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刑警组织档案选-第13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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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波多驼原是良家子弟，中等以上智力，性情和蔼。他很有前途。不幸的是希特勒侵略了波兰，他父亲死于斯大林格勒。波多驼饱尝了战后柏林的艰难岁月：黑市，各种小偷小摸。他与儿时的好友罗希结婚，1951年他们有了个儿子叫米基。但是罗希的父母不承认这桩亲事。　
　　1952年波多驼移民加拿大，并决心重新生活。他在一家农场当雇工，后因一个小女孩用喷水枪喷他，他吓唬了这个小女孩而被解雇。他在蒙特利尔干过许多职业。他认识了一个德国女人企图偷她的首饰。他因行为不规而受处分，被引渡回国。他坐七海号船一直到不来梅，然后到斯图加特、杜塞尔多夫，最后到达伦敦，得到了三个月的签证。伦敦警察署很快就掌握了波多驼以后的经历：坏分子怎样以米克·科拉多的名字成了索罗酒吧的常客，在那儿他显摆了自己的手枪。他又如何沦为盗窃犯，一直到那倒霉的一天，他盗窃了若安·奥阿拉的套间。但是，盖格·波多驼的故事还只是刚刚开始。　
　　在克莱尔蒙旅馆的小房间里，百叶窗一连四天都未曾打开过。波多驼在里边猫着，不吃饭，只是抽烟和喝水。在这四天中，他处在神经高度紧张之中，这样便引出了故事的后半部。　
　　在这四天中，他躲藏在这家旅馆里，暂时逃脱了1万7千名警察的搜捕。他时时刻刻地感觉到绳索正在慢慢地抽紧。抓住他只是个时间问题，也许只需要几分钟。　
　　逃跑是很素的。所有的港口和机场都有了他的照片，因此，他只有等待。从收音机里他得知他的照片刚刚到达伦敦，已发到1万7千名警察手里。他还知道今天早晨报纸把他的照片也登出来了。从皮卡迪丽到索罗所有的报亭里都张贴着他的照片。　
　　他听到走廊里的脚步声、门的撞击声、电梯上下声。他们为什么还没有来抓他？这种难熬的等待他受够了。　
　　维巴尔侦探带着一群警察来到克莱尔蒙旅馆。他们的任务是谨慎地检查一遍诱饵的所有住宅。他们毫无信心地干着。因为苏格兰场开始怀疑波多驼已经藏到东德他母亲那里去了。突然侦探的目光停留在一张住客登记卡上：一个叫卡迈的加拿大人，住在15号房间，已有三个星期了。　
　　侦探要求增援部队和警犬乌黑旅馆。然后他要求旅馆老板敲敲4层15号房间的门，以证实卡迈是否在房间里。　
　　在百叶窗紧闭的房间里，电梯上上下下的嗡嗡声使房间主人心惊肉跳。走廊里的脚步声近了。他从椅子上跳了起来。　
　　“谁？”　
　　他半打开门，然后见到老板微笑着：“对不起，打搅了。我来看看床铺好了没有。”　
　　那人松了口气。他同老板的关系挺好。另外他居住时登记的名字是卡迈。他决定重新躺下，脱掉鞋，盖上床单，再点上一支烟，打开收音机。温柔的音乐荡漾在整个房间里，他闭上眼睛，觉得不那么恐惧了。　
　　老板下了楼，对维巴尔侦探说：“他在屋里，好象挺镇静，穿着衬衣，听着收音机里的音乐。”　
　　维巴尔侦探上了四楼，径直向15号房间冲过去，想把门撞开。但他改了主意，先敲敲门：“开门，警察局的。”　
　　在一刹那间，什么反应也没有。身体高大的尚贝尔上尉去撞门，没受到什么阻碍，门突然被打开了，正撞在波尔驼的脸上，使他打了个趔趄，先碰到椅子的扶手上，然后摔倒在地，头撞在壁炉上。　
