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读鲁迅.鲁迅私下谈话录-第4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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班，因为没有别人在，有时就来威胁，但是我并不害怕，鲁迅迁出中山大学后居住的地方——白云楼（广州东堤白云路26号）。因为习惯了呀。有时是用腕力来胁迫的，我呢，我也是“无赖”，就把那学生痛打了，这样一来就跑掉了，哈哈哈……
“那时候，我总是在枕头底下放着手枪。”（这末一句在《鲁迅传》的初稿上是有的，后增田涉让鲁迅看此书稿，鲁迅将此句勾掉了/编者）
·与增田涉的谈话，录自增田涉
著，钟敬文译，湖南人民出版
社1980年版《鲁迅的印象》。
瑞典人S托人来征询我的作品，要送给“管理诺贝尔文学奖金委员会”，S以为极有希望的，但是我辞谢了。我觉得中国实在还没有可得诺贝尔奖金的人，倘因为我是黄色人种，特别优待，从宽入选，反足以增长中国人的虚荣心，以为真可与别国媲美了，结果将很糟。
·与许寿裳的谈话，录自许寿裳著，人民文学出版社1953年版《亡友鲁迅印象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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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9节：与黄新波等人的谈话
作者： 吴作桥
外国人要发给我奖金（指诺贝尔文学奖/编者），不过是因为中国人是黄脸皮的缘故。我们并不是为了获得外国的什么奖金而工作。我们要拿出真实的成绩来。我们所干的一切都是我们认为是应该干的有意义的事业。
·与黄新波等人的谈话，录自黄新波《不逝的记忆》，见上海文艺出版社1979年版《鲁迅回忆录》第2集。
在上海
我不再去了。我到上海来并不想再教书的。易培基硬要我去讲课，我当时想这也好吧！但他们标榜着无政府主义，大讲其人道主义，也竟然作了这等事（指1927年11月6日上海劳动大学逮捕学生事件/编者）！我不再到那里讲课就是了。
·与杜力夫的谈话，录自杜力夫《永不磨灭的印象》，
文收上海文艺出版社1978年版《鲁迅回忆录》第1集。
我到上海以后，日报是看的，却从来没有投过稿，也没有想到过。……我写文章，时常不能把话直说，也不能把话完全讲出来。
·与黄源的谈话，录自黄源《左联与文
学》，原载《新文学史料》1980年第1辑。
我们趁夜车，为的是避开烈日，凉快一些。二等车上乘客并不多。到了嘉兴才吃晚饭，在原车箱里叫了三客“西餐”。我早就感觉到，有两个伪宪兵在注意我们。他们一长一矮，长的猴头鸟颈，矮的脸面像个三白西瓜。他们在车箱门口的一角，四只眼睛盯我们一阵，鬼鬼祟祟地谈一下。我们说说笑笑，古今中外，无所不谈。终于他们走到我们的面前来了，三白西瓜脸的矮子当先，猴头鸟颈的跟在他的后面，说是要看看我的带着的手提箱（就是要检查）。
“你们看好了！”我重声说。
“箱子是你们的，要你们打开来。”三白西瓜脸说。
“是你们要看，”我加重了语气说，“不是我们要你们来看！”
“但箱子总是你们的，我们不好来打开。”
“我们允许你们打开来看，不是就好了么！”
三白西瓜脸做了个手势，猴头鸟颈的揭开箱子盖略略一看就重新盖好。
“我们闻到一股香气，”三白西瓜脸说，“好像是乌烟的。”
“香气是大菜的，”我狠狠地盯了他们一眼说，“你们的鼻子是这样的么！”
三白西瓜般的脸面顿时转红，猴头鸟颈的长子也就呆住。
我知道，叫他们自己打开箱子来看，这就使他们失望了。如果箱子里真的藏着鸦片烟，那该早就准备好了“红纸包”，暗暗地把红纸包塞给来检查的人的手里就是了。
·与许钦文、章矛尘、孙斐君的谈话，录自许钦文著，
浙江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鲁迅日记〉中的我》。
你若要进去（指走进当时创造社办的“革命咖啡馆”/编者），你须先问一问：“这是第几阶级的？”否则，阶级弄错了，恐怕不大好。
·与郁达夫的谈话，录自陈子善、王自立编注，花城出版社1982年版《郁达夫忆鲁迅》。
你们（指当时的“革命文学家”/编者）来到时，我要逃亡，因为首先要杀的恐怕是我。
·与F君（冯雪峰）的谈话，录自李霁野著，人民文学出版社1984年版《鲁迅先生与未名社》。
“我译这些书是给那些从前专门以革命文学为口号而攻击我的人们看的。这样，可以使他们少乱讲而更明白些了。”
“同着这些人们是辩不清楚的，我们还是多从事根本介绍的工作吧。”
·与柳静文的谈话，录自柳静文《关于鲁迅先
生》，文收《鲁迅研究学术论著资料汇编》第1辑。
