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索中的男人-第22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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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的录像，人们怎样来评价这样的应用呢？这个讨论涉及了民权自由的问题。对坚决反对『色』情描写的人来说，是否女『性』一反对『色』情　就会和那些想要检查所有『性』描写的录像的右翼分子站在一起呢？怎样看待罗伯待　麦少扑的作品呢？对于他的照片，一部分人认为是有关『性』的，一部分认为是『色』情描绘。后者将取消他的作品到画廊去展示的机会，还会拿麦少扑作为一个例子，拒绝他们公开许可认为是『色』情描写的艺术家。凯特　艾利斯认为：反『色』情的女权运动使我们提出的改革失去了吸引力，甚至对我们其中想要进行改革的人也一样。

　　　　格丽　罗宾写道：

　　　　当然，我反对对女『性』使用暴力。但是，我感到我无法表达对暴力攻击女『性』的政治观点。因为，在政治上，反对暴力攻击女『性』的唯一形式是已表达的那种反『性』虐待政策。

　　　　爱兰　菲利甫森遗憾地说，这场争论会在反对『色』情的〃好女孩〃与那些努力阻止侵犯她们的『性』自由的〃坏女孩〃的相斗之中结束。劳娜　威尔和莱尔　凯瑟深信这场争论的构思就错了：〃我们反对这两种立场……从看重多样的合乎道德标准的『性』行为的视角来看，仅仅排除通过民主讨论确立为强迫和暴力的那些做法。〃

　　　　这次讨论向进步的男人提出了问题。一些人渴望加入支持反『色』情描写的这一边，他们明确地把自己的意图和那些虐待狂、强『奸』犯、『色』情描写者和另一些有厌女癖的人区分开来。约翰　斯托顿伯格在谈到『色』情描写的制度化和男『性』优越『性』『色』情化时，说道：

　　　　我们要告诉别的男人，如果你们让『色』情描绘者们牵住鼻子（或身体的其他什么　部分），进而相信女人生来就是应该被绑起来吊起来任人打骂或强『奸』的，这可不是什么好事。

　　　　戴维　弥拉认为，『色』情作家其实是在糟蹋自己，使自己肤浅而〃愚笨〃。

　　　　男人希望相信存在一个美丽却没有灵魂的躯体。因为这个想法，他把表面当成了真理。没有什么深度。因为这个想法，开始崇看起拜一幅意象。但是一旦图像进入生活，它就失去了男人给它的东西……片刻的热情。然后，男人希望有另一个躯体，另一张面孔，另一个瞬间。他像抛弃一幅画那样抛弃了它。它不再适合他的嗜好。只是表面可以被认识被热爱，这就是，为什么这个意象容易枯竭，为什么必须存在另一个原因。

　　　　反对『色』情的男人为『性』公平斗争而组织起来，写出了一张沉『迷』于『色』情描写的人的行为特征表：

　　　　你开始不满意你的『性』伴侣的外表长相或者她们表达自己『性』的方式；为了和某人发生『性』关系，你总要去想『色』情描写中的画像和场面；你变得孤僻或者变得不大受出门等等。

　　　　从另一个方面来看，受利克斯　罗德　莱德玛汀认为自己是一个女权主义运动者，然而他说道：

　　　　像我的许多朋友一样，我们突然喜欢这玩意儿。它让我兴奋地提醒自己是一个『性』的生物。它满足了我对所有我无法与之呆在一起的女子的好奇心。我认为，它让我变成了一个更好的爱人，而且让我成为一个更有忍耐力的男人。

　　　　伯尼　热伯杰德认为：『色』情描写在某种程度上可以有治疗作用，可以使『性』生活增添情趣，并且促进婚姻关系。具体化了的『妇』女描写是不是『色』情描写的不可缺少的部分，将来是否可以以创造一种无『性』别歧视的『色』情描写的内容和用途是否可以由公众作出决定，对此，爱伦　索伯不无疑问。

