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世凯评传-第13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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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交“双簧”四（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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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日本在朝鲜的行动步骤来看，清廷以往的失误被抓住作为其侵略行动的外交掩护十分明显。日本在诱使清廷出兵后，立即以保护使馆商民的名义出兵朝鲜，而后要求共同会剿东学党，再后提出日中共同改革韩国内政，其借口均出于《天津条约》的有关规定；在遭到清廷拒绝后，遂依仗优势兵力，强力迫使朝鲜“改革内政”，实即建立亲日政府，再以此政府之名义否认朝鲜为清属国，并请求日本代为驱逐在朝清军，其根据则是自《江华条约》起，日本就从未承认过朝为中国的藩属，而这恰恰是当年（1875年）中日交涉时清廷放弃宗主国责任，让日本钻了空子所致。其颟顸可叹，其惨败亦势所必至，理有固然。
在清廷军事观望，寄希望于列强的外交调停之际，身在一线的袁世凯已觉察到苗头不对。面对源源不断开到汉城的日军，他感到中日之较量将由外交转为军事，而他赤手空拳，单凭口舌已难有作为，遂于6月18日（旧历五月十五日）致电驻军牙山的叶志超：
日人跳梁，意在防我，强行以大兵入我藩国首都，终将相机狡猾图谋。我方如一振作，日方必自衰落。只是派兵的来意，在保局息事，殊无可奈何。麾下不妨先散播进军汉城的声势而不必马上开进，看其如何转变态度？
袁的意图是要叶虚张声势，作出欲进兵汉城的样子，使自己对日交涉有所倚恃，无奈叶怕刺激日本，并不响应。李鸿章一再指示袁与日使大鸟交涉，要求日本停止增兵朝鲜，其实，武力控制朝鲜已是日本既定国策，正全力贯彻执行，岂是袁世凯所能阻止的？袁同日致电北洋，陈述其所处的外交困境：“凯屡次与之协商，均反复无常，极为可恨，恐怕非口舌所能争”；袁联络各国驻汉城外交官共同诘问大鸟日本增兵之事，“然而日本气势甚为凶悍，各国官员一时亦无可奈何。”至此，袁世凯已完全意识到事态已发展到实力较量阶段，而清廷政策是“保局息事”，有军队也不能使用，瘸了军事这条腿，在日军环伺的汉城，单凭口舌之争已不可能有何作为，如果坚持和局，也不是在汉城所能解决的：“屡次努力劝阻大鸟毋令增兵来汉城，他已答应，然而前言俱食，后言何可再信？况且日本政府意在威胁韩国，大鸟自己不能做主，难以口舌争讲，似应先调南北水师迅速前来严加防备，继续准备陆军；一面电令汪（驻日公使）商办，并由总署酌请驻华各公使调处，或不致很快破裂72”。
此后袁在朝鲜的作用便局限于收集情报、指导亲华的朝鲜政府官员如何应付日本的压迫等方面。起初朝鲜政府的对日交涉，还经常与袁磋商讨教，袁也能由此获取日本方面的情报转达清廷；但随着日军逐步控制了仁川、汉城，政府也逐渐为亲日派所控制，靠日本摆脱清廷控制，自主独立的言论大兴，袁在这方面亦难有作为了。据曾在朝鲜袁世凯官邸做文案的沈祖宪追记，当时日本人确有假手东学党人除掉袁世凯的迹象：
时东学党人必欲害公，藉日兵势力，伺察周密，以至于不能出使馆一步。使馆薪米缺乏，幕僚皆托故潜遁。文牍电报，（袁）乃以一身兼之。73
东学党人之所以仇恨袁世凯，是因袁在镇压东学党起义过程中，一直充当朝鲜政府的主心骨和军师；日本则有甲申政变被袁挫败的旧恨，袁被派驻朝鲜之初，日本就反对，“谓彼曾带队在韩杀败日兵者，显非睦谊”。袁在任十年，关系网遍布朝野，日本欲控制朝鲜，非祛除袁的影响不可，但袁有外交人员身份，日人不便公开出面，而假手乱党暴民则易于掩饰。总之，袁此时所处的环境已是杀机四伏。
