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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0章

红旗谱-第40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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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涛站起身握住她的手说:“天黑着我就来等你了!”他也笑了。
街上还冷冷清清的,猛然刮过一阵风,有两只早起的云燕,高高地在天空上飞旋。街口有个卖菜的小贩,拔起脖子吆喝。两个人顺着胡同向北去,把传单塞到沉睡的大门里。走到北城根,向东一拐,江涛站在拐角的地方了望着,严萍把传单贴在墙上。看见小胡同里有写下的标语,是严萍的笔迹:“打倒日本帝国主义!”江涛问:“为什么在近边处写这么多的标语?”
严萍说:“别的地方还不是一样。”
在关东大部地区沦亡以后,保定学联为了支持同学们的爱国热情,反对不抵抗政策,发动了广大群众,进行抗日活动。抗日力量在这个市区,完全有这种魄力:一道命令下去,能动员千百人在大街上开宣传大会,把标语写满了保定市的墙壁。
江涛沉默了一刻,说:“咳!为什么都写在这儿?写到乡村里去吧!我们应当动员广大农民起来抗日。”
走到一个红油大门,门前有两棵树,象是阔人的公馆。严萍在一边看着,江涛把亲手画的一张讽刺画贴在门上。两个人并肩步走着,江涛说:“我们宣传工作者,他要钻着心地研究工作方法:大清早,人们是不起床的,把抗日的礼物送到他们的门上,等他们睡足了觉,一开门就收到了。”他把两张传单,塞进一个黑油小门里。又说:“晚上,你到书店里去,翻翻这本书,夹上两页传单。翻翻那本书,夹上两页传单……
这样,我们抗日的主张就和青年学生们见面了。”
严萍不注意地笑了一下,说:“看你,倒挺熟练。”江涛说:“这些工作技术,时间长了,也会被反动派发觉。不要妄想,有哪个统治者是傻子……”他一个字一个字地说着,好象老师给小孩子们讲课一样。“我们想到的,反动派也会想到。我们的斗争艺术提高了,统治者的本领也会提高。抗日的活动就是在不断创造,不断斗争里前进。一刻的停止创造,一刻的停止斗争,就等于向卖国贼们缴械……”严萍听江涛讲完一段,就表示由衷地接受。连连点头,说:“是的……是的……”严萍象跟师傅学艺,仔细听着,一个字一个字地印在心上。暗里留心江涛的谈话,听他什么话怎样说法,什么口吻,什么态度。她问江涛:“为什么老是‘斗争’、‘斗争’的,说一连串的‘斗争’哩?”江涛说:“在做小学生的时候,学习贾老师说话,学会的。”可是贾老师是因为坐狱、受了电刑,神经受了过重的刺激,说起话来口吃,嘴唇打着哆嗦,一说到紧关节要的地方,越是着急越是说不出话来。江涛跟他学了,是为加强语气。讲到紧要地方,就学着贾老师举起右手,说:“……斗争!斗争!斗争!”表示他的坚决,他的勇敢,他的抗日决心,不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决不罢休。严萍看了,一股劲儿想笑,斜起眼睛说:“干吗老是斗争斗争的?”严萍一说,江涛脸上就红了。
散着传单,严萍有个急躁的想法:“盼早日打败日本帝国主义吧!”她想象一杆抗日的旗帜插在高空,迎风飘动,想到抗日斗争的远景,想到向日寇进军的威势。这种想法,有时会使她兴奋得浑身发热,甚至心悸肉跳。
今天为了完成这个宣传任务,严萍心上老是跳动不安。前天才有两个学生在墙上写抗日标语被捕了。还有几个人,是在东郊鼓动士兵抗日,被十四旅逮捕的。被捕的人都押进公安局里,经过几天的请愿示威,经过严重的交涉,才放出来。一想到被捕,心上就又不住地跳动,觉得恍惚不安。走到东南城角,传单散完了,她的心才放下来。
两个人拍拍手,又说又笑,走到大街上。太阳出来了,阳光晒在街巷里和屋顶上。铺门都打开了,顾客还是稀少。两个人走进天华市场,到白云章包子铺去吃早点。
一进铺子门口,就闻到逗人食欲的香味,跑堂的伙计,撒开尖嗓子高声叫着。江涛拉着严萍,走上楼梯,坐在一间小房里。严萍看见伙计一条胳膊上摞着十几碟包子,通、通、通地跑上楼来。又把十几个碟子摞在胳膊上,通、通、通地跑下楼梯,她抿起嘴儿笑着说:“看起来,天地间什么事情也不是容易的!”
