池莉文集-第29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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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窗外，而一伙新纳粹分子在柏林的市郊又烧毁　了一个中国难民营。
　　大毛不吭声了。过了一会儿，大毛说：一个人为了自己的理想，总得要忍受　一些不如意的东西。
　　我说：是的，我选择忍受武汉的冬天和夏天。
　　大毛说：你成熟多了，但你也变得尖刻多了。
　　那天，我们一起做了两道中国荣。京酱肉丝和粉条熬大白菜。粉条是从北京　辗转带来的。大白菜很不理想，就在土尔其人开的蔬菜店购买的。据说这个品种　的大白菜，在德国的名字还就是叫作北京大白菜。
　　我飞上了天空，开始了十几个小时的飞翔。我将如期地回到我的国家和我所　在的城市。大毛在送我到机场的途中恢复了他的自信。
　　大毛笑着说：你一回去就会发现你非常不适应了。
　　大毛说：冷志超同志啊，你还是幼稚的，你还是年轻了一点儿，见识还是少　了一点儿，回去再好好想一想吧。
　　我说：我肯定会怀念在德国的生活的，我也肯定会怀念这幢别墅的，特别是　游泳池和壁炉。
　　我怎么能够不向往和怀念美好的舒适的生活呢？尽管我知道自己不是太聪明，　但我还不至于那么傻。
　　这一次，大毛主动给了我一张他的名片，上面有他在德国的电话和地址。大　毛对我的教导冲淡了分手的感伤，仅仅为了这个，我也要从心里感谢大毛的教导。　是他使我比较轻松愉快地在1996年的岁末步入了专门为我提供离别的柏林机常十　今年的春天，说是由于厄尔尼诺的影响，武汉本来就潮湿的春天出现了更加不可　思议的潮湿。整栋的楼房，家里的家具都挂满了细碎的雾珠，脚步的轻微走动，　就会使脆弱的雾珠惆怅地流了下来。在这样的春天里，人需要非常强健的精神系　统才能使自己不被烦闷和颓丧所感染。我们的呼吸每天都是这样地困难。对一场　淋漓尽致大雨的期盼和对灿烂阳光的期盼成了我们对生活的全部期盼。医院里哮　喘和肺气肿病人的死亡率急剧地上升。
　　中午，下班的时间到了。我正要收拾听诊器，处方笺什么的，一个病人坐到　我的面前说：大夫，我是慕名而来的，请给我看看病吧。
　　这是大毛！
　　大毛的话音刚落，我情不自禁地给了他一拳。
　　我的举动把别的大夫吓坏了，以为我的精神在武汉的春天里受潮了，出手殴　打起病人来了。
　　大毛的到来使我多么快乐啊，尤其是在这种天气里，尤其是在我们现在的这　个年纪。一个老友突然出现在你的面前，这种情形也许在世界上重复了无数次。　但是，在现在的中国，在我们这种四十岁左右的人里面，并且是深深地陷落在俗　世的忙碌和纠缠于名利之中的中年人，并且那陷落和纠缠的范围已经突破了国界。　这样的人一般都不再有精力和心力去延续没有实际用途的往日友谊。那需要有多　大的力量和勇气才能从自己的生活规律中突围埃要知道，中国的此时此刻的成年　人，正处在最不容易突破自己的历史时刻。而大毛却突破了他自己，他就这么丢　开一切来武汉看望老同学了。
　　我当机立断地向科室里请了假，然后邀请大毛住到我的家里去。大毛愉快地　接受了邀请。他说：好啊，一直都还没有看看你的家呢。
　　我们三口之家居住在市内，是不太宽敞的两居室，以便我们上班和孩子上学。　但我从来没有想过要把大毛请到那里去，因为我们在市郊还有一栋小楼房，那是　我们周末或者想开心的时候来居住的。
　　我在花园的一角种了一些蔬菜。我们家里的人称它为“我们的农舍”。
