哲学史方法论十四讲-第25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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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把这一点指出来，所以我选择了十个例子，这十个例子是我认为最有影响的十个例子。当然大家都还可以自己去选，几乎在每个领域里面我们都会碰到这样一些例子。这个特别是在我们的博士生答辩的时候，开题报告的时候，我们可以看出来。每次凡是涉及到西方的东西和中国的东西之间的关系的时候，我每次都要提出来，这跟西方的东西到底是不是一个东西？有什么区别？你能不能指出来？你谈的这个，你所引进的这个外来语，这个概念，这个名词，跟中国本土固有的那种理解究竟是不是一回事？几乎是每次都要碰到这个问题，每当我提出这个问题的时候呢，他们都觉得非常的棘手，难以对付。为什么呢？是因为我们这个研究生思维的习惯、惯性还在。我们做博士论文、硕士论文经常就是这样的，找一个西方的什么东西来跟中国的什么东西来比较比较，来拉拢拉拢，这就是一条捷径啊。很多论文是这样写成的，走捷径呀。好像很新，因为你总能拈出有某个问题是人家没有把它放在一起来谈的。西方人是绝对没有这样做的，因为他不知道中国的东西嘛，中国人这样做的也不多，相对于面临的大量问题并不多。但是实际上这样的做法呢，是非常表面的，要更进一步，就是要挖掘出背后的差异。
那这十个例子呢，我大体上是按照时间来安排。首先是严复对达尔文进化论的接受，我称之为“选择性的接受”。严复在介绍达尔文进化论的时候，他就有选择性。这是我们近代一百年以来，可以说是思想引进的开山之作，就是严复所翻译的《天演论》。很多思想上的斗士或者是革命志士、或者是理论家、或者是哲学家、研究的学者，都是在当时读了严复翻译的《天演论》而思想上起了极大的变化。因为这是最新的思想，他们认为对于中国人来说这是新的，当然在西方已经不新了。19世纪达尔文的进化论早已经提出来了，在严复那个时代，是19世纪末、20世纪初了才把它翻译过来。但是对中国人来说是闻所未闻的。严复把它翻译为《天演论》，他依据的原本是赫胥黎的《进化论与伦理学》。上堂课我们已经提到这个问题，我们就不再多讲了。我们这要提到的就是说，“进化论”的思想或者说是“天演论”的思想，在中国传统哲学和文化里面，是有它的根基的，我们不要以为完全是新的东西。当时的人以为完全是新的东西，我们引进了一种新思想，给我们以巨大的震动，振聋发聩。实际上呢，我们传统的典籍里面已经有它的根基。比如说，儒家的“公羊三世说”。比如说康有为，康有为的理论就是以“公羊三世说”作为他的理论的根基，再用康德的天体演化论作为辅证。所谓“三世说”就是说从“据乱世”，到“升平世”，再到“太平世”，历史是这样上升式地发展的。最开始是天下大乱，然后呢到升平世，有一个人来管理了，歌舞升平了，最后呢，达到太平世，大同世界。大同思想在中国是古已有之，早就有这种思想，当然我们以往的理解都是朝后看的，或者说是朝以前看的，就是回到古代。大同世界是人类的起点，远古时代就是天下为公的楷模。我们的历史观是一种倒退式的历史观，从三皇五帝以来，我们整个历史都在倒退，那么现在呢我们要回到古代就好了，回到天下为公的大同世界。包括孙中山也是这样看的，“天下为公”嘛。那么除了“公羊三世说”以外，还有墨家的这个“尚力论”，崇尚力量。像墨子讲的，“强必治，不强必乱，强必宁，不强必危”。就是说要强，要自强。一个国家要自强，如果不强的话那就会乱了。强呢就会天下大治。所以首先要国力增强，尚力。进化论被中国人理解为就是尚力嘛。就是说你要是不自强的话，你就会被淘汰。弱肉强食，我们像动物界一样，在这个人类社会，国家之问也是一个弱肉强食的关系，所以要自强。韩非子的变法思想就更为明显了。韩非子早就有变法思想，韩非子讲，“法与时转则治，治与世宜则有功”。“法与时转”就是说立法，法家讲立法，要法治，要法律嘛，但这个法律要根据什么来订呢？与时俱进，“法与时转”嘛。我们今天讲“与时俱进”，其实韩非子早就讲了“法与时转则治”，天下就大治。你这个法律要根据时世，根据时代，根据改变了的历史条件。所以韩非子反对法先王，主张法后王。就是先王有什么可值得效法的，先王已经过去了，先王的那些圣法经传呀再好，它也是过去了的东西。它适用于过去那个时代，但是不一定适用于今天。所以呢，法家主张法后王，就是要按照今天的帝王，他所处的时代来改变自己的法制，改变自己立法的内容。这就是“变法”的思想，韩非子早就有。《易传》里面也有“穷则变，变则通”的变易观，穷则思变嘛，变才能够通呀。要变化，要跟上天时。读《易》你要“知时”，就是要知道这个时运、时代、时机，要把握这个时机。我们讲，我们今天处在一个“千载难逢的大好时机”，我们不要错过了改革开放的时机，要“抓住机遇”等，这在《易经》里面都有。就是一种要变异、要自强，要改变自身，跟上时代，否则就会落伍的观点。这还是中国传统的东西，这并不是从达尔文“进化论”那里来的。
