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德间谍战--"红色乐队"领导人的回忆 利奥波德·特雷伯-第3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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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和索菲．波斯南斯卡跟希勒尔·卡茨三个人一个小组。后来格罗斯沃格尔和希雷伯两个人也参加进来。在战争和抗敌的年代里，我们都还得会面。聚会大都在卡茨家。他住的棚子连木条都合不拢。因为希勒尔的泥水活是出了名的，大家便决定由他领导，将棚子改造成真正的房子。我们居然亲手建成了一座小巧的新屋，住了进去十分自豪。1926年，我才在特拉维夫租了一间屋子住，楼下便是统战办公室，我搞领导工作比较方便。谁也想不到，就在那儿，我认识了我未来的终生伴侣：露笆·勃罗杰。
一天夜里，我听见办公室里有声响。我下楼瞧瞧什么事。
会不会迎面碰上一个小偷，或者一名好奇心太强的警探？不是，倒是一位漂亮姑娘坐在那儿看报。我问道：“你怎么进来的呀？”
“打窗口进来的。这并不是第一次．你知道么？晚上，我来开会，你们吵吵嚷嚷，没法静心阅读。”
露芭是从波兰尔佛夫城来的。本来在一家工厂工作，同时参加少共活动。那时候，有一个奸细被揭发出来。这人已经向警察局告发了好些党的活动分子。党领导决定消灭叛徒。一位青年犹太共产党人，名叫波特文，为此成立了一个小组。其中成员有露芭姑娘。手枪藏在她家里。毙了叛徒，波特文被捕牺牲。警察还到处搜寻其余的人。露芭只好离开波兰，来到巴勒斯坦，先在农村工作，后来在耶路撒冷当油漆工。她加入统战运动和工人小组，同时参加救济政治犯的活动，但就是不肯加入巴勒斯坦共产党，理由是共产党不懂得建立犹太国是历史的必要。
英国当局担心我们的统战活动，并且发布命令，禁止集会。工人小组的书记被捕，是我接了他的任。1927年，英国人控制的犹太警察，在特拉维夫突袭工人小组的一次集会。
我被捕后，在扎发的监狱里关了几个月。我在狱中头一次感觉到铁窗并非不可逾越。为此，我就想办法联系一位尽忠于我们事业的女同志安娜·克莱芒’，让她到逮捕我们的犹太警察局去当保姆。她经常查看新东家的口袋，发现了一份名单，列着我们同志中犯嫌疑的人。她马上通知这些人，免遭逮捕。警长也没能脱身事外。后来有一次示威游行，这家伙被打折了一条腿。
露芭效忠于我们的组织，也付出了代价。1926年和1927年，她在海法和耶路撒冷两次被捕。
海法支部是巴勒斯坦最强的支部之一，党派我去当支部书记。这个支部在工厂和铁路方面很有影响。我成了党的专业干部。我带着理想，初出茅庐，工作特别积极。工作在地下进行，只有晚上，我才能小心翼翼地出门，可还得时时刻刻提防着到处搜索我们的警探。我有点口才，一忽儿在这儿，一忽儿在那儿出现，向工人们演讲。我组织政治工作，写传单，写宣言，主持会议，尽管我们的集会一直被禁止。1928年年底，我就是在这样的一次集会上被捕的。这是第二次被捕，和另外二十三位同志一道关进海法的监狱。有关系的文件都销毁了，所以警察对我们的活动没拿到正式的证据。
