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批判主义-第4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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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推崇魔性，是着眼于其独立个性及叛逆精神，要“张个性而排众性”，在这方面，尼采、拜伦、雪莱、弥尔顿等是其楷模。鲁迅向往“叛逆的猛士出于人间；他屹立着，洞见一切已改和现有的废墟和荒坟，记得一切深广和久远的苦痛，正视一切重叠淤积的凝血，深知一切已死、方生、将生和未生。他看透了造化的把戏，他要起来使人类苏生，或者使人类灭尽，这些造物主的良民们”…………《淡淡的血痕中》，相信“绝望之为虚妄，正是希望相同”，认为只有这样，人类或许可以得救，当然也可能灭亡，但却保持着人的尊严。人心的火焰不应当成为供人玩赏的玲珑剔透的小摆设，与其不死不活地冻僵在那里，还不如尽其火焰的本性而“烧完”…………《死火》，这就譬如在一间封闭的铁屋子里，人们都睡得好好的，就是被闷死也是“安乐死”，你却要去唤醒他们，使他们经历“死亡”的痛苦…………见《呐喊·自序》，你胜利的可能性微乎其微，而失败却几乎是必然的。但你偏要给这“太平世道”添上一点不平和烦恼，使那些安心享乐的人们不痛快，揭开他们坦然自得、问心无愧后面的虚伪和腐朽。这就是毛在坐稳江山后为什么会说：鲁迅如果活到现在，要么“识大体”闭嘴，要么蹲在大牢里继续写一类话的真正原由。但这却是鲁迅“爱人类”的一种方式，尼采拒绝同情和怜悯，而要教人类以“超人”，亦即对人类抽鞭子；耶稣“爱人类”则采用了两种方式，一是在日常生活中，创造出各种“爱”和“善”的奇迹，对人们一片温情的开导和教诲，一是每进神庙前，都要拿起鞭子，对亵渎神灵的神庙门前的牛贩子、钱商和屠户们进行驱赶，即辟邪的方式。可见爱人类的方式，要看是怎样的对象而定。如果说苏格拉底是雅典以至古希腊的“马虻”（也称“牛虻”），那么鲁迅就是中国的“牛虻”。鲁迅似乎不分青红皂白的攻击决非泄私愤，而是要这些人站起来，进行自我反省，成为有自我意识和独立意识的人。他在对自己深深的忏悔中揭示了整个民族普遍的病根，见到那些不知忏悔的人，就忍不住要刺他一下，使他自觉，要他站起来打破自我感觉良好的自欺，这似乎成立鲁迅一项欲罢不能的使命。但无人能反省到鲁迅的这个层次，这最明显地表现在人们对待《阿Q正传》的态度上，首先认为是在批判自己，即使认为是批判“国民性”也要怪鲁迅“以偏概全”。
中国唯一出现的一次机会，或许就是晚清到民国期间，如若真能顺应世界发展趋势，无论是建立君主立宪制还是其他民主制，只要能确立宪政体制，就应该发生根本性的政治变革，但历史的特殊性和文化传统的顽固性，使这宪政理想化为乌有。19世纪后期到整个20世纪，中国最激进、最锐利的武器莫过于以严复为代表的启蒙国人思想的进化论，即使后来对马#克思主义、共#产#主义的理解也掺进了强烈的自然和生物进化论色彩，反而选择性地丢弃了其原有的一点点人道主义，走上了批判和破坏一切社会之中。鲁迅与其他进化论者有一点不同，即他对现实的全盘否定态度，把进化的希望留给了未来。他早就看出现实生活中并不一定能遵守人类进化原则（与自然进化不同甚至相反），人类社会的优胜劣汰只不过是有待实现的理想。因此他寄希望于将来“没有吃过人的孩子或许还有？救救孩子！” …………《狂人日记》，对他所生活的现实世界，他毋宁抱有一种“原罪”观，而把进化原则作为一种理想推到了未来，使之成为一种类似宗教的信念。但现实最终教育了他，一代一代的青年无可奈何地走上了旧的轨道，一切都是老样子，甚至在邪恶和原罪的带领下，“进化”变成了优（文明、和平）汰劣（野蛮、暴力）胜。这样，鲁迅的思想就从进化论的藩篱超越出来，更多地带上了存在主义的色彩。鲁迅对传统文化的批判不仅是最激烈的，也是最实在、最致命的，他把文化传统归结为“吃人”二字，并劝青年不要读太多的中国书、要多读外国书，要先接触外国人的眼光和方法，才具有抗拒传统毒素的免疫力，他认为他对青年建议，“乃是用许多苦痛换来的真话，决不是聊且快意，或什么玩笑，激愤之词” （写在《坟》后面）。
