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日落九世纪-第25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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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和四年（公元830年），宗闵刚刚入相不到四个月，马上就荐引上表告退的牛僧孺再次入相。近两年中，他把自己的同年、同学辈人统统提拔到显要的位置上，而这些人又转相依托，以至于引起朝野的共愤，连文宗也认为大臣之间私结朋党的现象颇重。当李德裕第一次入相，坚决主张去掉朝间议论最多的“三杨”等党人时，宗闵还千方百计予以袒护，在他看来，自己的所谓“同志”的利益是第一位的，谁要是反对，谁就是与他本人过不去。长安城中流行着这样一句话：“门生故吏，不牛则李”，“李”就是指宗闵，“牛”便是指牛僧孺，这句话是说，他二人取人，大多数都是自己的门生故吏。　　　　
　　　　别看宗闵事事锱铢必较，但表面上却很豪放任侠，对后辈以及同僚颇存宽厚，因此身边很有一些人，大半是在他前后进士及第的新贵，还有不少是他的同门或亲戚故旧，因而相互间的情分是很重的。　　　　
　　　　这又要谈起“进士科”考试了。　　　　
　　　　本朝“常科”与“制举”并重，合称“科、举”，是士人进身的必由之路。其中科目繁多，但比较起来，还是“常科”中的“进士”一科最为显要，一旦得中进士，那简直就是一件光耀无比的事情，此后释褐入仕、出将入相，都指日可待。后人有所谓“簪绂望之继世，草泽望之起家”之语，就是指的进士科。士子一生荣辱，寄乎其中。　　　　
　　　　


第五章　李宗闵　牛僧孺　李德裕李宗闵　牛僧孺　李德裕（3）

　　　　本朝“进士试”有两个显著特点：一是不糊名，也就是阅卷者（主试官）可以知道这是某人的卷子；二是试诗赋，亦即考试内容以写诗作赋为主。由此，整个过程便产生了一种独特的情形：　　　　
　　　　首先是可以公开推荐；其次是考试重才艺不重实学，举子们平日的声誉重于临场的发挥。　　　　
　　　　主试者称为“知贡举”，就是“特命主掌贡举考试”的意思，一般以朝廷名望大臣担任。与知贡举者关系密切的人，可以公开为他推荐才人，这也是朝廷出于不拘一格广泛选拔人才的考虑。而举子们为了证明自己的才华，往往提早很多时间，向公卿大夫投献诗文，以博得他们的赏识和引荐，同时营造声誉，期望来年中进士。所以每年的秋天，都有数千举子云集长安，奔走于名公贵仕之间，希望他们向主司推荐。有时，甚至在考试之前直接向主考献诗，陈诉衷情。　　　　
　　　　这是应试的技巧，也是必由之路。否则，起于泥涂、升腾云空的一腔抱负，就有可能成为泡影。　　　　
　　　　当年柳宗元的一位朋友下第后，找他请教。柳子厚赠他四个字：“先声后实。”这话怎么讲？实际上很简单，就是一定要先给主司一个印象，然后才能在考试中用上真才实学。　　　　
　　　　知贡举者拥有生杀大权，而每年却只有极少数人能登进士第，因此，一旦得中，及第者必对知贡举者感恩终身。时人把主试称为“座主”，把当年进士称为“门生”，“座主”之于“门生”，不啻于恩重父母、义同再造，这种关系可非同小可！　　　　
　　　　元和时期，崔祐甫的侄子崔群在中书舍人任上曾做过一年知贡举，后来罢职，退隐林下。其妻有一天劝他：为子孙考虑，是否应该置点庄田。　　　　
　　　　崔群笑答：“我有三十座美庄良田遍布天下，夫人何忧！”　　　　
　　　　其妻茫然：“从来没听说夫君有这些产业。”　　　　
