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秦帝国风云录-第313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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宝鼎脸上的笑容没有变，他想了一下，对赵高说道，“你这个办法的确有可取之处。我回到咸阳，有老秦人和楚系在外面的支援，咸阳宫暂时还不敢对我下手，最多也就是限制我的权力，阻碍我推行国策的变革，但你想过没有，一旦统一大业完成了，结果是什么？”
“治理一个诸侯国和驾驭一个中土有着本质上的区别，国策肯定要改。”赵高看到宝鼎没有生气，心里的不安有所缓解，于是给宝鼎分析了一下国策变革的走向。
宝鼎发现，赵高的确是大秦官僚体系培养出来的精通大秦律法、深谙大秦律法精髓的官员，他的很多想法和秦王政，还有那些法家大臣们的治国理念非常近似，其核心正是大秦自商鞅变法以来执行了一百多年的基础国策，那就是中央集权制。君王和中央要集权，就必然要遏制和打击豪门贵族士卿和地方势力，剥夺这些人享有的权力和财富，从而铲除封建制和世卿世禄制所带来的一切弊端，比如战乱、分裂和贵族把持朝政所带来的国力损耗。
其实说到底，中央集权制最大的阻碍就是豪门贵族，但从历史上看，无论是四百年的大汉帝国，还是其后四百余年的两晋南北朝，因为豪门贵族控制了文化和学术，所以这些朝代的政治始终是世家门阀政治，也就是说，明明知道中央集权制的核心就是要铲除豪门贵族对政治的控制，但因为生产力、经济基础和文化学术等各种各样的原因，导致中央集权制始终达不到理想的要求。直到八百年后的隋唐，随着生产力的提高，文化学术的传播更为广泛，科举制度才得以盛行，由此才进入了高度中央集权制的时代。
宝鼎曾想过以提高农耕水平和推进冶炼造纸等科技的发展来推动生产力的发展，但生产力的提高是建立在整个社会的发展上，仅靠部分科技水平的提高事实上根本无法推动整个生产力的发展，最终他不得不面对现实，老老实实从国策上进行改变。
如此一来，他就需要豪门贵族，把帝国政治逐渐引向中央集权制下的豪门贵族政治，世家门阀政治。在他看来，他若想拯救帝国，就必须按照历史的发展规律走，什么样的生产力决定什么样的生产关系。这个发展规律就是“天道”，非人力可以改变。
秦王政和法家大臣们凭借着大秦一百多年来的法治实践，认为中央集权制是正确的唯一的治国之策，而他们之所以失败，就是忽略了发展规律。这一政策即便在大秦过去的一百多年的发展时间里，也是贵族政治。从诸侯国到帝国，这一国策不但没有维持，反而发展为高度中央集权，这显然违背了发展规律，最终导致了帝国的毁灭。
这种分析和推衍，宝鼎最近在蓼园反复讲述。豪门贵族听进去了，而寒门贵族都没有听进去。寒门贵族都是因为“法治”而拥有了现在的一切，包括大秦的统一大业，所以他们理所当然认为现行国策是正确的，他们当然会坚持现行国策，只有坚持现行国策，他们才能在权力和财富的再分配中获得更多，才能实现他们理想中的高度中央集权制。
孰不知，欲速则不达。寒门贵族毕竟是新兴势力，虽然它推动了社会的发展，但它的力量还是过于薄弱，它诞生和发展的基础更为不堪一击，与世代传承的豪门贵族相比，他们难以抗衡，所以，妥协和合作才能双赢，才能共同推动社会的发展。
其后八百余年的历史和王朝更替都活生生的证明了这一点。然而，这八百年的历史宝鼎知道，这个时代的君王和寒门贵族却不知道，他们从现实和实践出发，坚持自己的理想，坚持走自己认为正确的道路，而这其中，就包括了实际上可以归结到寒门之中的赵高。
所以说，寒门贵族和豪门贵族之争无处不在，就算在蓼园，在宝鼎的手下，这两者之间的斗争也是非常激烈。
