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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4章

燕山夜话-第34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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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剉指剔指刀、发剔、镊子等件,旅途利用,似不可少。”这就证明当时一般旅客要理发、修面等等,自己都能做。但是,古时候也有专门替别人理发的工匠。宋代张端义的《贵耳集》中有这样的记载:
“京下忽阙见钱,市间颇皇皇。忽一日,秦会之呼一镊工栉发,以五千当二钱犒之。谕云:此钱数日间有旨不使,早用之。镊工亲得钧旨,遂与外人言之。不三日间,京下见钱顿出。”
这个例子中说的秦会之,便是遗臭万年的卖国贼秦桧,他当时如何祸国殃民,自不必说。我们引用这个例子只是为了说明,宋代不但已经有了专门理发的工匠,而且有的理发匠手艺很高,所以秦桧一次就赏了他五千当二钱。至于从前理发业供奉黄帝轩辕氏为祖师,也不是毫无根据的。张华《博物志》说:“轩辕作镜、镊、剃刀。”有了这一条做根据,当然也可以说理发是由远古圣人创始的了。
如果再说做饭,那末,传说中的庖牺氏就是以庖厨而得名的。司马贞在《补史记》《三皇本纪》中写道:“太皞庖羲氏,……养牺牲以庖厨,故曰庖牺。”还有,古代另一个大圣人伊尹,也是由厨师出身,后来当了商汤的宰相,这在《史记》《商本纪》中同样记载得很清楚,恕我不再征引。
总之,无论哪一个行业,都会有精通业务技术知识的圣人出现。古代尚且如此,何况我们这个时代呢?今天的中学毕业生,各方面的有利条件很多,只要自己努力,毫无疑问都能做出显著的成绩。否则,即便继续升学,将来也干不成什么大事!

