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的是你,不是北京-第5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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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浩就是喜欢过这样的生活，自由自在，唱歌挣钱。我看，依杨妮的实力，一下子被唱片公司看中是很有可能的。”
“你得这样，”另有一个男孩说，“你慢慢地在歌厅呀什么的地方先唱起来。那儿时不时地会有星探出没的。”
“可是我也不知道有什么歌厅需要人。”杨妮不好意思地撇撇嘴，看得出，这时她已决定要和这些朋友们交往了。
“这个不成问题。”李元浩说，“我们中的大多数都在歌厅唱，每个人向老板打听一下就是了。对了，小彦，你不是说你们那儿正缺歌手吗？”
叫小彦的是个女孩，一双眼睛大得出奇。她眨巴着她的大眼睛说：
“歌厅是要人，可是杨妮真愿意去吗？我是觉得她去是屈才了。”
“可是现在没有更好的机会呀。”李元浩说。
“我愿意去歌厅，先唱一段时间看看。”杨妮说。他们如此认真热情地讨论她的事情，好象讨论他们自己的事情似的，这使她很感动。
“既然这样，那什么时候小彦你带她过去看看。”
“我先跟我们老板说说看吧。”小彦说。
“那真是太好了，真是感谢你们。”杨妮真诚地说。
这时安雯说：“你是专业学音乐的吧？”杨妮点点头，安雯说：
“其实你主动去找音像公司也不失为一种办法，我可以向你提供一个音像公司的地址，你不妨拿着歌去看看。”
“是吗？”杨妮眼睛一亮。
“本来我可以带你去，可我刚刚跟他们闹翻。”安雯说着，回自己屋去拿了张名片过来，递给杨妮：“这是那个音像公司制作人的名片，他叫刘德化，不是那个歌星刘德华，你愿意什么时候就什么时候去找他都可以。他如果看中了你，就会包装你。”
“他那个公司倒有名气，叫先锋音像公司，包装出过几个女歌星。只是，”李元浩说，“安雯，你也得把利害关系告诉她。”
“只是那个刘德化喜欢泡妞，要进他的公司，先得过他这一关。”
“是吗？”杨妮笑笑说，“我还没到需要献身的地步吧？”
“所以你名片先留着，不一定要先去，等以后你自己觉得有必要，再去找他。”
于是杨妮跟小彦说好等小彦跟老板说过了再联系，到时杨妮主动打电话来，因为跟她联系不方便，而他们这儿不少人是有手机的，而且还有一个公用的电话。然后，两人提出回去。他们跟这帮歌手告了别，就走出四合院。安雯跟出来送他们。杨妮因刚才安雯打扮活泼却说话不多，有些奇怪，就说：
“你好象有什么心事？”
安雯摇摇头，不说话。杨妮说：
“我从北京音乐台的一个节目里听到你的歌声和谈话，就在昨天。我是听了这个节目才找过来的。你不是已经是个歌星了吗？”
“那里。”安雯却苦笑笑，“你觉得我那些歌好听吗？其实根本不行。这个节目是早些时候做的，昨天才播。其实一个月前我已经不唱歌了，现在也没工作。”
“这是为什么呢？”
“怎么说呢。你刚来，而我要走了，跟你说实话也无妨。我从是青岛过来的，已经三年了。今年年初在蓝岛歌厅认识了一个款爷，说要帮助我，条件是他帮助我的这段时间我属于他，现在他却因为巨额行贿罪蹲在监狱里……唉，一言难尽，下次再跟你聊好吗？”安雯一脸忧郁。