鲁迅把整个中国五千年文明史概括为两个交替循环的时代：一是暂时坐稳了奴隶的时代，二是想做奴隶而不得的时代…………《灯下漫笔》。他对传统文人的评价是：不敢正视各方面，用“瞒和骗”造出奇妙的逃路来，而自以为正路…………《论睁了眼看》，他的原则是：“要我们保存国粹，也须国粹能保存我们。”针对今天的国学热和保守主义思潮，鲁迅所批驳的当时“爱国论”五大论点至今还流行着，他们是：一、中国地大物博，开化最早，道德天下第一；二、外国物质文明，中国精神文明；三、外国的好东西，中国古已有之；四、外国也有叫花子和臭虫等；五、中国就是原始的和野蛮的好。鲁迅指出，前面几条都不值得一驳，惟有最后一条最令人“寒心”，因为它说得更“实在”，承认事实的同时却仍然说“好”，这是《水浒》中牛二的态度。国人至今仍无是非心，于今尤甚。
看来，鲁迅是注定还要孤独下去了。
鲁迅精神与新批判主义
谈人文精神和价值重建，绕不开一个。”五四”，一个鲁迅。当前许多人对“五四”很反感，说鲁迅太偏激，以为可以用两三句话就把这段历史打发掉。回到传统去吃那些发霉的‘。资粮”，这未免太天真，也是中国文化人“没出息”的表现。不过，对‘。五四。’和鲁迅也确实应该重新作一番考察，尤其在今天，究竟什么是真正的“五四”精神，究竟什么是鲁迅思想的精髓，是一个重新提到历史日程上来的大问题。
一般认为，“五四”精神的主题是科学和民主，其现实目标是启蒙和救亡。这些都并不错，但都是表层次的，都未超出中国传统话语体系的大背景。例如，它们都可以转化为中国士大夫经世济民、富国强兵的理想目标的一种手段，而偏离开自己本身的哲学和人道主义根基。这是“五四”新文化运动包括那些急先锋们（陈独秀、胡适、郭沫若等等）没有自觉到的潜意识结构，他们几乎人人都是那么慷慨陈辞，对传统弊端痛下针贬，同时感到自己内心的光明磊落、优国优民和道德上的高尚境界。这里面唯一的一个例外是鲁迅。鲁迅早年也是医学救亡（后来是文学救亡）的信徒，曾像传统士大夫一样宣称“我以我血荐轩辕”。自《狂人日记》出，思想大变，从救国落实到救人，从救人更落实到了救未来之人（“救救孩子”），而对当世之人，其中也包括自己，则抱有一种强烈的批判精神，甚至有一种类似于西方的“原罪意识”（“我未必无意之中，不吃了我妹子的几片肉”）。
其后，《阿Q正传》、《伤逝》、《风筝》等等，无不渗透着一种深深的忏悔意识和原罪意识，表明鲁迅和其他那些“五四”精英分子不同，他的内心不是一片光明，而是一片黑暗。然而从那时起直到现在，几乎没有一个人真正理解到鲁迅的这一层。例如，没有人把阿Q理解为鲁迅对自己沉痛的自我解剖，总以为他在影射某某论敌，或是悲叹某个“贫下中农”的命运。我以为，鲁迅的真精神不是别的，而是这种以自身为标本对整个民族文化传统的自我解剖、自我批判精神（“抉心自食”）。鲁迅晚年对周围几乎一切人的揭露和攻击，固然有其性格上的原因，但更重要、更深刻的原因恰好在于，这些人全都没有忏悔意识，全部自我感觉良好，鲁迅的忏悔则被误解为一种怪癖和阴暗心理。我们今天对“五四”精神的理解若还停留在“反传统”上，则仍是一种肤浅的理解。有置身事外的反传统，也有鲁迅式的自我批判反传统，后者涉及反传统这一立场本身的根基，前者则仍立足于‘治国平天一”的政治实用主义传统。由这一立足点出发，文人们当然可以一会儿。喊出一些激进的口号，一会儿看看不行了，又主张回归传统。今天的“文化保守主义”也是这么回事，他们对“五四”的批评纯粹是技术上和策略上的，他们的方向没有任何“创造性”，不过体现了传统本身固有的惰性。这种惰性我称之为“文化恋母情结”，即总是要到文化母体中去寻求现实生活的“资粮”，好比一个孩子已长大了还不愿断奶，导致营养不良。我们看到文化保守主义者都像是些孩子，他们也自认为是孩子（赤子、童心等），有一种自我纯洁感或“自恋情结”，谈起“道德境界”来好比在做白日梦。鲁迅早已看出中国人精通瞒和骗的艺术，尤其是自欺、伪善。我们所谓“新批判”主要是针对这一古老传统的，其特点是：1。不是强加于人的“大批判”（如文革），而是每个人的自我批判，尤其是打破任何自欺；