在西方呢，在达尔文以前有康德的“星云说”，就已经表达了这种思想。在西方，这种思想当然还是具有开拓性的，这个恩格斯在《自然辩证法》里面对康德“星云说”给予了极高的评价。就是说从此以后呢，人们意识到了这个宇宙的发展，它是变化的，它不是静止不变的，永恒如此的。它不断地与时俱进，不断变化，这个宇宙是形成起来的。所以康德的《宇宙发展史概论》（现在译作《一般自然史与天体理论》）这样一种东西跟进化论呢，里面当然有一种思想的联系。在严复和康有为的书里面也都提到了康德的“星云说”。他们虽然认为这是完全西方来的东西，是新思想，但是其实跟中国传统的东西有密切的联系。康有为是比较明确意识到这一点的，他把所有这些东西都联系在一起，“公羊三世说”，《易传》里面的思想，达尔文的进化论，以及康德“星云说”都混在一起。这个是中国人在理解进化论的时候，他有一个先理解，一个前见，一个先见。从解释学的立场来说，先见是不可避免的，你肯定是要有先见的，不管你意识到也好，还是没意识到。但是先见在一定的时候要反思。先见是不可避免的，但是你一旦接受了以后，你反过来要反思，要知道你原来有些什么先见，这样就能够把你的先见和你所接受下来的东西区别开来，以便更进一步地深入到对象。虽然深入到对象还是有你的先见，但这个先见会不断地精确，不断地摆脱它的那种偏见的性质。先见，Vorurteilen，本来就是“成见”、“偏见”的意思，我们讲这个是预先设定的，预先就定了，预先就是这样去想的，那不是偏见嘛。我们说这个人的这个看法有他的偏见，抱有成见，也就是说本来他就有那样一种东西，所以他才这样看。这是免不了的，但是要把它减少到尽可能的小，不太影响它的客观性。还是要接近、慢慢地接近客观性。所以呢，严复在翻译的时候把赫胥黎的《进化论和伦理学》里面的有关科学的定义，科学的范围，科学的价值等，这些本体论形式的东西砍掉了，他认为这些东西没有用，砍掉它们对中国人的理解没有害处。因为中国人有中国人的本体论，比如说《易经》，这个“穷则变，变则通”的变易观，这些东西是我们的本体论。我们可以把进化论安放到我们这个本体论的基础之上，这就把它中国化了。所以我们讲，把西方的东西中国化是从严复那里开始，就是这样干的。但中国传统里面当然还有另一方面，比如说道家的虚静无为，还有董仲舒的“天不变，道亦不变”，有一种反对变易的思想。但并不是说进化的思想就完全是从西方来的。在中国传统里面其实就有这方面的因素，所以进化论一被我们了解马上就把它结合到这种因素上面加以理解。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文化错位。
所以达尔文进化论本来在伦理上是一个中立的学说，他没有什么伦理思想，他是科学家嘛，达尔文是自然科学家，他通过研究自然界总结出了一些规律，然后把它发表出来了。本来他并没有说这个东西在伦理上有什么运用。赫胥黎把它运用到伦理方面，但是按照赫胥黎的那种伦理原则，跟我们接受它的时候所期望的那种伦理原则是背道而驰的。因为赫胥黎的那种伦理原则就是说，进化论证明只有那种先进民族、优秀民族才有存在的理由，那反过来说落后民族就活该灭亡了。如果你相信进化论的话，你落后民族就得白认倒霉。我们中国人就是不行，所以该灭亡。我们最好变成外国人，呵呵，让外国人来治理，或者说我们的姑娘都嫁到外国去。日本人当年就是这样，日本人是很客观的，竟然认为他们要跟外国人结婚来改善他们日本人的血统和体质。他们日本人嫌自己太矮了嘛，有“日本矮子”之称。当然现在日本人其实也不是很高，但是好像比以前要强一些。他们要改变他们的血统。但是中国人是绝对不会这样来接受这种观点的。所以中国人呢，把它改了一下，就把它变成了一种实践的学说，而不是一种理论。就是说历史摆在那里：印度已经被殖民了，波兰已经被占了，他们已经亡国了，还有很多国家已经被灭了，我们中国你想不要亡国灭种，那你该怎么办？例子已经在这里，你要不自强，你就会被灭亡。所以你要尽量地使自己变成优秀民族，要自强。这就是它的实践意义。我们中国人比较看重的是这个方面。为什么进化论和伦理学有关呢？不是说理论上有关，而是说在实践的意义上它有种激励的作用。所以要“与天争胜”，而不要“任天为治”，不要任凭大自然来摆布你，你要与自然倾向作斗争。我们本来很弱，我们现在要强大起来，这叫与天争胜，我们才能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这是第一个例子，文化错位是免不了的。
