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读鲁迅.鲁迅私下谈话录-第18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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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过书的，关于美学的。……大概是在日本读书的时候。……不一定是买的，也许是从什么地方抓到就看的……随便看看。
·与萧红的谈话，录自萧红著，生活书
店1941年初版《回忆鲁迅先生》。
自己读中国古书时心情容易消沉，容易脱离现实斗争，你们（指未名社诸人/编者）千万注意。
·与李霁野等的谈话，录自李霁野著，人民文学出版社1984年版《鲁迅先生与未名社》。
（日本某报上海支局局长在报上说了鲁迅的坏话）
如果读了我的作品说坏话倒不在乎，但是连读也没有直接读过，就说坏话。
·与增田涉的谈话，录自增田涉著，钟敬文译，
湖南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鲁迅的印象》。
“不教书了，也不写文章了，到公侠（即陈仪，鲁迅在日本留学时的朋友，曾任徐州驻军司令、国民党十九军军长，去台湾后被蒋介石处死/编者）那儿做‘营混子’去了。”
·与孙伏园的谈话，录自孙伏园著，作家
1942年4月版《鲁迅先生二三事》。
这不免太受委屈（指鲁迅吸烟，而李霁野是怕烟的/编者）……既不怕，那就无妨再坐一时了。
·与李霁野的谈话，录自李霁野著，人民文学
出版社1984年版《鲁迅先生与未名社》。
不要那末计较，我拿的稿费总要比你们多一些呀！（指鲁迅与“左联”人士接头时，总自己拿钱请吃饭/编者）
·与任钧的谈话，录自任钧《有关鲁迅先生的片断回忆》，文收湖南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鲁迅诞辰百年纪念集》。
“真太多了，（指胡风招待鲁迅一家的家宴/编者），没法吃完呀。”
·与梅志等的谈话，录自梅志《在“皇宫”里招待鲁迅先生》。
文收湖南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鲁迅诞辰百年纪念集》。
“好久不通音问了（指与钱玄同/编者），在北平还就和马幼渔先生有来往。”
·1932年11月25日与王志之、张松如、潘炳皋的谈话，录自
潘炳皋《鲁迅先生访问记》，文刊1932年第4期《北国月刊》。
（以糖果点心招待客人）这是因为女士们不像男士们一扫而光。
·与客人的谈话，录自马蹄疾著，知识出版社1996年版《鲁迅生活中的女性》。
“小姐们究竟不行呀，连一点糖都装不下去吗？”
·1927年12月27日与吴曙天的戏谈，录自吴曙天
著，成都复兴书店1942年版《曙天日记三种》。
我惟一的休息和消遣便是谈谈天，你们若有闲暇，在我是并无妨碍的。
·与李霁野等的谈话，录自李霁野著，人民文学出版社1984年版《鲁迅先生与未名社·忆鲁迅先生》。
不吸了，是为避免使病室里有烟味，不是真的戒绝。
·与李霁野的谈话，录自张新颖编，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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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6节：与胡风的谈话
作者： 吴作桥
林出版社1997年版《鲁迅印象》。
那倒不是因为你说好就送的，而是我还有。我不愿送的东西，你再说好我也不送（指胡风一家去鲁迅家中做客，胡风曾说那把水果刀很好/编者）。
·与胡风的谈话，录自梅志著，北京十月
文艺出版社1998年版《胡风传》。
你不晓得的，有些少爷（指来访的某些男青年/编者）真难弄，吃了有时反而会说我阔气，经常吃这样点心（指蛋糕/编者），不会相信我是偶然的。
·与许广平的谈话，录自许广平著，人民文学
出版社1982年第2版《欣慰的纪念》。
“是的，我是到虹口公园去散步的。”
·与倪文宙的谈话，录自倪文宙《深情忆念鲁迅师》，
文收绍兴鲁迅纪念馆1986年印《乡友忆鲁迅》。
找好手刻石（指将鲁迅写的《韦君素园之墓》碑文/编者），倒藏不了书法的拙劣了。
·与李霁野的谈话，录自李霁野著，人民文学
出版社1984年版《鲁迅先生与未名社》。
哪配教什么呢，不过很喜欢年青人，他们也还没有讨厌自己，所以一点钟是还乐于去教的。
·与李霁野的谈话，录自张新颖编，学
林出版社1997年版《鲁迅印象》。
教书的事，终不可以作为终生的事业来看待，因为社会上的不合理遭遇，政治上的黑暗压力，作短期的喘息性的打算则可，永远长此下去，自己也忍受不住。
·与许广平的谈话，录自许广平《厦门和广州》，文收江苏文艺出版社1999年版《许广平文集》。