　　体重100公斤的尚贝尔以全身力量压上去，其他警察一拥而上，捆住了波加驼的双脚双手。尚贝尔发现波多驼眉肌处流血，就令他平静些。波多驼挣扎了几下，突然一动不动了。尚贝尔压着波多驼足足有三、四分钟，发现他失去了知觉，就让他靠在床上。警察往他脸上泼了凉水，他才醒过来，眉骨处仍在流血，眼睛已经肿起来了。然而警察发现波多驼机警的目光正注视着他们的举动，因此他们就把他双手反绑在背后，检查他的袜子里是否藏着刀片。　
　　尚贝尔发现他浑身哆啸得很厉害，似乎他很怕冷。于是尚贝尔给了他一条毯子。为了确定他的身体状况，警察扶着他在屋子里走了一圈，他一直在发抖。　
　　当警察认为波多驼可以走动时，就把他带出旅馆。因为有许多记者在场，他们用上衣盖住他的头，以避免过早地辩认出其身份。波多驼被押到警察局。　
　　后来后来警察局做出如下报告：他在警察局呆了36个小时，无法证明他有罪，因为警察局的医生发现无法同他交谈，也没有发现他作案时使用的手枪。因此，只好把他送到医院。　
　　根据给他作检查的医生说，乍一看，波多驼并没有明显的神经系统损害，但是他好象受到沉重的打击。他拒绝吃饭，然而看管他的警察发现他好象明白他周围发生的事情。　
　　脑部透视：没有骨折。腰脊穿刺：脑脊髓液有一点血。阿尔韦大夫的诊断是：大脑受到轻微的撞击，但也没法治。　
　　新闻界对这次逮捕十分感兴趣，有的报纸暗示，波多驼可能遭到要为同行报仇的警察们的痛打或警犬的咬伤。然而尚贝尔澄清说警察没有使用警棍，也没有一个人使用武器，警犬一直在窗户外，好久以后才被放进屋里的。　
　　第二天，人们发现了波多驼藏在旅馆阁搂里的手枪。7月19日波多驼的状况有所好转；他问他为什么在医院里。阿尔韦医生作证说，他的记忆遗忘症不是装出来的。波多驼问看守要扑克，而且很正常地跟他们玩扑克。他甚至会下国际象棋，他说他自己从小就会下。　
　　当指派给波多驼的辩护律师到达医院时，医生给他看了医疗诊断书。诊断书上说，波多驼无法接受提问。《每日快报多写道：波多驼在睡眠中发癔症，受折磨，7月20日阿尔韦大夫宣布波多驼可以接受审问了，他可以懂得对他的指挥的性质，但是他的供词的价值还不能保证，因为犯人住进医院的原因是患了遗忘症。　
　　波多驼的情况是史无前例的。可以审判一个对其犯罪毫无记忆的人吗？但是他是真正的遗忘症患者吗？专家们意见分歧。阿斯比大夫认为他是真正遗忘症患者，莱斯大夫却认为他是假装的遗忘症患者。勒里斯比大夫也认为是装的。然而拉尔班和爱德华大夫认为是真正的遗忘症患者。　
　　于是法庭作出不利波多驼的裁决。法庭没有接受他患遗忘症的说法。　
　　这个被专家们称作“遗忘症患者”的人终于被留下他的全部财产——6个先令5个便士全部交给了被害者的遗孀。　

　　
　



不出所料



　　1964年5月16日上午近11时，洛杉矶警察局办公室电话响了起来。　
　　“我这是金房子旅馆，快来，3170号房间的房客和他妻子站在外边的窗台上。”　
　　接电话的警察觉得有必要让他讲得更明白些：“他们在窗台上干什么？”　
　　“不知道。他们什么也不说，大概是想往下跳……”　
　　“第几层？”　
　　“22层，最高一层。”　
　　“你们通知消防队了吗？”　
　　“通知了。”　
　　几分钟后，警察局37岁的哈利·卡姆弗上尉戴上他的软沿帽子跳上汽车投入战斗。他松开领带，因为天气已开始热了。他一点也不喜欢这类案子，因为警察从中捞不到任何好处。要是结果好，这只是一件微不足道的案子；要是结果不好，人们就会说三道四，指责警察的愚蠢和错误的行为。　
