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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7章

袁世凯评传-第37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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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元气亏损,无开诚布公之治,开奸佞尝试之门,贪图(一己)尊荣,将国家当作赌注,不忍二。云南不安定,兄弟阋墙,(内战造成)寡妇孤儿,生灵涂炭,地方夷为灰烬,国家养兵,反而祸乱了自己,不忍三。宣统的名号,依然存在,却妄自称尊,惭负于隆裕皇太后,活着不齿于世人,死后也会受到历史的诛伐,不忍四。”阮无言以对,回京复命,袁于是更感到武力解决已不足为恃了。70
  不忍言而言,表明了一种态度,跟从自己最久、最听话的张勋竟然也是这种态度,袁世凯的心这下子是一凉到底了。段祺瑞、冯国璋等均是小站练兵时的骨干,也是北洋集团中的最重要成员。在辛亥革命时,冯国璋力克汉阳、汉口,重创了湖北民军,遏阻了革命党的势头;奉调回京后,冯一手控制住了由旗人组成的禁卫军,使清廷失去了武力抗争的最后凭借。段祺瑞继冯国璋出任湖北前敌总指挥,秉承袁世凯的意旨,一面维持前线不战不和的局面,一面联络北洋各将领,联名通电威逼清廷退位。袁世凯能够顺利成为临时大总统,冯、段二人出力最多,功劳最大,也成为袁世凯之下最有势力和影响的北洋军头,但也因此渐渐受到袁的猜忌。袁与段的交恶,已在前面交代过。袁与冯,原本关系很好,甚至为冯续弦,两家由此结成了通家之好。据袁静雪回忆,其事经过如下:
  冯国璋从小站练兵起就跟随我父亲做事,后来经过我父亲的不断提拔,到了民国初年,直做到了宣武上将军、督理江苏军务,雄踞东南,手握重兵,成为我父亲手下的一员大将。有一天,我父亲在晚间上楼后,看见几个姨太太和我俩正在他的卧室里闲谈,便和我们说:“今天冯华甫来了。”我不知道华甫是冯国璋的字,就问:“冯华甫是谁?”我父亲说明了以后,接着问我俩,“你们应当叫他什么?”二姐迟迟疑疑地说:“叫世哥。”我父亲笑着说:“不是世哥,是四哥。”由这一称呼看来,我父亲对于冯国璋是怎样看待,也就可想而知了。
  在这里还应该插叙一下冯国璋和我们老师周砥结婚的一段故事。周砥,字道如,家住天津(并不是天津人),曾教过二姐和我读汉文,及至我们搬进了中南海,她虽然已经不在万字廊的专馆里担任课程,却由于她和三姨太太相处得很好,所以仍然常来常往。她是一个老姑娘,曾经声明过不再嫁人。那时侯,冯国璋断了弦,他原想再要一个姨太太,所以就叫他的儿子到北方来物色。谁知他儿子错会了意,竟自和周家说定了。当他回到南京复命的时候,冯说:“我这么大岁数了,还要娶太太做什么。”因此不肯应允。周老师的弟妇周四太太平素和六姨太太最好,就到北京来求我父亲从中说合,这才定局。随后,由我父亲代为置办嫁妆,并派我的姓武的保姆作为陪嫁的老妈,此外,还派了男佣人护送着周老师到南京和冯国璋结婚。结婚以后,周老师有时回到北京来,还把我家当娘家走动,我们也都改了称呼,叫他“四姐”。71
  袁的秘书夏寿田也曾谈到过,帝制运动初起时,袁对进京谒见的冯国璋优礼备至,甚至连冯的饮食习惯都很熟悉。
