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对面的杀戮-第49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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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认为战争和奄权间存在负相关的言论。一战时有幅漫画（刊登在《妇女杂志》首页），就是后一种人的绝佳写照，画的是一名抱着婴儿的妇女，嘴里说“给女性投一票吧”。近旁有名全副武装的战士，说“女人不能拿枪”。而对此一名妇女参政运动的支持者反驳道，“是不能，但整个军队里的人没有一个不是女人养育的。”梅·休厄尔，《女人、世界大战和永久和平》（旧金山，1915），页172。尽管这种态度比较极端，但这幅漫画并不是要否定战争，而是伸张男女分工不同，要区别、平等地对待，要看到暴力和牺牲都有其合理性。
与这种强调性别差异的观点唱反调，宣扬女扮男装、毅然从军的也大有人在。一般认为，“适合”女性的行为可以在很短的时间内急剧变化，也可以因地域而变（最惊人的例子是在美国拓疆时期，那时与印第安人徒手搏斗被视为完全符合为人妻母者的行为标准）。琳达·普，“女性参战： 革命战争经验”，《部队和社会》，7卷2期（1981年冬季），页222—223。从军的 “木兰”有很多让人敬畏的故事。至今仍有人为“水壶莫莉”［1754—1832，美国独立战争著名女英雄，在蒙默思一战中为丈夫和另外三十名干渴的士兵运水，据说在丈夫昏厥后替他战斗直至战争结束，1822年，为奖彰她的英勇，宾夕法尼亚州议会给她颁发抚恤金——译注］（独立战争）、露西·布鲁厄（美英战争）、萨拉·博吉尼斯（美西战争）和萨拉·爱德华兹（南北战争）作传。无论是聚焦浮雕式的人物，如亚马孙族女战士［希腊神话中一族女战士，据说住在黑海沿岸一带，境内禁男子居留，她们骁勇，善骑射，征略所住附近各地——译注］、包迪西亚［？—62，古不列颠爱西尼人王后，夫死后领导反罗马人的起义，战败后服毒自杀，英国诗人威廉·柯珀有诗颂她——译注］、圣女贞德，还是关注玛丽亚·冯·克劳塞维茨等女性经年累月的伏案工作——她编辑完成了丈夫克劳塞维茨700页的遗著《战争论》——我们都可以看到女性的好战和战争遐想可谓历史久远，绵绵不绝。弗恩·布洛赫、邦妮·布洛赫，《穿异性服装、性和性别》（费城，1993），页99—102，134及157—164；卡尔·克劳塞维茨，《战争论》，迈克尔·霍华德、彼得·帕里特编译（伦敦，1993），页73—76；考特尼·库珀，《安妮·奥克莉： 女神枪手》（伦敦，1928）；黛安·达戈，《女战士和流行歌谣1650—1850》（剑桥，1989）；弗朗西斯·格里布尔，《女人于战》（伦敦，1916）；雷金纳德·哈格里夫斯，《女战士： 几个世纪的勇武传说》（伦敦，1930）；约翰·拉芬，《战斗中的女性》（伦敦，1967）；C．汤普森，《淑女还是绅士？女扮男装和男扮女装》（纽约，1993）。参战的女性依然是某些军队传统的重要成分： 见米里亚姆·库克，《女性和战争故事》（伯克利，1996）。
同样在上个世纪，女性比男性热爱和平的观点也受到了挑战。世纪初的女权运动给女性生就温和、婉约的印象蒙上了一层阴影。几次大战中，很多论者都注意到，女性在其男性同胞的暴虐行为外又编织了复杂的快意想象。我们在第五章讲过，很多论者都担心女性从杀戮间接获得的愉悦或许胜过真正打仗的男性。既是女权主义者也是和平主义者的海伦·马纳·露西·斯旺韦克曾追悔，虽说打仗的是男人，但如果没有女人的钦慕，那他们也打不起来。海伦·斯旺韦克，《我也年轻过》（伦敦，1935），页246。卡罗琳·普雷恩同意斯旺韦克的观点，上世纪30年代初她写道，“女性的心灵也和男性一样，为（战争）激情所盘踞”。