（1929年春有一天，鲁迅听说创造社要在他们在北四川路书店的楼上咖啡座开会）
“走，我们到创造社咖啡座捣乱去，坐在他们面前，看他们怎样对付罢。”
（于是鲁迅带许广平、周建人、荆有麟一起真的去了，而且坐在咖啡座中间一个长台子上）“什么人来也不让。”（结果坐了半天，创造社并未开什么会。回去时在归途中）
“什么也不怕，怎样来，就怎样应付，他们就莫可奈何了。”
·与许广平、周建人、荆有麟的谈话，录自荆有麟著，
上海杂志公司1943年11月版《鲁迅回忆断片》。
好意（指1929年6月3日鲁迅自北京南返，一友人为了安全，订卧铺时用了化名/编者）可感，不过要认识我的人依然会认出我。这点小事也会被人拾取来对我大加奚落，但是我不想从这些人博得勇士的荣衔。
·与李霁野等的谈话，录自李霁野著，人民文学出版社1984年版《鲁迅先生与未名社·鲁迅先生两次回北京》。
我曾给北方一个政客写过一封信，但是没有得到复信；我知道有一个政客还算帮了忙（指为营救被张作霖拘押的李霁野等人/编者），骂他们是“一丘之貉”，有时也有点冤枉呢。
·与李霁野等人的谈话，录自李霁野著，人民
文学出版社1984年版《鲁迅先生与未名社》。
因为柔石答应了去做某书店的杂志编辑，书店想印我的译著，托他来问我版税的办法，我为要他省掉多跑一段路，便将我和北新书局所订的合同，抄了盖印交给他，临别时我看他向大衣袋里一塞，匆匆的去了。不料翌日就被捕，衣袋里还藏着我那盖印的合同。听说官厅因此还在找寻我，这是谣传我被拘的原因。
·与许寿裳的谈话，录自许寿裳著，人民文学出版社1977年版《亡友鲁迅印象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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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0节：与长尾景和的谈话
作者： 吴作桥
中国因为有许多迷信，所以中国人是不喜欢拍这种照片的（指鲁迅给长尾景和看的他穿着衣袍在一墓穴中照的照片，他身旁还有一具棺材/编者）
·与长尾景和的谈话，录自长尾景和《在上海“花园庄”我认识了鲁迅》，见《文艺报》1956年第19号。
这些书架全部是木箱，里面装满了书，就这样，任何时候都可以装上卡车逃跑。
·与长尾景和的谈话，录自长尾景和《在上海“花园庄”我认识了鲁迅》，文刊《文艺报》1956年第19号。
什么时候你再来中国啊，一定会有好日子来到的。
·与长尾景和告别时的话，录自长尾景和《在上海“花园庄”我认识了鲁迅》，文刊《文艺报》1956年第19号。
这些书架全部是木箱，装满书就是书箱，打开来，成了书架。
·与周建人的谈话，录自周建人《回忆鲁迅在上
海的几件事》，文刊1973年第5期《中国建设》。
我总是吃亏的，几乎每印一次画集，我都赔本。例如《引玉集》、《珂勒惠支版画集》、《士敏土之图》……这些，现在统统都送光了。
·与白危的谈话，录自白危《难忘的会见》，文收1956年人民文学出版社版《忆鲁迅》。
自由大同盟并不是由我发起，当初只是请我去演说。按时前往，则来宾签名者已有一人（记得是郁达夫君），演说次序是我第一，郁第二，我待郁讲完，便先告归。后来闻当场有人提议要有什么组织，凡今天到会者均用为发起人，迨次日报上发表，则变成我第一名了。……浙江省党部颇有我的熟人，他们倘来问我一声，我可以告知原委。今竟突然出此手段，那么我用硬功对付，决不声明，就算我发起好了……
·与许寿裳的谈话，录自许寿裳著，人民文学出版社1977年版《亡友鲁迅印象记·上海生活——前五年》。
危险自然是有的，作战哪里有万全的事，国民党何尝不想逮捕我，杀害我，不过在下手之前，他们是要考虑后果的，他们愿意杀人如麻不闻声，但这个如意算盘在我身上不容易打。他们因此就另想毒招：把我的声音闷死，使我成为活尸。不过他们是办不到的。
·与李霁野等人的谈话，录自李霁野著，新文艺出版社1956年版《回忆鲁迅先生·鲁迅先生的风度》。
唔，我的存在如果方便蒋介石政权的话，就不会被杀，但是如果不这样的话，就会被假以共产党的口实给杀掉了！他们对不利于自己的事，马上就会加上共产党的罪名啊！
·与山本实彦的谈话，录自山本实彦《鲁迅某种内
心的历史》，文刊1936年12月号日本《改造》。
对我下了逮捕令。——在中国，下了逮捕令就意味着这个人的行动受到了限制，不能在公开场合活动。跟在逮捕令后面来的，便是暗杀。
·与圆谷弘的谈话，录自圆谷弘《与鲁迅对话》，文刊1936年9月有斐阁版《中国社会的测量》，1991年第5期《鲁迅研究月刊》转载。
那男子（鲁迅等车时，一个男子，后来是一伙人围住了鲁迅/编者）说，政府虐待我是不对的，而我却回答说，政府大约也有政府的想法，这是没有办法的事。那家伙是个政治流氓，听说在广东曾经从苏联拿过十万元，现在是右派，替政府方面做工作。他是在试探我。
