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读鲁迅.鲁迅私下谈话录-第16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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版社1979年版《和鲁迅相处的日子》。
“只是……其实，我这个人，只是在文章里给了人许多忌讳，至于其他……倒并不如一般人想象中的那么使人可怕……”
·与冬藏老人的谈话，录自冬藏老人《雪夜访鲁
迅翁记》，文刊1936年6月25日《越风》半月刊，
转自四川文艺出版社1997年版《大先生鲁迅》。
我的社会关系太复杂了。譬如这封信（指某大书局要人作寿的征文信/编者），看似很简单，而其实包含有我的地位，声望，和各方面的情况等等，才会有这样的信到来，这，是我积了多年的精力，物力，苦心所致的，所以即此一端，就看出我这个人的社会关系太复杂了。
·与许广平的谈话，录自许广平著，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欣慰的纪念》。
他们（指叶灵凤等/编者）比得我太大了（指将鲁迅比成高尔基/编者），我只恐怕承当不起。
·与郁达夫的谈话，录自陈子善、王自立编
注，花城出版社1982年版《郁达夫忆鲁迅》。
有脾气有什么不好。人嘛，总应该有点脾气的。我也是有脾气的，有时候，我还觉得有脾气也很好。
·与丁玲的谈话，录自丁玲《鲁迅先生于
我》，文刊1981年第3期《新文学史料》。
脾气也确实愈来愈坏，我可真的愈来愈看不起人了。
·与冯雪峰的谈话，录自冯雪峰《回忆鲁迅》，文收
人民文学出版社1985年版《雪峰文集》第4卷。
“我好像一只牛，吃的是草，挤出的是牛奶、血。”
“我不晓得，什么是休息，什么是娱乐。”
·与许广平的谈话，录自许广平在鲁迅灵前的献辞，
转自江苏文艺出版社1999年版《许广平文集》。
“中国多几个像我一样的傻子就好了。”
“有一百个，中国不是这样了。”
·与许广平的谈话，录自景宋《鲁迅的日常生活》，文刊1939
年10月《中苏文化》4卷3期，转自《鲁迅研究资料》第7辑。
你怎么知道我的学问好，……听别人说是靠不住的。老实告诉你，我的学问并不好，我写的文章，常要挨人骂的。
·与俞芳的谈话，录自俞芳著，浙江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我记忆中的鲁迅先生》。
谁说我有本事，又能干？我常常上人家的当，吃别人的亏的。
·与俞芳的谈话，录自俞芳著，浙江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我记忆中的鲁迅先生》。
论理讲，我是没有承受这么多的攻击的资格的。我有过什么值得人们这般注意的呢，我不是总共才写过两本小说，两本小品，几本杂感吗？要我倒掉是颇容易的，假使他们也稍稍努力地作出一些实际工作来，然而就是这点点，他们都不能作，这是颇使我悲哀的。
·与韩侍桁的谈话，录自侍桁著，上海杂志公司1932年版《文学评论集》。
“弄政治宣传，我到底不行的；但写点杂文，我比较顺手。”
·与冯雪峰的谈话，录自冯雪峰《党给鲁迅以力量》，
文收人民文学出版社1985年版《雪峰文集》第4卷。
“出版社呢，让我写些国民党不禁止的好卖的小说，但是，那样的小说，我绝不能写。”
·与浅野要的谈话，录自原胜（浅野要）作，陶晓燕
译《紧邻鲁迅先生》，文刊《鲁迅研究资料》第14辑。
“我一个人不能样样都做到，在文化的意义上，长篇巨制自然是需要的，但还有别人在；我是斩除荆棘的人，我还要杂感杂感下去。”
·与冯雪峰的谈话，录自雪峰《过去的时代
——鲁迅论及其它》，转自刘一新《真的声
音，美的言词》，文刊《鲁迅研究资料》第21辑。
我是不要给自己做纪念，但我给别人却可以大做特做。
·与郑伯奇等人的谈话，录自郑伯奇《最后的会
面》，文刊《文学》第7卷第5号（1936年11月1日）。
“我不是什么文士，只不过是偶尔拿起笔写写文章罢了，我不是什么文士。”
·1933年5月22日与申彦俊的谈话，录自申彦俊《中
国的大文豪鲁迅访问记》，文刊1934年4月号朝鲜
《新东亚》，转自1998年第9期《鲁迅研究月刊》。
“我是写实主义者，只是把所见到的和所听到的如实地记述下来罢了。”
·1933年5月22日与申彦俊的谈话，录自申彦俊《中
国的大文豪鲁迅访问记》，文刊1934年4月号朝鲜
《新东亚》，转自1998年第9期《鲁迅研究月刊》。
我不能写批评，因为我不能冷静。……我把认识藏在心里，而叫自己的感情说话。
·与高长虹的谈话，录自高长虹《一点回忆
——关于鲁迅和我》，文收董大中著，河北