　　　　崔群大是得意：“我前年知贡举放榜三十人，他们不都是我的良田吗？！”　　　　
　　　　崔群真是明白人，他知道“有人”的好处要大于一切，而所谓“有人”，又有什么能比得过“门生遍天下”呢！　　　　
　　　　近几十年来最著名的知贡举是德宗时的宰相权德舆，他在贞元十八、十九、二十一年连典三年贡举，前后擢进士七十人，登辅相之位者，即有十余人之多。比如贞元二十一年（公元785年）这一榜，李宗闵、牛僧孺、杨嗣复就赫然其中。权氏自己正是凭了这一点，安稳轻松地做了几年的宰相。　　　　
　　　　于是，进士一科的种种弊端遂由是而生。试诗赋，重声名，使浮文艳词大行其道，举子们轻德重艺，蔓衍成俗，越来越脱离现实。而“座主”、“门生”，受命公朝，拜恩私室，开请托胁迫之路，扇奔竞冒进之风，也使得公平原则大受破坏。同时，如此情状，更使得诸如长庆元年的那种科场案屡屡发生。　　　　
　　　　宗闵与僧孺等无数人都是这样过来的，幸运地成为每年充其量只有二三十个名额中的一员。他们在特定的仕进过程中有着相同的经历，“同年”、“同门”、“师生”这些纽带把他们紧紧地结合在一起，友情因素取代了理念成分，最终决定了已经延续了一二十年的派系斗争愈演愈烈。　　　　
　　　　宗闵周围算得上是关系亲密且身居要职的有好几位。　　　　
　　　　文宗去世这一年的宰相杨嗣复，是宗闵的同榜，同年情义，十分相得；与其同相的李珏，更是宗闵一手提拔，由嗣复推荐才得以入相，他们的关系自也匪浅。此外人数颇多，“三杨”兄弟是其典型。　　　　
　　　　杨虞卿是宗闵最为得力的干将，受其知遇也最重，宗闵甚至把他当作骨肉兄弟一样看待。他是元和五年（公元810年）的进士，比宗闵晚五年，在元和末期官至监察御史，长庆四年（公元824年）为吏部员外郎，仕途也是相当顺利的。在吏部员外郎任上，因检下无术，曾被一度停职。大和时期李宗闵、牛僧孺同相时，被起复为左司郎中，一路高升，做到给事中的职位。　　　　
　　　　此人天性圆滑柔佞，攀附权贵很有一套，不仅得到李、牛的赏识，而且与宫中宦官的交情也甚为密切。有了这些关系，他在朝中便以路子广、办法多著称，一些举子为了得中科第、获授美缺，往往托他行走，很少有办不到的。因此，虞卿门下党徒众多，朋比唱和，喧嚣朝野。　　　　
　　　　虞卿弟汉公，元和八年（公元813年）登第，大和七年（公元827年）官至司封郎中，在宗闵左右，也是个很得力的人。堂兄杨汝士，比虞卿早一科，元和四年（公元809年）进士。他是长庆元年与钱徽同知贡举的主试之一，在那场案子中因涉嫌擢其弟鲁士及第，被贬为开江县令。从此汝士便与宗闵走到了一起，更得到他的厚待，大和后期一直做到中书舍人。　　　　
　　　　“三杨”兄弟卜宅于京师靖恭坊，号称“靖恭杨家”，他们与杨嗣复还是同宗，一门数人位至公卿，是其时显赫一时的大族，也是朝廷中拉帮结派者的中心。位于靖恭坊的杨宅从早到晚都是车马如注，虞卿每天都要接见无数宾客，也不知道都在商量什么，反正看上去来往其门的不是有事请托之人，便是三杨的至亲好友。人们戏称杨宅是“行中书省”，因为它似乎比朝廷的中书省还要热闹，还要具有权威。　　　　
　　　　来往于“靖恭杨宅”的主要人物是张元夫和萧澣，官职分别是中书舍人、给事中，此二人是虞卿圈子中最得力者，时人把他们与虞卿合称“党魁”，这个称呼甚至连天子都有所耳闻。　　　　
　　　　“三杨”兄弟感恩图报，在大和时期为宗闵上跳下窜、大肆活动，朝野为之侧目，实在也闹得太大了。所以大和七年（公元833年）德裕入相，主要打击的就是杨虞卿及其党人，将他们全部贬出朝廷。但是，一年后宗闵再相，杨虞卿等人又官复原职。随着李训、郑注逐渐掌握大权，与枢密使一派宦官关系紧密的宗闵等人利益便有所损伤，因此他们和大多数朝官一样，对这两人也不能接受。杨虞卿时任京兆尹，既对李、郑表示不满，则对方为“行大事”的需要，自也要拔去这个眼中钉。大和九年五月到六月，贬虞卿出明州，连带将李宗闵、李汉、萧澣、白居易等人一并驱逐出朝。可怜的是，宗闵的其他党人安然无恙，都熬过了这次贬谪，只有虞卿病死在贬所，没有看到他们一派在后来取得的完全胜利。　　　　