一块瓦片

偶然同编辑同志谈定了这个题目。这意思是说,我写的文章可能比抛砖引玉的砖头还不如,只能算是一块很平常的瓦片。
对于一块瓦片,谁会重视它呢?然而,仔细想想,问题却也不少。
我们的祖先老早就会烧瓦片。相传三国时代西蜀的大学者谯周所撰的《古史考》说:“夏世昆吾氏作屋瓦。”晋代张华的《博物志》说:“桀作瓦。”看来古代学者对于瓦片的起源,只上溯到夏代为止。可惜他们当时不懂得考古发掘,这也没有办法。但是,我们的祖先却很重视瓦片,把它大书特书,传之千古。后来瓦片太多了,人们慢慢地熟视无睹,也是很自然的。
为了在无数的瓦片中能够知所区别,历来造瓦的匠人,往往独出心裁,运用各种材料,制成各种花样,以引起人们的注意。
走进北京的故宫,到处看见的琉璃瓦,就是屋瓦的高级品种之一。宋代王子韶的《鸡跖集》说:“琉璃瓦一名缥瓦。”这种屋瓦在宋代以前已经相当普遍了。所以唐代诗人皮日休《奉和鲁望早春雪中作吴体见寄》的诗中写道:“竹根乍烧玉节快,酒面新泼金膏寒。全吴缥瓦十万户,惟君与我如袁安。”当时盖琉璃瓦的房屋,居然动辄有十万户之多,这样豪华的建筑与皮日休、鲁望的卧雪生涯相对照,恰恰反映了唐代封建社会的阶级对立。而皮日休这一派诗人大胆地揭露了唐代封建制度的黑暗面,这正是他们进步性的表现。
除了琉璃瓦以外,历来的封建贵族还不断出奇制胜,采用许多贵重的材料,造出种种比琉璃瓦更加希罕的屋瓦。你说什么材料最贵重,他们就用什么材料去造瓦。尤其是金属,由恶金到美金,几乎都被历代的贵族豪门用去造瓦,简直无一例外。
铁,古代称为恶金,用它造瓦自然是不奇怪的了。《大明一统志》载:“庐山天池寺,洪武间敕建,殿皆铁瓦。”明代诗人,号称十大才子之一的李梦阳,在诗中写道:“庐山绝顶天池寺,铁瓦为堂石为柱。”这座“天池寺”虽然早已毁坏了,但是有一部分铁瓦却一直保存到现在。
再说用铜造瓦,也不奇怪。《天中记》有一节文字,描写“西域泥婆罗宫中,有七重楼,复铜瓦,楹栋皆大琲杂宝”。由此不难想见,在那样大建筑的屋顶上,尽是铜瓦,光辉灿烂,多么富丽堂皇!然而,那又是古代多少劳动人民血汗的结晶啊!
这还不算,还有一些古代国家的贵族阶级,竟然要用银子造瓦,以装饰自己豪华的宫殿。据《新唐书》的《南蛮传》记载:“骠……自号突罗朱闍婆,……王居以金为甓,厨复银瓦。”这一段文字记载用不着解释,一看便知。当然这是历史的往事了。在中国南方的一些地区,象这种银瓦的建筑物似乎也有的一直保存了相当长的时期。
至于五代时期蜀主王建诗中所谓“月冷江清过腊时,玉阶金瓦雪澌澌”。这里说的“金瓦”是否真的用金子造的,谁也不能断定。但是,至少可以相信,它也决非普通的屋瓦可比,也许是涂了泥金的,或者比泥金更为讲究。那么,这些不也够奢侈了吗?
与历代贵族们穷奢极侈的各种金属屋瓦相比,过去无论在什么时候,中国一般人民建筑的房屋可就简陋得很了。
在北方,我们到处都能看到农民们的屋顶铺着石瓦。这种石头的瓦片由来已久。南北朝时期梁元帝的九贞馆碑文中就曾写道:“日晖石瓦,东跳灵寿之峰;月荫玉床,西瞻华盖之岭。”可见石头瓦片之用于建筑,已经有了长久的历史。令人奇怪的是,如今新式的建筑物,为什么对于这样坚固、耐久而又富有民族特色的建筑材料,却不多采用了呢?
在南方,因为大量生长着竹子,一般人民更普遍地用竹片做屋瓦。这种竹瓦也有很久的历史。唐代大诗人元稹写过“竹瓦风频裂”的句子。王禹偁在《黄冈竹楼记》中写道:“竹之为瓦,仅十稔;若重复之,得二十稔。”明代钟惺的《江行俳体》也写道:“处处葑田催种麦,家家竹瓦代诛茅。”历来还有许多类似的诗文,都可以证明竹瓦在南方的大量出现。
还有许多穷到无立锥之地的贫苦农民和手工业工人,既然连立锥之地都没有了,当然也不可能有房子,不可能有一块瓦片了。正如《新唐书》的《五行志》所载:“咸通十四年,成都童谣曰:……头无片瓦,地有残灰。”又如蔡珪在《花亭图》诗中写道:“头无片瓦足无土,不犯清波过一生。”这的确可以反映中国历史上被剥削阶级极端穷困的生活情况。”
可见就讲一块瓦片,也有种种复杂的情形,需要进行历史的分析。而且这里同样用得着阶级的分析。看是什么样的阶级,就用什么一种瓦片,界限分明,混淆不得。无论你是学历史的也好,学建筑的也好,学工业的也好,似乎都应该由小小的一块瓦片开始,对一切客观的事物,继续不断地进行仔细的分析研究。