面对宝鼎的质询，赵高给出的答案是，假如宝鼎从此返回咸阳，与秦王政携手合作，那么统一之后，豪门贵族不会衰落，在中央集权制之下，将会维持现有的权力构架，君王和豪门贵族、寒门贵族鼎立于朝堂。
宝鼎问了一句，“中央集权，君权至上，大王一言九鼎，到了那一刻，豪门贵族还能立足于朝堂吗？”
赵高沉默不语。大秦目前还不是真正的“中央集权制”，豪门贵族虽然经历了昭襄王和秦王政的连续打击，但豪门贵族的底蕴太过深厚，他们掌握着文化和学术，在大秦“以吏为师”的官学模式下，他们始终是大秦的官僚士卿，始终控制着朝政。
宝鼎这句话的意思就是，在高度的中央集权制下，君权至上，那么君主和豪门贵族之间的矛盾会越来越激烈，政治风暴不断，而这种政治风暴将危及到国祚，最终就是玉石俱焚。历史事实就是如此，帝国短短十五年，政治风暴一个接一个，这对帝国的伤害最为致命，但历史学家们有意忽略了，把帝国灭亡的主要原因归结为始皇帝的“暴行”，从而蒙蔽了一代代的后人。
宝鼎现在对这段历史的认识更为深刻，经过了这些年复杂的政治斗争，他也不再幼稚地把帝国灭亡的原因归结为国策错误和“南征北伐”。其实不论是国策错误还是“南征北伐”，其根子还在权力和财富的再分配上，这是帝国一切矛盾的根源所在。
把帝国矛盾的根源解决了，或者缓解了，那么政治风暴就会减少，而政局的稳定反映到国策上就是符合各方利益，如此一来，“南征北伐”的过程和结果就会完全不一样，毕竟“南征北伐”不是孤立的战争，其背后深藏的是政治斗争。
宝鼎说服不了赵高，因为赵高不是穿越而来，他不知道未来的历史，他不知道自己所坚持的理想在目前这个时代不符合发展规律，他的理想必然要失败，而赵高也说服不了宝鼎，宝鼎是穿越而来，知道未来的历史，他的选择虽然经历史证明方向是对的，但能否在这个时代这个时期顺利实现，并且达到理想的结果，他也不知道，他只能走一步看一步，或许他的理想也会失败。
“我不能要求你完全相信我的选择。”宝鼎说道，“但从你认识我的那一天开始，你身上就烙刻着蓼园的印迹，我们的利益休戚相关，所以，我的选择就是你的选择，这是没办法的事。”
赵高郑重点头，他并没有反对宝鼎的意思，不管宝鼎做何选择，他都会无条件地支持，今日之所以献策，只是表达一下自己的看法，给宝鼎提供一个不同的思路。即便宝鼎是错的，但只要宝鼎坚持，他也只能跟着错下去。
“我只是不希望看到武烈侯始终是个棋子。”赵高叹道，“你如果不回咸阳，那么你这颗棋子失去的不仅仅是主动权，恐怕连身家性命都岌岌可危。”
宝鼎笑笑，“我们都是棋子，上至大王，下至庶民奴隶，都是棋子，对弈者是中土和天道。中土赢了，中土生存，芸芸众生安享太平，反之，天道赢了，则中土毁灭，生灵涂炭。我这颗棋子所要做的，就是帮助中土赢下这盘棋。”
赵高略显惊色，这句话让他意识到，宝鼎始终站在巅峰俯瞰这个时代，或许，他的选择没有错误，毕竟在结果没有出来之前，谁也不敢保证自己的选择就是对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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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年转瞬即逝。
从河北传来消息，中山大战在呼沱水一线陷入僵局。赵军在赵葱和司马尚的指挥下，据垒死守，双方战斗激烈，而秦军寸步未进。
从代北传来消息，匈奴人乘着秦军主力在河北大战之际，猛攻雁门。北疆军兵力不足，代北人心惶惶，局势异常紧张。
秦王政愤怒了。假如中山战场继续僵持下去，对代北极其不利，而中原形势也会随之变化。楚国稳定了政局后，极有可能与齐国合纵，联手攻打中原。
