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德间谍战--"红色乐队"领导人的回忆 利奥波德·特雷伯-第27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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潘维茨开始讲话。首先批评了他的别动队前任。他当着我面说：雷塞考虑这件事情，就象个低能的警探。至于杰林，他认为他太胆小了， “大赌博”开展得太慢。他给我进行解释，我也尽量装成专心听他讲的样子。他说，本来早就应该转入政治阶段了。然而，潘维茨的想法，表明他在了解情况方面，有严重的漏洞，虽然凭他的盖世太保经验，他可以识破一千零一种伪造和夸张报告的手法，但是，他对杰林给柏林送去的辩解报告，却完全象瞎子一样，看不出那些假事实。
别动队的新头头建议我从纽伊监狱迁到一座私人住宅去，并派人暗中监视。他对我申明，他认为，他的上司也认为，光用无线电同莫斯科联系不够了，在现时的第二阶段，应该建立直接联系。他怀着野心勃勃的计划，想派一个使者到情报中心去，告诉莫斯科，德国有一个重要的军事集团，想同苏联讨论单独议和的问题。这个特派员将随身携带一些文件，足以表明这种情绪的。但是，他的行李里，也带上相反的证据，证明德国另有一些派别，设法同西方商讨这种解决办法。
整个美妙的战略目的在于分裂反纳粹联盟。他死抱住这一点不放。潘维茨是相当低能的：这是一个正统出身的纳粹党人，头脑里装满了他那种所谓优秀民族的优越感。他很知道我是个犹太人，由于愚蠢地鄙视别人而瞎了眼睛，低估了自己的敌人。显然是因为陷入完全不自觉和中了假情报的毒，才会想象到“红色乐队”的战士竟然想到同纳粹分子同流合污。我们所进行的斗争是一场生死搏斗。但是，潘维茨之流是不可能理解的。
希姆莱得悉潘维茨的计划，认为派个掮客到莫斯科去太危险了。潘维茨告诉我说：他害怕共产主义对一个牢靠的纳粹党人的吸引力。“红色乐队’柏林组的成员这个事例在他的心目中记忆犹新。象波森和哈纳克这样的人竟然成为“苏联特务”，一些在社会上十分得意的人，毫无经济上的顾虑，却投身于反对纳粹的斗争，这是盖世太保的人无法理解的。
潘维茨并不灰心。他向我提出另一个建议，这一次是促请情报中心派一个代表来巴黎。我毫不犹疑，甚至还假装十分赞成，回答说；我认为这个计划完全行得通。肯特也被问及这事。他咬定说；这个计划完全是空想。就象一个钟摆向两边摇晃一样，肯特又回到背叛的路上。他想向新主子表示忠诚，又倒向对面的阵营。他的老婆眼看要临盆了。他不是那种愿意牺牲家庭安宁的人。最后，还是我赢了。我对潘维茨解释说，如果继续把肯特也拉入“大赌博”，那么，全部事情就会成为一场闹剧。
于是就给情报中心发了一份详细的电报，解释说，有一部分军官希望同莫斯科接触，同时建议俄国人派一个使者来·德国人这儿。这个计划颇有进展，已经准备在埃德蒙·罗杰街3 号卡茨以前住的地方接头，约定每十天一次我在那里等候莫斯科派来的人。