卡罗琳·普雷恩，《战时社会1914—1916》（伦敦，1931），页1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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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整个20世纪，小说、故事、杂志和传记不断撩拨人们的欲望，希望看到更多有关女战士的描写。女性似乎“渴望在战场上扮演某种积极角色”的观点也得到了普遍认同。维多利亚（澳大利亚）英联邦军队主要医疗官查尔斯·赖安上校的原话，收F．斯顿伯格，“战时女性的角色”，《淑女必读杂志》，1916年9月6日，页555，引自卡梅尔·舒特，“女英雄和英雄： 性神话在澳大利亚1914—1918”，收乔伊·达牟西、玛里琳·莱克（编），《性别和战争： 澳大利亚人在二十世纪的战争中》（剑桥，1995），页32。媒体渲染女性的爱枪癖。二战时，澳大利亚陆军妇女服务队澳大利亚妇女陆军服务队在1941年前的名称为澳大利亚陆军妇女服务队。年仅17岁的玛乔丽·斯蒂文斯就希望到海外服役：“我也想和敌人过招，”她恳求说，“给我杆步枪，哪怕只能干掉他们一个我就心满意足了！” （悉尼）国王十字区的琼·巴克利也说，“为什么总是让我们女人去烧饭？我要去海外，和男人并肩战斗。大家都看见了，俄国妇女都挺能打仗，澳大利亚的女人也一样能干！”均引自安·霍华德，《你会后悔的！》（悉尼，1990），页155。另见帕特丽夏·皮特曼，“列兵仇恨先生”，收梅维斯·尼科尔森（编），《妈，你在战争中做了什么？女性在二战中》（伦敦，1995），页172及维·罗宾逊，《中靶》（韦克菲尔德，1991），页44，页40及44。此外，弗洛拉·桑德斯等人的自传也表现了做战士的乐趣。佩吉·希尔二战时是英国皇家海军妇女服务队的一员，但她从没机会射杀敌人，但她却很想。她主动要求接受步枪训练：“我打得还挺准呢，”她回忆说，“这在我看来跟投飞镖没什么两样！而我根本就没想前面可能有人在那儿。”佩吉·希尔，“战时新娘”，收梅维斯·尼科尔森（编），《妈，你在战争中做了什么？女性在二战中》（伦敦，1995），页131。这些女性其实可以变得更好战，就像她们丈夫一样。乔伊斯·卡尔二战中在某高射炮阵地当兵，战后她承认：
我一看到火炮后就不再想杀人的问题了： 确切地说，我不是在杀德国人，我只是打下那些带着炸弹的飞机。我觉得这样挺好，真的。汤姆（她丈夫，是一名轰炸机驾驶员）惟一担心的就是看到他造成的毁灭，炸死的德国人。不过既然打仗总要有无辜的死者，不是吗？乔伊斯·卡尔，“就像威廉”，收梅维斯·尼科尔森（编），《妈，你在战争中做了什么？女性在二战中》（伦敦，1995），页112。
虚构文学也颂扬那些装备精良、英姿飒爽的女战士（在1945年一期《女孩自己的报纸》上，几名刚从英国空军妇女辅助队退役的军官就冷静地说，她们曾用枪威胁不让她们给飞机加油的人）。陆军W．约翰斯上尉，“野地战士”，《女孩自己的报纸》（1945年11月），页12。提姆·奥布赖恩讲过一名妇女（玛丽·安）到越南去见情人的故事。在越南，妇女是可以随身携带防卫武器的，例见凯瑟琳·马歇尔，《身处战区： 美国女兵越战口述实录1966—1975》（波士顿，1987）。但玛丽·安远不止是携带武器而已： 她最后竟成了一名骁勇的特种兵。她曾跟原来的情人（他在后方安全区做事）讲过战斗的乐趣：
