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读鲁迅.鲁迅私下谈话录-第7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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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茅盾的谈话，录自茅盾《鲁迅说：“轻伤不
下火线！”》，文刊1976年第6期《人民文学》。
自己不觉得一定有致命之病，倘说是衰弱，则一二年的休养也未必有效，因为是年龄关系；再者即使在国外吃胖了，回来后一定立即要瘦，而且也许比没有出去时更瘦些；而且一出了国便做哑巴，也太气闷。
·与史沫特莱、茅盾等的谈话，录自茅盾《纪念鲁迅
先生》，文刊1940年10月19日重庆《新华日报》。
我走出去，看见两旁埋伏着两个人，打算给我攻击。我想，你们要当着我生病的时候攻击我吗？不要紧！我身边还有匕首呢，投出去掷在敌人身上。
·对许广平讲自己的一个梦，录自许广平《最后的一
天》，文刊《作家》第2卷第2期（1936年11月25日）。
“我知道自己寿命不会太长了，因此有些事情必须要加倍地赶紧地做。”
·与萧军的谈话，录自萧军《纪念鲁迅先生诞生百周年和他的逝世四十五周年有感》，文收湖南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鲁迅诞辰百年纪念集》。
房子只要你替我去看定好了，不必再来问我。一订下来，我就立刻搬，电灯没有也不要紧，我可以点洋灯。搬进去后再办接火等手续。……裕字好像应该有两点（指“周裕斋”三个字中的“裕”字。“周裕斋”是鲁迅的笔名之一，亦为周建人先生之号。这是租房时鲁迅托建人刻字用的名号/编者）；但刻字店里横竖要写过的，随它去了。
·与周建人的谈话，录自乔峰著，人民文学出
版社1956年版《略讲关于鲁迅的事情》。
（冯雪峰用鲁迅的钱买了一只大的金华火腿，拟送毛泽东，征求鲁迅意见）
“很好。”
（同时又带上两本刚出版的《海上述林》）
“皮脊的是送M（毛主席）的，另外一本蓝绒面的送周（总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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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7节：与增田涉的谈话
作者： 吴作桥
·与冯雪峰的谈话，录自冯雪峰1972年12月
25日在鲁迅博物馆的谈话，转自朱正著，湖
南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鲁迅回忆录正误》。
在我方面来说，到那时（指死时/编者），我平生言论和主张，已很够留在我死后了，那一套（指立正式遗嘱之事/编者）恐没有必要吧。
·与须藤五百三的谈话，录自须藤五百三《医学者所见的鲁迅先生》，文刊1936年1月号《作家》。
“苦得很。”
·1936年10月18日早晨，与内山完造的谈话，录自内山完
造《忆鲁迅先生》，文刊1936年11月15日上海《作家》
第2卷第2号，转自1997年四川文艺出版社《大先生鲁迅》。
“我的病究竟怎么样了？”
·与内山完造的谈话，录自内山完造《忆鲁迅先
生》，文刊1936年11月15日上海《作家》2卷2号，
转自1997年四川文艺出版社《大先生鲁迅》。
“要茶”（为鲁迅一生最后的一句话/编者）。
·对许广平说，录自曹聚仁著，东方出版中心1999年版《鲁迅评传》。
鲁迅遗物：围巾、布衣衫、呢帽、跑鞋、雨伞。■思想
我认为比起任何国家来，还是生在中国好。
·与增田涉的谈话，录自增田涉《鲁迅的印象》，文收张新颖编，学林出版社1997年版《鲁迅印象》。
横竖都是被榨取的话，与其让外国人来，那情愿让本国人榨取。总之，与其让别人拿走财产，还不如给自家的小孩用。……归根结底，这是一个感情问题。
·1935年10月21日与野口米次郎的谈话，录自野口米
次郎《与鲁迅谈话》，文刊1935年11月12日《朝
日新闻》，1992年第4期《鲁迅研究月刊》转载。
“同样是财产化为乌有，我宁愿让败家子挥霍掉；同样都要被杀，我宁愿死在本国人手里。”
·与浅野要的谈话，录自原胜（浅野要）作，陆晓燕译
《紧邻鲁迅先生》，文刊《鲁迅研究资料》第14辑。
还是问你们吧（指几个日本学生问鲁迅：中国人为什么排日/编者）。对于这个问题，你们比中国人懂得多。中国人向来是很良善的，被压迫惯了的。今天为什么要起来反抗呢？——正因为帝国主义的野蛮行动有损中国人的自尊心！
