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的是你,不是北京-第16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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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从影院出来，思绪还陷在影片里，不能自拨。
“电影就是美国片好。”他听到旁边有个人说。
“再看它一遍怎么样？”另一个回答。
“行。”这一个说。
“我还有两张票，你感不感兴趣？”罗京说像是刚刚想起来似地从包里摸出两张票。“摇滚演唱会，在亮马河大厦。”
“今天吗？是不是太忙了。”
“下星期天晚上。”
“到时你给我打电话。”
当晚他在给杨妮的信中写道：
今天我和罗京京去看了一场实验戏剧和一部美国好莱坞电影。
戏剧的题目叫《天堂》，没有看完，我们就逃了出来。当然逃出来不表明我们认为它不好，它当然是不错的，可我们还是逃了出来，转而去看电影。那是好莱坞的片子，叫《独立日》。一进入电影院，我们就被吸引住了。
前者是实验片，后者是娱乐片。我发现，好的娱乐片的确是好，它能让你投入其中，身心得到放松。好的实验艺术也好，它会给你启发。就今天这两个作品来说，都有这样的效果。
但这里有两个问题。一是这部很具创新精神的实验戏剧我们为什么会看不下去？二是这部情节能够一猜而中的电影为什么把我们给吸引住了？按理说我们也不是一般的公众，我们毕竟也是和艺术有瓜葛的。
从这里，我还产生了第三个问题，就是，艺术究竟有什么功能。
等有机会，我们讨论讨论，好吗？
位于各国使馆区附近的亮马河大厦，是京城摇滚歌手们的天堂，他们常常在那儿演唱。这次也不例外。这次演唱会是由一个香港文化传播公司组织的，北京的先锋派人物大都来了，诗人、画家、戏剧家什么都有。参加演出的摇滚乐队据说有近十个之多。歌手们一个个或长发披肩，或光着脑袋，个个奇装怪服，声嘶力竭。
“我在学生时代非常想往北京的各类先锋艺术家，后来我才知道这些人大多是八旗子弟，他们有权力有条件有机会从事这种艺术而别人不可能。别人要干，那就只有抛家弃妻地流浪、只有被赶来赶去地查户口、只有低三下四地忍饥挨饿。从事以叛逆为精神的先锋文化的不应该是平民，而应该是贵族。艺术是属于贵族的。我深感这句话含有深意。所谓激烈反叛，所谓先锋、所谓前卫，一词概括之，不过是撒娇而已。平民是没有权力撒娇的，他们至多只是自己对自己撒娇。所以他们除了失败，在前方等待的，还是失败，至多只是收获别人吃剩的冷菜残炙。”他想起姜大胡子这么对他说过。他当时说：
“不会吧？张楚、艾敬不都是外地人吗？那些成功的新潮画家中，有很多不都来自全国各地？外地人都不算贵族。”
杨妮怎么说来着？杨妮说：“中国有什么贵族？要有，也早在文革被消灭光了。那些放牛娃种田郎出身的干部算什么贵族。中国只有特权阶层，没有贵族阶层。但特权阶层是每个时代都有的。特权阶层谁都爬得上去，就看你会不会爬。”
突然一群黄军装牛仔裤的小伙子冲上台，一阵猛吼，吓了他一跳。“他们的衣服怎么破绽百出？”他对罗京京说。
“这是很正常的呀。”罗京京说，“你看看你。”