第二个例子是王国维对叔本华的“活剥”，我把它称为对叔本华的“活剥”，生吞活剥呀。王国维早年学习康德和叔本华，康德呢他学不进去，对叔本华呢，他是“心甚喜之”，而且“大好之”。对叔本华非常喜欢，非常热爱，于是热衷于叔本华的学说。他在《红楼梦评论》这篇文章里面，自称是“立论全在于叔本华立脚地的”。他的立场完全是从叔本华来的，他自称是这样。但是呢，我们可以看出来，他在介绍叔本华学说的时候，恰好把叔本华本人的立足之地给搁置起来了，那就是本体论。他在介绍叔本华的时候，恰好把叔本华的本体论给搁置起来了。本体论当然是西方哲学的立足地了，任何一个哲学家，如果他有本体论的话，那么这个本体论肯定是他的立足之地，这是西方哲学的通例。但是王国维把他的本体论搁置起来了，他的本体论就是有关“意志学说”的世界本质的层面，对于“意志学说”他从世界本质的层面来加以解释。我们读叔本华的《作为意志和表象的世界》，就可以看出来，他把意志看作是世界的本体。那么王国维呢，他把这个方面抛弃了，他自己这样说嘛：“我只想在生活本质层面讨论人生和文学”。他不讨论世界本质，只讨论生活本质，讨论人生问题。叔本华当然也讨论人生问题，但是叔本华讨论人生问题，他的一个前提就是世界的本质就是这样的，世界的本质就是意志，“作为意志和表象的世界”嘛，世界的本质就是意志，世界的现象就是表象。叔本华的思想是从康德那来的，他的意志就是康德的自在之物了，就是本体，世界的本体就是意志，世界表现出来的现象就是表象。但是王国维呢，只想在生活本质的层面来讨论人生和文学。所以对于王国维来说，所有的意志仅仅是人生的欲望，它不是世界的本质，对世界本质他没有兴趣，我们要讨论的只是人生的本质，人生就是欲望，这跟佛教融合在一起了。
叔本华当然也有和佛教融合的一方面。佛教就是探讨人生的本质。中国式的佛教更加如此，中国式的佛教只探讨人生怎么过、怎么看待人生。谈到世界的时候也是从人生的角度看的，而不是从科学的角度看的。叔本华是从科学的角度看的。叔本华的意志，他举了大量的科学例子，来说明意志是世界的本质，意志是世界的本体。这是王国维不屑一顾的，他尽量把叔本华向他愿意理解的方向靠，甚至在翻译方面，他也做了些小动作。比如说叔本华的美学里面一个关键性的概念就是“理念”，idea，这是从柏拉图来的。“理念”在西方是个很传统的概念，已经不用谈了。我们把它翻译成“理念”，当然现在你可以把它翻译成“相”，“理念论”翻译成“相论”，那都可以。但在西方是一个大家都知道的概念。翻译成“理念”也好，“相”也好，大家都知道。这个“相”也不是感性的象，还是理性的，是思想所看到的概念，它就是这种东西。但是王国维把它翻译成“实念”，实在的“实”，观念的“念”。为什么把它翻译成“实念”？他甚至于把它改换了一下，在叔本华用“理念”的地方，他在翻译的时候竟然把它改换成了“物”，物体的物，换成了物体的物，他说“理念”就是“物”。在翻译上他做了这样一些小小的改动，其实这一改完全改变了叔本华美学的核心。原来武大中文系的一个博士生王攸欣，他的博士论文就是谈王国维对叔本华的一种误置，他把这些小地方都抠出来了。把柏拉图的“理念”翻译成“实念”，这就大不一样了。按照中国人的理解，“实念”就是对实在东西的一种观念，或者说一种反映论的一种观念。“实念”就是真实的观念嘛。当然，柏拉图也是真实的观念，柏拉图的实在论就是理念论，这样也可以说。但这不是故意误导中国人吗？中国人看了“实念”会怎么想呢？他不会想到柏拉图的传统，他只会想到中国的这个实在论，中国人的自然实在论。而且你把它换成“物”就更是一个误译了，故意的误译，他明明知道不是那种意思。“物”和“理念”是完全对立的。“物”是现象界的东西，“理念”是彼岸的，是真理，是概念。概念怎么等于物呢？
再一个，叔本华把意志看成是万物的本源，但是也是一切罪恶之源，整个世界是充满罪恶的。所以叔本华认为这个世界上的日子是不值得过的。我们人生在这个世界上是没有办法的，勉强度日，处在罪恶之中，沉沦在罪恶之中。所以意志一方面是万物的本源，另一方面它是罪恶之源。这里有基督教的“原罪”思想，人有意志，就有罪恶，就要犯罪，这是“原罪”思想。这个观念、背景中国人很难理解，在王国维那里也把它撇开了。王国维讲的意志，他只把它理解为人生痛苦的根源，但是绝对没把它理解为罪恶的根源。你有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