·与几个日本学生的谈话，录自白危《回忆
鲁迅先生二三事》，转自刘一新《真的声
音，美的言词》，文刊《鲁迅研究资料》第21辑。
那可不行。这（指野口米次郎指出把中国交日本管，中国人可能会幸福/编者）在日本看来即使很有利，但对中国却是绝无好处的。我们的事，要由我们自己来做。
·与野口米次郎的谈话，录自儿岛亨《未被
了解的鲁迅》，文刊《鲁迅研究资料》第3辑。
日本人是聪明的，并善于模仿别人，对比之下，中国人好像愚笨似的，但中国人却具有创造精神。
·与儿岛亨的谈话，录自儿岛亨《未被了
解的鲁迅》，文刊《鲁迅研究资料》第3辑。
儿子和女儿都是父母的血统，没有儿子不必找个男孩继嗣。
·与周建人的谈话，录自周建人著，上海世纪出版集
团、上海教育出版社2001年9月版《回忆大哥鲁迅》。
在前清末年，我们从事反满革命的时候，我们当然也认为自己是“为民前驱”的。但我们实在很单纯，以为只要赶出满洲人就是。无论皇帝，无论什么，只要汉人来做就是了。的确是单纯的说不上什么理想，却是一股热情。
·与冯雪峰的谈话，录自冯雪峰《关于知识
分子的谈话——回忆片断》，文收人民文学
出版社1985年版《雪峰文集》第4卷。
但根源也就在此，富国强兵也罢，共和政体也罢，首先是要推倒异族的腐败无能的满清政府。所以，用来宣传革命的也都是明末遗民的著作，可以说只是民族主义，甚至是种族主义。……事情自然不是这么简单，现在看来就很清楚了。我自己是接近光复会的，光复会的人们就都这么简单的，他们没有明确的政纲……
兴中会就不同些。他们和华侨有关系。华侨的有钱的人是要一个便利他们做生意，能够在南洋保护他们发展的政府，倒不一定非汉人做皇帝不可。……这和光复会的领袖是浙江人，兴中会的领袖是广东人都有关系的罢。我们光复会人反对满人是要反对到底的，可以说是更农民式的。但兴中会，有政纲，并且很圆通，所以吸收的人就是复杂、广泛。
现在可以看得更清楚，那根本是在于异族满清政府的腐败无能，要推倒它，但各种人的要求又各自不同。……从事革命的也多是读书人，即所谓知识分子，也从事组织和运动各种会党，甚至运动土匪。……但各自代表的利害和观念——不是地主阶级，就是商人阶级——是决定实际问题的，所以辛亥革命意外地成功得快，立即就又妥协了……
说到那时读书人的理想之类，有一部分人可以说是复古派，譬如说，革命的目的之一就是恢复“汉官威仪”，回复明宋以至唐汉的旧制；这些可说是士大夫中的复古的理想派。他们后来是幻灭灰心了。另外想从西洋和日本学习富国强兵的道理的，也仍是根深蒂固的传统的思想，所谓“中学为体，西学为用”。能从欧洲的科学思想出发，看到民族的根本的病源，如慑于天演的法则，想从生物进化论的观点以谋国民的精神的改造开始——虽然在现在看来这是不正确了——如我自己，以及想彻底地采用欧洲现代的法制的革新派，自然是极少数的。
·与冯雪峰的谈话，录自冯雪峰《关于知识分子的谈话——回忆片断》，文收人民文学出版社1985年版《雪峰文集》第4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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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8节：与杜力夫的谈话
作者： 吴作桥
这到“五四”时候，就能有分明的面目了。“五四”运动固然是“卖国外交”所促成的学生运动，但那动力是民众的。那时北京大学和《新青年》杂志的反封建思想的科学和新文学运动已经开始；虽只有少数人在提倡，然而很有生气。但这是因为有具有新的头脑的学生和青年们在支持着的缘故。……那时的思想界自然仍是很杂乱，但惟独这思想运动是能够和广泛的被压迫的大众联接得起来的……
“五四”的思想革命，虽是知识分子支持的，但以国民为对象。其实这是社会革命运动。虽然那时很多人对于政治是模糊的，甚至冷淡和绝望，但他们（我自己也在内）却相信从社会和思想的改革着手是根本的办法。但另外的人，可说是受了俄国革命的影响，更从民众运动与民众的组织着手了……
·与冯雪峰的谈话，录自冯雪峰《关于知识分子的谈话——回忆
片断》，文收人民文学出版社1985年版《雪峰文集》第4卷。
那时候（指一九○七年前后），相信精神革命，主张解放个性，简直是浪漫主义，也还是进化论的思想。主张反抗，主张民族革命，注重被压迫民族的文学作品和同情弱小者的反抗的文学作品之介绍，也还是叫人警惕自然淘汰，主张生存斗争的意思。
·与冯雪峰的谈话，录自冯雪峰《回忆鲁迅》，文收
人民文学出版社1985年版《雪峰文集》第4卷。
“王道”确实有各色各样的牌号，但都是骗术，实质都一样。
这是运用“王道”骗术，巩固反动统治的一个实例。
·与李霁野的谈话，录自李霁野著，人民文学