　　　　迈克尔　凯莫编纂了一部文集，里面详尽地论述了男人对『色』情或褒或贬的态度。回顾文学，那些想使『色』情描写的消费合理化的人，在我看来，无疑是犯了一叶障目的错误。例如，对『色』情经历中支离破碎的片断作出可笑荒唐的评论，而忽视女权主义者的抗议之辞。因而，菲利浦　洛帕特写道：〃电影屏幕上的女『性』丝毫不为她的美所引起的『射』精所干扰。〃同时，反对『色』情描写的最明显的事例来自于那些把对它的消费定位在全社会范围内的人们。例如，哈利　布罗德认为：

　　　　『色』情拓展的肉体和人际关系，为资本主义市场关系更深入地渗透到个人的内心世界铺平了道路。

　　　　我应该明白自己在此次讨论中的立场，我处于什么情况下。在讨论中我将只涉及异『性』恋男人的『色』情消费，因为在女人和同『性』恋者的『色』情消费中，又有各片不同的问题。我认为，整个讨论将建立在十分广泛的概括基础之上。『色』情描写和艺术之间的分界线在哪里呢？无需具体地描绘女人就可以清晰地展示异『性』间的『性』关系吗？女人导演制作电视片和一对异『性』夫『妇』同意共同欣赏一部两者都认为没有什么不好的电视片有什么不同吗？这些细节很少为那些讨论者提及，就好像根本不存在灰『色』区域一样。我仍然相信『色』情作为一个商业工业，它总的社会效益就是培养女人的具体化，因而『色』情消费者是『性』别歧视事业的共谋者，即使找到特殊内容的『色』情描写材料和不是完全不可取的观察方位是可能的。但是，我不相信争取『色』情描写为非法的运动能够解决什么。我宁愿相信公众讨论和教育的运动，以及政治组织从大体上可以阻止『色』情业和大众传媒将女人具体化。

　　　　许多接受心理治疗的男人都对我说他们有过『色』情消费。他们自己也认识到这样做在道德上是错误的，对女人来说也是极其不公平的，但他们义无反顾。他们中没有一个是强『奸』犯，打妻子或者虐待孩子的人。那么他们为什么还要在此项目上做出消费呢？他们又如何为自己的所作所为辩护呢？因为这些男人都羞于承认自己对『色』情描写有所依赖，因此我没必要对他们个人的道德和做事策略进行谴责。实际上，那样做只会让他们感到更不好受。作为一个治疗学家，我倾听他们的话语，不加丝毫的评判，我努力去理解一个男人一生中的问题……他们几科经常是置身于一种亲密的氛围之中……他认为可以通过求助于『色』情描写来解决他的问题。他们在询诊室接受询诊的过程让我们了解他们是如何超越『色』情想像的。

　　　　

思索中的男人　29。为什么每代人都发誓不再犯父辈的错误

　　　　上初中时，一次我和父亲一起出去办事。我们把车开进一处泊车位。没等我们打开车门，从另一辆车上跳下一个身材高大的男子。他恶狠狠地走到驾驶座那一边，冲着父亲叫着，要父亲下去的打架。父亲嘟哝了几句要打架没有理由之类的话，摇上了车窗。那人用手拍着挡风玻璃，冲着父亲吼了一会儿，并威胁要打破车窗把父亲拖出来。过了一会儿，那人钻进车子、开车走了。父亲没有说什么，下车办自己的事去了。

　　　　我没有被这次片刻的幻灭击垮。在我们父子的关系中还会有许多幻灭的时候。要是我们能够讨论一下这件事就好了。毕竟，我思想上一直在斗争，要么就打，要么被说成〃孬种〃！这里就是父亲〃害怕〃打架。他真的认为自己是一个胆小鬼吗？或他就像十几年后我所认为的那样，认为被叫出去打架是一件荒唐的事吗？我没有与父亲谈过这事，我的朋友也没有人曾同他们的父亲谈及过这类事情。我在30岁刚出头的时候参加了一个男子俱乐部，就在这个俱乐部的某个聚会上，我回忆了某些儿时的幻灭。