上将军王翦和公子扶苏一次次上书呈述中山战场的不利情况。此次秦军面对的是赵燕两国合纵军，而匈奴人显然与他们结盟，否则匈奴人的左贤王不会带着所有左方王大军猛攻雁门。另外，河北各郡还没有摆脱大饥荒的威胁，其局面也是极为严峻，这也导致秦军不敢倾尽全力攻打中山。
为此，上将军王翦和公子扶苏恳请咸阳，马上从京畿、东南两地调集援军进入中山战场，以便秦军迅速夺取中山，转战代北。
秦王政绝不会把京畿军队调出关中。关中一旦空虚，京畿军队被老秦人所控制，那咸阳就危险了。尤其在目前这种政局下，秦王政不敢有丝毫侥幸。
咸阳宫气氛紧张，内廷也是争执不休。代北重要，河北更重要，而中原更是不能有丝毫闪失。秦军同时在三个战场陷入困境，这是运气不好，还是对手故意布局？京畿军队不能外调，那只有调东南军队，但东南军队是护卫中原和江南两地的重要力量，东南军队一旦北调，影响的不仅是中原局势，江南局势也会随之变化。
疆域大了，战场多了，局面复杂了，牵一发而动全身，咸阳宫心力交瘁，有些应付不过来了。
在中枢议事上，驷车庶长公子豹提议，马上请太傅、武烈侯公子宝鼎火速赶赴河北，由其全权负责中山和代北两个战场。
这一提议当即得到了两位丞相隗状和王绾、国相麃公和众多上卿大臣的赞同。
这时候不用公子宝鼎，何时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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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33章 纵虎
第333章纵虎
“太傅肩负国策变革之重任。国策变革与关东战局相比，当然以前者为重。”蒙嘉提出反对意见，“此刻让太傅赶赴中山战场，国策变革岂不因此而耽搁？”
公子豹嗤之以鼻，“国策变革是建立在统一战场所向披靡的基础上，假如统一大战屡屡受挫，哪来的国策变革？”
左丞相王绾支持公孙豹的看法，“前几年武烈侯以护军中尉之职行协调地方军政官长之责，在中原、河北和江南等地战无不克，建下显赫功勋，为大秦开拓了大片疆土，声望日隆，此刻除了他之外，还有谁能拯救当前岌岌可危的关东战局？今武烈侯虽贵为太傅，肩负国策变革之重任，但并不影响他兼行护军中尉之职责，更不会因此耽搁国策变革之进程，相反，正因为武烈侯身处关东，对各地的形势一清二楚，更有助于他针对实际情况拟制出更为切实可行的国策变革方案。”
此言一出，中枢大臣们暗自惊凛，再不敢随意发表意见。
王绾的意思很明确，武烈侯不但要出任太傅一职，还要兼任护军中尉一职，这可是实际意义上的军政大权一把抓。如此一来，秦王政在关西，武烈侯在关东，君王和权臣的抗衡局面就此形成，未来局势的发展轮廓已经基本可见。
秦王政强忍怒气，转目望向右丞相隗状。
隗状是大秦第一丞相，他的意见在中枢有相当的权威性，足以影响和镇制一部分中枢大臣，有时候即便是秦王政，也不得不从大局出发，与第一丞相公保持一致。假如君王和丞相公政见相左，并且公开在中枢上表现出来，其后果非常严重，甚至可以导致政局动荡。
当然，很多时候，都是丞相公从维护君王的权威出发，主动向君王做出妥协。一直以来，秦王政对隗状最为满意的就是这一点，隗状不到万不得已的时候，不会违背君王的意志，挑战君王的权威。
隗状沉吟良久，抬头望向秦王政，郑重说道，“统一大业重于一切。”
秦王政怒气上涌，脸色更为冷森。
隗状这句话让中枢大臣们陷入沉默。这句话是大实话，无可辩驳的大实话，没有统一大业，没有统一后中土的权力和财富，也就没有如今激烈的朝堂博弈。假如统一大业受阻甚至遭到重挫，目前这一切的争斗毫无意义。