2。因此，也不是对自己偶然的性格或失误作某种“斗私批修”的忏悔，而是对自己从来未加怀疑、天经地义的深层心理，包括良心、善和赤子之心重新加以审视；3。因此，它在针对个人内心潜意识和“集体无意识”进行反省的同时，具有代表全民族作自我反省的超越个人的意义；4。因此，这种批判没有现成的标准，既没有中国文化的现成标准，也没有西方文化的现成标准，而只有以现实生活和当前实践为标准，它不是以任何乌托邦的理念去裁决或品评现实，而要以现实生活的发展趋势来解构任何现成的道德乌托邦。这就是以鲁迅为代表的“五四”精神最锋锐的精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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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夜的战神
无边无际而又默无声息的黑暗中，一个十分疲惫却依旧挺直腰杆的孤独身影，坚定无悔地朝着更为黑暗的地方走去，身后留下一个又一个闪着光芒的含血脚印。
——题记
人们习惯称鲁迅先生是伟大的思想家、文学家、革命家，是封建的叛逆者，是中华的民族魂。但我却喜欢用我幼年最崇敬的动画人物“战神”来称呼他。在我的心目中，没有其他更合适的词语来形容鲁迅先生了。因为他就是一位具有铮铮铁骨的战神，一位在黑夜中鏖战了整整一生的战神。
鲁迅先生是一个非常爱夜的人，爱夜的宁静与旷达。他说：“爱夜的人于是领受了夜所给予的光明。”在万籁寂静的夜里，先生扭亮他那盏绿色的台灯，点上一根绿听子的纸烟，默默地思索着一切，而一切又都在先生苦苦的思索中，变得明朗起来。沉浸在夜里的先生，躲开了白天的空虚与喧嚣，找到了一个真实的自我。
鲁迅先生又是一个非常恨夜的人，恨夜的冷寂和黑暗。“这上面的天空，奇怪而高，我生平没有见过这样的奇怪而高的天空。他仿佛要离开人间而去，使人们仰面不再看见。然而现在却非常之蓝，闪闪地眨着几十个星星的眼，冷眼。”（《秋夜》）刺骨的凄凉，恐悚的孤单，先生恨透了这秋夜的冷寂。“鬼眨眼的天空越加非常之蓝，不安了，仿佛想离去人间，避开枣树，只将月亮剩下。然而月亮也暗暗地躲到东边去了。”（《秋夜》）远离了光明，远走了希望，整个世界突然只剩下浓浓的黑暗，这黑暗又会是多少罪恶的掩护，难怪先生“一意要制他的死命”。
爱夜又恨夜，因为爱夜而更加恨夜。对夜矛盾的爱，赋予了鲁迅先生“听夜的耳朵和看夜的眼睛”，先生就用它们去洞悉一个大黑夜——当时的社会，以及在这黑夜中昏睡的国民。
鲁迅先生不停地在“骂”，骂黑暗的社会，骂愚昧的国民，骂自己的可恶病根，骂人们的不懂忏悔，这几乎成了先生的一项欲罢不能的使命。有不少人因此而抱怨鲁迅太偏激、太尖刻，对什么都无情攻击，更有甚者诋毁鲁迅先生是“骂人精”。可是，了解先生的人都非常清楚，鲁迅先生这“大骂”的背后其实是“大爱”，是对国家和民族的至深之爱。因为只有真正爱他的人，才会一心想着要去治他。
“吾广漠美丽可爱之中国兮，而实乃世界之天府，文明之鼻祖也。”“中国者，中国人之中国。可容外族之研究，不容外族之探险；可容外族之赞叹，不容外族之觊觎。”（《中国地质略论》）“我们生于大陆，早营农业，遂历受游牧民族之害，历史上满是血痕，却竟支撑以至今日，其实是伟大的。”（1936年3月4日致尤炳圻信）鲁迅先生是那样真诚而热烈地爱着这块生养他的土地，爱着同饮黄河之水的兄弟姐妹，并为作为一个中国人而感到万分的自豪。当他看到他深爱着的土地竟是这样的乌烟瘴气，他深爱着的同胞竟是这样的麻木愚昧，他怎能不心如刀绞？他无法坐视，他决心站起来，肩负起唤醒国民、振兴中华的重任。经历了一次又一次的尝试，经过了一夜又一夜的思考，先生终于找到了他的方向，“凡是愚弱的国民，即使体格如何健全，如何茁壮，也只能做毫无意义的示众的材料和看客，病死多少是不必以为不幸的。所以我们的第一要著，是在改变他们的精神。”（《呐喊》自序）先生毫不犹豫地弃医从文，提出了立国兴邦“其首在立人”的主张，从此踏上了布满荆棘的文艺救国之征程。黑夜的战神开始拿起武器，双眼放出坚毅的雄光。
选择这样的方式来救国，鲁迅先生早已有了各种心理准备。可是，现实偏偏不是先生想象的那样。人们既不支持，也不反对，而是抱以一种隔岸观火、事不关己的态度，鲁迅先生陷入了毫无边际的寂寞之中。就在鲁迅先生寂寞彷徨的时候，他看到了新文化运动的光亮，于是，他重新拾起了他的“金不换”，挥笔写下第一篇白话小说《狂人日记》，借狂人之口喷泻多年淤积在心口的痛楚，发出了抨击封建礼教和家族制度的最强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