　　　　所有的这些人，都以宗闵为中心。没有李宗闵，几十年的派系波澜就决不会如此轰轰烈烈。　　　　
　　　　三　　　　
　　　　在宗闵的同党中，最主要的当然是他的同学兼同年牛僧孺。宗闵与僧孺两人虽然一起成名，但由于长庆元年试场案的关系，僧孺却要比他早入相，因而资望在后来超过了宗闵。在帝国政治上的影响，僧孺也不亚于宗闵。但尽管如此，僧孺在前后几十年的派系斗争中，所起的作用却不能与宗闵相比。　　　　
　　　　僧孺与宗闵有些不同。最大的一点是性格沉稳而不外露，做事讲究技巧；而且很能够辨明利害，不强为出头之鸟，该避让时一定退让，一旦抓住机会也绝不松懈。　　　　
　　　　僧孺家境贫寒，年轻时为了出人头地，很是用了些功。为此，中了进士后颇为自矜。僧孺绝对没有德裕的那种正统的观念，这也许是他出身贫寒，又得中进士的缘故。进士科靠的是才学，古往今来，有才者如不能锻炼其志，就不免浮华不拘，放浪形骸，而且急于求进。僧孺也有这个特点，尽管比起他人来，尚不算是太过分。比如他好奇石、好声伎，在文宗开成时闲任洛阳期间，曾与好友白居易时相过从，他对朋友夸言道，自己曾先后服用过三千余两钟乳石，因此在“那个”方面是很可以的。白居易听了，也为此佩服不已。　　　　
　　　　当然此乃小节，无足厚非。僧孺这人最大的缺点是气魄狭小，懦弱而不思进取。辛勤数载，中进士、得高位，在他看来就是人生之极限了。为了既得的地位，僧孺不惜以退让自保来牺牲原则，所以当年李逢吉勾结宦官把持朝政，他便主动上表辞位出京；宋申锡事件中，更不能坚持正义。最明显的例子，是他对朝廷用兵无论是对付外族入侵抑是地方反叛都强烈地表示反对。他在其他方面不敢坚持原则，但在这一点上却十分的顽固。　　　　
　　　　战争总是人情所厌恶的，因而古今中外，反对战争者都能讨巧，给自己留下一个爱护民生的美誉。但是在实际情况下，为了达到和平，有时却不得不诉诸武力，这种情况下的用兵，和穷兵黩武是大有不同的。僧孺和当年的李绛不同，李绛是从帝国战略上考虑，主张轻重缓急应有区分，而僧孺一味反对兴兵，往往是出于既不担风险，又不失清名，何乐而不为的考虑，这是典型的不负责任的表现。　　　　
　　　　为这事他与德裕发生了激烈的斗争，“维州事件”是前数年中最厉害的一次，在后来的武宗时期，面对着回鹘入侵以及昭义镇的反叛，他仍然主张妥协退让，和德裕主战的方针格格不入。这是后来两派争讦的焦点所在。　　　　
　　　　僧孺饱览诗书，有文学之才，在这个方面他与李宗闵也很不相同。所以，他对政敌采取的手段，相应也就温和些，这一点倒也不可不论。　　　　
　　　　除了在“用兵”这一点以外，僧孺和宗闵在政见上其实与德裕并没有什么严重的分歧。所以说，有时政治派系的产生，并非是一些正经的因素在起作用，而往往出于一些看起来不甚重要的小事。比如进士科考试，便是宗闵与僧孺走到一起的重要原因之一。有人将由这些因素而产生的非政治性群体称为“朋党”，也就是这个道理。　　　　
　　　　人情贵难贱易。中进士既然很难，则社会愈重进士，因而进士及第者的仕途相对于他人来说就比较顺利。进士出身者人数不能算多，也有的人终身未授官职，但是，这个阶层却是帝国政治的核心，而且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就以目前几十年而论，朝中文职大员，几乎清一色是进士及第者。　　　　