接着，我被送进圣·让·达克中世纪的堡垒。待遇很坏，甚至要穿囚服。英国当局没法证明我们的关系，拒绝给政治犯待遇，只把我们当作普通刑事犯。当时，整个巴勒斯坦都知道，有一个面包师，是共产党员，被关进地牢后，几个星期一丝不挂，不肯穿囚徒的宽条子囚服。我们关了很久，开庭审判毫无消息。我们是哪一类都归不进去，谁也不明白该由什么法庭来处理。通过我们跟党中央的联系人，得知总督赫伯特·赛穆艾尔爵士已经准备签发命令，批准把一切亲共活动的嫌疑分子流放到塞普台斯岛。我们决定绝食，要求把我们释放，或者开庭公审。绝食到第五天，我们连水也不喝了。我们的顽强终于战胜了虐政。绝食的消息传遍巴勒斯坦。英国议会里，有几位工党议员向政府提出质问，揭露英国对巴政策的弊端。到了第十三天，我们接到通知开审在即。
二十三位难友推举我以大家的名义发言。
审判的第一天，我们中间有几个人身体己经支持不住，只好用担架抬到法庭，但是只此一天，别无下文。审判刚刚开始，庭长站起身来，身边一边一个助理审判员，用一种自以为带点幽默的口吻说：“你们真以为你们能让帝国雄狮感到麻烦吗？你们搞错了！我们不开庭！你们已经被释放了！”
他一挥手，叫警察把我们轰出法庭。我们胜利了！
1928年，困难越来越多。经济恐慌在巴勒斯坦引起了失业。许多犹太工人，约占总数三分之一受到影响，大批离境。
一年里，走了五千人，来的只有二千七。1929年又爆发了排犹暴动，有人被暴众私刑致死。这些暴动还在巴共和第三国际之间引起了戏剧性的误解。在第三国际看起来，排犹暴动标志着阿拉伯群众起义的开始，所以必须加以运用，同时指示巴共到阿拉伯农村中去宣传反帝斗争。第三国际借口巴共没能在土著居民中扎根，提出口号要“阿拉伯化和布尔什维克化”，仿佛在领导机关里，以阿拉伯人代替犹太人，就自然而然地能在回民中间深扎下根。这种想法遭到巴共的坚决反对。一部分积极分子认为第三国际的决定是冒险主义。
我也是这样看法。我们有一位积极分子，试图严格执行指示，结果在海法市被人群用非刑害死。第三国际代表、捷克人斯梅拉尔，在耶路撒冷秘密活动。我们竟不得不采取非常措施来加以保护。
这项荒谬的政策，削弱了我们在阿拉伯工人中间的影响。而巴共自己也闯了祸，居然去保证苏联采取的解决苏联犹太问题的措施。
情况是怎样演变的呢？
十月革命以后，曾经考虑，苏联的犹太族人，应该在他们扎根的地区发扬光大，比如在克里米亚、乌克兰、白俄罗斯。可是1927年，斯大林领导集团却凭空建立一个犹太自治州，位置在比罗比疆，就在满洲边外。这个官僚主义的决定，人为地在西伯利亚建立一个国家，天气十分严酷，又没有任何犹太集团住过的踪迹。于是，好几千人，男男女女，不得不离开自己的家乡乌克兰或者克里米亚——他们在那里一向享有少数民族的权利。巴共也接到指示，跟其他国家一样，以此为榜样，表示共产党的民族政策是多么英明，同时鼓动大家到比罗比疆去。巴勒斯坦一个劳动队，五百人，到那儿去创建一个集体，取名“新声”。这些人在斯大林清党以后，很少保住残生。而巴共领导人呢，也是忠而见疑。莫斯科认为，这些人有必要改造改造。巴共中央委员首途苏联，到东方共产主义大学去学习。大概改造的成果，不及预计，因为到了1935年，这些人全都被捕。
而我呢，继续在巴勒斯坦坚持战斗。警察搜捕是家常便饭。特拉维夫和耶路撒冷都不安全。地方一共才那么点儿，知名的活动分子已经没法搞地下活动。我遭到英国总督驱逐出境，只好乘船前往法国。我的行李虽然萧条，里面却有两份文件重于黄金：一份是巴共中央的介绍信，批准了我迁地工作，另一份是过境签证。
第四章 法国
1929年年底，我在马赛登岸。海上走了一个星期货轮开得吭哧吭哧。我躺在甲板上，脑袋枕着一盘绳索，悄悄思考问题。年纪不过二十五岁，流放倒经历过两次。这倒没什么，天生的革命者，受迫害不在乎年龄大小，只有安居乐业的人才怕播迁失所。巴勒斯坦的石子地并不怎样宜于安家种菜。