　　当哈利到达大街时，从很远的地方他就看到站在马路上的一群人，他们抬头望着金房子旅馆的22层。人群中间有一辆红色消防车，消防队员困难地在人群中组织营救。到处胡乱地停着汽车。记者、摄影师和摄像师一古脑地朝房子对面跑去，几分钟后对面房子的窗户都被他们占领了。　
　　哈利是个极有条理的人，他甚至没有朝金房子旅馆22层的窗台上看一眼。眼下最重要的是使这混乱的场面恢复秩序。他通过无线电要求维持秩序的警察让车辆绕行，以便消防队员能够拉开他们的救护网。干完这事，他下了汽车，抬起头，用帽子遮住太阳。　
　　在高处，窗台上有一个男人站着，他挽着袖子；一个穿红衣服的女人蹲在他身旁。一直极为冷静的哈利发现窗台还是挺宽的，足有70至80厘米。他从第一层窗户往上数。一直数到顶层，的确是22层。　
　　他心里计算着：一层大约3米，那么就是56米，严格地说，这个高度消防队的救护网没有什么用处。他们或者掉到网外，或者从网中穿过去。至于说那大梯子更无济于事。梯子只能伸到第12层。更糟糕的是，在高处人们无法行动，因为老式的大楼不象今天的那样有平台。　
　　当时的摩天大楼的顶楼就象教堂、城堡或老古建筑似的，建成尖塔式，或列柱式。金房子旅馆22层顶上是一个巨大的根本无法进入的希腊式柱头。结论：救护只能在旅馆内进行，这便完全要使用心理战术。　
　　有件事令哈利不解。如果说这种自杀或以自杀相威胁是十分常见的话，但是他从未见到过两个人合伙干这种事。哈利走进3170号房间，小声地对两名陪着他的警察谈：“让这些人离开，这里的人太多了。”　
　　金房子旅馆副经理从窗户里探出头。在双层窗帘之间，风刮着他的头发。上尉听到他愤怒的声音：“你们疯了！你们没有权利让大家为难！”　
　　从窗台处传来模糊不清的声音。肯定是令人不愉快的话。因为脸刮得极好的副经理厌恶地转过头来。这回是经理替下了副经好的位子，他站在窗边，从窗帘中间探出圆脑袋。　
　　“我的朋友，好好想想，”他说。　
　　他没再说什么，这次哈利清楚地听到一个男人的声音：“我已经想好啦！您以为？正是我想好了我才站在这里的，让我安静些！”　
　　经理和副经理互相看着，他们准备进行一场没完没了的也是完全无用的劝说。尽管他们抗议，哈利仍然非常彬彬有礼地让他们离开房间。然后他从窗帘中间伸出脑袋，朝左边看，他看见站在窗台上的男人离他的窗户只有1米远，也就是说几乎是一个胳膊的距离。那男人是个高个子，长着一个圆脑袋和扁鼻子，他身旁是他矮小的妻子。　
　　他挽着袖子站着，脸朝外，背贴在被太阳晒热的水泥墙上。他看着越集越多的人群和由消防队员拉起的可笑的救护网，他的手平平地放在墙上。　
　　男人旁边蹲着一个女人，她的小红裙子被风刮到腰间。她脸色苍白，身体虚弱，好象被吓坏了。风把她的金发吹到脸上，但是她不敢用手去理一理。　
　　哈利馒慢地坐在窗台上，男人看到了他。　
　　“您是警察？”　
　　“是的。”　
　　“那您别动，要不，我就跳下去！”　
　　“您放心，我不会动的……”哈利说，“我在这个高度总觉得头晕。”　
　　沉默了一会，他作了进一步的努力：“您看见您妻子了吗？”　
　　男人转过头看了他妻子一分钟之后，又用怀疑的目光盯着警察：“看见了，怎么样？”　
　　“她快吓死了！我觉得她不想死。就为她您放弃这种做法。”　
　　男人爆发出一阵恶意的笑，并吐出几个极其粗俗的字，这使警察明白：他是个坏蛋，他妻子也是个坏蛋。　
　　男人的动机是用自杀来威胁，但同样是对他妻子的惩罚，现在就得以这种新形势来考虑问题了，这时，警察觉得有人拍他的肩膀，他转过身来，看见两个男人，一个是警察局的心理专家，另一个是牧师。　
　　“我给你们一点时间，”他小声地对两个男人说，“我觉得他在对付他老婆，我不认为他真想死，大概也不想杀死他老婆。只是一种惩罚而已。”　