（怕看《黛玉葬花》这一类戏）就为的不愿破坏（我）那白纸黑字得来的完美的第一印象。
·与孙伏园的谈话，录自孙伏园著，作家 1942年版《鲁迅先生二三事·〈杨贵妃〉》。
“我完全不懂音乐。”
·与蔡元培的谈话，录自蔡元培《记鲁迅先生轶事》，文载1936年11月号《青年界》。
那就以不送为妥了（鲁迅向人赠书时，受书者中有一位女孩，她是北京大学中文系校花马珏，鲁迅听说这位女孩已嫁人，便这样说的/编者）。
·与李霁野的谈话，录自张新颖编，学
林出版社1997年版《鲁迅印象》。
你刚好不能多跑路，坐车去，有三块钱大概差不多了。
·与尚钺的谈话，录自尚钺《怀念鲁迅先生》，文收
上海文艺出版社1979年版《鲁迅回忆录》第2集。
过去出版的早已送完，新的没有写出来，还是送你一张照片吧（后，照片送至，背面右上方写有“小佛世兄惠存，左下方有“鲁迅”二字/编者）。
·与杨小佛的谈话，录自杨小佛《纪念鲁迅和他同时代的人》，
文收湖南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鲁迅诞辰百年纪念集》。
“我有中国最原始的龙。”
·与孙福熙的谈话，录自孙福熙《鲁迅·艺术家》，
文刊1937年1月长沙《涟漪》第2卷第10期。
在花园庄什么也没带来，这幅写得不好（指为长尾景和录钱起《归雁》诗条幅，条幅误作“义山诗”：“何事等闲回，水碧沙明两岸苔。二十五弦弹夜月，不胜清怨却飞来。义山诗，长尾景和仁兄雅嘱周豫才。”/编者），将来有机会再用鲁迅的名字写幅好一些的。
·与长尾景和的谈话，录自长尾景和《在上海“花园
庄”我认识了鲁迅》，文刊1956年第19号《文艺报》。
自己的字写得不好，怕把很好的扇面（朝鲜人金九经请鲁迅在自己的一幅扇面上题诗/编者）糟踏了。
·与金九经的谈话，录自李霁野著，人民文
学出版社1984年版《鲁迅先生与未名社》。第二编“社会是冥顽的”——谈人生●第二编“社会是冥顽的”——谈人生●Ⅱ“社会是冥顽的”——谈人生
■总说
“我认为，人生就像人走路一样，一步又一步，一边前进一边架桥筑路，这就是人生应该做的事情。”
·1933年5月22日与申彦俊的谈话，录自申彦俊《中
国的大文豪鲁迅访问记》，文刊1934年4月号朝鲜
《新东亚》，转自1998年第9期《鲁迅研究月刊》。
老板，道路这东西，并非从开头就有着，都是由人去走成的。
·与内山完造的谈话，录自内山完造《忆鲁迅先生》，文收
文化生活出版社1937年版《鲁迅先生纪念集》第2辑。
“人类中间，最难调和的，是时间方面的冲突”（指“代沟”/编者）。
·与川岛的谈话，录自川岛《鲁迅先生—我们的伙伴，是一颗巨星》，文刊1949年10月19日《进步日报》。
“民国以前，人民是奴隶；而民国以后，我们则成了前奴隶的奴隶了。”
·与斯诺的谈话，录自斯诺《复始之旅·活的中国》，转自刘
一新《真的声音，美的言词》，文刊《鲁迅研究资料》第21辑。
“现在的要人都专会说些风凉话。”
·与宋舒的谈话，录自宋舒《鲁迅的母亲说“鲁迅是气极了才骂人的”》，文刊1936年11月3日《民国学院院刊》第七期。
“中国人所谓没有出路，不是替大多数人着想，他是为自己没有出路而嚷嚷，譬如杨村人等之找出路就是这样。”
·1936年5月10日与C先生的谈话，录自许广平著，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第2版《欣慰的纪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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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7节：与川岛等的谈话
作者： 吴作桥
“中国人对于某人的观察，因其偶有错误缺点，就把他的一切言语行动全盘推翻，譬如有人找出高尔基一点‘坏处’，就连他的全部著作都不看。又如吴稚晖不坐人力车，走路，于是崇拜他，反而把他的另外行为，比损害一个人的体力更不止的一切，都可宽待。又如孙传芳晚年吃素，人们就把他的杀人凶暴都给以原谅了。”
·1936年5月11日与C先生（胡风）的谈话，录自许广平著，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第2版《欣慰的纪念》。
在人类社会中，人与人之间，时间的矛盾是最为明显，也最难调和的，但是必须得调和。这就是人们的年龄的问题：一个老年人和一个青年人往往弄不到一起。在少年时代反对老一代的压迫，可是等自己到了年纪稍大一些，就来压迫少年人了，就如家庭妇女一样，做媳妇的时候怨婆婆厉害，等自己做婆婆的时候，又来向她的媳妇厉害了。这样的人最好各人去买一本笔记本来，将自己现在的思想举动都记上，作为将来年龄和地位改变了之后的参考。假如憎恶孩子要到公园去玩的时候，取来一翻，看见上面有一条写道：“我想到中山公园去。”那就即刻心平气和了。