他看了看自己，头发虽不算很长，但仍很长，宽大的牛仔风衣上挂满油彩。“我也是奇装异服。”
“这是潜意识里赶时髦。”罗京京说。
“先锋也是一种时髦。他们之所以搞先锋艺术贬斥现实主义，只不过是出于时尚和策略的需要。”他赞同。
“同时也是搞不来现实主义的缘故。”罗京京说。
有两个长发青年朝罗京京走过来，罗京京站起身和他们打招呼。
“你也来啦？”其中一个看了看他，对罗京京说。
“这位是画家宋荣桓，这两位是迫击炮乐队的。”罗京京给他们介绍。他伸出手想去握，可他们根本不理他，只对罗京京说：
“我们的新歌怎么样？”
他把手缩回，干咳了一下。
“真不错。”罗京京说
“给我们写一篇文章怎么样？推介一下这首歌。”
“行。那你们得给我歌谱。”罗京京说。
“好，明天就寄到你报社。”
他们告辞。他皱眉看他们的背影：“真不懂礼貌。”
罗京京握握他的手：“许多艺术家自认为自己可以不拘一格。”
“你欣赏这样的态度吗？”
“对有些人欣赏，对另一些人不欣赏。”
“是不是艺术搞得好的人可以，不好的人不可以？”
“对。我是这样认为的。你呢？”
“我觉得人人平等，人人都一样。每一个人都没有权力让别人不高兴。谁都一样。我不是说要遵循什么什么的礼节呀、规范呀、道德呀什么的，我是说，人人都应该有基本的对于人和社会的理解。”他说。在这一点上，他相信杨妮的想法一定和他一样。
他看看台上，歌手在投入地狂热喊叫，台下的各类先锋派人士在评头品足。他凝神听了一会，实在听不出歌词内容，就和罗京京商量，能否看到这儿为止。罗京京说你好象并不欣赏摇滚，他说不是但今天没来情绪。于是两人提前出门。
“你怎么老有这样的票？”他问罗京京。
“不是文化记者吗，”罗京京说，“再说主编跟我关系比较好。”
“下次有这样的票，还都要。”
“可你似乎对这类艺术兴趣不大。”罗京京说。
这时身后一辆计程车驶来，两人忙招手，上车。计程车在北三环路上行驶，依次掠过昆仑饭店、东方艺术大厦、中国国际展览中心、中国科学技术馆、奥林匹克中心、北京电影制片厂、燕山大酒店、当代商城，然后逢海淀路转弯向北，往圆明园方向而去。
“其实我蛮有兴趣的，”在车上，他说，“只是没有耐心看完全部。”
“看美国片倒有耐心。”
“看那类美国电影不需要耐心，反而是你一口气还没喘过来，它已经结束了，你还嫌它时间太短哩。”
“可前卫艺术跟商业电影的欣赏方法也应该是不一样的。”罗京京说。
“再怎么不一样，可有一点是不变的，就是：得身心愉悦。”
“可有的人看前卫艺术才身心愉悦。这仍是一个有没有兴趣的问题。当然，也是一个品味的问题。”
“真的是这两个问题吗？”
“说不清楚。”
接触先锋艺术对他的作用其实很大，至少让他了解了他的同龄人在其它艺术领域做些什么。虽然从本质上，他喜欢娱乐、喜欢优美的艺术，但他仍然觉得从前卫艺术体现出来的创造性当为自己所吸收。中国的现代或后现代艺术还都太粗糙、太简单，一般都处于学艺阶段，但它们的存在本身，却足以给人启发。
过不多久，他又有幸去看了一场现代舞。
那次演出在保利大厦进行。晚上七点，他和罗京京坐地铁到达那儿，出了站口便看到一幢巨大的蓝色玻璃大厦，这是北京港澳中心，它的旁边就是保利大厦。再环顾一下左右，便会发现旁边还有那么多漂亮的高楼大厦，少年宫、富华大厦、文化部歌剧院等等等等，这使他想起《独立日》当中那一幢幢大厦像积木似地倒塌的情景，不禁被自己吓了一跳。