别动队狂热地准备接头。潘维茨没完没了地讨论这场戏怎样演法。我同伯格一起去进行第一次接触，筹备主要的会晤；潘维茨担任柏林组代表的角色。为建造这座空中楼阁，他所表现的热情是很滑稽的。豺狼披上了牧童的斗篷。布拉格的刽子手扮演同莫斯科的斡旋人！ 为迎接这次“历史性的会晤”，潘维茨忙个不停，竟想扩充那些在中立国抓过来的电台。奇怪的是，我发现他不用瑞士的拉多情报网。原来是因为席伦堡对拉多问题掌握了主宰大权，可惜他在前线。这说明了他同潘维茨的顶头上司盖世太保——缪勒闹暗斗闹得多么激烈‘。纳粹德国的帮派，斗争起来，就顾不上第三帝国的利益了。我有这方面的证据：当时，席伦堡派了两个人来到巴黎，要求向我和肯特查问拉多情报网的情况。潘维茨明确地向我表示我完全不必讲出我所了解的情况。
潘维茨的野心是要打进瑞典和土耳其的苏联情报网，以便扩展“大赌博”。在商业公司‘橡胶王”的掩护下，格罗斯沃格尔和我在丹麦，瑞典和芬兰曾为进行活动打下了基础。
要恢复这些联系，全靠格罗斯沃格尔和我。我们便设法破坏潘维茨的企图。
这个时期，情报中心要求提供的情报主要是关于意大利在墨索里尼倒台后的情况，也是这个时候，柏林各个方面设法同西方取得接触。艾伦·杜勒斯当时领导美国的情报机关，在瑞士同几个德国使者会晤。多亏“大赌博”，情报中心得悉这件事。
至于潘维茨呢，他愈来愈心神不定，等候情报中心派来的人。这条错误的线索要使他大失所望，莫斯科的使者根本就没有来。这一点我是知道的。我也知道，事情闹来闹去，最后就只是我捞到了去几趟埃德蒙·罗杰街3 号。
8 月底，我到那所住宅去，过去我曾在那里同热情的卡茨一家人亲切地度过多少钟点，现在却变成陷阱，雷希曼成了饵儿。但是饵儿放久发霉了，猎物却不来。
雷希曼看见我走进屋子，没有勇气走过来，他远远地站着，眼睛始终望着地下。我一边“等候”情报中心的使者来临，一边不停地想着雷希曼，艾弗雷莫夫或者马蒂厄怎样滑到叛国的道路上的。他们所走的道路，各人不同，但是他们都滑下去了，结果就在眼前：他们出卖了同志。潘维茨对他们的看法和态度是各不相同的。马蒂厄是一个“体面的”合作者，艾弗雷莫夫自以为选择了乌克兰的国籍，但是雷希曼呢，他在“主子”的眼中是最下等的。不论他做什么事，在超级种族主义者潘维茨看来，他只是而且一直是一个肮脏的“犹太佬”。
潘维茨仓促离开即将解放的巴黎时，并没有忘记这些差别。这个败北的刽子手在退却时记起了从第三帝国所接受的优越性教育：那就是对犹太人刻骨的仇恨。马蒂厄得到报酬——一点不错！——并给打发走了。他效劳得好，背叛得好，应该得到背叛的报酬和“自由”。乌克兰人艾弗雷莫夫也有权得到某种优待：人家给了他假证件和足够的钱，逃到拉丁美洲去。雷希曼则被关在比利时的监狱里，他不明白，一个犹太人，即使出卖自己人，在纳粹的眼里，也永远不能自赎。
过了十天，根据潘维茨的计划所约定那样，同时继续等候莫斯科使者来临，我们又到埃德蒙·罗杰街3 号去。卡茨陪我们去。这时，雷希曼最后一次挣扎想再浮上来。他把卡茨拉到一旁去，托他告诉我，他知道我们继续斗争，对自己的态度很后悔。他为自己辩解说，当时是因为他的妻子和儿子受到要挟，另外他的上司艾弗雷莫夫变了节，出卖了他和其他人。现在他准备作点事情，将功折罪……卡茨假装不明白什么意思。
要再信任他是不可能的。他已经背叛了一次，明天，只要机会一到，他又会背叛的。他亲手把一切出路都堵上了。
一个人落到敌人手里，就只有两条路可以选择。在投敌和抗敌之间，有一个不可逾越的鸿沟，无法从这一边到那一边去。
第二十五章“大首长逃跑了！”
1943年9 月。这一天，威利·伯格到纽伊我被囚的地方来看我，他是常常来的。但是，他一走进来，我就发现他的神情有点异样。他的样子十分慌乱，好象刚刚听到什么不寻常的消息。我觉得很奇怪，虽然我小心翼翼不露出担心的表情，但已经觉得不安。果然，他告诉我的事情吓得我手脚冰凉：“真不得了！杜瓦尔被捕了！”