吃着早点,江涛悄悄地问:“怎么样?不害怕了吧?”
严萍说:“只要有个人儿在我身边,就什么也不怕。”
江涛说:“锻炼锻炼就好了……这算是个假设吧,假如有这么一天,你被捕了,又该怎么办?”严萍听了这句话,把两颗黑眼珠倾在鼻梁上,仄起脸儿想了半天,才说:“被捕了?
听说那是很可怕的!”
江涛说:“没有什么可怕,对一个坚决抗日的革命者来说,这是家常便饭。比如我吧,比如你吧,就时常有被捕的可能。
只要思想上有准备,并不可怕。”
严萍两只眼睛望着窗外,摇摇头说:“不可怕?”
江涛说:“比方说,你一旦被捕了,人家要问你,江涛是主张抗日的吗?”
严萍眼睛瞟着江涛,笑着说:“不是。”
“张嘉庆是吗?”
“不是。”
“人家要打你,要轧杠子灌凉水!”
“我豁出去了,我宁自死了,什么也不说。他们果真这样,他们就决心向日本帝国主义投降了!”
江涛说:“象蒋介石和汪精卫之类,投降日寇是完全可能的!我们准备在民族敌人和阶级敌人面前经受考验!”
………………………………………………
一鸣扫描,雪儿校对
第43节

江涛和严萍约定,下午去参加宣传大会,就回去了。
礼拜日,大街上人来来往往,大部分是男女学生,和乡下来的农民。严萍沿着马路走回来,躺在小床上睡了一觉。正在睡着,有脚步声走进小院。仔细一听,是冯登龙走到北屋去了,和妈妈蘑蘑菇菇说了半天话。妈妈很喜欢他,常给他洗衣服,炒好菜吃。登龙转着脖子看不见严萍,睁开大眼睛问:“萍妹子呢?”
妈妈说:“在东屋里,去吧,去看看她。”
严萍听登龙走过来,翻了个身,脸朝着墙,把手搭在眼上,装打起鼾睡。冯登龙不管不顾,夸地坐在床沿上,伸手去扳严萍的手。严萍机灵地躲开,说:“年岁大了,还这么着,谁习惯?”她伸起胳膊打了个哈欠,翻身坐起来,说:“坐到椅子上去。”
冯登龙说:“我表叔说,目前是个时机,他们正在扩大队伍。我觉得上中学总是个远道,不如干军队。象冯阅轩吧,他上了军官学校,到日本留了几年洋,回来就当了团长。上学呢,上来上去,顶多不过是个‘教育界’。”
严萍说:“我早就同意你去哩。”
冯登龙说:“我决定要去了。”他又吸起烟来:“……当当排连长什么的,说不定不到一年就当上营长。我要是当了旅长啊,立刻把冯阅轩他爹押到监狱里去……”
严萍插了一句,问:“干吗?你要铲除土豪劣绅?”
冯登龙摇摇头说:“哎!咱不象江涛他们那样。”
严萍坐在小床上,瞪了他一眼,冷笑说:“你是为自格儿的事情,既想做官,又想发财。”
冯登龙把手掌一拍,说:“嗨!对了,人不为己,天诛地灭。而且,而且,想读书,我父亲也供给不起我,他和冯阅轩他爹打官司把地输了。当然啊,我们还雇着两个长工,养着两个大牲口,瘦死的骆驼比马大,在乡村里还是个财主。”
严萍撇起嘴,笑着说:“嘿嘿!你真会说。”
在严萍的思想深处,有个不可告人的秘密:登龙在小孩子的时候,人儿长得还漂亮,性格也爽直。自从一二年来,年岁越大越蠢,一点聪明劲也没有了,一看见江涛就立眉竖眼的。相反,江涛人儿朴实,也极热情。她又想起那一年,江涛在反割头税大会上讲演的姿态,有时两手叉腰,有时挥动一只手。两只大眼睛黑黝黝的。她想:那时他背后就是缺少一面大旗。心里说:“那面大旗要是叫我打着啊,说不出来那情景儿有多么壮丽!”