讲一点教授法

在高等学校读书的同学们,暑假在一起谈心,偶尔批评到他们的老师中有的人太不讲究教授法,使得学生们不愿意听他的课。这个问题很值得注意。教授法的好坏,对教学的质量关系重大。一切为人师者都不能不注意教授法的问题。
同学们批评有的老师在课堂上讲课往往似懂非懂,叫人听不明白,讲得很费劲,好象老师自己也不明白似的。再加上有的老师对学生的预习和复习又抓不紧,不好好进行帮助,学生听讲时就抓不住要点,没有明确的目的,下课以后总是忙于补习听不懂的课,精神十分被动,深感苦恼。对于平时作业,老师也很少深入检查,学生只要把作业交了,老师带起就走,过几天退回,对的就对了,错的老师就改了,彼此不闻不问。日常的考查更少,一到了大考的时候,免不了要手忙脚乱。特别是自然科学的课程,本来要重视在实验室中的实验操作,可是有的老师不能进行确切的指导,操作对不对,往往也不清楚。大考之前的复习也缺乏认真的帮助,以致学生不知道应该怎样进行全面的系统的复习。这些都可以说明,有的老师还没有掌握一套教授法,因此,要想进一步提高教学质量就有困难。
为了改进教学,我们的各级学校领导干部,帮助教师们讲究教授法,我看是很必要的。毛泽东同志早于一九二九年在红四军第九次代表大会的决议中,就特别提到了教授法的重要性。他当时提出了十条教授法,这就是:一、启发式(废止注入式);二、由近及远;三、由浅入深;四、说话通俗化(新名词要释俗);五、说话要明白;六、说话要有趣味;七、以姿势助说话;八、后次复习前次的概念;九、要提纲;十、干部班要用讨论式。这十条教授法实际上不单适用于人民的革命军队,而且是可以普遍适用的,任何教学方法都离不开这十条原则。毫无疑义,毛泽东同志所规定的这些教授法,乃是总结了前人的丰富教学经验的结果。
在文化历史悠久的古中国,最早讲到教授法的要数《礼记》的《学记》篇。它说:“时教必有正业,退息必有居学。不学操缦,不能安弦;不学博依,不能安诗;不学杂服,不能安礼。不兴其艺,不能乐学。”这就是说,一年四时都要有一定的教学内容,课外必须认真自习,加以辅导。正课和辅导课要密切结合。没有一定的辅导课,正课就学不好。不努力自习,也学不好正课。正课与课外作业结合得好,学生的学习兴趣就更高,学习的成绩一定也更好。《学记》中还说了教师和学生应当注意的其他许多事项。比如说:“君子之教喻也,道而弗牵,强而弗抑,开而弗达。道而弗牵则和,强而弗抑则易,开而弗达则思。和易以思,可谓善喻矣。”又说:“学者有四失,教者必知之。人之学也,或失则多,或失则寡,或失则易,或失则止。”这些的确都是教学两方面应该注意的重要问题。
除了《学记》以外,其他书籍记载教学方法和经验的还多得很。例如《国语》载:“朝而受业,昼而讲贯,夕而修复,夜而记过。”这就把教学的程序规定得非常清楚。照我们现在的话说,这就是要求老师给学生讲授课业的时候,必须当场讲解透彻,使学生完全懂得,下课以后再让学生自修和复习,容易记错的地方特别要多记几遍。
历代封建统治阶级设定的学校制度,虽然教学的目的是落后的或反动的,但是教授法仍有许多可取之处。汉代的儒学是人所共知的,可以不说;且说蒙古族统治的元代。据《元史》《选举志》载,元世祖至元二十四年“立国子学而定其制,设博士通掌学事,分教三斋生员。……复设助教,同掌学事,而专守一斋;正录申明规矩,督习课业。……博士、助教亲授句读音训,正录伴读,以次传习之。讲说则依所读之序,正录伴读,亦以次而传习之。次日抽签,令诸生复说其功课。”这样的教授法,明清以后基本上没有改变。
而且,从前有许多知名的学者,往往私人讲学,他们的教授法更有特色,如宋代廖莹中的《江行杂录》描写了司马光的教授法,他说:“温公之仕崇福,春夏多在洛,秋冬在夏县,每日与本县从学者十许人讲书,用一大竹筒,筒内贮竹签,上书学生姓名,讲后一日即抽签令讲,讲不通则微数责之。”我们的教师对学生的要求似乎应该比司马光更严格一些,而决不应该比他还不如。
具体说来,各科有各科的要求,当然说不完。但是,不管什么学科,教师总应该经常考查,直到学生真正懂了为止。复习的题目尤其应该使学生觉得有兴趣,而不觉得是负担。教师自己更要经常努力学习,对自己讲授的学科内容,如果学得烂熟,教起来自然就能生巧了。