  某日,本人(夏寿田自称)同袁一起早餐,有牛奶酪,袁令差官打电话问冯上将军早上起来没有,命将这碗奶酪送过去,说是冯上将军爱吃的,总统今天早上正在吃,便想起上将军,特地送来。又一日,同袁一起午餐,有大碗红烧猪蹄膀,袁说:“这是华甫爱吃的”,又令差官电话告诉冯上将军等等再吃饭,总统就送菜过来,佐以大馒头四个,说是今日午饭,知道这道菜上将军爱吃,所以送过来。又赠送周夫人(周砥,字道如,冯国璋夫人)礼物甚厚。冯觉得总统把自己当作自家人,所以体贴如此。72
  袁与冯的关系,原属亲密无间,“袁公倚公(即冯国璋)为长城73”,“二次革命”时以冯部为主力出征南方,击垮国民党后,即由冯及其部下分别接任长江中下游各省都督,冯由此成为北洋集团中握有武力的最大地方势力。但袁做总统以后的最大毛病,就是待人不能以“诚”,冯后来与袁交恶就在这上面。冯对袁称帝,内心虽不以为然,但以二人之关系,袁如能交底给他,也未必不能得其谅解。但袁偏偏矢口否认,甚至编了一番推心置腹的话让冯信以为真,并亲自代袁向报界辟谣。因此当袁以密电指示各省帝制进行机宜时,冯觉得袁对他的种种优礼,不过是耍手腕而已,自己则受到了袁的愚弄。冯秀才出身,自尊心强,受辱后内心很自然生出一股怨愤之气,加上梁启超的策动,冯遂在关键时刻联络长江各督,挑头怠工,反对帝制,使袁筹划的整盘棋局步步被动,动弹不得,导致了袁的最终失败。徐世昌亲历此事,他的说法是:

送“高帽”的学问四(14)

  当帝制风传甚盛时,六月间冯入京谒见项城说:“外间传说,大总统欲改行帝制,请预为秘示,以便在地方着手布置。”项城说:“我绝对没有皇帝思想,袁家没有过六十岁的人,我今年五十八,就做皇帝能有几年?况且皇帝传子,我的大儿子克定残废,二儿子克文假名士,三儿子克良土匪,哪一个能继承大业?你尽管放心。”又说:“北洋军队暮气沉沉,有事时便不能用,你在南京要好好整顿,我们自家人总应当团结,保持我们的实力,你既然来到北京,可与相国(徐世昌)、芝泉(段祺瑞)等筹划一番”等等。此次项城说话甚多,对冯抚慰备至。冯退出后,忻然密告我。冯回南京,相信袁决不做皇帝了。等到帝制揭晓,(冯)以为受袁欺骗,倘若袁正位,自己的脑袋将要保不住,所以此后与西南暗通声气,以防阻帝制。冯在南京有实权,其势力固然不可轻侮。王(士珍)则以黄老之学依违其间,一面听任袁所为,一面则偏袒于冯(王素来不倾向于段祺瑞)。在项城左右,以新势力尚未养成,不得不勾结张勋、倪嗣冲(此时倪尚未投靠段)等极旧派以抵制段、冯,某公子(袁克定)皆主其谋。而项城遂陷于孤立,以至失败。74
  徐世昌这段话中透露出北洋集团分裂的另二个原因:一个是袁氏培植新生力量的做法引起了老北洋们的忧虑和不满,离心作用由此产生。一个是袁利用北洋内部的矛盾,使部下互相牵制,结果反而使老部下都疏离了他。而冯国璋在得知袁氏本意是想称帝之后,还担心自己不赞成帝制的立场,在君主专制制度下,会惹来杀身之祸。
  其实,冯国璋等对“君主立宪”问题无可无不可,并无定见。当时的《申报》曾报道冯对袁的建言:“南方一带闻改革国体之说,并非不肯赞成,但是多以为(称帝的)时间问题,尚有可以研究的地方。将来,大总统将中国治理到由弱转强的时候,则天与人归,恐怕大总统虽然想要避让,都避让不开了75。”而且不光北洋内部,即使梁启超,也并非坚持只能实行共和。他在抨击帝制运动的《异哉所谓国体问题》一文中,也曾认为,“今大总统内治修明之后,百废俱兴,家给人足;整军经武,尝胆卧薪,遇有机缘,对外一战而霸。功德巍巍,亿兆敦迫,受兹大宝,传之无穷76。”梁氏的意思,也是假以时日,袁将国家治理得强盛之后,功在国家、社稷、人民,那时天与人归,称帝乃是水到渠成的事情。而此刻国家元气未复,内忧外患重重,称帝不惟不合时宜,而且会将国家拖入危机。但“袁氏与我和冯将军谈话时,皆矢口誓言不肯为帝,他的话也甚为恳切77”;甚至正言厉色对冯国璋说:“听你这番话,仍是在我身上打主意。我第四、第五个儿子在英国留学,我已经要他们在英国购买了少许的田园,假如将来有用这等事逼迫我时,我只有直接远赴外国,在那里经营菟裘78,退隐终老了79。”