她又想到:要摆脱和登龙的感情,确实是个问题。她怕他,那家伙楞手楞脚,什么事都会干得出来。于是她一股劲地鼓励他:“快去吧!”“去学军事吧,将来的职业问题也甭作难了!”她想,只要他离开保定,一切问题都解决了。
冯登龙又和严萍谈了一会子家庭琐事,他痛恨冯阅轩侵害他的家庭,他咒骂,他怨恨。一说到冯阅轩的名字,把牙齿咬得咯嘣咯嘣地响。为了这件事情,严萍也为他不平过,甚至是气愤。可是后来才觉得这场官司,打来打去,不过是两家地主为个女人争风吃醋,不由得暗笑,心想:“狗咬狗两嘴毛罢了!”
冯登龙对严萍的小屋子很是留恋,走到北屋里倒了几次茶,拿了几次烟,可是他不忍就走。他要求严萍:“秋高气爽,咱们到公园里去看红叶吧!”
严萍说:“困,我没有那个兴趣。”
他看严萍这样冷淡,不耐烦的态度,还是故作镇静,把右腿架在左腿上,打着哆嗦。眼睛眯缝得紧紧的,不让泪水流出来。严萍很讨厌那种姿势,她觉得那是十足的市侩气。冯登龙到这刻上,也不得不离开了。他还是眯缝着眼睛,把烟卷叼在嘴角上,右手插进大褂襟下,立起身来要走,可是他又站住。瞟了一下墙上挂着严萍的相片,说了一声:“愿你们永久幸福吧!”就走出去了。
严萍一听,脸上腾地红起来,瞟着他的背影,心里说:
“何必呢!”
冯登龙走下高台大门,又站了一下,背过脸把手伸出去。严萍象是没有看见,扭身走进大门,把门一关,踏着响脆的皮鞋声走进去了。
她走回来,依然躺在床上。心上又在突突地跳起来,象是怕丢失什么东西,又怕不能得到什么。盯着自己的相片,又想起照这张相片的情景:在一个夏天的傍晚,她和江涛、和爸爸到公园里去散步。刚刚转过“别有洞天”,江涛指着天边上的月亮说:“多明快的月亮啊!”严萍冷不丁转过头来,伸起两只手,仄起头悄悄地说:“多么幽静啊!”爸爸也走上来说:“新月呀,象金钩呀!”
过了几天,江涛谈到在那一刹间,她看月的那种姿势挺好看。她按江涛的意思,照了这张照片。照相的时候,江涛还要站在她身子后头衬个背景,严萍说什么也不干,把他推开了好几次。这张相片,一直挂在墙上,什么时候看见,都觉得清新。可是她现在一看到那种姿态,就觉得幼稚、娇气,一点不带革命劲儿,没有英雄气概,摘下它来!
她对于过去的生活,再也不感到满足,倔强地说:“让旧的生活,随着时间的流水逝去吧!”
她看了看手表,到了指定的时间。就整理了一下衣服,匆匆走出西城,到第二师范去。一进传达室,老传达韩福正低头做他自己的事情。那是一个白面庞、黄胡子、镶着红眼边的老头。她立在门口,连叫了好几声,韩福还是不理不睬。她着急说:“俺找一个人嘛,你没听见吗?”
韩福老头说:“是,姑娘!我这就弄完了。”他抬起头来,看了看,又低下头说:“你找江涛,上养病室,去吧!”
严萍喷地笑了说:“俺还没说嘛!”
韩福老头说:“用不着,我记性强着呢,早记熟了。去吧,上养病室。一个礼拜不知道来多少趟!”说完了,又去做他自己的事情。
第二师范有个高大的门楼,进了门是一条砖砌甬道,甬道两旁有两行小柏树。迎着门有两棵大杨树,树下是一圈花墙,风一吹,大杨树的叶子豁啷豁啷地响着。横廊下放着一面大穿衣镜,她对镜端相了一下自己的身影,才走过斋舍,到养病室去。站在江涛的门口,轻轻敲了两下门,才走进去。小房里坐着一堆人,有江涛、老夏、老曹、老刘,还有青年团员小邵,一个活泼有风趣的小家伙。她一见人多,觉得怪不好意思的,又想退出来。老夏看见她犹豫的神情,说:“请坐吧!我们的会开完了。”
严萍看见老夏,弯腰向他点了点头。她知道老夏是中共二师支部的负责人。他比江涛个子高一点,脸上黄瘦,有一双黑而安谧的眼睛。严萍在那里站着,两只黑眼睛骨碌骨碌地转着,看着江涛。他们见严萍进来,站起身来要走。江涛说:“坐坐呀!为什么就走?”
