充满杂音，但我十分喜爱它。那是舒曼·亨克夫人演唱的勃拉姆斯的《浪漫曲》，一面是‘开拓者’，另一面是‘永恒的爱’。第一次听见它时，我坐在那儿神思恍惚，从未听到过那美妙绝伦的歌声，简直有如天上神曲。不可思议的是，我和父亲到公主那儿拜访了那么多次，可这张唱片只被放过一遍。我渴望能再听一次。哦，上帝，只要能再听一次，我宁愿做任何事——甚至做十分调皮会受到惩罚的事。我很想请求再放一遍，但我太害羞了；另外，如果我这么……这么大方的话，我父亲会惩罚我的……
　　“于是，我一次次做着同样的梦。我梦见查托里斯卡公主穿着漂亮的长袍走到留声机前，打开它，然后对我说：”你想听勃拉姆斯的《浪漫曲》吗？‘我总是想说是的。可就在我开口前，父亲总是打断我。他站在公主旁边，眼睛瞪着我，说：“请不必为这孩子放什么音乐。她笨得根本听不懂。’我总是在这时醒来，内心充满痛苦……但这一次更糟。斯汀戈，因为在刚才的梦里，他对公主说的好像不是音乐，而是有关……”苏菲犹豫了一下，然后小声说，“有关我的死。我想，他想让我死。”
　　我从苏菲身边走开，踱到窗户前，内心沉重不安，充满痛苦。一股烧焦的糊味钻进房间，但我还是打开窗户，往下看着那条一片狼藉的街道。失火的建筑仍冒着浓浓黑烟，但火焰已经熄灭。烧焦的油漆、橡胶发出浓烈的臭味，更长的警报声响了起来，不过声音很微弱，是从相反的方向传来的。我看见一股高压水柱直冲冒出浓烟的窗户，然后被热浪蒸发成水蒸气。在下面的人行道上，有几个人伸长脖子呆看着大火，两个警察开始用木障切断街道。火灾威胁不到我们住的旅馆，但我却发现自己在发抖。
　　我回过身来。苏菲从床上抬眼看着我，说：“斯汀戈，我必须告诉你一件事，从未告诉过任何人的一件事。”
　　“那么，告诉我吧。”
　　“不知道这件事，你就不能理解我的全部。我意识到我最终必须得告诉某个人。”
　　“快告诉我，苏菲。”
　　“你得先让我喝几口酒。”
　　我毫不迟疑地朝她的箱子走去，从一大堆亚麻的丝绸的衣物中找出了第二瓶粉红色的威士忌。我知道她藏在那儿。我想，苏菲，你喝吧。然后我走到狭小的浴室里，接了半杯水，端到床边。苏菲把威士忌倒进杯子，直到把它盛满。
　　“你要吗？”她问。
　　我摇摇头，又回到窗户旁，呼吸着外面充满燃烧过的化学成分的棕色空气。
　　“我到达奥斯威辛那一天，”我听见她在我身后说，“那里真美，到处开满连翘。”
　　而我正在北卡罗来纳的拉雷大吃香蕉，我心想。自从认识苏菲以后，我已不止一次地意识到生命的荒唐，以及它所带来的无法消除的恐惧。
　　“但你知道吗，斯汀戈，在华沙那个冬天的一个夜晚，汪娜预言了她自己的死亡，我的死亡，以及我的孩子们的死亡。”
　　我现在已无法准确地记得，当苏菲叙述这件事情时，尊敬的恩特维斯特尔牧师是何时发现自己在悄声自语：“哦，上帝。哦，我的上帝。”但我似乎并没发现，随着那故事的展开，随着浓烟剧烈地掀动失火的屋顶，火焰终于冲破阻力腾空而起直飞天空，这些虔诚的话最终变得毫无意义。我一遍又一遍说着“哦，上帝，我的上帝”、“耶稣基督”，像白痴的白日梦一样空洞而没有意义。
　　“有时我想，这世界上的一切恶事坏事都是为我父亲而生的。在华沙的那年冬天，我对父亲以及他写的东西没有丝毫犯罪感，却经常产生可怕的羞耻感。羞耻和内疚不一样，是一种肮脏的情感，比内疚更令人难以忍受。一想到我父亲的梦想就要在我面前变成现实，我就觉得简直无法再活下去。我还知道了许多别的事，因为我和汪娜住在一起，或者说住得很近。她知道许多即将发生的事情，我也知道纳粹是如何把成千上万的犹太人转移到特里布林卡和奥斯威辛的。开始人们以为只是送他们到那儿劳动，然而抵抗组织对此事很清楚，不久我们也知道了真相，知道了毒气和焚尸炉。这正是我父亲想要的——这使我非常难受。
　　“我步行或乘公车去工厂上班，每次都要经过犹太人居住区。德国人还没有把那儿完全扫平，但正在他们的计划之中。我经常看见一队队犹太人高举着双手，忧郁而无助地站在纳粹的枪口下。我非常痛苦，有一次不得不中途下车来呕吐。所有这些恐怖似乎都是我父亲……认可的，不仅认可而且还在理论上制造。我不能再把这些事藏在心底，我知道我必须得告诉什么人。在华沙，没有人知道我的家庭背景，因为我用我丈夫的姓。我决定把这些……把这件邪恶的事告诉汪娜。
　　“但是……但是，你知道，斯汀戈，我必须承认自己的另外一种感觉，那就是我被发生在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