  据当时的《中华新报》报馆编辑的《共和军纪事》中的统计资料,当时中国陆军统共不到五十万人,而中央政府所辖或听命于中央政府的军队总计约四十四万人,而反袁的云、桂、黔三省兵力仅有三万七千多人,不足中央军力的1/1180。所以护国军方面,绝无席卷中国,直捣北京的实力。任何战争,从根本上讲,打的都是钱和资源。西南三省,落后贫瘠,其资源根本不足以支撑一场全面、持久的战争。首先他们就越不过冯国璋这一派势力所控制的长江一线,所以打来打去,也还是出不了川、滇、黔、湘各边,这还是在冯、曹等人勒兵不进,养寇自重的方针下才能维持的局面。护国军方面惟一的胜算,就是通过发难,在与北洋军相持一段时间后,使原来隐伏的矛盾公开化,而更多犹豫观望的省份能够加入反袁的阵营。应该说,西南方面这个战略的成功,多一半要归功于冯国璋。
  在广西宣布独立后三天(3月18日),江苏将军冯国璋、江西将军李纯81、浙江将军朱瑞82、湖南将军汤芗铭83、山东将军靳云鹏84即联名密电袁世凯,要求取消帝制,惩办祸首,立场与西南一致。这五位将军手握的兵力约十万七千万人,而长江中上游的王占元85、陈宦86和前敌督师的曹锟还辖有约七万军队,他们与冯等暗通着声气,对局势持观望态度。这样,北洋军队的一半,袁世凯实际上已指挥不动了,北方的部队已不够应付局面,继续打下去,不仅全无胜算,而且很可能酿出更大的危机。在这种情况下,袁不得不面对现实,3月17日,袁召“智囊”梁士诒入府,商量撤消帝制的事情。
  既见,袁以案头上的文电交先生阅看。其一,为康有为劝袁撤消帝制,世所称“慰庭总统老弟大鉴”的详细函电。其二,为天津徐世昌来函,有“在今天尚可转圜,失此机会将没有(转圜)余地”之语。其三,江苏将军冯国璋、山东将军靳云鹏、江西将军李纯、浙江将军朱瑞、长江巡阅使张勋,五将军联名电请尽快取消帝制,以安人心的电文。其四,驻日公使陆宗舆密电,说大隈首相与各大臣及元老,借宫宴之便,开御前会议,专为对华问题,认为时机已到,有自由行动,派兵进驻中国要地,以免妨害东亚和平的报告。其他则为滇军反攻,占江安、复占南川;黔军攻克湖南永祥,及滇军攻克綦江、泸州,纳溪大战,张敬尧受伤等军报。又有各省反对帝制电文一束。先生阅文件完后,与袁对坐一方桌两边。袁以手指蘸着茶水沫,在桌上涂画,如某方情形如何,某人变动如何,应付得失如何,涂满后用纸擦去,这样作了三次,最后说:“事已至此,我的意思定了!今后分数段进行。撤消帝制后,中央政事由徐菊人(世昌)、段芝泉(祺瑞)担任。安定中原军事,由冯华甫(国璋)担任。君为我致电二庵(陈宦,时任四川将军),嘱其一面严防,一面与蔡松坡言和。君与卓如(梁启超)有旧,,以私人情谊,请他疏通滇桂,并回复长素(康有为)电函,请其婉劝卓如。倘若有办法能令国家安定,我无论牺牲到何种地步,全都没有什么不可以的。”计议既定,乃邀请徐世昌入京。87

送“高帽”的学问四(15)

  在上述所有因素中,最具有杀伤力的就是“五将军密电”,而促成者,冯国璋也。所以冯国璋在护国战争中实在是主导大局的关键性人物,冯支持袁,则西南不难平复;冯支持西南,则北洋必陷入巨大分裂,导致全面内战;冯不作左右袒,则西南、中央成不战不和之僵局。所以,袁与其说是败于蔡锷的起义,莫如说是败于冯国璋的抵制。而这都是由他自己造成的,待人不能以诚,而靠玩弄权术,自欺欺人,是促使北洋集团分化离心的催化剂,这是袁失败的另一重要原因。