人民出版社1999年9月版《鲁迅与高长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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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1节：与高长虹的谈话
作者： 吴作桥
（我）不能做批评，因为我向来不做批评，因为我觉得自己是党同伐异的。
·与高长虹的谈话，录自高长虹《1925年，北京出版界形势指掌图》，文收董大中著，河北人民出版社1999年9月版《鲁迅与高长虹》。
“我是小资产阶级出身的作家，写不出真正的无产阶级作品。我只能算是左翼方面的一个人。”
·1933年5月22日与申彦俊的谈话，录自申彦俊《中
国的大文豪鲁迅访问记》，文刊1934年4月号朝鲜
《新东亚》，转自1998年第9期《鲁迅研究月刊》。
“说我是中国的高尔基，我并不高兴。高尔基只有苏联的才是真的。被人家说成是中国的高尔基，其实就是说不如真的高尔基。我不是中国的高尔基，我是彻头彻尾的中国人鲁迅。”
·与内山完造的谈话，录自卞立强译《内山完造〈花甲
录〉中有关鲁迅的资料》，文刊《鲁迅研究资料》第3辑。
“未免过誉了（指冯雪峰在《关于鲁迅在文学上的地位》一文草稿中将鲁迅比成屈原、杜甫，但是鲁迅并未将这句话涂去/编者），——对外国这样说说不要紧，此为外国人根本不知道屈原、杜甫是谁，但如果我们的文豪们一听到，我又要挨骂几年了。”
·与冯雪峰的谈话，录自武定河（冯雪峰）《关于鲁迅在文学
上的地位——一九三六年七月给捷克译者写的几句话》，文
刊1937年3月25日上海《工作与学习丛刊》之二《原野》。
我虽清穷，但不愿和当道往来，就是日本的公人也不乐多所交游。
·与山本实彦的谈话，录自山本实彦《鲁迅的
死》，文刊1936年10月21—22日《日日新闻》。
我在希望你们停止字面上的争斗而做有意义的工作。我个人是否参加组织，你们现在不必这样作为问题的。
·与山本实彦的谈话，录自山本实彦《鲁迅的
死》，文刊1936年10月21—22日《日日新闻》。
（厦门大举开欢送鲁迅的会，一位同学致辞说“夫子温良恭俭让”）
我不敢当！说不定我明儿，会变成一个小偷，或是一个土匪的。
·与厦门大学学生的谈话，录自陈梦韶《鲁迅在厦门的鳞爪》，文刊闽南《文艺协会会报》，转自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86年8月版《鲁迅研究学术论著资料汇编》第2辑。
我对别人，从来没有这样屈从过（海婴有时以不吃不喝反抗父亲，这时鲁迅只好对他说好话了/编者）。如果我对父母能够这样，我就是一位孝子，可以排上第“二十五孝”了。
·与友人的谈话，录自张款、张能耿《鲁迅爱子周海
婴》，文刊《绍兴鲁迅研究》第23辑，2001年8月版。
我离开书报就写不了东西。
·与周建人的谈话，录自周建人著，上海世纪出版集团，
上海教育出版社2001年9月版《回忆大哥鲁迅》。
“因为《新青年》编辑者不愿意有别号一般的署名，我从前用过迅行的别号是你所知道的，所以临时命名如此：理由（一）母亲姓鲁，（二）周鲁是同姓之国，（三）取愚鲁而迅速之意。”
·与许寿裳的谈话，录自许寿裳《鲁迅的生活——在北平大学女子文理学院鲁迅座谈会讲》，文刊1937年1月16日、2月16日北平《新苗》月刊第13、14期。
“鲁”为山东省，“迅”有疾驰和激励人之意。这是俄国人名，此名很不错，故取之。“鲁迅”取自屠格涅夫的《罗亭》（此说与流行的说法不同，是否准确，待查。录以备考/编者）。
·与木村重作的谈话，录自木村重作作，季昌华译
《在上海的鲁迅》，文刊1973年8月第57号《鲁
迅》（东京版），译文刊《鲁迅研究资料》第17辑。
（钱玄同见鲁迅名片上不署“鲁迅”而署“周树人”，故而发问）
“君子不忘其旧，我不希望做古董，所以用不着唠叨的名字，周树人是我的本姓本名，怎可废置不用，何劳老兄挂怀！”
·与钱玄同的谈话，录自曼君《鲁迅的最近》，
文收《鲁迅研究学术论著资料汇编》第1辑。
“至于唐俟呢，哦！因为陈师曾（衡恪）那时送我一方石章，并问刻作何字，我想了一想，对他说：‘你叫做槐堂，我就叫俟堂罢’。”
·与许寿裳的谈话，录自许寿裳《鲁迅的生活——在
北平大学女子文理学院鲁迅座谈会讲》，文刊1937
年1月16日、2月16日北平《新苗》月刊第13、14期。
“我近些时候在中国的一个笔名不能用上三回，否则就会从文章的倾向和语调里被发现出来。前些日子日本某学者在和我见面的时候对我说：‘最近没有阅读到你的作品呐’，我说现在我写的东西很不少，用的都是变换频繁的笔名。”
·与山本实彦的说话，录自山本实彦作，吕元明译《鲁迅某种内心的历史》，原文刊1936年12月号《改造》。