我瞧见天边的法国海岸，旧梦居然成为事实，快活得什么都不去想了。这不到了法国了吗？
很难想象，对我这么一个没有国籍的年轻人来说，法国这个词有着多么动人的魔力。二十年代，东欧的移民一般想当美国大叔。自己的亲故，不在华沙，便在布加勒斯特。百老汇的擦皮鞋小孩，居然当了实业家，多么能鼓舞人的事业心啊！但是，一个共产党青年，1930年才二十五岁，由于警察寻仇，被逐出了故土，自然而然投入朝不保夕的阶级斗争，到处贩卖革命对这样一个人来说，还有什么可以迟疑的？他的眼光不是射向红墙，当然便是射向巴士底狱广场。
对政治流亡的人来说，法国就意味着革命。在这儿，巴黎公社的社员们曾冲向九霄，第十七团的士兵，曾跟发怒的葡萄工人交朋友，造反的旗号一向高高飘扬，地方再远也望得见，所以流民逐客无不向这里会齐。当然，任何革命昔，想找第二祖国，必然首先看中法国，可是法兰西第三共和国，却并不是真正的庇护所。当然，那儿的警察眼在其他民主国家一样，都善于吹毛求疵。讲工作呢，乡绅们的共和国，惯把最苦的活计给外国人去做。但是，这儿的法制，只要善于对付，总有空子可钻。具体些说，任何共产党人都知道，到了法国，总有党员同志可以指靠，而任何犹太人则可以在犹太人的团体里找到朋友。因此，我想到犹太工人中间去活动，因为，我知道党的工作正在发展，很需要干部。最有力的理由则是，我手里有过境签证，法国的大门向我开着。问题是要住得下来。身上盘缠已经不够再往前走，只好在马赛呆了两个星期。加纳比艾尔大街的气氛实在不错。可是我找到的临时工作，却把我整天关在一家小饭铺的厨房里。吃饭不要花钱，工资可以拿来买套衣服。今天看来，这种细节，显得有点好笑。
我活到二十五岁，还没有穿过整套西服。在巴勒斯坦，大家只穿短裤和短袖衬衫。我一秒钟也没想过能衣衫褴褛走进巴黎。身上穿了新衣服，老瞧着镜子里面的新人，不由得回想起家乡的犹太人，动身到美国去以前，怎样的置办行装。
我走下火车，脚下踩上巴黎的街石，不免感到自豪。手里的小提箱，一半空着，那有什么关系呢？我知道要上哪儿去。我童年的朋友，阿尔托·斯特罗姆，一年前便离开巴勒斯坦，到巴黎居住。他的专业是铺楼板。找工作很容易。开给我的地址是；巴黎第五区，阿拉斯街九号，法兰西旅馆。
我看了挺佩服。第五区，不就是拉丁区吗？学生区嘛！法兰西旅馆！这么漂亮的名字，一定是皇宫般的大饭店呀！斯特罗姆成了资本家啦！他信上不是说，可以在他那儿住些时候吗？我走进一条又暗又狭的小街。九号是一座小楼房，门面灰暗，招牌上“法兰西旅馆”几个字已经风吹雨打，剥落—殆尽。我打听斯特罗姆先生的房间。原来高高在上，就在屋顶下面。我推开门，一眼瞧出了屋子是多么“富丽堂皇”。
一张大床几乎占了整间屋子。墙角里一个小脸盆，窗前一张缺腿桌子，门上钉钉子挂衣服，这就是家具。
我马上理解房客的选择。法兰西旅馆房租特便宜，警察也管得松些，朋友都好来分享。床很宽，可以横睡。睡到早上，人添到四五个，并不稀罕。没地方睡的人，给下面守夜的人几个小钱，便可以上来占个空位子。
麻烦的是，臭虫闹得凶。有一天，我们买两瓶酒喝着，把旅馆改名为臭虫旅馆。
我决定到巴黎大学报名，当旁听生。只要能向警察厅证明，我确实能够维持生计，那末居留证是不难领到的。我的朋友们早已解决了这个问题。他们先汇一笔钱到家乡去。款子的数目大致符合警察厅规定一个月的生活费。亲友们接到款子，马上汇回巴黎，然后换一个人又汇回去。这样一来，我们便能把汇单去向警察厅证明，我们按期收到波兰寄来的月费。