　　　　男子俱乐部就像是心理治疗，为那些愿意暴『露』一些内心痛苦的人们提供了一个安全的避风港。很多人发现，在男子俱乐部中，他们常以谈论与父亲的关系结束话题，这难道还有什么值得奇怪的吗？在另一个男子俱乐部中，当一位会员谈完他的父亲后，我注意到与被善待的儿子相比，被严重虐待的儿子更易列举出一系列痛苦并以此揭发残忍的父亲。如果没有怨恨，你觉得揭『露』父亲所有这些令人尴尬的事情又有什么义意吗？

　　　　一天晚上，我鼓足一口气开始讲述我的故事：小时候，我神化了的父亲，不说他一句坏话。我想成为一位像父亲那样的医生，关心病人胜过赚钱。这一人物模型来自小说《最后发怒的男人》，在我成长的时期这部小说被改编成电影。直到上医科大学三年级时我才意识到，我虽然喜欢小说中那种用医疗机构斗争的〃最后发怒的男人〃的形象，但是，医学的真正实践却丝毫激不起我的热情。这种意识使我选择了精神病学这一专业，这样，我可以在不过分考虑病人的医疗问题的情况下花时间与病人谈话。

　　　　通过激进的政治运动，我在近成年时表现出了我反叛『性』的一面。应该指出，我认为将社会激进主义降到没有解决的俄狄浦斯冲突程度是不适合的。我也不同意一些人有选择的将激进主义理解为一种未解决的俄狄浦斯冲突外在的行为。而对非激进主义的沉默的大多数不作分析，好像接受我们社会中错误的安排是正常的，而猛烈地反抗就是不正常的。20世纪60年代不仅是一个为社会正义而进行正当斗争的时期，也是一个同自己的父亲斗争的好时期。记得同父母一起在一个饭店里聚会时，父母想使我明白我从事的政治运动很危险，会毁掉我的职业。当时我正公开做黑豹党的医生，他们担心我会被捕和被吊销执照。我自以为是地反驳他们是新石器时代的政治，　是他们不能理解我冒险的重要原因。我们吵得很凶，父亲气冲冲地走出了饭店，只剩下我一人痛苦地想着：我原则『性』的政治立场对他怎么就这么难？

　　　　近些年我已经比较接近父母了，但是很少谈及我们间的政治分歧。在波斯湾战争期间，我在父亲居住的城市接受了电台的采访，话题是公众的战争心理。父母听了那段采访。几天后，我收到了父亲的一封长信，他赞扬了我的反战立场以及承诺中所具有的热情与真诚。当然，他并非完全同意我的立场。但是，他显然非常仔细地听了对我的采访，他意识到我的政治立场是建立在奥的原则之上的。并且，他能够使我知道，他尊重我按着自己建立的原则而努力生活。直到那次交流，我才明白，总之，父亲爱我并为我取得的成功感到骄傲，但是我不知道父亲是否真正理解我，或许他的爱仅仅是因为我碰巧是他的儿子吧。早些时候，我曾告诉我的男人俱乐部成员，我多希望父亲多了解我现在的情况，并尽早回来给我提出应该怎样生活　的建议。这次有关我的电台访谈的交流使我最终感到，我得到了父亲的认可。

　　　　我和儿子尽量保持比我与父亲曾有的更多的交流，我们一起做了很多事。但是，儿子仍然有时对我失望。当出现警车时，我告诉小儿子必须守法然后就减慢车速，他说我虚伪。或者，当我在他的朋友面前说错了什么的时候，稍微大点的儿子　则我一个白眼。每个儿子都有严重的抱怨，在一定的阶段，他非常愿意将他的抱怨告诉我。对两个儿子来说，他们主要的抱怨是，我在他们还小的时候与他们的母亲离了婚。他们对此的抱怨有多个层次，每一次出现　，我们都将它解决了。有时事情为长期相对的不交流所代替，有时甚至相互怨恨。听到儿子的抱怨我的心就会沉下来，并重新意识到，我一直认为自己是一位较好的父亲。孩子们教会了我廉卑。