　　　　但是也有例外。　　　　
　　　　


第五章　李宗闵　牛僧孺　李德裕李宗闵　牛僧孺　李德裕（4）

　　　　李德裕就不是进士出身，他是靠祖荫起家入仕，进入政坛的。而且，他对进士考试的种种弊端尤为不满。　　　　
　　　　早先，牛僧孺刚及第时，元和三年（公元808年）的那次尴尬的事件尚未发生，他与德裕的关系还很不错。那时僧孺二十九岁．是风华正茂的新进士，德裕二十一岁，随父入京，补授秘书省官校书郎，是意气风发的年轻朝官。大家都是年轻人，平时时常相聚，说话也不拘束。　　　　
　　　　一次宴集，两人都在座，僧孺正是得意的时候，不大看得起公卿子弟，于是对德裕开了个不大不小的玩笑。他瞧着德裕道：“绮纨之子，怎么也坐在这里！”其时，预席者大约以新进士为主，所以僧孺如此嘲笑了德裕一句。　　　　
　　　　奇怪的是，德裕却无动于衷。确实，他没有必要为这句话生气，德裕十分清楚他自己的行为：他之所以没有功名，是因为他没参加过任何考试，而其中没有其他原因，就是因为他从来都不看重科举。这在他后来的一番自述中表示得一览无遗。他曾对武宗皇帝说：　　　　
　　　　“臣无名第，自不当指责进士。但臣之祖先在天宝末期因仕进无路，勉强应试，竟还一举中第。所以厌恶其技浮华不实，自后家不置《文选》。臣以为，朝廷显官，还是应以公卿子弟为之。”　　　　
　　　　当时武宗很不解，照他的想法，无论出身贵贱，取人但凭真才实学。宰相怎么如此说？　　　　
　　　　德裕并非是顽固的守旧之人，他有他的理由：　　　　
　　　　“公卿子弟自小便习举业，”所谓“举业”，当是指“制举”之业，亦即与现实政治紧密相关的策问之类，和单以诗赋为业的“进士科”大有区别，“因而熟悉朝廷事务，诸如台阁仪范、班行准则之类，不教而自成。寒士纵有出人之才，登第之后，始得一班一级，固不能熟悉……”　　　　
　　　　德裕怎么拿“台阁仪范”、“班行准则”来衡量人才高下？！话乍听起来有些泥古不化，其实不然。这是因为进士浮荡，不以礼俗为事，已成积习，所谓“驱驰于才气，不务以德行”，屡为有识之士所批评。所以，德裕要积极提倡天子重用讲究儒家礼法经义的公卿子弟，这才是他的本意。　　　　
　　　　基于这种认识，所以德裕早年不应举，而其后也主张对进士科考试进行改革。德裕第一次入相的大和七年（公元833年），就对进士科进行了几项改革，一是停试诗赋，亦即进士科考试中不以诗赋为题；二是罢宰相阅榜，这尤是德裕的独创性改革。　　　　
　　　　早先，进士试中有一条不成文的规矩，即主考官须将录取名单，在正式发榜前呈送宰相过目，称为“阅榜”。因此宰相便可以利用职权，上下其手，调换增删及第人员。德裕坚决主张废除这一陋习，并在翌年正月由朝廷正式通过。　　　　
　　　　但不久德裕就被李训、郑注借李宗闵的力量挤出执政地位，宗闵一上台，德裕的主张自得不到贯彻，大和九年（公元835年）便又恢复了试诗赋。德裕对武宗的关于任用公卿子弟的进言是后来的武宗会昌三年（公元843年）他第二次入相时，在一次廷议上提出来的，此后，他又是雷厉风行地对进士试进行了几项改革，这次更触到了问题的关键。　　　　
　　　　第一是及第进士不得呼主司为“座主”，及第后只能一次性谒见主试，此后不得聚集参谒，更不能于主司宅第置宴。这是从“座主”、“门生”过于亲密一点上来开刀，确实击到了要害。　　　　
　　　　第二是禁止“曲江大会”。　　　　
　　　　进士科之考试、放榜、宴集，早已形成定例。考试结束后，一般是在二月出榜，榜出之日，黎明五更，禁鼓敲过，举子可到礼部南院东墙下看榜。击鼓唱名，便见分晓。以后，新进士则先赴主司处拜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