“想不到你还有这样的经历，刚才你还这么一副活泼的样子，还主动要给我签名，我还以为你正走红哩。”杨妮已经理解了。
“这是虚荣心在作怪。”安雯笑笑说，“我以为你是一般歌迷。”
聊了一会，三人已走到胡同口，便就在那儿道别。他们再打的士回圆明园。
第二天上午杨妮就打电话过去，李元浩接的，他立即去叫小彦。小彦说老板答应了，说好今晚就可以过去试唱。杨妮当晚就去那个蓝岛歌舞厅，才唱半首，老板便和她签了合约，试用期三个月，每周唱三个晚上，唱一首歌给一百。
“好啦，敲定啦。你看，凭我那几下子，走到哪里都不怕，走到哪里就把胜利的红旗插到哪里。怎么样，不怕了吧？”
“你是不用怕，可是我怕。”10杨妮顺利走出这一步的时候，他却双腿陷进了泥沼，动弹不得。报纸所登招聘的工作他自己觉得都不合适。但在无可奈何的情况下，他还是去了几家试试。先到一家广告公司，那儿也招创意策划和平面设计。可跟那个经理才谈几句他就退缩，因为那一套他根本不懂。而事实上他们的要求也是要应聘者有在本行业两年以上的工作经验。后来又到一个药品公 司，想做药品推销员行吗？那个公司的销售经理问了他几个问题，都是医药和营销方面的，最后他说：“这两方面你都缺乏。最可惜的是，你不善于说话，因而做推销员不合适。”不合适不合适，他觉得自己做什么都不合适。回来垂头丧气。杨妮劝他：
“懂什么专业就吃什么饭嘛，我们去干哪种活干吗？你画画就要画画的活，我不相信画画挣不来钱。”
“那就只能上街去给人家画肖像了。”他说，“可现在干这行还会有生意吗？”
这年头照相机录像机不说，数字DV技术也已经蓬勃兴起，画肖像他是信心不足。但在无可奈何的情况下，也只好试试了。于是他拆了一只纸板箱，留下一面硬纸板，在上面用墨汁写上“画肖像”三个大字，然后举着纸板，背着画夹，走在大街上。开始的时候杨妮想陪着他，但被他推走了，他觉得这多少总有点丢面子。结果，一个人在大街上走了一天，到头来却只收到行人的目光，除此之外别无所获。
第二天他决定到公园去，他先择了北海公园。那天，公园刚开门，他便背了画夹，靠着一棵大树站着，等待行人的青睐。才站一会儿，就看见了一件令他笑疼肚皮的相当有趣的事情。这就是：来了一个和他一样举着纸板，背着画夹的人，纸板上同样写着：画肖像！那个人三十出头的样子，养着一脸的络腮胡子，一望便知是个专业画画的。他看见他，就走过来说：
“这位老兄，这儿可是我的地盘呀，你怎么突然无端端地跑这儿来了，没喝醉吧？”
“这是你的地盘？”
“我在这儿，已经好几个月了，生意虽然糟糕透顶，但尚可勉强维持生计。现在你这么一来，我看两个人都没得酒喝了。喂，你以前是干什么的？”
“和你一样。”他看看他挂满油彩的黄色风衣。
“一杯酒只能一个人喝。你得另想办法。或者你到别处去。”
“我到别处去吧。”他无可奈何地开步要走，他却又拉住了他：
“这样真是委屈你了。其实看得出来，你和我一样，也混得不易，你是刚来北京？听口音你是南方人。”大胡子声音柔和了许多。
“我就是南方人。”他说。
“哦，你画什么？”
“油画，写实的。”
“现在搞写实的不吃香，除非搞商业画，可搞商业画有辱艺术家名声。作为艺术品，只有那些老教授喜欢，可老教授又不会买你的画。你得画一些让外国人喜欢的。”
“外国人喜欢的？”
“只有外国人喜欢你才能作为艺术家生存下去，外国人有钱，你要设法把画卖给他们。”
“外国人喜欢什么样的画？”