　　　　每代人都发誓不再重犯父辈犯过的错误。也许，这是一个永远不会缺少，不会被滥用的誓言。永远不会不花时间教孩子投篮或理解数学问题一样的誓言。每代人都梦想着纠正自己的父辈们所犯的错误。父亲的良知使他很难接受这样一个事实：自己的孩子可能最终理想破灭，并像他一样发现自己的父亲缺少一些重要的关心。而一旦儿子幡然醒悟，父亲很容易受到伤害并觉得自己为儿子所做的一切努力并没有得到儿子感激的回报。

　　　　我的父亲也一定深有同感，他心目中的好父亲应该勤奋工作，能比自己的父亲，一个几乎没有能力养家糊口的犹太俄罗斯移民，为家庭成员提供更好的条件。60年代，父亲为儿子的反抗　深感失望，而现已长大成人的儿子又为自己儿子的更强烈的对抗黯然神伤。

　　　　如果我生活在另一个时代，一个没有为摒弃父亲的生活方式提供政治理论的群众运动的时代，情况将会如何呢？也许会从另一种方式与父亲保持一定的距离，而这种距离与隔阂对我就如对与我共事的年轻人一样是难以解释清楚的，但在反抗长辈的过程中会同样感受孤独。

　　　　20世纪60年代向父权挑战的儿子们，给他们的这种反抗赋予了政治含义，同时得到了反主流文化者及社会活动家的鼎力支持；然而当今的年轻人显得势单力薄得多了。与大多数其他男人一样，他没有亲密无间的同『性』朋友，而他又总是认为与父亲的隔阂纯属个人稳私，所以除了向自己的恋人或心理医生倾诉心中的痛苦之外，他对别人是不愿袒『露』心迹的。60年代的激进运动针对这种父子〃恩仇〃喊出了一个口号：〃不要相信任何年过30的人。〃今天，如此逆主流文化而行的标语已不复存在，但是，坐在心理咨询室为不知根源所在而茫然困『惑』的众多儿子与父亲〃患者〃则大有人在。

　　　　弗洛伊德解释了男人关心权力与等级制度的起源。借用达尔文关于原始游牧部落的观念，弗洛伊德假定：统治这个部落的是一个嫉妒心强的父亲，他将部落中所有的年轻和体弱的男子置于自己的控制之下，却把最美丽的女子留给自己享用。终于有一天，儿子们联合起来杀死并吃掉了他们的父亲，但是随后，儿子们发现没有一个暴君来管理他们，他们就会为了女人而自相残杀，为了避免永久『性』的流血事件的发生，他们建立了宗教和社会等级制度以此来规范他们的社会关系。

　　　　他们还达成共识设立了一套权力机制，来限制被迫进行的长期争斗。弗洛伊德认为，为了减少团体内部和代际间暴力冲突导致的一度存在的危险，人类创立了人类文明。当然，历史学家和人类学家在历史史实方面与弗洛伊德持不同观点。事实上，弗洛伊德所讲的故事可以说是一篇非常精彩的科幻小说，但它的确在某种程度上再现了男人的处境，因此具有一定的真实『性』。

　　　　是一个成功的男人还是一个失败的男人是个亘古恒新的男人主题。父亲终生为可能跌落至权力的低谷担心，而儿子恰恰在父亲在自己心目中地位下跌之时感受到最最深刻的失落。

　　　　在《推销员之死》……一个以每个儿子的悲痛万分而告结局的电影中，阿瑟　米勒对这种主题的变化做了探究。当然还有其他的情况。一个胸无大志的儿子也许会让兢兢业业工作以期有一天能飞黄腾达的父亲大失所望，即令他早已决心放弃那能将其引向成功彼岸的血腥厮杀，父亲可能的赞许仍会在他的心中刻下一块难愈的疤痕。事实上，对于当今一位年轻人来讲，即使拥有大学文赁也很难在经济上自立。许多人觉得不值得那样做，或者不愿意为了有所成就而投身到残酷的竞争中去。他们情愿过清贫的生活，或做低薪工作，与父母生活在一起。

　　　　父亲在能与不能处理男人主题的方式上会影响儿子的抉择。人们期望一位已从成功中获取些许自信的父亲能够给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