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戏的前世今生-第7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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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龙图打坐在开封府（3）
包公从元杂剧时代开始逐渐被偶像化，成为“清官”的符号。但是包公成为民众崇拜的偶像经历了曲折过程，包公的形象是通过更多的包公故事，才渐渐变得越来越丰满，而故事的衍化过程，就像民众在包公为官之路上，设置了唐僧上西天拳经历的九九八十一难那样的重重障碍。长路漫漫，历静坷，包公在民众心目中的“清官”地位，才能持续稳固。
明清年间包公戏为这位“清官”出的难题，显然更甚于元代。在著名的包公题材南戏《高文举珍珠记》中，宰相女儿被她父亲强买强卖似地嫁给状元郎高文举后，吃醋吃得过分，她仗着有个位居一品的父亲，无端迫害高文举的结发妻子，因而被告到包公门下。和它相似但流传更广也更具代表性的是《秦香莲》。包公审理这些案件时的困难不在于案情扑朔迷离或是非难断。秦香莲的丈夫陈世美上朝取应得中高官并且被招了驸马，贪图富贵背弃发妻秦香莲。香莲携两个幼子千辛万苦地来到京城，他拒不相认不说，更恶劣的是他为绝后患居然派手下去追杀妻儿。侥幸逃过一命的秦香莲怒而投告到开封府，对于包公而言，案情的真相一目了然。
男性地位改变后停妻再娶，这既是家务事又不止于此。包公审理这桩案子，重心不在于陈世美在婚姻上对秦香莲的背弃，而是陈世美贪图富贵且道德沦丧，不仅德性有亏，且悖于宗法。所以秦香莲明知陈世美成了驸马仍然来要求“公道”。主持“公道”本是“青天大老爷”职责所在，但是在这个案子里，有“包青天”犯怵的地方。
在秦香莲的案子里，包公要对付的不是宰相女儿，而是皇家的驸马爷。宰相虽然位高权重“一人之下万人之上”，但仍然是臣，与最底层的县令之间的差异还是可以度量的，而且在理论上县令也有升迁为宰相的机会——包公就是从县令渐渐做到副相的实例；宰相和皇帝之间的差异则不可度量。因此，《珍珠记》只是《陈州粜米》之类剧目的“宰相版”，包龙图在《秦香莲》里面对的是皇家的绝对权力，正是包公在陈世美与秦香莲的讼案中执法公正，才体现出明清年间比杂剧时代更显伟大的包公形象。
↓权天授，不受世间的法律约束。陈世美深信娶了公主，有皇权荫庇，能超越伦理道德，甚至可以超越法律。因此他明知被告到了执法如山的开封府，依然对包公轻蔑地说“纵然有人将我告，敢把我当朝的驸马怎开销！”
细读《秦香莲》，我们会对传统社会中法律的限度有更深刻的理解。表面上看比《秦香莲》更极端的是《打龙袍》，在这里包公连不守法度的皇帝本人也敢于惩罚，但恰恰是《打龙袍》为包公设计了一条退路，且不说剧中皇帝所犯的并非真的什么十恶不赦的大罪，国太对皇帝的控诉大半是用公理包裹着的私怨，就算皇帝真的不忠不孝不仁不义，包龙图也只能用皇帝的龙袍代替皇帝挨板子以示惩戒。可见普通百姓对司法公正的期待是有限度的，他们追求的无非是“王子犯法与庶民同罪”，它与“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微妙但却十分关键的区别，就在于民众始终承认皇权的至高无上，承认皇帝有置身于法律制裁之外的特权。
既然如此，老百姓对“第一家庭”也会有最大限度的宽容，所以观众很能接受包公委婉且耐心地对陈世美好言相劝。这一嘲里有京剧《铡美案》最负盛名的唱段：“包龙图打坐在开封府，尊一声驸马爷细听端的：曾记得端午日朝贺天子，在朝房与驸马相过了面皮。我相你左眉长来右眉短，左膀高来你的右膀低。眉长眉短有儿女，膀高膀低你定有前妻。我劝你相认是正理，祸到临头后悔迟。”包公旧能放低身段的金玉良言并没有说动仗着驸马身份无比骄横的陈世美，面对陈世美的狡辩，包龙图才不得不与这位驸马爷正面冲突，他那段脍炙人口的〔西皮快板〕就此喷发出来：“驸马爷不必巧言讲，现有凭据在公堂。人来看过香莲状，（王朝递状）驸马！驸马爷近前看端详：上写着秦香莲三十二岁，状告当朝驸马郎。欺君主，灭皇上，悔婚男儿招东床。杀妻灭子良心丧，逼死韩琪在庙堂。将状纸押在爷的大堂上！劝你相认回府往，咬定牙关你就为哪桩？”
