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968-历史的灰烬-第2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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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史至此，不由得不感觉到王莽是一个重形式甚于实质的呆子。他对形式的迷恋达到着魔的地步，最后竟为了形式意义上的改革而放弃了稳定，成为一个失败的悲剧改革家。
内心软弱自卑，一直对自己政权合法性没把握，所以一再借符命建立自信。王莽对形式和符号的迷恋达到不可理喻的程度。他自比周公，甚至给孝平皇帝的继嗣刘婴改名为刘孺子，以效法周公辅政时管蔡讥讽“其将不利于孺子乎？”这一典故；废汉时还握住时年5岁的刘孺子的手流泪不止，为不能全始全终内疚。
他搞了许多符命图谶，可笑的是，他本人好像还真相信这些，有时候，他的种种作为简直同代汉前判若两人，其思维的混乱和不可预测，除了其内心的持续紧张和自信不足外，再无别的原因可解释。他虽然迈出了决定性的一步，但内心的挣扎并没有停止，再加上刘氏宗室或明或暗地一直在抵制，从而使得他对新政*权的合法性始终没有把握，而这种担心又进一步加剧了他内心的紧张和疑惧。在这种情绪笼罩之下，他就有了一些不要说政治家就是常人都难以理解的错乱行为，今日有史家甚至说王莽后来可能已经精神错乱了。汉钱称刀，“刘”为卯金刀，王莽废汉钱不许卯金刀流行是为了从符号上灭汉，然而矛盾的是，他一方面要废汉，另一方面却保留汉高祖在京师的宗庙，保留王太后的尊号，诸刘为郡守只蓰为谏议大夫，并没有剪除，诸侯王降为公〔只是后来有人建议才罢废〕，这不但不足以立威镇住刘氏贵族，反而使之因为降爵而心怀怨恨，而且他们的名号仍在，对社会仍有一定的号召力。这无异于保留了汉的神主，为反对派假汉神主号令天下提供了可能。打蛇不死，反受其噬。王莽此为，等于是政治自杀。说其精神错乱也不为过。
那个给他争取来“安汉公”和“宰衡”称号的甄丰，在他废汉后同他保持一种距离，并对汉宗室持同情态度。王莽只是羞辱了一下他，授给他“更始将军”职务，这对自视甚高个性很强的甄丰来说，确实是莫大羞辱。王莽迷信并制造图谶，将亲信制造的图谶上图画的人物全部找出来授之以官，以致两个看城门的、卖饼的布衣只因为跟图谶上的人像相像，就被确认为就是神迹所昭示的人物，从而使那两个市井小民一举而为公卿，出任“更始将军”。现在他让甄丰也当“更始将军”，与昔日卖饼郎、看城门的并列，就是成心羞辱甄丰。这也就罢了，皇帝羞辱一个臣子也不算什么。可是当甄丰的儿子甄寻造出新的图谶说新室将分陕西为二，丰当为右伯时，王莽仅仅为了证明图谶的天意色彩，证明图谶的正当和灵验，竟然真的授甄丰为陕西右伯。只是甄寻不知道见好就收的道理，竟然胆大包天地造出新图谶，说王莽的女儿，那个汉平帝皇后、定安太后、新室黄皇室主当为其妻时，才引起王莽的震怒：“黄皇室主为天下母”，甄家父子才被诛灭。