我来到巴黎几个星期，便领到居留证，限期六个月。到达的头一天，我就和党组织挂上了钩。自从离开巴勒斯坦，我便在衣服里子底下藏着巴共中央的介绍信。我把信交给一位负责同志。他主管外国工人，所以我是由他接见的。我们讲好，等我找到工作，就开始活动。可是，找到稳定的工作等于做梦。外侨劳工顶多只能指望搞到一些时断时续的小工作。建筑方面时常雇用临时工。工头招工有抽头，所以查看劳动许可证，不那么太认真。我在哈什德书店造大楼的工地上千了几个星期，后来又去邦旦整天扛铁轨，一直抬到有一天砸坏了我的脚指头。伤痕今天还在。
那时节，百货公司每天都雇人洗刷地板。我跟几十个大学生，从早到晚，一脚套着刷子，一脚踩着毡布，在萨马利丹公司，或是在廉价公司的地板上“跳舞”。活是苦活，工资倒过得去，一夜的收入够活两三天。车站搬运货物，可更加累人，整夜整夜的在沙贝尔火车站装车，早上才手捂着腰，挨上床去。
这些活计都不稳定，可并不怎么影响我的政治活动。活动对象是犹太移民，党组织正在那里展开工作。
在法国的犹太人，团体不止一个。当时在巴黎便有二十万人光景。最早是定居阿尔萨斯省，洛林省，康德省，博都省的犹太人。他们经过艰苦奋斗，获得解放，并且逐渐爬进社会上层。跟这些阶层交错存在的，有后来一批一批的新移民。二十世纪初叶，东欧的犹太人开始移居西欧。因为帝俄大举排犹。迁移的人大抵是无产者。其中有些人已经参加左翼政党，搞政治活动，迁移后仍然保持了自己的信念。所以，他们来到法国继续活动，并不稀罕。许多党派，诸如共产党、本德党、联合党，犹太复国团体，以及我常讲的那个“哈柯梅·哈蔡尔”，都在他们中间招兵买马，并没困难。
我呢，我在外国劳工管理处下面的犹太组工作，同事都是在本国受到镇压流亡出来的。我们每晚开会，老拖得很晚。
那时候，犹太党员中间托派的影响很大。我们接到命令，在犹太人中间“清除”敌对分子。辩论往往是很热烈的。渐渐地，托派的作用，在犹太侨民中间趋于江河日下。但是活跃的小核心依然在活动。参加激烈的示威活动，对我们来说，总是危险的，因为一经逮捕，未曾归化的外侨往往被驱逐出境。可是，不论有什么危险，我们还是参加了一些大的群众示威，比如纪念巴黎公社、五一劳动节等等。
许多犹太侨民，除了纯粹的政治活动以外，还参加一些文化团体。例如文化联盟，便是在共产党领导下发展起来的。
星期天，在朗克利礼堂举行集会，总有好几百人到会。法共领导，比埃尔·塞马尔、雅克·杜克洛，老笑咪眯的来做报告。我个人还时不时到斯特拉斯堡和恩特威普去主持当地犹太人的公开集会。
在职工会里，我们也很活跃。成衣业和皮毛业都有不少犹太积极分子。罗索夫斯基在1912年当帽业工会书记，这时候已成为红色工会国际的领导人之一。
我也要谈一下犹太活动家的一般政治态度，同时着重指出这些人差不多完全没有宗派主义。我们都急切需要消息，跟传统的共党活动家不一样，他们只看《人道报》。我们的消息来源广泛得多，从社会党的《人民报》，到十分保守的《时报》，中间也看《锁鸭子》漫画报。。我对这份画报，至今保持着青年时代的兴趣。
我的个人生活也同时组织起来。我重新找到了露笆。她是1930年来找我的。她不得不离开巴勒斯坦，因为英国警察搜捕她。她借用了妹妹萨拉的名字，并且跟一个朋友结了假婚。这个朋友有英国国籍，所以露芭也取得英国公民的同等待遇，并且领到了法国的签证。以后，我们这两个外侨又得跟警察打交道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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