包龙图打坐在开封府（4）
但这还不是《秦香莲》的高潮。最重要的角色还没有登场，在这个曲折故事里包公的真正对手是皇姑和国太。就在包龙图要对驸马爷用刑的当口，皇姑和国太驾到！这才出现了最尖锐的戏剧冲突：面对皇姑与国太对驸马爷的护佑，包公能否为秦香莲这样的小民作主。
只有《秦香莲》这样的故事才足以让包公彪炳千古。国太与皇姑刻意彰显陈世美皇亲国戚的身份，将国法与私情难以分解地混为一体。身为皇家贵胄却又可以像市井妇人般撒泼的皇姑和国太让包公为难万分。《秦香莲》之所以最终能让观众十分满意，是由于包龙图小心翼翼但却坚定不屈地拒绝了以皇帝的名义滥施特权，打坐在开封府的包龙图，最终让百姓看到了“公道”之存在。
需要特别指出，包龙图能够给秦香莲的是“公道”而不是“幸福”。论及私情，“幸福”当然远比“公道”重要，但是论及国法，“公道”的意义就远非“幸福”能比。只有把“公道”看得更重要，把国法看得更重要，秦香莲才有活路——“铡美”并不能保证秦香莲似的怨妇过上幸福生活，但起码的公平是她们能够还能在世上忍受的前提。因此，假如能有公道，那么，法律与其说是统治者的工具，不如说是普通百姓的护身符。
将国法置于私情之上，是司法公正的核心。国法比私情更重要，公道比幸福更重要。对他人是如此，对包龙图自己也是如此。流传很广的《赤桑镇》，让国法和私情的冲突及于包公自己，进一步拷问这“清官”的良心。对“清官”不徇私情地审案的要求，不仅是要求包龙图不能顾及“别人”的、包括皇帝的私情而妨碍公正，不，更关键之处在于，每个司法和执法者，都会有自己的“私情”。包龙图要成其“清官”，铜胀不能仅用于铡别人家的脑袋。《赤桑镇》对包公提出了更高的道德要求。
《赤桑镇》里欺凌百姓贪赃枉法的罪犯是包龙图的侄儿包勉，而且包公和这位侄儿的关系很不一般。有时我甚至认为包公要对包勉施以极刑，比起对自己亲生子女用刑需要更大的毅力与决断。
各种版本的包公斩包勉故事无不浓墨重彩地着力渲染嫂子对包公恩情，在汲取了东北二人转传统段子鲜活语言的吉剧《包公赔情》里，那包公“是嫂嫂你一滴滴一点点，点点滴滴心血奶浆养成的人”。突遇丧子之痛的嫂子得知是这位亲弟弟铡了自己唯一的儿子，不由得痛陈当年的苦楚和今朝的绝望：“你在我身旁十八载，嫂嫂我提心吊胆十八春。想当年身左奶我小包勉，身右奶你包大人，叔侄二人难抚育，我奶他三分你七分，饿瘦我儿娇养了你，今日断我后代根！”“……省吃俭用供你把书念，谁料你功成名就忘了恩！”
只有在重亲情讲恩义的传统社会语境里，《赤桑镇》里的情感冲突才会显得比《秦香莲》更尖锐。当包公铁心要铡陈世美时，他的担当可以从传统文化中找到足够的道德支撑和力量；而且，即使是在他要对亲侄儿包勉行刑时，他仍然是坚毅而刚强的；然而当他要向他嫂子告知他的这一决定时，突然变得软弱而踌躇不前。他不复有《铡美案》和《打龙袍》时的气宇轩昂，他忽然意识到他那看起来似乎天经地义的清正廉明，却伤害了同样重要且不可逾越的人伦亲情与恩义。
亲情与恩义是维系人类社会的根本，一点都不比国法和公正轻。因此，为国法不徇私情的包龙图要努力修补亲情与恩义遭受的损伤，对他嫂子唱出“劝嫂娘休流泪你免悲伤，养老送终弟承担，百年之后，弟就是你带孝的儿郎”时，我们当可更深切体会到他的歉疚之心。正由于国法和私情都拥有合理性与正面价值，冲突与抉择才意味着必须做出巨大牺牲，而因为亲情和恩义更切近人的根本，更难以割舍，且更无处不在，因而与权势相比，会更容易更经常地成为公正的障碍，所以，考验包龙图不仅需要《铡美案》，还需要《赤桑镇》。
戏剧是千百万普通民众书写的历史，包公就是这部厚重历史中最具分量的一章。在这里，凝聚着普通民众对于司法公正的理解，它告诉我们要建构一个司法公正的社会，需要超越哪些障碍。包公所面临的所有各种各样的挑战，既是民众对于清官的期待同时又表现出中国百姓在政治与司法领域足够清醒的意识。包公遭遇的困境就是追求与维护司法乃至于社会公正所需要解答的难题，千百年来从《陈州粜米》《秦香莲》直到《赤桑镇》，中国民众加之于包公身上的重重考验，就是对司法乃至于社会走向公正之道的导引。从元杂剧到晚近的京剧和其他地方剧种，一出又一出的包公戏里，戏剧家和观众们对清官提出越来越苛刻的要求，恰恰体现了民众对于政治清廉的认识不断深化。清官难做，但非如此就无从彰显清官的道德价值。