在令人窒息的气氛中，隗状慢条斯理地继续说道，“武烈侯的国策变革基于统一后的中土，是对大秦未来的预期。现在他已经拿出了国策变革的大原则，而若要把这些大原则落实到具体的政策中，首要条件是统一大业的持续推进，是秦军在统一战场上获得一个又一个胜利，是吞并一个又一个诸侯国，是开拓一片又一片的疆土。没有接踵而至的胜利，没有开拓出来的新疆土，那么国策变革也就是水中月镜中花，不过是一场笑谈而已。”
“武烈侯出任太傅，主持国策变革，实际上主要的职责是协调中央和地方诸府，以便在国策变革的大原则下拟制具体政策的变革框架。至于具体变革政策的拟定，则由中央和地方诸府联合商讨，所以太傅即便返回了咸阳，也不可能长期待在咸阳，相反，他大部分时间都要在各地往返奔波以便协调各方。”
“既然如此，太傅还要一定返回咸阳吗？尤其在今日关东战局紧张，统一大业正处于关键时刻，太傅是亲临前线督战重要，还是留在咸阳与我们没日没夜地做无谓争辩重要？”
隗状神色漠然，目光冷冷地扫过冯劫和蒙嘉等人，“统一大业重于一切，凡有利于统一大业的，我们都要竭尽全力支持，反之，凡蓄意阻碍统一大业的，那就是我大秦的敌人。”
隗状这句话狠狠地撞击着某些人的心灵，就算是秦王政，也是哑然无语。
隗状抱着“统一大业”这个崇高追求，从王国利益的立场出发，把一件本是朝堂内部博弈的事情上升到了王国兴衰存亡的高度，上升到了你死我活的高度。他占据着“大义”，说得气势凛冽，把所有反对者都归结到了“敌人”的行列，这使得武烈侯返回咸阳一事就此失去了争论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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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王政恼怒不已，回到御书房之后，当着周青臣和蒙毅的面，把一腔怨恨都发泄在了上将军王翦身上，对他在中山战场的“怠战”切齿痛恨。
很快，冯劫、蒙嘉、茅焦、司马空等人也赶到了御书房。
今日中枢议事的结果基本上可以肯定武烈侯返回咸阳的可能性已经微乎其微，除非中山战场的形势发生逆转。
“大王，人算不如天算，形势屡屡对我们不利，徒呼奈何？”
冯劫劝慰秦王政。从赵太后薨亡，到徐福刺秦，到尉僚倒台，再到武烈侯出面阻止风暴的爆发，这一系列事件导致咸阳宫极度被动，但有一点咸阳宫依旧控制着主动，那就是老秦人绝不敢输掉这一仗，老秦人只有打赢这一仗，才有本钱与咸阳宫对抗，否则老秦人就是自取灭亡了。所以当前局势虽然对咸阳宫不利，但老秦人的目的也就是阻止武烈侯进京。
“等到中山大战结束，王翦率军北上入代作战，形势必将扭转。”冯劫抚须笑道，“那时再请武烈侯返京也不迟嘛。”
司马空冷笑，“到了那个时候，形势恐怕对咸阳宫更不利了。”
司马空年约五十，来自赵国，因为怀才不遇而西进入秦投奔吕不韦，随即成为吕不韦的客卿，为吕不韦所倚重。吕不韦死前将其举荐给秦王政，就此成为秦王政的客卿。现在秦王政的客卿大多是吕不韦时期的关东人，因为他们身上烙刻着吕不韦的印迹，很难得到本土老秦人的认同，所以虽然参与政事，给秦王政出谋划策，却难以在中央和地方任职。当然，这和宗室、老秦人的突然复兴有关系，否则这些人现在足以出任九卿大员，帮助秦王政控制朝政了。
秦王政没有说话。他知道司马空的意思，一旦让武烈侯再一次赢得功勋，实力再一次膨胀，接下来他必然利用其太傅的身份，以主持国策变革的名义，公开干涉朝政。矛盾激烈化了，秦王政和武烈侯就不得不面临兄弟相残的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