6月30日（旧历五月二十七日），袁世凯在得知朝鲜在日本胁迫下已正式照会大鸟，申明朝鲜为自主国家，非清廷之属国的消息后，致电李鸿章，在报告这一消息后，提出了撤退回国的请求：“听说大鸟拟照公法来作梗，依例派兵押解凯出境。果真如此则耻辱甚大。（现在）只可依照万国（公法）使节条例，送文通知照会韩国，回国禀商，请兵伐韩。”袁的考虑是，朝不承认为清属国，他这个宗主国派驻朝鲜的“总理交涉通商事宜”的名义就不被承认，日本可按国际公法，以“职名均舛”为借口派兵将他递解出境，如此则不但使他，而且使国家受辱蒙羞，不如主动撤回，另作他图。清廷当时认为，朝鲜自立“究无实据，袁若马上归国，日本又将引为口实”，不予同意；李鸿章遂电令袁“要坚贞，勿怯退74。”
袁世凯在朝鲜纵横捭阖十二年，在军事、外交上都是占尽风头的人物，袁在监控朝鲜王室、政府外，还通过操纵其在朝政府内的关系，百般阻挠列强们渗透、控制朝鲜的图谋，因此深为列强们尤其是日、俄所嫉恨。如今坐困危城，其心境之焦虑恐惧可想而知。随着汉城局势日益紧张，袁不顾总署和李鸿章的劝阻，自6月29日起，连续致电北洋，陈述目前困境，要求撤退回国。李鸿章对此不置可否，只是将其电文转陈总署，但不表态的本身就是一种态度，表明李对袁在关键时刻沉不住气的表现不以为然。7月4日，总署复电指示李鸿章，“袁道想马上降旗回国，反而好像与日本国失和，办法仓促有失国体，希望速发电制止，万勿轻举妄动”；李将电稿转发袁世凯，自己只加了“应遵办”三字。次日鉴于形势严峻，袁再电北洋，详细报告目前情势和自己的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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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交“双簧”五（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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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兵万人分守汉城，四路各要害及我军由陆地前来（汉城）之路均置炮埋雷，每日由水路运弹丸、雷械甚多，兵帐、马厩架备多处，观其举动，不但无撤兵息事意，似将有大兵续至。日本蓄谋已久，其志甚奢。倘俄、英以力勒令，或可听；如只调处，恐无益，徒误我军机。日虽答应不先开衅，然而削除我宗藩体制，控制韩国内政，自难以坐视，阻止他即争端自我挑起。日本狡诈，以大兵来，岂肯空手回去？要想寻衅，何愁找不到机会？叶军居于牙（山）难以接济。日本一再加兵，（意图）显露无忌，应迅速派兵，全以商船载往鸭绿江或平壤下船，以待大举。韩国既报称匪平，我先撤亦无损害，况且天津条约日本已经违反，我应自行其事。若以牙（山）驻军与日本持续到来之兵相持，争端一开，连退路都没有了。
从袁此封电稿中可看出，他已看出除非清廷放弃其在朝权益，战争势不可免。所谓列强调处只会“徒误我军机”；日本既已决心强占朝鲜，中国要么主动撤军，要么立刻增兵备战，别无其他选择。用兵就必须制敌机先，无须顾忌由哪一方开衅。根据这一分析判断，袁再次向李鸿章请求撤使回国：
凯在此已无办法，徒受困辱，拟赴津面禀详情，佐筹和战。倘蒙允许即刻成行，以唐守（即唐绍仪）暂代。唐有胆识，无名望，日本也不忌恨他，打探消息，密谋助韩较易。乞速示。