包龙图打坐在开封府（5）
许多部包公戏共同塑造出一个不畏权势不徇私情的具有典范性的清官，但我忍不住要煞风景地说，如此不畏权势不徇私情的是戏剧里的包公而并不是历史上的包拯。
诚然，包公在世时确实有很好的官声，他的清廉与公正，也确实远近闻名。但历史上的包拯并不需要经历“铡包勉”这样的艰难的选择，包拯的父母虽然身体不算降，但确实是他们养育了包拯而并未依托包公的嫂娘。至于包拯与皇帝之间的冲突，像《秦香莲》里那样面对皇姑国太毫不退让的正义感，虽然在他的人生经历中并不是毫无形迹可寻，但是离开斩杀驸马那样极端的程度，还是差得很远很远。
历史上的包拯与皇戚也有过冲突，其中最辉煌的事迹，就是先后六次上疏弹劾张贵妃的伯父张尧佐。可惜我们找不到张尧佐多少真正的劣迹，只知道包公顽强地弹劾这位皇亲国戚，最主要的理由是他认为他的这位前上司并无骄人政绩，只是仗了侄女得皇帝之宠幸才青云直上；有趣的是包拯的职务升迁路径几乎跟在张尧佐后面亦步亦趋，刚刚跟随张尧佐从户部副使任上升迁执掌谏院的包拯，上任后立即发动了对这位前任持续而猛烈的攻势。在他知谏院的短暂时期内，弹劾张尧佐几乎是他最主要的工作，直到皇帝终于耐不住性子，同意在大臣们面前与他展开廷辩，据说激辩时他的口水都溅到了皇帝脸上。托赖宋代对谏官“言者无罪”的宽厚待遇，就靠着这样认死理的抗辩，兼之随后李贵妃因病逝世，最后他总算成功地终止了张尧佐的仕途。这大概就是包公一生与皇亲国戚正面斗争最重大的事件，他不断向朝廷上疏，不屈不挠，终于实现了自己的目标，而这样的抗争与成功，与《秦香莲》里的包公形象的距离，无论是道德还是戏剧性，自是不可以道里计。
而且更重要的是，即使包公做到了知开封府这样位高权重的地步，在审案时他的权限其实是很小的。在民众想象的戏剧作品里，包公执掌的开封府甚至专门设置了三座专供他行刑的、分别以龙头、虎头、狗头为标志的铜铡，据称狗头铡专门用来斩杀犯了死罪的平民百姓，虎头铡用于斩杀犯了死罪的大臣官吏，而龙头铡，则特别用以斩杀犯了死罪的天子贵族王侯。然而，按照宋代的法律，州县一级的官吏只有权审理和判决“杖以下”的案件，这就是说，遇到一般的坏蛋恶人打他们几十棍以施惩戒是可以的，而“徒以上”的罪行，即需要正式地坐班房的，就需要由中央专门的司法机构如大理寺或刑部审理判决。开封府虽然下设两厅三院，审理很多案件，但是遇到较重大的需判处罪犯徒刑的案件，同样需由大理寺和刑部两家互相监督和复核以最终决定。因此，历史上真实地“打坐”在开封府的包龙图不但不可能有他的“铡美案”，连将陈世美下狱的权力也不见得有。
当然，戏剧不是历史，假如戏剧里的包公以及所有与包公一样的清官们面对贪官污吏时都没有杀伐惩恶的权力，那么所有清官戏也不复存在。在戏剧作品里包公的权力就像我们知道的那样很大，而且他经常有机会手握御赐的尚方宝剑，有了尚方宝剑，包公对于犯案的贪官污吏就可以便宜行事；因此他能够在权势对司法公正构成现实的威胁之前，将公正的理想落实为无法变易的现实。通过戏剧，包公成为人民心目中法律的化身，成为司法理想的民间化身，并且清晰地折射出平民阶层对于官员的道德期待。
因此，我丝毫不会因为戏剧里的包公与历史上的包拯巨大的差距而感到不安，我以为一个国家有道德有理想有追求的民众，有权利按照自己对于政治清明的诉求创造自己的司法偶像，他们通过为清官设置不同的难关，让他们置身于各种各样的情境中经受考验，经历这样的千锤百炼，打造出代表了一个民族对政治清明之无限追求的标志性人物。因此，包公戏不需要依附于历史上的包公而获得价值，它的永恒魅力，就在戏剧本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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