　　我开着我那辆普通的小车，把大毛带向我们的农舍。当我的车离开了市区，　踏上了宽阔的国道的时候，大毛突然感觉出了这地方。他说：这就是那一年，我　们从洪湖进入武汉市的公路吧？
　　对，就是那条国道。现在它拓宽了，质量也提高了，是一级公路了。公路两　旁是几米宽的绿化带。
　　潮湿的气候使人们感到难受，植物却因此而青翠欲滴，格外舒展。我们的农　舍就在这附近。我坐在我家的花园里，可以遥遥看见进出武汉市的车辆。我那二　十岁的往事便不可能走远，它总是伴随在我的身边。车一拐弯，进入了天水湖山　庄。山庄的保安已经认识我的车，没有要求我出示证件。我流畅地把车一直开到　我们自己家的车库里。
　　大毛吃惊地说：这是别墅啊！
　　我提醒他说：可我家的房子很小，花园里种了蔬菜，严格地说是农舍。
　　大毛站在我家的花园里四处打量，他说：行啊！
　　你行啊！又是私车又是郊外别墅，你很前卫啊！
　　我不想因为我的反驳而冒犯我远道而来的朋友。我的车和小楼房都是最简单　和最普通的，我的唯一目的就是为了回归农舍。我常常赤脚坐在园子里看书，让　那凉丝丝的地气沁入我的脚板，沁入我的身体，就和我当年做知青的时候一样，　和我父亲小时候一样，和我爷爷终身一样。我的根毕竟是农民埃我一直不愿意公　开我们的小楼不是因为别的什么，就是因为害怕人们会用一个通俗的观点去归纳　你。
　　什么别墅啊，前卫啊，这种归纳似是而非地让你很不舒服。但社会上已经形　成了许多语言事实，你个人只能望洋兴叹。一跺脚由他们说去罢了，只是被人们　议论着，评价着，归纳着的那个人不再是你。冷瞅着一个不是你自己的人被当作　你在社会上活动着，那怎么不是一种奇怪的痛苦呢！当然，我们山庄里更多的是　大宅豪屋，可以称得上别墅。这些别墅终日关着大门，只有夜晚才有豪华的小车　悄悄地进出。
　　在大门打开的时候，流泻在门廊上的光线里，常常是一个俏丽的妙龄女郎闪　身进入。或者是一个外貌委琐穿着却很有质量的男人，他习惯停在台阶上咳嗽一　声，把痰吐在自己家的花园里。这些别墅的房东一般都是不愿意公开身份和姓名　的。他们和我保密的动机不一样。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也就是这十几年的工夫，　千万富翁，亿万富翁的钱是怎么赚来的？
　　大概都是不便说得那么清楚的。总之，现在中国的豪华别墅总不是那么磊落　和顺眼，多多少少都散发着暴发的味道。我们是不应该和这样一些别墅住在一个　山庄的，但是由于我们也需要现代化的物业管理，我们目前没有别的选择。
　　我前卫吗？也许我是愚蠢。我想可能不会有人像我这么没有头脑，罄其所有　地在郊区购置一栋农舍，为的是回到原初的单纯生活。也许还为了将城里放不了　的四季衣物往这里放下一部分。在炎热的苦夏，躲开大街的喧嚣和汽车的尾气还　有无数邻居做菜时候的油烟，龟缩到这里，坐在我的荫凉的廊下，双足插入泥土　之中，这就是我生命的挣扎。为了生命的挣扎，我会不惜代价。为了静静聆听湖　水的细细吟唱，我也会不惜代价。
　　我和大毛坐在我的花园里，喝着清茶，吃着点心。装点心的瓷碟是我曾祖母　出嫁时候的陪嫁。有青花的，也有粉彩的，都比较粗糙，一望而知是普通民窑烧　出来的，朴素又温和，与我家花园里种的茄子和小葱，与篱笆上缠绕的牵牛花和　金银花同在，它们相处得非常和谐。我家楼房里头简单得近乎于清贫。但是日常　所用的东西都很称手。一般中国人认为这就是别墅。我可是住过丹麦王子在柏林　的别墅的，我清楚地知道这就是农舍。