虽然对我发出逮捕令，但是在政府和国民党里，有我的老朋友，大概是不会被捕的。不过地方的省政府、省党部下面的党徒会做出什么事情来，却不知道了，所以不能不警戒。
·与增田步的谈话，录自增田涉著，钟敬文译，
湖南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鲁迅的印象》。
（当林守仁问，当时鲁迅的著作为什么少时），“这是因为用脚逃跑，比用手写作还要忙。”
·与林守仁的谈话，录自林守仁作戈宝权译《关于
鲁迅及其作品》，文刊《鲁迅研究资料》第2辑。
我们两人（指鲁迅和李立三/编者）各人谈各人的。要我像巴比塞那样发表一个宣言，那是容易的；但那样一来，我就很难在中国活动，只得到外国去住起来做“寓公”，个人倒是舒服的，但对中国革命有什么益处！我留在中国，还能打一两枪，继续战斗。
·与冯雪峰的谈话，录自冯雪峰《党给鲁迅以
力量》，文刊1951年《文艺报》第4卷第5期。
李立三路线到底是怎么回事，我不明白。一天晚上，人家开好旅馆找我谈话，开门进去一个高高大大的人接待我。他自我介绍说他是李立三，党要在上海搞一次大规模示威游行，搞武装斗争。还说：“你是有名的人，请你带队，所以发给你一支枪。”我回答：“我没有打过枪，要我打枪打不倒敌人，肯定会打了自己人。”
·与胡愈之的谈话，录自胡愈之、冯雪峰《谈有关鲁
迅的一些事情》，文收《鲁迅研究资料》第1辑。
李立三找我去，我去了。李立三说：“你在社会上是知名人物，有很大影响。我希望你用周树人的真名写篇文章，痛骂一下蒋介石。”我说：“文章是很容易写的。蒋介石干的坏事太多了，我随便拣来几条就可以写出来。不过，我用真名一发表文章，在上海就无法住下去了。”李立三说：“这个问题好办！黄浦江里停泊着很多轮船，其中也有苏联船，你跳上去就可以到莫斯科去了。”我说：“对，这样一来蒋介石是拿我没办法了。但我离开了中国，国内的情况就不容易了解了，我的文章也就很难写了，就是写出来也不知在什么地方发表。我主张还是坚守住阵地，同国民党进行韧性战斗，要讲究策略，用假名写文章，这样，就能够真正同国民党反动派战斗到底。”李立三没有办法，只好说：“好吧，你自己考虑吧！”我说回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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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1节：与内山完造的谈话
作者： 吴作桥
·与周建人的谈话，录自周建人《关于鲁迅的若干
史实》，文刊1977年第5期《天津师院学报》。
老板，可真有意思啊！刚才，我到沙逊旅馆去会一个人。就是那个马莱（指国际反帝反法西斯会议领导人，英国人马莱爵士/编者）。听说马莱的房间在7楼，我便走进电梯，然而开电梯的没有开的意思。于是我从电梯里出来，沿着楼梯走上去了！事情谈了一个半小时到两个小时，回来的时候，马莱送我到电梯。开电梯的正好是刚才那个家伙。马莱至为诚恳，倍加亲切，握手相别。那个开电梯的男人大为惊诧，电梯中间一次没停，一气开下，到了楼下，也不管门开没开，比我先一步跳了出去。真是饶有兴味呀！中国人的恶习，是以人的穿戴来断定人品的。开电梯的大受困窘，面红耳赤，加劲地开电梯。
·与内山完造的谈话，录自内山完造著，
日本讲谈社1942年版《上海霖语》。
只写文章，不愿教书。别人都在排挤我，我只好洁身引退。所以刚去北平，就有人散布谣言。谣言一直逼迫似的，将我送走。
·与王余杞的谈话，录自王余杞《悲愤——因鲁迅先生的
逝世而作》，文刊天津《益世报》《文艺周刊》第26期。
“我说的话已经都写在纸上了，你们总有机会见到的。如果说一个人说的话比写出来的文章还要好，恐怕没有那回事吧！”
·1932年11月27日在北师演讲与不愿散去学生们的谈话，录自
荆有麟著，上海杂志公司1943年11月版《鲁迅回忆断片》。
（在一个场合中，胡适碰见鲁迅，胡适说：“你又卷土重来了。”）
“我马上就卷土重去，绝不抢你的饭碗。”
（胡适说：“还是老脾气呵！”）
“这叫至死不变！”
·与胡适的谈话，录自荆有麟著，上海杂志公司1943年11月版《鲁迅回忆断片》。
呵，既然这样要求，那我明天的讲演里（指1932年11月27日在北平师范大学的讲演《再论“第三种人”》/编者）必须把“泥腿文学”这层意思讲进去了。泥腿文学，或者说草鞋文学，总之不是皮鞋文学。
·与于伶等人的谈话，录自于伶《鲁迅“北平五讲”及其
他》，文收上海文艺出版社1978年版《鲁迅回忆录》第1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