“我看你从小蛮聪明，这三个字是谐音，你连谐音都不懂得吗？‘隋’字‘洛’字再加几笔，意思不就明白了吗？我这篇译作（大约指《苦蓬》/编者），没有什么大意思，高情难却，聊以塞责而已。因此，是名副其实的‘堕落文’，所以，只这个‘隋洛文’，是最好没有的了。”
·与倪文宙的谈话，录自倪文宙《深情忆念鲁迅师》，
文收绍兴鲁迅纪念馆1986年印《乡友忆鲁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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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2节：诬我是“堕落文人”
作者： 吴作桥
有人诬我是“堕落文人”，我就斩头去尾，用这个笔名回敬这些东西。
·与李文保等人的谈话，录自李文保《回忆鲁迅在北
平师范大学讲演》，文收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81
年版《文学论文集及鲁迅珍藏有关北师大史料》。
“你这个人啊，鲁迅是笔名，用得很多，很久了，人家就叫鲁迅，我自己也叫鲁迅，这有什么好奇怪的啊！”
·1927年1月7日在浙江同乡会欢送鲁迅的会
议上与盛配的谈话，录自陈坚、余风高《访
问盛配先生》，文刊《鲁迅研究资料》第8辑。
这两个字原是一样的，但在我是两样的。我的父亲为我取名的意思（“豫才”之字是鲁迅的祖父周福清改的，初名“豫山”，后因与“雨伞”音似，随由周福清改为“豫才”/编者），是希望我成为“豫章之材”。而我呢，还在“预”备，我在杭州教书，也教的是预科。所以，我总是写这个“预”，不写那个“豫”。
·在绍兴府中堂与一位老师的谈话，录自谢德
铣《鲁迅在绍兴府中学堂》，文收山东师院聊
城分院中文系、图书馆编印《鲁迅在绍兴》。
“写了出来，是讽刺。也就因此，××老爷要把我的名字从中国驱除，但是，这却是一件颇为费力的工作。”
·与唐的谈话，录自唐《纪念鲁迅先生》，文
刊1936年11月15日《作家》第2卷第2期。
一面把读者的文艺理解能力提高，一面仿佛也希望有所谓天才者出现。
·与高长虹的谈话，录自高长虹《一点回忆》
——关于鲁迅和我》，转自董大中著，河北
人民出版社1999年9月版《鲁迅与高长虹》。
“顶讨厌的是说谎的人和煤烟，顶喜欢的是正直的人和月夜。”
·与须藤五百三的谈话，录自须藤五百三《医学者所见的鲁迅先生》，文刊1936年11月号《作家》。
你们打人（指俞芳和俞藻用拳头打鲁迅的拳头/编者）。，挨打的人没有痛，打人的倒痛了。“‘畅肚’啊，‘畅肚！”（“畅肚”为绍兴方言，意为“高兴”/编者）
·与俞芳、愈藻的谈话，录自俞芳著，浙江人民
出版社1981年版《我记忆中的鲁迅先生》。
“那我不要切边的，非毛边的不行，你能将就买客，当然也可以将就我。切边的我决定不要，你带去好了。”
·与李小峰的谈话，录自荆有麟著，上海杂志
公司1943年11月版《鲁迅回忆断片》。
毛边书看完后，把不齐的毛边裁切掉，就成了一本干干净净的新书。
·与俞芳的谈话，录自俞芳著，浙江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我记忆中的鲁迅先生》。
这是自幼养成的习惯，没有钱，要看书，难得弄到一本，怎能不爱惜呢，再说写书、印书、装订，一本书要多少人付出辛劳呀，为此也应爱惜它。
如果人人都爱护书籍，书的寿命可以长得多，多些人阅读它，不是更能发挥书籍的作用吗？一个人无论做什么事，不能只图自己方便，要想得深些，远些。
·与俞芳的谈话，录自俞芳著，浙江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我记忆中的鲁迅先生》。
东西要有一定的位置，拿起来便当，譬如医药瓶子，换了地方，药剂师是会犯配错药的危险的。
·与许广平的谈话，录自许广平著，人民文学
出版社1981年第2版《欣慰的纪念》。
我也是喜欢书本装订得这样美丽的，只可惜价钱太贵，不能普及。
·与姚克的谈话，录自姚克《最初和最后的一面》，文刊
上海《中流》半月刊第1卷第5期（1936年11月5日）。
不，这一本（指茅盾给鲁迅的《子夜》赠本，鲁迅要茅盾在赠本的扉页上题字，茅盾便写下“鲁迅先生指正/茅盾/一九三三年二月四日”的字样/编者）我是要保存起来的，不看的，我要看，另外再去买一本（鲁迅书房中专有收藏他人赠书的专柜/编者）。
·与茅盾的谈话，录自茅盾《〈子夜〉写作的前前后后——
回忆录〔十三〕》，文刊1981年第4辑《新文学史料》。
是不是很新颖（指在自己的书《出了象牙之塔》中小标题用了6号字/编者），这是我第一次试用的。
·与李霁野的谈话，录自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