在我士月份的报告里，我特别着重要求包利奥尔（ 杜瓦尔） 高飞远走。对他的搜捕一直不断，但是，夏初的时候，我从可靠方面知道，德国人已经失去了他的踪迹。他怎么会落入盖世太保手里的呢？ 我很沮丧。伯格很快就给我说明了：包利奥尔是8 月13日在巴黎北郊皮埃尔雍特被捕的。几天之前，共产党的一个电台落入盖世太保手里，有一个发报员逃脱了并同包利奥尔联系。虽然事情蹊跷，但是包利奥尔居然答应见他，于是……便落入为他布置好的圈套里。
但是，盖世太保并不那么清楚是在同谁打交道。从1940年起，包利奥尔是地下共产党一个最能干的党员。他领导电台业务，同时同“红色乐队”保持联系。就是他培养无线电讯员，又是他建立了好些发报台，除此以外，他还负责朱丽叶和党领导之间的联系。在1 月份的朱丽叶事件中，他起了主要的作用；他收到了发给情报中心的材料，接着便把这个宝贵的包裹送到党组织去。另外，自从1941年12月13日在阿特雷巴德街抓人以后，他同格罗斯沃格尔建立了一个特别组，负责查证在比利时以及在法国“红色乐队”各组中发生的损失。最后，在我被捕前，我同他规定了一些联系的办法，足以揭穿别动队对情报中心进行的破坏活动。因此，他是了解“大赌博”的。
从以上叙述，可以看出包利奥尔起了多么大的作用。他被捕后步步为营，一口咬定，他只不过是个机械师，是个下级人员。不幸的是，到了月底，别动队的特务在检查可能属于共产党的人的名单时，发现了包利奥尔的照片，这才知道逮捕了那个著名的杜瓦尔，本来，已经暂时放弃追捕他了。
损失是重大的。我很了解包利奥尔，确信他会牺牲自己的性命。然而，尽管有勇气面对等侯着他的折磨，但能忍受到什么程度呢？ 谁能保证在酷刑下，他不会松嘴说出一个名字呢？ 因此，一方面，我继续完全信任他，同时，做好准备，准备我所建立的一切全部垮台，我自己的“赌博”完全露馅儿。
我几乎用不着问伯格便从他那儿打听到包利奥尔受到哪种拷问。不幸得很，我的担心得到了证实：这就是无法忍受的酷刑加上和蔼可亲的谈话，分量是算得那么恰当。刽子手反过来复过去老提出一个问题，这个基调是他们认为至关紧要的：关于我和“红色乐队”其他人员被捕，共产党领导告诉了莫斯科些什么？ 他始终如一地回答说，他收到小包的包裹，次数很少，他从来没有打开过便把它们交给一个他不认得的联络员。他咬定说，他的全部活动只限于在朱丽叶和上级之间充当中间人。
无论说服工作也好，酷刑也好，要挟也好，都不能使他改口。他顶住了。别动队威胁他说要逮捕和枪毙他的妻子海伦娜和女儿……全是白费劲。这个了不起的人，这个出众的战士，整整一年，同行刑手进行斗争，寸步不让。一年来遭受盖世太保的拷问，而潘维茨和他的特劣完全知道他们的俘虏多么重要，因此从不放弃希望有一天终于能逼得他招供。
1943年9 月初的日子，我是在焦虑不安之中度过的，对包利奥尔的英雄行为一无所知。无论白天还是黑夜——漫长的不眠之夜——矛盾的心情激烈地斗争，满脑子都是最荒唐的设想，考虑怎样行动，怎样去改变事物今后无情的发展。
一天一天过去了。我从伯格那里差不多每天都知道包利奥尔所受的苦难。他始终不说话。我自己则作好了最坏的打算。
我的命运，特别是“大赌博”的前途是在一个地下刑房里决定的，在那儿，有一个人在体验什么才是痛苦的极限，这个人没有体验出他忍受痛苦的能力到底有没有极限。