但清廷仍不放弃通过列强调停解决朝鲜问题的幻想，7月7日，竟以圣旨的形式拒绝了袁的请求：“现在韩日情势未定，袁世凯在彼可以常通消息，且与各国驻韩使臣商议事件亦较熟悉，著毋庸调回，钦此75。”袁一再请调回国，却因为他在朝鲜人太熟，关系太多，无人能够替代而屡屡为朝廷所拒绝，不由得急火攻心，发起烧来，袁马上托病躺倒，委托唐绍仪代司其职76。袁的想法是，列强调停已不可恃，在朝外交亦不可能有何作为，战争势将爆发，滞留险地，徒死无益。朝廷既以自己能干而不放，现在病倒，可谓天从人愿；自己不能坚持办公，又有唐绍仪代替，或许上司会同意自己回国。两天后，形势更趋恶化，有驻韩国西方外交官遭到日军殴打的事件发生，官邸的雇员因害怕日军大多不再上班，袁再次致电李鸿章请求回国：
凯等在汉（城），日军围困月余，视华仇甚，赖有二、三员勉可办公，今均逃避。凯病如此，惟有死，然死何益于国事，痛绝。至能否邀恩拯救，或准赴义平待轮，乞速示。
唐绍仪亦于同日连发两电请示李鸿章：“在汉城两署办公只剩二人，今闻南北进兵，均马上逃走，没办法挽留。仪一人译电办公断难处理，袁道77有病又须照料，势急情迫，乞速示。”又报告袁的病况：“袁道病日重，发高烧，心跳厉害，左肢痛不可耐。韩国事态危险已极，医药并乏，留汉城难望治愈，仪目睹心忧如焚。韩国事务以袁道最为熟悉，调回尚可就近商办一切，无论和战，当可图报效。若弃置不顾，可惜。”李鸿章此次动了恻隐之心，就调回袁世凯一事电商总署，并于7月15日（旧历六月十六日），奉旨调袁回国78。
袁接到电报，如逢大赦，连夜打点行装乘船逃离汉城。叶恭绰曾撰文记叙此事：
先是，袁世凯……以道员为中国驻韩商务总办，在东学党起事前后，日本正横行无忌，密谋杀袁，事为唐绍仪所知。唐时在中国驻韩海关任职，遂与税务司穆伦德告之英国领事朱尔典请求援助。复得朱同意后，唐即于夜半手持两枪两刀，乘着双马，护送袁世凯到江边，登上朱尔典所准备的英国兵舰，随后把袁氏送回天津。计袁到江边时，距日人密谋动手时间，才差十几分钟。79
叶恭绰所述，据说是唐绍仪亲口告诉他的，应是事实，但亦不免有错处。如此时朝鲜税务司应为英人柏卓安，而非德人穆伦（麟）德，穆氏早于十年前即被免职调回中国海关了；而袁亦非在汉江乘英轮脱身，而是赴仁川乘清舰平远号回的国。袁世凯自己的说法有所不同，但唐、袁均为当事人，所说不会有错；但转述人的话都是时隔几十年后的回忆，难免有不准确之处。但日本人阴谋借东学党人之手除掉袁世凯则是没有疑问的。据他的女儿袁叔桢（即袁静雪）回忆：
据他以后说起，当他准备回国的时候，忽然得到了一个秘密的情报，说是朝鲜的东学党打算在他回国的途中派人谋杀他。他为了避免发生意外，便化了装，改变了回国的路线，就这样，他才得以安然脱险。80
袁走后四天，日本就策动了朝鲜的宫廷政变，强行建立亲日政府，同日日军还攻占了中国驻韩总理公署，唐绍仪避入英国总领事馆。7月25日，日海军突袭清军运兵船，中日战争爆发。7月28日，驻朝清军于成欢驿与北进的日军发生激战，唐绍仪亦在英人护送下，经仁川回国。李宗一所著《袁世凯传》把袁在战争前夕的表现说成“临阵脱逃”，有失公允。从上述所引资料可肯定，袁是坚持到正式调令下达后才离开的，袁一再要求撤退回国的理由也是正当和可以理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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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交“双簧”五（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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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甲午战争失败后，国内士大夫多把引发战争的责任归咎于袁世凯。如孙宝暄所撰《忘山庐日记》曾详记其朋友宋恕81（即文中的“燕公”）对袁的评价，很能代表当时一般士大夫对袁世凯的看法：