出版社1984年版《鲁迅先生与未名社》。
“我反对专制主义，也不赞成无政府主义。”
·与杜力夫的谈话，录自杜任之（杜力夫）《鲁迅在劳
动大学讲课的前后》，文刊《鲁迅研究资料》第12辑。
我原来到日本去学海军，因为立志不杀人，所以才弃海军而学医。后来因受西欧革命和人道主义思潮的影响，又放弃只能救个人和病人的医学而改学文学。
·与尚钺的谈话，录自尚钺《怀念鲁迅先生》，文收上
海文艺出版社1979年版《鲁迅回忆录》第2集。
最初动手时，颇有不安之感，尤其对于年青女子和婴孩幼孩的尸体，常起一种不忍破坏的情绪，非特别鼓起勇气，不敢下刀。
·与许寿裳的谈话，录自许寿裳著，人民文学
出版社1953年版《亡友鲁迅印象记》。
当初解剖完整的人体，特别是对少女和儿童，的确不忍，难以下手，非特别鼓起勇气来不可。后来惯了，也就不再感到什么了。
·在北京时与学生理学学生的谈话，录自钦文《鲁迅在杭州》，文收《西湖》编辑部1979年编印《鲁迅在杭州》。
“不过，我是绝对地反对托尔斯泰、甘地他们那种人道主义。我是主张战斗的。”
·与申彦俊的谈话，录自申彦俊《鲁迅访问
记》，文刊1934年第4期朝鲜《新东亚》。
我以为共产党也应当记到仇，记到血债的。……报仇未必就都是革命，但革命者为什么一定非讲宽恕不可呢？
·与冯雪峰的谈话，录自冯雪峰《回忆鲁迅》，文收
人民文学出版社1985年版《雪峰文集》第4卷。
大家现在又在骂人道主义了，不过我想，当反革命者大屠杀革命者，倘有真的人道主义者出而抗议，它对于革命为什么会有损呢？……我未见有人道主义者挺身而出的事，但骂人道主义的人们为什么也吓得不敢响一声，或者还是没有想出另外好方法呢？……我想，中国大概并没有真的人道主义者，而另外的好方法也似乎想不出来，除去明白的直接的斗争。倘一面骂人道主义，一面又不斗争，我不知道这是什么主义！
·与冯雪峰的谈话，录自冯雪峰《回忆鲁迅》，文收
人民文学出版社1985年版《雪峰文集》第4卷。
人道主义也的确是无用的，要实行人道主义就不是人道主义者所主张的办法所能达到。除非也有刀在手里，但那样，岂不是大悖他们的主义，倒在实行阶级斗争了吗？于是，就反而要如“托尔斯泰样”（Tolstoyan，托尔斯泰主义者或托尔斯泰信徒的意思）一般，倒只向革命者要求人道主义了。托尔斯泰还是难得的，敢于向有权力的反动统治阶级抗争，“托尔斯泰样”可就不高明，一代不如一代！
·与冯雪峰的谈话，录自冯雪峰《回忆鲁迅》，文收
人民文学出版社1985年版《雪峰文集》第4卷。
的确不错的，革命要成功，单凭党员英勇，革命者不怕流血牺牲，还是不够；还要有正确的领导！……要改正一向以为革命就只是牺牲流血的事情，成功不成功在所不计的那种想法。
·与冯雪峰的谈话，录自冯雪峰《回忆鲁迅》，文收
人民文学出版社1985年版《雪峰文集》第4卷。
不！那是你们西方的上帝，我们东方的上帝就不那么宽宏大量了。这个上帝就是革命人民，他们决不会宽容杀人犯的。
·与萧伯纳的谈话，录自钱俊瑞《回忆鲁迅二三事》，文刊1981年9月19日《人民日报》。
造化生人，已经非常巧妙，使一个人不会感到别人的肉体上的痛苦了，我们的圣人和圣人之徒却又补了造化之缺，并且使人们不再会感到别人的精神上的痛苦。
我每当朋友或学生的死，倘不知时日，不知地点，不知死法，总比知道的更悲哀和不安；由此推想那一边，在暗室中毕命于几个屠夫的手里，也一定比当众而死的更寂寞。……我先前读但丁的《神曲》，到《地狱》篇，就惊异于这作者设想的残酷，但到现在，阅历加多，才知道还是仁厚的了：他还没有想出一个现在已极平常的惨苦到谁也看不见的地狱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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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9节：与许寿裳的谈话
作者： 吴作桥
·与许寿裳的谈话，录自许寿裳著，人民文学出版社1953年版《亡友鲁迅印象记》。
“在现在是不行了。人道主义非常力弱，禁不起马克斯主义的攻击，在马克斯主义已把它打死了的现在，它恐怕没有用了吧；然而，只可惜在中国是打死得过早了一些。
“人道主义，在中国是因白色恐怖而产生的，所以当它助善而抗恶的时候，它是有益而无害的。从前，创造社诸君曾指我是人道主义者，大攻击过我。其实，我是未曾以人道主义反对过革命者杀反动的人。有了以人道主义来作为反革命的工具的时候，再开始攻击它也不为晚呢，天底下有没有这样的怪事体？——人们同情你，你反倒说他‘可恶！’‘该杀！’而那些作为你的当面的敌人的，你反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