　　说完，哈利大胆地搜查起房间。第一件映入他眼帘的就是一只女式皮包，里面装着一张法国航空公司的机票，起点是巴黎，终点是波利维亚的塔希提岛，中途停机站是纽约和洛杉矶，机票上的名字是弗瑞布太太，时间是1964年5月11日127号航班。　
　　从走廊里传来噪杂的喧哗声，这条走廊是上尉通往电梯的必经之路，有两个穿警服的警察把守着。　
　　记者在大厅里围住看门人，想打听这个事件的细节。哈利从柜台上把看门人揪了出来，把他拉到经理办公室。　
　　“您认识那两个要跳楼的人吗？”　
　　“不认识，”那看门人说，“我只认识卡耶先生，他每年来这里一两次……但我是第一次见到那个男人和那个女人。”　
　　“卡耶先生是谁？”　
　　“是个法国人，在香料业工作，几天前他预定了房间。”　
　　“为他自己预定的？”　
　　“不是，是为弗瑞布太太预定的。她刚刚到这里24小时，她要去塔希提岛。对她来说旅途很长而且很疲劳，卡耶先生对我说，她该今晚动身。”　
　　哈利检查了女人的护照：弗瑞布太太，1934年2月3日生于法国，居住地址：巴黎16区道克德－布郎大街34号……他想了想，高声问道：“那么说如果那个男人是她丈夫，他就叫弗瑞布先生啦？他是什么时候到的？”　
　　“还不到两个小时。他向我问了弗瑞布太太房间的号吗，然后迳直上楼了。我知道的就是这些。”　
　　哈利摘下电话，直接挂通华盛顿国际刑警组织分部，国际刑警组织应该派个调查员到巴黎的道克德－布郎大街去，他急切地要了解一切，这是一个生与死的问题。弗瑞布先生和太太是何许人也？他们是同居还是分居？那边有人认识卡耶先生吗？他们与他是什么性质的关系？等等，等等。　
　　哈利要求见见第一个发现弗瑞布先生和太太站在窗台上的人。　
　　不一会儿，人们给他带来了一个壮实的妇女，当她讲述她所看到的一切时，尚心有余悸。　
　　她走进房间收拾床铺时，她看见一个身材高大的男人一只腿跨过窗户，怀里抱着死命挣扎的弗瑞布太太。他把她放在外面的窗台上，粗暴地对她说：“把你推下去。”　
　　然后男人也从窗户上消失了，清洁女工先是吓呆了，然后她慢慢地朝屋里移，从窗帘中把头探出去，下边什么也没有，右边是空空的……但左边……男人在那，他把他妻子推到一边好给他留出位子。　
　　清洁女工所说的话只是：“您要跳下去？”　
　　“是的，”男说，“我和我妻子一同跳下去。”　
　　就是这些。哈利听完之后回到3170房间，在电梯里他看了一眼时间：正午2时，在3170房间，心理学家和牧师轮流地同男人说着话，以阻止他跳下去。　
　　“有新的进展吗？”哈利问道。　
　　牧师向他讲了他们的对话，对话挺简单，他亲切地对男人说：“先生，回来吧，我们一块考虑您的问题。”　
　　男人回答道：“没有问题了。因为我已找到了解决的办法。”　
　　“您愿意让我帮您跨进窗户吗？”　
　　“如果您本人或其他什么人企图靠近我，我就跳下去！”　
　　哈利走近心理学专家：“依您的意见，您认为他会跳下去吗？”　
　　心埋学家指了指对面楼房的窗户，真可怕，每个窗口都挤满了记者，他们拿着相机和话筒。摄影机对准了3170房间，至少有15架摄影机，对于现场直播的电台和电视台来说，这是个意外的精采节目，若是想在两亿美国人面前表现出勇敢的样子，那男人只有一条路。就是跳下去。　
　　然而，当哈利从窗帘把头探出去时，他的目光同绝望者的目光碰在一起，他并没有给哈利下决心去死，或下决心杀死他妻子，或者两个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