燕公又云：甲午之役，朝鲜无所谓东学党。其事为袁世凯所虚造，而两国因之酿战祸，以至于割地赔款，使中国遭受严重耻辱，损伤元气。……起初，袁世凯继吴武壮82镇抚朝鲜，颇干预其政权，曾受人私托，强迫国王予以官职；或有私怨，亦强迫国王抓捕。国王有时没按他的意思办，世凯乃伪造国王谋叛书，上达于朝廷，阴谋废立。国王亦上书诋毁袁而自我辩解。我国北洋大臣李鸿章闻而调停之，然信袁不疑。是年，朝旨以潘某代袁。袁闻而恐慌，乃电告北洋大臣说：朝鲜有东学党将作乱，袁某宜暂留，不可归，且请兵。北洋大臣信之，为遣叶志超统一旅赴朝鲜。日本人闻之，怀疑中国将乘机灭亡朝鲜，夺其土地，也派兵前往。两国兵皆至，东学党不知所在。日本人遂正告于我国曰：朝鲜政秕民苦，我二国何不代为改革？朝鲜能自立，才不用担心俄国人。朝廷不许曰：朝鲜，我属国也。我都不干预其内政，何况贵国乎？日本人复曰：贵国指朝鲜为属国，朝鲜与我往来，未曾自言附属贵国也。所请既不见纳，则各行其是可已。战祸遂开，中国由此一蹶不振。其后卫汝贵被诛杀了，叶志超、龚照屿进监狱了，李鸿章被解任入阁了，唯独袁世凯置身于事外，而且奉命与聂功亭编练新军，为朝廷倚重。不久，又巡抚山东，成为封疆大吏，也没有人揭发他，不是很奇怪吗！83
了解袁世凯在朝鲜实际作为的人不难看出，此番评论不过是局外人的道听途说。说没有吧还像有那么点影子，说有吧又全然不是那么回事，所谓望风捕影指的就是这种耳食之言。
袁在朝鲜是清廷政策的忠实执行者，而且是出色的执行者。出兵朝鲜是应朝政府的邀请，也是作为宗主国的清廷对其属国的应尽义务。无论是否有东学党起义的事件发生，中日在朝鲜早晚要兵戎相见，除非清廷主动放弃对朝鲜的控制，而这在当时绝无可能。李鸿章作为统帅自应为战争的失败负责，卫、叶、龚对于败战朝鲜、辽东和旅顺失守负有主要责任，受到惩处是理所当然的。清廷和李鸿章之所以不惩罚袁世凯，是因为他没有错处；之所以重用他，是因为他能力出众。
固然，袁世凯不是君子，好用权术，但在波谲云诡的外交战场上，君子往往偾事，善用权术者则时常占得便宜，袁世凯、伊藤博文就是如此。权术是一种诡道，在政治、外交中有时不得不用；权术也是双刃剑，迷信权术者最终会败于权术。袁世凯在朝鲜以权术大行其道，尝到了甜头，此后事事偏好使用权术，形成了对权术的迷信。一种事业、一个团体，靠权术是难以维系始终的，袁世凯日后众叛亲离的悲剧，偏好以术驭人是个重要的原因。然而有此偏好者，仍然举目滔滔者皆是，袁之所作所为，或可为后来者戒吧。
注 释
1《李鸿章全集·电稿二》第174页。
2穆麟德，原为德国驻天津领事。卸任后，适逢朝鲜壬午兵变平息后清廷帮办朝鲜海关关务，经李鸿章推荐出任朝鲜商务协办。
3参见蒋廷黻《中国近代史》，岳麓书社版，第71页。
4郭廷以：《中国近代史事日志》（上），中华书局版，第780页。
5《李鸿章全集·译署函稿》卷十七，第3333页。
6沈祖宪、吴罜生：《容庵弟子记》卷一。
7《李鸿章全集·译署函稿》卷十七，第3348—3349页。
8沈祖宪、吴罜生：《容庵弟子记》卷一。
9同上。袁所提出的“监国论”，实滥觞于张謇。张于1882年壬午兵变后即上书李鸿章，建议“对韩事，请援汉玄菟、乐浪郡例，废为郡县；援周例，置监国；或置重兵，守其海口，而改革其内政；或令自改，而为练新军，连东三省为一气。”参见王芸生：《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
10《李鸿章全集·电稿一》第347页。
11《李鸿章全集·译署函稿》卷十六，第3302页。
12沈祖宪、吴罜生：《容庵弟子记》卷一。
13同上。
14同上。
15郭廷以：《中国近代史事日志》（上），中华书局版，第787页。
16《容庵弟子记》卷一。
17《李鸿章全集·译署函稿》卷十八，第3351页。
18《容庵弟子记》卷一。参见《李鸿章全集·奏稿》卷五十五，第1636页。
19但在形式上，袁之使任还是依程序办的。“命以知府分发，尽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