你是不会明白的……你一天到晚躲在这里，又是铁丝网又是沙袋的，不知道外面事情的进展，不知道战争是怎么回事，不知道在战场上是什么感觉。有时我都想把这地方吃了，对，把越南吃了。我想吞掉这整个国家——硝烟、尸体——我想吃了它，让它在我肚子里……晚上在外站岗时，好像特别能贴近我体内的运动。能感觉到血在身体里流动，我的皮肤、指甲，所有的一切，就像全身带电，在黑暗中通体透明——几乎要烧着了——烧到虚无，什么也不剩——但这不会影响到我，因为我清楚知道自己是谁。在战场以外的其他地方，你不可能有这样的感受。提姆·奥布赖恩，《他们那代人》（纽约，1990），页121。
就像男人们体会到的一样，对女性来说，杀人也有极强的性意味，让人兴奋。在一篇题为“战机驾驶员的狂喜，1939年10月”的文章里，F．丁尼生·杰西津津乐道于一位喷火式战机驾驶员是多么漂亮地干掉了对手，并说这种壮举“让我们都很高兴”。杰西比较了战时杀戮行为和人的欲望。“爱情之所以美好，部分是因为里面有情欲纠缠”，她说，所以“战士的高贵品质”也离不开“追杀过程中体会到的狂喜，哪怕猎物是我们的同类”。F．杰西，“战机驾驶员的狂喜，1939年10月”，收其《伦敦前线： 写往美国的信，1939年9月—1940年7月》（伦敦，1940），引自詹妮·哈特利（编），《壮志依然： 女性笔下的二战》（伦敦，1995），页218。F．丁尼生·杰西应该会赞同玛格丽特·W．格里菲思斯的小说《穿军装的黑兹尔》里女主人公的怨言。小说的女主人公闷闷不乐地对弟弟说自己很不开心，因为“爸爸在陆军服役，你在空军，而我……不过是个居家的小女孩”。玛格丽特·格里菲思斯，《穿军装的黑兹尔》（伦敦，1945），页8。省略号为原文所有。黑兹尔一定会同意女诗人罗兹·麦考利的哀叹，如果她能读到这首诗的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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哦，瞧你多幸运，
一身血，一身泥。罗兹·麦考利，“许多姐妹给许多兄弟的”。
女性的战时角色
尽管希望扮演更积极的角色，女性在战争中的行为仍旧算不上暴力。即便如此，传统的非战斗角色仍会遇到反对意见（反对最激烈的是像薇拉·布黎顿的父母那样的中产阶级）。薇拉·布黎顿，《年轻的证言》，1930年首版（伦敦，1960），页156。上世纪90年代初，曾有人就她们在二战中的从军经历访问了706名退伍女兵，41％说曾有近亲反对她们参军，只有半数的人说她们最亲密的男性朋友支持她们的选择（而亲密女友支持的占80％）。邓南·坎贝尔，“二战女兵”，《部队和社会》，16卷2期（1990年冬季），页254。女性的战争经历仍主要是试图说服男性战友，牺牲沙场要比被人奸污好得多，其次就是向他们的心理（包括真正的）铠甲施压。托马斯·提普雷迪，《火山口的猫和其他前线琐忆》（伦敦，1917），页63。正如弗吉尼亚·吴尔夫在《一间自己的房间》（1929）里所说，女性是一面镜子，“男性在镜中的影像是实际的两倍。没有这面镜子……一切战争的荣耀都将不复存在。”她还写到，这样的镜子“对一切残忍或英勇的行为都是必须的”。弗吉尼亚·吴尔夫，《一间自己的房间》，1929年首版（哈蒙茨沃思，1945），页31。
但有的女性在战争中扮演的角色要比男性大。在1944年3月10日进行的一次民意调查中，四分之三的美国人宁愿派到前线的30万非战斗人员是未婚女性，而不是年轻父亲。乔治·盖洛普，《盖洛普民意测验》，卷1（纽约，1972），页435。类似的，有人曾对驻在塞班岛和瓦胡岛的美军护士做过调查，结果发现她们绝大多数都认为有必要安排女性医务人员在前线。德斯蒙德·威尔逊、杰西·霍拉克，“军旅经历作为决定退伍士兵态度的一个因素”，收《为志愿部队总统委员会准备的报告》（华盛顿特区，1970），卷2，第3部分，研究7，引自邓南·坎贝尔，“二战女兵”，《部队和社会》，16卷2期（1990年冬季），页264。作为医务人员，女护士无须装备武器（除非直接受到攻击），这和她们的男性同事是一样的。除了护理伤兵，女性非战斗人员可以做很多的事情： 可以在工厂、农场干活，收庄稼，照顾休假的士兵，等等。