严重的打击接踵而来。9 月10日，我从伯格那里知道别动队又得了一分，破获了里昂地区的一个法共发报台，搜到了大量的电报和文件。于是，德国人确信已经最后发现共产党领导机关的地下中心电台。他们希望从密码电报中，查出地下党中央给莫斯科发出的有关“红色乐队”的电报。
暴风雨一天比一天逼近了，我得悉别动队决定让著名的沃克博士领导的密码特别破译组来巴黎。确实， 9 月11日，我就在索赛街看见沃克博士同他的助手一道工作了。伯格也在场，他告诉我说破译工作进展顺利，唯一的问题就是从所有那些电报中，把有关“红色乐队”的查出来。但是，伯格又说，这不过是“一两天的事〃。
这个消息是非常严重的，而且很说明问题……我知道共产党在法国南部某个地方有一个大发报台。我估计1943年1 月交给朱丽叶的材料是通过这条渠道发出去的。报告不是由我译成密码，而是按照党的密码底本译成的。如果沃克能够破开这密码，别动队就可以阅读我的情报，象白纸上的黑字一样。 结论十分简单，十分明显，那就是，“大赌博”马上就要暴露了。应该行动，而且马上行动，不要等到事情不可收拾。9 月10日、11日和12日夜晚对于我来说是充满噩梦的。
随时我都有可能发现他们已经掌握真情实况了。每时每刻，我都可能看见潘维茨和他的帮凶狞笑着突然出现在眼前。我不怕死，也不怕酷刑，每天我都同这些打交道。但是，我害怕我身体的每根纤维都感觉到这种奇耻大辱，害怕杰林在我被捕时所发出的威胁会无可挽回地成为事实，那时他叫道：“奥托先生，你输了……”怎能在这帮混蛋面前认输呢！ 不能，得逃跑。越狱，就是抵抗。越狱就有希望做为战士战死沙场。在这些内心激烈斗争的日子里，我时刻提防精神上的波动流露出来。我若无其事，一连几个钟头同伯格谈天，同潘维茨和别动队的其他人员见面，对他们说些安定人心的话。口气绝对肯定，但这是靠不断强迫自己振作精神才做到的。我说：我将会很高兴看到，破译出来的电报将汪实我对法共发给莫斯科的情报的估计是对的。
9 月11日，在规定准许我们在花园散步的时候，我把事情的发展告诉了卡茨。他得出的结论同我的一样：我们随时都可能暴露。于是，我提出在12日夜晚一块逃走。从我的房间和卡茨被关着的地牢逃出来简直是儿戏，再跑到由一个斯洛伐克兵看守的大门也难不了多少。估计得乐观些，我们可以希望打昏警卫，跑出门外，从外面把门关上。对我们有利的是，我们知道岗哨总是喝得醉醺醺的。但是我们也应考虑到还有其他看守要对付。不论怎样，我们还是有希望成功的。
卡茨同意了越狱计划。但是，他私下告诉我说，他认为他没有权利逃跑，即使眼看要死在牢房里，也改变不了他的决定。他提出的理由是，他的妻子和两个孩子都在比勒隆城堡，受到盖世太保监视。一旦他失踪了，那些刽子手是要对他的妻子和孩子报复的。我恰如其分地估计了这个理由，不过，我还是提醒他，在朱丽叶事件时，他已经拿他亲人的性命冒过险。
他回答我说：“情况并不相同。那个时候，我是为了共同事业而行动，是为了把别动队的阴谋的关键告诉情报中心，因此我有权利和责任不仅拿我自己的性命，而且拿我亲人的性命来冒险。得失太大了，超出了我们个人良心道义的范围。今天所牵涉到的只是我个人，不值得让我的妻子和孩子为我冒这样的危险。”
能对他说些什么呢？ 能用什么来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