　　大毛有一点控制不住他的万千感慨。他说：怎么可以想象十几年前的那一天，　我们从这条公路上走过呢！那天，你的脚就跟冰疙瘩一样。
　　我说：是啊！你穿着一件军大衣，里面的棉袄还扎着草绳。
　　大毛说：我操，湖北这气候。你在武汉坚持到了今天，真是不容易啊！
　　我真不知道说什么才好。我一再地希望可一再地说不出我在心中描绘过的若　干理由。我唯有微笑着喝茶而已。
　　我的丈夫回来了。他们两个男人的握手是结结实实的。然后他们坐在花园里　继续聊天。我抽身去做饭，在他们近旁忙碌，耳朵里捡到他们的只言片语。我在　园子里摘茄子。男人们抽着烟谈论时事和即将在法国开赛的世界杯足球赛。我听　见我丈夫把巴西球星罗纳尔多也说成了罗纳尔免。这是我的叫法，我觉得罗纳尔　多很像一只可爱的兔子。大毛一边说话一边在桌面上无意识地旋转一颗图钉，这　使我想起了他在医学院课堂上的表现。春天的薄雾浸润着我们的花园，尽管没有　明亮的光线，我还是看见了大毛的白头发。我看见了在他的耳侧和鬓角。
　　大毛依然年轻健壮，身体板直，没有发福的迹象，可白头发有了。无论如何，　生命的年龄总是被现在的我一再地想起。我再也不像二十岁那样，对年龄毫无感　知。白头发对于我来说，它是一种郑重的提醒。
　　饭后，我和大毛去散步。我们沿着天水湖走着。
　　天水湖是一个活水湖，它与汉江相通，水面辽阔得像大海。成群的黑色蜻蜓　在湖面上盘旋，不时地惊起试图歇在小荷上的水鸟。远处的农家传来了隐约的鸡　鸣和犬吠。远近一片迷蒙。我觉得这一切都美好极了，大毛却并没有太在意眼前　的景色。他好像在别的情景之中。我们谈起了彼此的家庭。大毛依然是那么含糊　而简单地说：他们都好。
　　我说：柳思思呢？
　　大毛说：可能还在珠海吧，要么去了香港。你以为我喜欢她那样的女人吗？
　　我不出声了。我为大毛对柳思思的语气感到愤愤不平。男人有时候是多么不　可思议呵。难道柳思思对大毛还不够倾心，还不够好吗？男人到底需要什么？我　得承认，大毛对柳思思的态度一直在刺痛我。从前的刺痛有尴尬和嫉妒的成分，　现在却分明有着物伤同类的酸楚和作为女人对男人的不解。对柳思思则只有怜悯　了。这种情感的转变是什么时候发生和完成的，我自己一点都不知道。
　　你好吗？大毛问了之后很快又否定了自己的问题，接着说：看得出来你很好。　比我要好。
　　我说：你怎么不好呢？
　　大毛说：我怎么又好呢？
　　大毛扭转了话题，说：看来你是不会出国居住的了。
　　大毛又说：我最近在美国买了一栋房子。
　　我恭喜了他。不管怎么说，一个中国人在美国买了房子总归是一件好事。
　　大毛毫无把握地说：那房子你可以随时去祝你先头摘茄子的样子使我产生了　幻想，觉得完全是在我的园子里发生的情景。
　　我说：谢谢。
　　大毛认真得有一点严厉地说：你为什么不跟我走？始终？这是我一生中最不　理解和最不敢相信的事情！
　　这是我最无法回答大毛的问题。也许一生一世都无法回答。因为我不知道，　我说不清楚。
　　我慌不择路地把话题转移到了最近在武汉火热上映的美国大片上来，我问：　美国人也看《泰坦尼克》吗？
　　最初大毛好像听不懂似的睃了我一眼。俄而，他明白了。他停下来，点了一　支香烟，吸了一口，问我：你刚才说什么？
　　我说：美国人看《泰坦尼克》吗？
　　大毛没有表情地说：也是看疯了。
　　我追问：你看了吗？
　　大毛说：我？我当然没有。这么多人都看、都说好的东西想必就不是什么好　东西，一个通俗故事而已。这是我对一个采访我的记者说过的话，报纸上已经登　出来了。