但生命是顽强不息的。第一场舞蹈的名字就叫《生命》，开始，舞者在台上活蹦乱跳，慢慢慢慢地，舞蹈的动作是越来越慢越来越慢，最后竟至于停止。而就在舞者停止舞蹈的时候，他们发现，台上，除舞者之外的一切都舞蹈起来。舞者的衣服、舞台上的灯光、幕布等等都开始舞蹈，动作从慢到快。在它们的舞蹈中，死去的舞者活过来了，他们又开始舞蹈起来，动作从慢到快。整个舞台都处在舞蹈的漩涡中。最后，舞者舞下了舞台，来到了观众中间，许多观众也跟着舞了起来。
第二个舞蹈叫《诞生》。一个女子自始至终躺在床上舞蹈，从她的舞蹈中他们可以感受到春天生长的气息。最后，舞着舞着，“哇”的一声，一个小孩出现了。然后那个女子就抱着小孩在床上舞蹈。在她的舞蹈中他们可以感受到夏的气息。舞着舞着，舞台上突然冒出了许许多多的女子，她们一起舞蹈。舞着舞着，又出现在许许多多男子。然后台上的人越来越多，密密麻麻，舞蹈动作慢慢地施展不开了，他们就改为扭动，扭着摆着。
第三个舞蹈叫《生活》。他们看到了各种各样的人在台上各自跳舞，跳各种各样的舞。年老的年少的女的男的，黄种人白种人黑种人，在那儿跑黑人舞、西班牙舞、交谊舞、迪斯科……各种节奏的音乐混成一片，真正的混乱不堪。各人跳各自的，各人与各人看似毫不相干却又互相干拢，每个人的表情都是苦闷的、孤独的。他们就这样自始至终、不停地舞着。
第四个舞蹈叫《生与死》。先是一男一女两个舞者在舞蹈。后来男舞者躺在地上不起来了，好象是跳死了。然后像是从地底下冒出来似的，忽然又多了一个男舞者。于是又是两个舞者在跳了。一会儿，那个女舞者又躺到地上不动了，然后又从地底下冒出来一个女子，又是两个在舞蹈……最后，两个舞者同时躺在了地上，再也没有人代替他们，而这时，舞台上已经躺满了人。那以后，灯光转暗，接着换成幽幽的暗红色。在这样的灯光中，地上的舞者个个重又舞蹈起来。
如果他没有领会错的话，那么，现代舞的精神应当是自由。从这四个舞蹈中他感受到自由创造的乐趣。这是古典舞、民族舞所没有的。
由于罗京京，从此以后他得以经常性地看到一些以前看不到的文艺节目。那段时间他们观赏了大量的先锋派艺术，这些艺术大多给他留下了或深刻或不深刻的印象。它们，使他切身感到艺术的力量。
周围的朋友们都认为他和罗京京是在谈恋爱，张伟健因此怀疑杨妮是否已经嫁人了，他告诉他杨妮没有嫁人，他也没有谈恋爱，他和罗京京只是朋友，好朋友。张伟健和陈大同说：那就好，请继续暗恋。
和罗京京不是没有做爱的机会，但每一次她都克制住了。有一次他终于明确地问她为什么，她简单的一句话说出他就明白了。她说：“因为我们中间有个杨妮。”
但一直没有杨妮的消息。
她的歌没有人再提起，她也很少有人再提起。她好象空气一样消失了。
星期天，陈大同骑着他的破自行车来叫他出去，说是有几个艺术评论家在友谊宾馆聚会，商谈搞一次联合艺术展的事情，请一些画家同去商讨。陈大同现住在正蓝旗，就是一开始他和杨妮想去的地方。
“这是一个好机会，你应该去认识认识我们的艺术评论家。”陈大同说。
“当然。”
他们同骑自行车赶过去。骑到中关村的时候，他突然感觉杨妮在离他不远的地方一闪而过，便飞快回头，发现刚才映入眼中的那个女孩刚刚进入一辆黑色小轿车。他毫不迟疑地倒转车头，向那辆轿车骑去，可是它却很快开走了。