制造天意，慕古成痴，进行神秘主义炒作。王莽在其短命的皇帝生涯中，一直追求一种“精神胜利法”，对文字的力量达到痴迷的地步。他总是通过改名字来彰显自己的威权。王莽将高句骊改为下句骊，长安改为常安，派使者收回废汉授于匈奴的印玺，授之新印，并在文字上做手脚，贬低匈奴，将“匈奴单于玺”改为“新匈奴单于章”，把匈奴王的玺改称普通人的章，在无谓的名称上羞辱匈奴，后竟将匈奴名字改为“降奴服于”，从而满足自己的精神胜利，徒然引起无谓的国际纠纷。这就像后来明王朝把西域维吾尔译成“畏吾儿”一样，纯粹是精神胜利，事实也证明这就是内心虚弱的表现。王莽并没有就此止步，不知道是不是为了转移国内矛盾，他竟在内患未除之机又挑起边衅，五路人马对匈奴用兵，分其国土人民为15，立内附已久的呼韩邪单于的子孙15人皆为单于。此一战虽然获胜，但因用严厉的强制手段进行社会总动员，消耗了本来就不充裕的社会财富和人力，那些原本对前政权失望已久的社会弱势群体，因为政权更迭而产生的一点微薄的希望也因此很快灰飞烟灭了。
他的托古和慕古成痴也是前所未闻。他进行的货币改革导致金融破产，货币失去公信，从而加速了社会的恐慌和愤怒。他废大钱小钱五铢钱，除了因为中央财政出现巨额亏空，铸造新钱有转移亏空，并消除刘汉痕迹的作用外，主要还是为了进行他那书呆子式的托古改制。他发布文告说，反对货币改革者，“比井田〔跟反对井田者同罪〕，投四裔”，他对政敌竟真的像舜对政敌一样投之四裔。甄寻等三人就被分杀于羽山、三苗，连杀的用词也用的是上古的。如殛、放等，书呆子气十足。他可笑的比照上古作法，除了表明他的不合时宜和迂腐外，再次证明了他内心的虚弱和信心不足。正是因为内心虚弱和信心不足，他才拼命地比附上古帝王的圣迹来强调他的正统和合法。与此相映证的是，他自认是黄帝和舜的后裔，竟然史无前例地追封王陈田宋四姓先祖，诏封四姓为新室的宗室。
改革的左倾盲动。他发布土地改革文告推行王氏“井田制”，他的“耕者有其田”的思想，近人曾比之为两千年前的空想社会主义。然而，推行土地改革有激烈与和平两种手段，要么以强力做后盾，采取强制手段进行土地改革；要么用商业手段通过赎买地主土地分给农民。但他既无强力又不赎买，却仍要在政权初立时，不顾稳定是压倒一切的大原则，犯了严重的左倾幼稚病，企图通过诏书和文告进行土地改革，并威胁天下：反对者投诸四裔。这自然引起豪强强有力的反抗。他不明白自己的权威基本上还局限在长安，天下广大，鞭长莫及。他忘记了有汉一代不断被提起的亡秦的教训，想当年秦皇帝“奋六世之余烈，鞭长策而御宇内”，实行残暴统治，却因为农民陈涉登高一呼，天下就“嬴粮景从”，万世基业的宏伟设想比及二世就灰飞烟灭了。以今日之新比昔日之秦，谁的力量大？莽新没有嬴秦的实力，却要行使嬴秦的威权，岂可得乎？
对刘氏失之于宽，对豪强失之于严，从而打击了政权的基础，使新室权威只及于长安。王莽有感于国家财税流向豪强，底层的农民沦为奴隶，造成国家、农民双输，豪强独赢的局面。他推行“耕者有其田”的“井田制”，还反对把农民变为奴隶，认为有负天生人的初衷，大有天赋人权的萌芽。但可悲的是，这一正确的改革实行在错误的时间。要么在他当安汉公时借汉威实行，挟天子以令诸侯，使反对者失去依托的名号和借口；要么等新室权威底定，天下已稳时实行。王莽急于求成，却不知，在汉末中央皇权不断弱化过程中，豪强的羽翼已经丰满起来。现在面对王莽的新政，他们很快就在政治上作出反应，“用脚投票”，与刘汉余孽合流。土地改革因为没有给农民带来好处，不但没有争取到破产农民的支持，反而未得先失，为渊驱鱼，为丛驱雀，把豪强也驱赶到政权最危险敌人刘汉余孽的一边；又赶上连年旱灾，中央既无财力也没人力进行赈灾，而原本充当中央与底层农民桥梁的豪强士绅们，不但放弃了道德责任，反而恶意地推波助澜、甚至落井下石，建立城堡自保，加速土地兼并，驱赶失去土地的自耕农，从而使饥饿的农民变成庞大的流民。