“这说起来复杂。其实在外国人眼中，我们搞平面画的，都不吃香了，他们对装置、行为艺术更感兴趣。”大胡子叹了口气。
“那你搞什么呢？”
“版画。你住哪里？”
“我就住在圆明园，听说那儿住有很多画家，我没见到一个，我刚来，还没进入那个圈子。”
“没有必要进入那个圈子。我也是住那儿的，已经住了两年了。画画要靠你自己。”大胡子说。
“可别人都说大伙住在一起有利于信息交流。”
“这个嘛，也有道理。”大胡子捋捋大胡子。
他很惊讶他们就这么一下说了那么多话。他想大概是两人都在异乡，太孤单了吧。他看得出他也并非本地人。
“这么着，”大胡子越来越显得热情，“我们先不画画了，先找个地方聊聊。最好是一起喝一杯，你请还是我请？”
“我请。”
“我看你穷光蛋一个，我请吧，走。”
“你叫……”
“我叫江蓬，人称姜大胡子，你呢？”
“我叫宋荣桓。可是你为什么叫姜大胡子而不叫江大胡子呢？”
“他们说我长得像生姜，我像吗哈哈。你酒量怎么样？”
“酒量？还行。”他不知道什么酒量算行，什么算不行11他和姜大胡子就这样认识了。杨妮听说他认识了住在这一带的一个画家，连呼“有进步有进步”，叫他多多同他交往。在杨妮的催促下，他常去找姜大胡子，也邀姜大胡子来他的住处。姜大胡子一来他的住处，杨妮必从隔壁过来，和他们一起聊，大侃艺术与人生，其学识之广博，谈吐之妙语连珠，连他都惊讶不已，更把姜大胡子侃得一愣一愣的。回头姜大 胡子便四处宣传，说这儿出了个如何了得的艺术女孩云云。不久，大伙儿都知道这儿有个很会聊的漂亮女孩，于是到他们这儿来的艺术家一时多起来。杨妮给他们留下了极其深刻的印象。连他自己都不知道杨妮对任何艺术都有一套她自己的见解，她常常毫不委婉地对他们的作品进行评论，把那些艺术家说得一愣一愣。
和姜大胡子认识的另一个结果是以后就每天一起出去画肖像，只是不在同一个公园。他依旧在北海，他则到北海公园附近的什刹海。虽说其实是入不敷出，但他自认为他的生计问题暂时得到了解决。
姜大胡子的住处就在离他们不远的地方，从此他们常来常往。虽然杨妮和他分歧颇多，但他们三人还是常常在一起吃饭，谈天说地。姜大胡子是个很有意思的人物，只是似乎对世界与艺术的看法总是太激进，以至使人觉得有些偏，但他这样在他们眼中却显得更为可爱。
长须瘦削的装置艺术家张伟健也是在那个时候和他们交往起来的。当时，在对装置艺术还一无所知的他的眼中，这是个很有意思的人物。张伟健开口闭口大谈艺术的国际化，说艺术是超民族、超国界的，我们从事的必须是世界性的艺术，必须使自己的行为和思维方式世界化。
“搞装置艺术最有意义，”他滔滔不绝地对着他们、特别是对着杨妮说，“因为装置艺术与三度空间以及大自然的关系是直接的，就像建筑一样。正因为如此，它对于人的作用也是直接的，是一门直接的艺术，其价值超过平面美术。”
他这么说的时候，有没有想到以后自己还有画油画到处挣钱的时候？
他的最得意的装置艺术作品是用木头雕刻出中国长城，而在长城的下面装上木头轮子，顶端又刻上眼睛，然后再在尾部装上电动装置，安上蓄电池，开关一开，长城便跑了起来。他把这作品定名为“规矩的反应”，说长城是中国人守规守矩的象征，它的飞奔表示了市场经济时代中国人的心态。
他向杨妮炫耀他的作品，却遭到杨妮的冷落，大有不甘，竟为此特地又搞了一个作品，题为《和平年代》，把杨妮拉去看，以期得到她的青睐。不想杨妮看了之后只说：
“你真是敢作敢为。”
语气里没有一丝赞颂的意味。这使张伟健的热血奔涌，开始崇拜起杨妮来。