她们也是参了军的。一战时，约有8000名女兵在英军服役。美军有25000多名女兵被派往海外战场。二战是英国有史以来第一次要求女性服兵役的战争。于是，英军中女兵的比例从1940年12月时的2。3％（66900人）一度攀升到1943年12月的9。2％（449100人），战争结束时回落到8％（415800人）。南希·戈德曼、理查德·斯泰兹，“英国和世界大战”，收戈德曼（编），《女兵——战士还是非战士？历史情况和当代视角》（康涅狄格，1982），页26及31。上述数字包括一战时的英国陆军妇女辅助队、英国皇家海军妇女服务队和英国皇家空军妇女队，以及二战时的英国皇家海军妇女服务队、英国空军妇女辅助队和本土防卫后备队。二战中，澳军有约40000名女兵服役。美军1939至1945年间的三军估计数字超过350000人，其中越南的女兵人数在7500到15000之间。琳达·迪凡特、琼·法黎（编），《战争梦、和平梦： 越战女性文丛》（纽约，1991），页ⅩⅤⅡ；凯瑟琳·马歇尔，《身处战区： 美国女兵越战口述实录1966—1975》（波士顿，1987），页4；卡罗尔·米瑟斯，“战斗中失踪： 在越南的女战士”，《文化评论》，3期（1986年春季），页79。当然我们也应看到，女性在三军中的比例是不同的。空军中女性比例要高些，部分是因为空战在“道德”上较说得过去，但更多是因为在空军，勤务兵对战斗人员的比例是全军最高的。有人估计，空军中约76％的工作属“非战斗”性质，陆军和海军的相应数字为50％和38％： 乔治·奎斯特，“问题”，收南希·戈德曼（编），《女兵——战士还是非战士？历史情况和当代视角》（康涅狄格，1982），页222。另见M．卡索尔，“女性在部队中的角色”，《澳大利亚防务研究杂志》，2卷2期（1978年11月），页116。除个别例外（如“特别行动执行部”就曾送50名女兵进入被占法国），女性还是没有被当作“战士”。其实很难界定什么是“战斗”的角色。例如牧师和医务人员是穿军服的，却受法律保护免于战斗；再如高射炮手虽然攻击敌人，自己却（几乎）没有危险；还有的人对敌发起进攻，自己也可能成为直接攻击目标，或是远距离的（如炮兵和在许多空战中）或是近距离的（如步兵）。这方面的讨论，见休·史密斯，“出于道德原因抗拒某些战争： 澳大利亚在越战中，1965—1972”，《战争与社会》，8卷1期（1990年5月），页135—1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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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本书中，我们认为恳求即将开赴战场的男兵“杀那些狗娘养的”约翰·默瑟，《话筒靶子》（刘易斯，1990），页13及爱德华·默罗，《我们从伦敦向您播音》（伦敦，1941），页116书中的女人也是。、甚至爱听男兵杀了多少敌人的故事齐格弗里德·萨松，《1915—1918年日记》，鲁珀特·哈特戴维斯编（伦敦，1983），页175，1917年6月19日条。，和本身希望去杀人是不一样的。本章开头所引诗中批评因为“性”把女性排除在战斗以外的诗人诺拉·邦弗德，参与了更大范围的关于战地女性在战争中地位问题的讨论。女性可不可以使用武器？一般而言，女性比男性温和（上世纪30年代以来的民意调查一直表明，在处理国际关系时，女性没有男xing爱用暴力），邓南·坎贝尔，“二战女兵”，《部队和社会》，16卷2期（1990年冬季），页264及南希·加拉赫，“民众对于使用武力态度的性别差异”，收鲁思·豪斯、迈克尔·斯蒂文森（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