末世所特有的绝望情绪从上层渗入中层，现在又弥漫到社会最底层，社会的怨气危险地累积，新生政权在其刚诞生时就呈现了亡国的征象，其存在的合法性受到普遍的质疑。本来对以汉室诸侯为代表的豪强有强烈敌意的底层自耕农和农奴，也在时势发展的不可预测之下，出现与他们以前的敌人相结盟的危险倾向，这种倾向甚至贯穿整个社会。王朝末日的景象充分显露，中原煮沸、天下鱼烂河决的时候来了。
连年的饥荒终于使流民揭竿而起，历史又像秦末一样，由农民射出了第一枝反箭。在毫无政治主张下，流民集团流窜作战，把反叛的种子播洒四方，并在席卷天下的征战抢掠和无情杀戮过程中，逐渐形成为一个特定的政治势力，如赤眉和绿林。在中央的权威被他们像捅窗户纸一样捅破后，豪强势力也在保土安民的名义下从各地蜂起，他们利用自己的财力优势，招募饥民，迅速壮大起来并逐渐整合，并最终与流民集团合流。在共同的敌人新莽彻底垮台后，为了填补新莽后的权力真空，昔日的同仇敌忾很快就转化为彼此争夺。经过血腥的角逐，不厌其烦的权谋，无休止的结盟和背叛，人心思定，最后让刘秀脱颖而出。可是经过这一征战，全国人口从6000万户减成2100万户，尸骨如山，血流漂橹，完全可以用“千里无鸡鸣”来形容。
可叹王莽历经艰难，废尽心机，甚至牺牲了两个儿子〔被他因为政治自保需要杀了〕，一个女儿〔给14岁死了的平帝为后，史称王莽毒杀了平帝，让他的女儿未成年就成为寡妇〕，终于夺来了天下，却因为政策失误而付诸东流。从而使得一个美好的改革无功而返，也使一个本当名垂青史的开国一帝，成为千古权奸和笑柄，留下万世骂名，不亦悲夫！
“作秀”现在已经是世界潮流
王莽被丑化为伪君子也就罢了，历来搞政治的多多少少都要过一下“民意关”，也就是不管主动被动都要面对一个百姓口碑问题。而所谓老百姓的口碑并不真是来自老百姓，它通常只是知识分子的评价，而所谓知识分子，除了那些暂时栖居林泉的隐逸外，基本上是与士绅官僚集团及其门下宾客相重叠的。因此，政治家要想获得好的社会评价，就必须得到知识分子的认可，而要在这些精通政治的人们面前脱颖而出，没有过人的政治手段是不行的。
因此，为了政治上的崛起，则任何权谋、心计、做作，都不妨一试，当然，必不可少地还要有异乎常人的忍耐力，要有过人的韬光养晦的能力。勾践面对吴王，是如何的低三下四，是如何的忠心耿耿，其侍吴王，无异忠臣，无异孝子，可最后让吴王血溅馆娃、身死国灭的同样就是那个忠心耿耿、低三下四的勾践。很显然，勾践的作为只是权谋和养晦，其对吴王的忘恩负义不但没有受到历代史家道义上的谴责，而且被称为智慧和英雄行为。历史和民意总是对胜利者宽容，对失败者苛刻，勾践成功了，就被历史家当作处逆境自强的典范，王莽失败了，就成了“白石似玉，奸佞似贤”，就被历史千百年地嘲弄。浩浩青史，除了太史公曾经不以成败论英雄外，给了陈涉和项羽这两个失败英雄应有历史地位，又有几个史家不是承御意而命笔？千秋史家，何以对王莽如此苛刻呢，怎么都一个个自觉地站在刘汉的立场上说话呢？当然，除了王莽失败了外，刘氏的复辟是一个主要原因，后世史家都因循了东汉的观点。但在今天，我们就没有必要也没有义务承袭传统史观，应该破除历史的局限和任何道德正统的束缚，从五千年历史的大脉络上还原历史、厘定历史。