这名为《和平年代》的装置作品，其实充满血腥、暴力和死亡的气息，使人看了毛骨耸然：他在一个装满福尔玛林溶液的巨大的玻璃缸中，浸了半个血淋淋的牛头和半边血淋淋的山羊尸体。
这件作品除了杨妮之外无不叫好，使张伟健名声大噪。可越这样，张伟健越看重杨妮，觉得杨妮与众大大不同，于是就三天两头借跑宋荣桓这儿为名来看杨妮，缠着要同杨妮探讨艺术。
“我的作品，你真的认为意义不大？”一开始他心有不甘。
“这种哗众取宠的东西除了能给作者带来一些利益之外，我看不出它还有什么价值。没有没有。”杨妮说完还摇摇头。
“你不认为它震颤了观众、打动了观众的心？”
“如果这就叫做打动了观众的心灵，那所有的暴力恐怖片也都是优秀的艺术作品了。”
“我的作品当然不同于那些通俗电影。”
“当然不同，因为还没有建立类似的模式，还不在模式之中。”
“可没有模式的独创本身就是艺术的标志。”
“极端的美和极度的丑都可以说是艺术的标志，但凡美的和丑的都是艺术吗？再说，就算真有所谓标志之说，符合一两个标志未必就是艺术了；具体地再说独创性问题，任何事情都有个开头，但凡开头都是艺术，那就是泛艺术，那每个人都是艺术家了。当然，你可以说每个人的确就是艺术家。可既然每个人都是艺术家，那你们这些人就实在没必要戴着艺术家的帽子混饭吃了。”杨妮说着说着轻轻笑起来，显出自鸣得意的样子。
“可它是有可以言说的意义的！”张伟健有些气急败坏了。
“你想说它的意义是虽在和平年代，但仍有暴力。就生命本身来说，不存在真正的和平是吗？”
“对啊。”张伟健面露佩服的神情。
“那这种作品就更没有存在的必要性了。”杨妮说完，回了自己的房间，再不出来答话，把张伟健搞得颠三倒四，魂飞魄动。
“好厉害的女孩儿！你小子真是福气。”他对宋荣桓说。
“我怎么福气了？她又不属于我。”宋荣桓没好气地回道。这个时候，他才发现杨妮身上还有这样的禀赋，那就是对艺术的鉴赏力与众不同，可以说是眼光独到，这使他对她也敬重起来，并同时有了隐隐约约的自卑。
过一些日子张伟健又来找杨妮，一定要她说清楚前几天她的最后那句话是什么意思。
“那这种作品就更没有存在的必要性了，这是什么意思？”
当时杨妮正在同一个叫陈大同的行为艺术家讨论行为艺术的问题，见他急不可耐，就转身对他说了这么一句：
“我其实一点也不懂。”
说罢哈哈地笑起来。
没想到这句话更叫这些艺术家着迷。当下张伟健就激动得在房间里乱蹦乱跳，久久难以平息被深深打动的心灵。自此，杨妮有了第一个死心塌地崇拜者，同时，附带听到了这句话的陈大同也对她着迷起来。
这陈大同的名声更为响亮。去年在中国美术馆的一次现代美术展上，他以一项惊世骇俗的行为艺术真正地惊了世骇了俗。那就是，在展览的最后一天，他竟在美术馆乱砸乱打，把一部分艺术作品砸得稀里哗啦，虽然他为此被拘留三天，但却没有因赔款而负债累累，因为那些被砸的艺术品是他事先争得同意，那些艺术家捐助给他的这项艺术行为的。而他，就因为这次行为和入狱的壮举而闻名京城。
他的这次行为艺术叫做：《世纪末──艺术的崩溃》
他是在姜大胡子那儿认识他的。他逢人便谈行为艺术的伟大，说它是平面绘画的超越，是美术的未来所在，也是艺术的未来所在。只有行为艺术才是真正的艺术。回头他跟杨妮说起这个人，杨妮说：
“他那样叫做艺术？他那样要叫做艺术，那我早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