  袁世凯是个头脑精明、心思细密的人,为何决策会出现如此重大的失误?他为什么会对北洋阵营内部的危机失察,甘冒天下之大不韪,自己往绝路上走?这就不能不涉及专制政体下的一种独有现象了。袁世凯混迹政界三十余年,到了民国初年已经登上了大总统的高位,按理说,已经是一个政客所能达到的巅峰了,但作为政治人,其追求从本质上说就是没有止境的。当了总统,还想连选连任;连选连任还不过瘾,就再搞个终身制;终身制也办到了,但还是不能够满足,想要把这种尊荣一代代传诸永久,怎么办?只有一条路,当皇帝。其实就算是做了皇帝的人,也还是不能满足的。翻翻中国的史书,历朝历代的皇帝中,为了永享荣华富贵,追求长生不老而服食丹药,中毒身亡者多矣,即使英明睿智如秦始皇、汉武帝、唐太宗者,也不能免俗。读历史读到这种地方,不能不废书而叹,人内心的欲望真是望不到底的深渊呢。
  唐德刚先生在其力作《晚清七十年》中,论及帝制运动时,有一节关于“真小人”和“伪君子”的精辟论述,颇有助于我们探寻袁世凯失败的原因,这里不妨摘录若干以飨读者:
  袁公之不幸,是他原无做皇帝之实,却背了个做皇帝之名。“皇帝”在“近代中国政治转型史”中,被认为是“万恶之源”。一个政客,一旦背上“做皇帝”之恶名,他就会变成过街老鼠,人人喊打而遗臭万年了。
  可是一个野心的政客如果想做皇帝,就真的去搞个帝制运动,努力去做皇帝,这种政客虽是个“真小人”;但是某些野心政客、寡头独裁者,他分明早已是个事实上的皇帝,而表面上却偏偏伪装成“主席”、“总统”去向人民打马虎眼,那这种政客就是“伪君子”了。我们如从“社会伦理学”的观点来看,则“做伪君子”反不若“做真小人”之有道德勇气也!
  可是,朋友知否?在我们中国的政治圈内,做“伪君子”无伤也!您千万不能做“真小人”。何也?因为在政治圈内耍政治的政客,哪一位不是伪君子呢?大家都是一丘之貉,狐鼠成群,尔虞我诈;兵来将挡,水至火迎,如入鲍鱼之肆,久而不闻其臭。伪君子有啥稀罕?为啥要大惊小怪呢?!
  “真小人”就不然了。真小人的表现,第一是“率直”;第二是“笨”。这两重德行,在政治圈内是不易生存的。纵能勉强生存,也要遗臭后世的。
  我国政治史上,那位“治世之能臣,乱世之枭雄”的曹操,便是个真小人。但是“天下无孤,不知几人称帝,几人称王”,他是有其安定汉末乱局之功勋的。可是他遭人辱骂,也是两千年不能平反。
  我民国政治史上,第一任正式大总统袁世凯,原也是个第一等大政客、伪君子。不幸受了儿子愚弄,群小包围,以一念之差,偶一失足,变成了真小人——至今不能翻身,亦可叹矣。88
  “儿子愚弄,群小包围”,是使袁世凯丧失了政治现实感,做出错误判断和决策的重要原因,也是专制政治圈中几乎必然会发生的一种现象。不信可以仔细观察一下你周围的政坛诸公,看看有多少是真正能够过得好老婆、子女这一关的。一个人官做得小的时候,往往能够作到谦虚谨慎,但随着官越做越大,其自我也难免于随之膨胀;如果一旦做到了领袖这个位置,程度不够的人往往就没有了自知之明,真个觉得自己英明伟大得不行,对于不同的、甚至逆耳的意见就难得听的进去了。手下的政客们,自然也不脱政治人的本性,个中的况味,当然了然于胸,对领导人的心理变化早也揣摩得明白透彻。话捡好听顺耳的说,高帽子不妨时时递上几顶,领导高兴,自己也由之发达,何乐而不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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