·与川岛等的谈话，录自川岛著，四川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和鲁迅相处的日子》。
我早先谈过民元革命时期，自绅士至于庶民，用了祖传的捧法，捧得我们那位都督（指辛亥革命后绍兴府都督王金发/编者）忘乎所以，渐渐变成老官僚一样，动手刮地皮。有如北方的河道，竟捧得比屋顶高得多了，一旦溃决，祸害更大，于是就“抢堤”、“护堤”、“严防决堤”，花色繁多，大家吃苦！今天看起来，大家并没有接受教训，好像捧的艺术发扬光大了，革命军北伐，官僚南伐，在南京会师，各得其所了。
·与曹艺的谈话，录自曹艺《追念鲁迅先生》，文收湖
南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鲁迅诞辰百年纪念集》。
我们中国人把鸟笼刷洗得干干净净，住屋呢，取其明朗高大，屋角里偶有一点蜘蛛网之类，是不放在眼里的。
·与一个日本来访者的谈话，录自李霁野著，人
民文学出版社1984年版《鲁迅先生与未名社》。
“例如把黑檀或阴沉木（类似日本的埋木，仙台有）做成棺材，陈列在上海大马路的玻璃橱窗里，用蜡擦得发亮，造得十分美观，我经过那里一看，对那种巧妙的作法颇感惊奇，就想爬进去了。”（参加这次会见的松本重治在《上海时代》，长与善郎在《会见鲁迅的夜晚》都只记下了这话的最后部分。“鲁迅在1935年8月1日致增田涉信中对此提出了批评并补写了这一段谈话。此则谈话出于鲁迅笔下，可视为原话/编者）。
·1935年5月19日与松本重治、长与善郎的谈
话，录自鲁迅1935年8月1日致增田涉信。
可怜的是一般的老百姓，不过有一点是幸运的，那就是他们与当前的政治完全无关。他们对谁掌权、不掌权这类事毫不关心，像蚂蚁或者蜜蜂那样生活着。他们是与政治无关系的存在，这是有国家以来便如此的。怪不得即使中国到了亡国的时候，中国人这个民族也永远不会亡。
·1935年10月21日与野口米次郎的谈话，录自野口
米次郎《与鲁迅谈话》，文刊1935年11月12日
《朝日新闻》，1992年第4期《鲁迅研究月刊》转载。
“老板，你看了报吧？
“报上载着：×××五十六岁的诞辰，祝贺的钱竟收到十余万之多。我想，恐怕没有人把这件事情看作不可思议或是发生怀疑的吧？
“我觉得很伤心。原来在中国，庆祝寿辰，每隔十年一回：如四十岁，五十岁，六十岁，七十岁，或八十岁……等等；跟这个人一样地庆祝五十六岁的习惯是没有的。所以，我想，这个人一定是每年都在祝寿，并且，每一次祝寿，也一定可以收到这么一笔大款子。逢着每年的诞辰都可以收到十万块钱，这真是厉害！
“从前的受贿，都是很秘密的；但，如今，则贿赂似乎大抵都变成公然的了。”
·与内山完造的谈话，录自内山完造《忆鲁迅先生》，
文刊1936年11月15日《作家》第2卷第2号，
转自四川文艺出版社1997年版《大先生鲁迅》。
“世道真的变了，靠腿吃饭的，跌伤了腿，靠嘴吃饭的，撞坏了嘴。”（鲁迅乘黄包车上教育部上班，想不到车夫跌伤了腿，鲁迅自己也跌在地上，撞掉了门牙，满口是血。回到家，鲁迅说了上面的话/编者）。
·与家中人的谈话，录自吴克刚《忆鲁迅并及爱罗先珂》，
文刊1936年11月5日上海《中流》半月刊第1
卷第5期，转自四川文艺出版社1997年版《大先生鲁迅》。
“‘面子’这个词，并非整个中国都用，而是北方，特别是北京人常用的。南方人则不大用，南方有‘场面’这个词，同北方的‘面子’含义不同。
“‘面子’一词初见于小说，乃从明代开始，其前则不常遇到。关于‘面子’一词究竟从何词变化而来，含有何意，我尚未深入研究。我想，它大抵上和文言的‘体统’一词含义相同。我想恐怕先是‘体统’变成‘体面’之类的词，然后在社会上又变成了‘面子’一词。
“我想，一种事物有一种事物的‘体统’。如其遭到损坏，就失去存在的价值。‘体统’一词说来难懂，于是社会上就变成‘面子’一词，‘面子’一丢，其人的价值随之亦尽，而价值一无，就等于失去生存的主张，因而‘面子’一事颇受重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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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8节：与辛岛骁的谈话
作者： 吴作桥
“‘面子’一词较之日本人所说的‘体面’等词，有着更强烈、更不同的含义，但除此之外，一时却想不出可以表达其含义的日本语词。
“由于‘面子’一词以表面的虚饰为主，其中就包含着伪善的意思。把自己的过错加以隐瞒而勉强作出一派正经的面孔，即是伪善；不以坏事为坏，不省悟，不认罪，而摆出道理来掩饰过错，这明是极为卑鄙的伪善。因而可以说，‘面子’的一面便是伪善。
“谈到‘面子’和‘门钱’，大肆主张‘面子’的西崽等等，在门口抓住出入的商人强行索取若干‘门钱’，是最能说明‘面子’所以是伪善的这个道理的。据说这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