“科班”的教育法

读了盖叫天老先生的艺术经验谈《粉墨春秋》以后,有许多感想。偶尔跟朋友们谈起这本书,特别对于其中所述的旧科班的教育法——量体裁衣,总觉得意味深长。
所谓量体裁衣,在这里实际上是指的老师培养学生的方法,也就是老师对每个学生的前途,表现出严肃负责的精神。这对于我们现在教养子女、培育青年、训练干部等等方面,都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盖叫天老先生的这一部书,绝大部分是根据他自己亲身的经历写成的。当他讲到量体裁衣的时候,虽然他声明自己并没有亲身经历,不过他还是亲眼看见过那些情形的。他说:
“早先,孩子们进科班,与现在学校招生相仿佛,也有一种考试的办法。不过这考试不是决定录取不录取,而是决定孩子们在生、旦、净、末、丑中学哪一行当。”
你看,旧戏班的老师一开始就要替学生决定他应该学习什么行当,这是何等认真负责的态度啊!我们对自己的子女和青年学生,似乎都还缺乏这种负责的精神。这是为什么呢?我想这大概是因为一般人不注意培养青年的方法,特别是不善于掌握对每一个青年的具体情况进行具体分析的方法。这种方法实际上就是量体裁衣的方法。盖叫天老先生详细地介绍了这种教育方法。他说:
“入科班那一天,老师坐在屋子里,孩子们都守在屋外面,静候老师的传呼,叫一个名字进去一个。第一个被叫到的,推开房门,一闪身进去,站定。老师一看是个身体魁梧的孩子,大大的个儿,长得粗眉大眼。老师吩咐:上前走五步。他应声朝前迈了五步。一步步迈得很扎实。咳嗽一声!老师又吩咐。哈哼!他大声咳了一下,很响亮,听上去粗壮中透着正气,有那么一点类似二进宫里的徐延昭气派。于是,在花名簿上这个孩子的名下,老师给暗暗地注上个铜锤字样。然后让这孩子退过一边。”
就这样一个又一个地进行了初步的了解,有的象“老生”,有的象“二花脸”,有的象“小生”,还有象“青衣”、“花旦”、“彩旦”的等等,“老师都按孩子的身材、形态、声音,分角色不同的行当和类型,先暗暗记上一笔”。虽然,这些只不过是一个初步的印象,还需要做进一步的考察;但是,有了这么一些具体的初步印象却是非常重要的。
接着,老师还要进行比较深入的考察,以便更加了解学生的兴趣和特点,好给他们选择适宜的行当。为了这个目的,下面的过程是必要的:
“孩子初入班,头几天老师们不给他们一点儿规矩,让他们和大家一样,任自己的野性子,自由自在地爱怎么玩就怎么玩,不感到一点拘束。清晨起来,科班里练功的时候,让新入科的孩子们在一旁观看,老师同时也在那里暗暗观察每个孩子的表情,看他们对哪一路行当有兴趣。……这样老师对每个人的性情爱好便有了更进一步的了解。于是又在这些孩子的名下暗记一笔。……经过几天的观察,孩子们又再一次给叫到老师面前。……你愿意学什么?老生?花旦?武生?小生?还是花脸?孩子想了一想,说出了自己的愿望。老师把他所说的和这几天观察的结果对照一下,没错,他的举止行动和他自己的愿望常常是相一致的,于是这才按生、旦、净、末、丑,决定下每人应学的行当,而孩子的命运也就这样大体上被确定了。”
看来旧科班的这一整套方法是符合于教育学原理的。我国古代对于人才的培养和使用,也很注意“量才而教之,量才而用之”的原则。如《汉书》《董仲舒传》记载,董仲舒在一篇奏疏中提出建议:“兴太学,置明师,以养天下之士,数考问以尽其才。”他还建议:“量才而授官,录德而定位。”类似这样的主张,历代都有,可以说是老生常谈,简直很不容易引起人们的重视。
然而,这种量体裁衣地培养和使用人才的方法是比较科学的,也是从实际出发、符合实际需要的。整个社会全面地采用这种方法,就能够有计划地造就各种各样的人才。但是,这和近代西方资产阶级的所谓“天才教育”那一派学说,必须区别清楚。旧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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