于是，他目送着它开去，看着它看着它，直至它消失在大街的尽头。29这个四月，天气动荡不安，经常下雨，整个北京城常常一不小心就被笼在雨雾中。书店里一切正常，他每天上班，过着规矩平凡的生活。书店由于专业性较强，往往很空闲。所以这段时间里他看的书着实不少，收获很大。陈大同张伟健等人常常到这儿来看书，时不时地买一本去。
他已经爱上了北京，常常满大街瞎走，看看街景，看看北京女孩。北京由于大，又由于是首都，几乎是一切人的好地方。
和罗京京三天两头在一起，他们好象陷入了热恋似的，一有节目就在一起，看演出呀、参加Party什么的，还时不时地去郊游，去打球和游玩。到了四月，她却一脸沮丧地来和他告别，说是报社要派她驻海南去，了解那里的文化发展情况，一去最起码也得两个月。
“两个月，不长嘛。”他说。
“还不长呢！我可一点也不知道南方的气候、风土人情。”
“一去就习惯了。”
“习惯个鬼！”
“那边我估计会很热，但这不要紧。重要的是，那边的热带水果很好吃。”
“这倒也是，我要吃椰果。我去了，可没人陪你了。”
“我不是一个老要人陪的人。”
“光想杨妮就可以了对吧？真是！”
“我可没这么说过。”
然后她就去了。到了哪儿之后还时不时地给他打电话。
中旬的某天“胖妞”的二十岁生日，她邀请他和郑嫂去参加她的生日宴会。
胖妞出生于普通的工人家庭，是个老北京，家在一个四合院里。她妈是个很有情趣的人，院子里竟有桃花、梨花和海棠，这让他惊喜了好一阵，站在葡萄架下流连不已。此后他常常到她家玩。从西四北大街拐弯后，穿越金果胡同到她家，要经过许许多多跨院、夹道、小广场、花园和杨树林，还要经过一个杂草丛生的废弃游泳池。他喜欢观望这些颇具北京特色的东西，和他所住的郊外农村地带有所不同。
胖妞喜欢流行歌曲，崇拜香港的谢霆锋，上班时总是裤腰里插个Walkman，一天到晚地听。他说你这么大了还喜欢那些个小歌星，真不害羞。她是个很谦虚的人，渐渐地就真的感到不好意思起来。于是有一天他便建议她去买杨妮。
“杨妮？香港还是台湾的？”她不好意思地问。
“广州的！”郑嫂见他神色惊讶，便猜广州，因为广州是当前中国流行音乐最为发达的两大地区之一。
“为什么不说是美国？”他没好气道。
“美国？美国华人歌星，不简单。”郑嫂说。
“不简单，什么时候有空一起去看看？”
他把给杨妮的信从三天一封增加为每天一封，依然是在网吧写好，然后从一个电子邮箱发送到另一个电子邮箱保存起来。他依然不知道她在哪里，更知道她不会在网上，也不会有电子邮箱，因而无处可寄。写的内容当然还是每天的日常生活，书店有什么事啦，得到歌坛的什么消息啦，朋友怎么怎么啦之类。他翻看以前写给她的信，发现有一封是对两个梦境的描述，效果很好，于是，以后一做到有关她的梦，赶紧让自己马上醒来，以便能够回忆起它的内容，比较正确全面地写在给杨妮的信中。
这期间他还见过小彦一面。她已不在那个歌厅，他到北大平庄她的住处去找她。那天她正好在。
“怎么这么久不跟我联络？”他们沿街散步，大街上春风习习，树枝沙沙作响。
“我曾经在大街上见到过你，你相不相信？”小彦说。
“这不可能！北京这么大，不可能。”他不相信。
“是真的，”小彦说，“那次你跟一个女孩在一起，那个女孩，是个和我一样长着双大眼睛的北京女孩。”
“那倒有可能。”他说。
“谈恋爱了？”
“无从谈起。”他看看街上的人群，“这么多人，我们往往只牢牢记挂一个。”
“那那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