何况，从我们今天现实政治来看，国内外政治家面对的“民意”压力比任何时候都要大，一个没有民意肯定的政治家不会有任何政治前途。西方选举文化在这一点上更膨胀了民意的分量，政治家要实现自己的政治主张，就不可避免地要利用民意甚至制造民意。普通选民对政治家并不熟悉，更谈不上了解，他们通常只是透过政治家的演讲，通过电视镜头来认知他。选举的作秀化已经泛滥，竞选人镜头前的一举一动都有可能化为正负两方面的民意，而民意就是实实在在的选票。有鉴于此，不“作秀”行吗？不“亲民”行吗？为此，政治家们身边的谋士们，也像旧时幕僚宾客一样，极力为“东翁”出谋划策，设计种种方案来凸显“东翁”的亲民、智慧、伟大的形象，诸如三顾茅庐，问策东山，戴雪访贤，冒雨问苦，披坚执锐，身先士卒等等设计就纷纷出笼，经营得当的话，此政治家的形象就一下子光彩照人起来，由此派生而来的民意就必然化为最后的选票，从而把竞选人送上高位。
“作秀”一词虽然来源于西方，但在国际一体化的大潮流下，谁又能抗拒得了电视镜头的诱惑呢？谁又能忽视“作秀”带来的潜在民意呢？再说，“作秀”总比连“秀”也懒得作好，毕竟“作秀”的目的是讨好民意，这实际上也是老百姓制衡政治家权力的一种形式，要让政治家知道，其权力来自人民授权，而且不是一经授权就一劳永逸，一旦民意变迁，这种授权就会被收回。因此，政治家们必须持续寻求民意的支持，必须持续地“作秀”。尽管“作秀”有表演成分，但多多少少总会张扬民众的权利，总会给民众带来一些好处。即使这种“作秀”纯粹是表演，也不宜一概否定，眼下的“作秀”虽然只是形式，但只要有这种形式在，只要这种形式具有永久合法地位，则迟早有一天，形式和内容会一致起来，所有的制度安排就不再只是形式。对待形式主义的一些东西，也许我们也需要换位思考，从历史发展渐变的角度看，有形式主义总比连形式主义都不要的强，有遮羞布总比没有任何羞耻之心要强。对待民主，对待“作秀”，我们都应该持这种宽和心态。
今天的我们，没有必要替“成者为王败者寇”的王朝史观背书，我们需要从现在的认知，从五千年历史的一脉相承，从人类一家和人类发展的大趋势，来重新审视古人留下的纷繁卷页。王莽废汉自立问题就是其中之一。
第一部 禅让是历史无可奈何的选择
禅让是历史无可奈何的选择
禅让在儒家的字典里代表着上古圣贤政治，在仲尼门徒一相情愿的梦想中，禅让是儒家道统战胜政统的标志。天下惟有德者居之，执掌政权的领袖同时也应该是道德的完人。这就是所谓的圣人治国。按照这个逻辑，尧舜禹汤文武周公都是圣人治国的标志性人物，只是在“礼崩乐坏”的春秋以后，这种政道合一的政治模式才被破坏。孔子只是“素王”，虽然自命为圣贤政治的不二传人，数度周游列国，可始终与政权无缘，且屡屡厄于野人，空剩下“道不行，乘桴桴于海”的无奈；而控制政权的王霸却免不了道德权威的缺憾，在他们的视角里，天下惟有力者居之，夺取天下和保全天下，需要的只是富国强兵，至于仁义道德，那是装点殿廷、遮掩霸气的一种文饰，最多也只是包裹尔虞我诈、纵横捭阖的一层糖衣。
这是儒家士子永远的遗憾。自孔子始，历代儒家领袖都在为恢复上古圣贤政治而努力。不过他们不再奢望圣人能执掌政权，他们只是希望执掌政权的领袖能成为圣人，也就是所谓“致君尧舜”。但众多儒家士子永远也不知道，恐怕也永远不想知道，这个上古政治春梦，真的存在过吗？它也许只是孔子夜梦周公醒了后的模糊记忆？如果只是因为这一点美丽的残梦，而用数千年的光阴来反复试验，那代价简直就是不堪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