　　我说：大毛，我觉得你可以不喜欢《泰坦尼克》，不去看它，这很正常。如　果你就这么平静地如实地告诉记者说我不想看它，那就真的是正常。但是你为什　么要对记者下断言说它不是好东西呢？你没有看你就说它不是好东西的根据何在　呢？因为大众都说好，那个东西就一定通俗不堪？对吗？你以为你是谁呢？你不　是大家，对吗？你是极少数的精英？
　　对吗？你要发出和大家不一样的声音，以便引起大家注意，不是吗？其实这　不就正好说明，你毫无事实依据地否定某个东西的心理基础纯粹是出于最世俗的　动机吗？
　　大毛看着我，有点发愣。
　　我也愣了。大毛是难得的稀客啊，我这是在于什么呢？我如此激烈地批评大　毛是为什么呢？我是在报复和打击他！我有一点儿明白了。看大毛的样子，他也　有一点儿明白。但是为了什么要打击和报复呢？这就又不明确了。为着柳思思抑　或为着女人这个性别？为着某种一直盼望却又不希望发生的冒犯？为着突然撕裂　了我们之间保存完好的某种默契？为着他生气勃勃大大咧咧地所做的一切所说的　一切？为着我们骨肉般地相同和仇敌般的不同？
　　我几乎要哭。我说：对不起，大毛。
　　大毛摸了摸我的肩头，说：没事。
　　稍停，大毛平静地说：我们回去吧，湖边的水气太重了。我始终还是受不了　武汉的气候。
　　这一次的谈话是我和大毛相识以来最尖锐也是最失败的一次谈话。我们都感　到了流血和疼痛。比流血和疼痛更使我们难受的是彼此话不对茬。
　　回到房子里以后，大毛活跃多了。他和我丈夫开着男人之间粗鲁而健康的玩　笑。他们爬到阁楼上去翻看多年以前的旧报纸。直到我大声地叫他们下来吃饭。　这时我认识到：有一定距离的，生疏的，萍水相逢的友谊是多么轻松愉快的，没　有责任和负担的友谊埃黄昏来临之前，大毛要走了。原来我是打算了他要住两天　的，我甚至已经将客房换上了新的卧具。
　　散步回来以后，我猜测他不会住下来了，果然就是这样。在大毛豁朗的自由　的姿态面前，我和我丈夫的挽留显得庸俗而多余。大毛又刮了胡子，洗了脸，西　装穿得很有派。他和我丈夫紧紧地握了一个手，从我家的花园里走了出去。
　　我丈夫对我说：你去送送大毛。
　　我跟在大毛的身后送他，送到了花园的篱笆门边。我止步了。我穿着一件松　垮的灯芯绒外套，手里端着一杯茶。我想说点什么，可说出来的话，从内容到语　气都很像母亲给儿子的，我说：你要多多保重身体埃大毛说：知道的。你也一样。
　　我说：再见了。
　　大毛：我们会再见的。
　　我目送大毛走向来接他的小车，那小车是他用电话召唤来的。大毛无论在哪　里都有神奇的能力，就像当年下油凌的那一天，一眨眼，他就借来了一辆自行车。　大毛的脚步非常矫健，毫不拖泥带水，正是那种不倦地追逐更肥沃的土地，不倦　地追逐更新更好更完善的脚步。这种脚步也带着浓厚的天生的痕迹。
　　大毛在上车之前回头望了望我。我把手微微地举起摇了遥突然，我非常非常　清晰地感觉到，十几年的岁月就在他和我之间忽忽地过去了！如旷野里灰色的野　兔在奔跑。说简单也很简单，大毛一直想把我带到更好的地方去生活，而我竟然　傻乎乎地在武汉一呆就是十几年将近二十年！
　　雾霭越发深重起来。路灯跳了一下，亮了。空气中的水分几乎用肉眼可以看　出来。它们渐渐地浸透了我的肌肤。我呼吸困难但通体滋润。武汉的水是甘甜的，　这不能不承认。我在园子里久久坐着，好像等待着什么。不，我没有等待。我是　在想我这个人为什么要这样？要像现在这样生活，而不是那样地生活。是不是由　于我从小的经历就埋下了我这一生的伏笔呢？是不是我这个人注定了或者说是习　惯了在忍受苦难中捕获那细小的微弱的幸福呢？或者说人生的幸福本来就细小和　微弱，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