可是他们谁也不说什么,笑眯眯地走出门来。小邵走出门去,又回转头来,推开门呲出白牙笑了笑,说:“难道我们还不应该走吗?”
江涛说:“少说废话。”说着,抬起脚咚地一声把门踢上。
严萍轻轻笑着说:“这号人儿!”她立在窗前出神,清清河水从窗前流过,对岸河边满是油绿新鲜的菜畦。
江涛从抽屉里拿出两卷宣传品,说:“请你带上好吗?”又扳过严萍手上的表,看了看说:“五点十分到公园,五点半到南大桥,这是一路。不能错时间,不能乱走。请你在‘别有洞天’等我吧!”又弯下腰,集中精神拾掇抽屉里的书籍和文件。他在做着准备工作。
严萍把宣传品掖在腰袋里,又放下黑裙看了看。问:“可以吗?”江涛瞅了她一眼,说:“走吧!”才说走出来,钟楼上响了几下钟。她又停了一刻,看太阳西斜了,才沿着东墙根走到大图书馆,再越过横廊走出来。老传达韩福在门口破藤椅上坐着,看见严萍走过来,问道:“走吗?”严萍说:“走啦!”
她又偷偷看了看,见韩福在对着她笑,脸上又红起来。
她出了门,沿着灰碴马路向南去,走过小桥。河水跳过闸板,淙淙地流着。四点半钟,走到“别有洞天”。她爬上土山,在树丛里坐下。天气很闷,心上跳得厉害,看河岸上有人三三两两地走过去,有工人也有学生。隔着叶隙,看见张嘉庆走过去,老夏、老曹都走过去了,不用说她就会明白。时间迫近了,江涛还不来,她心里更加跳得厉害。拿出宣传品看了看,一种是《为日寇侵占东北告民众书》,一种是《为发起抗日运动告各界父老书》。她看着,一时受了激烈词句的感动,觉得心上热烘烘的。
她看了看表,时间就要到了,江涛还不来,心上焦急起来:“怎么他还不来……能不来吗?……他不会不来的。”又踮起脚尖,向四处张望。她想:“不能……他一定要来的!”想着,想着,江涛来了。他一个人顺着河岸的小路悠闲地走着,手里拿着一根细柳枝,边走边抽得嗤嗤地响。走到土山前头,立在大树下,睁起眼睛向土山上望,用两个指头捏着嘴唇,打了个尖锐的口哨。严萍欣然走出去,笑着说:“你可来了!”
江涛说:“等急了吗?又在害怕吧?”看她脸上,显然又在担心,他说:“我等在水闸那里,把人们指引过来,怕人们找不对路呢!”
严萍说:“心里可是急呢!”她踮了两步跟上去,紧贴江涛走着。两人放快了脚步,五点十五分走到大南门。看走向南大桥的路上,已经有不少人。江涛又走进一家小铺,要买烟卷。掌柜的找给他钞票他不要,一定要铜元。可是在那个年月里,通货膨胀,掌柜的不愿再把铜元花出去,咧起嘴角说:“重呀,先生!”江涛说:“别人怕重,我不怕。”他把铜元包了沉甸甸的一手巾。严萍心里直发急:“怎么这人平时好好儿的,今天这么罗嗦起来?”一直蘑菇到五点二十八分,才从小铺里走出来。大桥南头已经集了好多人,等着开会。江涛抓了一把铜元,递给严萍。严萍拿眼睛盯着他说:“不怕重嘛,可叫别人给你拿着。”
说着走过南大桥,夏应图站在土坡上,背后站着张嘉庆,手里抖开一面大旗,旗上写着“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几个大字,非常显赫。人们从四面八方走过来,集在一块,开起会来。大个子老曹,拿着一条扁担,乍蓬头发老刘,提着一根棍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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