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五千年--影响人类历史200件大事0006-第8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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田制”颁行后社会经济的发展，加强民族融合，巩固北魏统治，都起了
很大作用，并为全面汉化和其他改革提供了条件。
迁都后，孝文帝着手改革鲜卑的旧风俗，从各方面积极推行汉化政
策。
魏孝文帝厉行的汉化政策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一）改姓氏。鲜卑人原为复姓，魏孝文帝下令将复姓一律改为汉
族单姓。改帝室拓跋氏为元氏，又改丘穆陵氏为穆氏、步六孤氏为陆氏、
贺赖氏为贺氏、独孤氏为刘氏、贺楼氏为楼氏、勿忸于氏为于氏、纥奚
氏为嵇氏、尉迟氏为尉氏。除八姓外，还改纥骨氏为胡氏、达奚氏为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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氏、乙旃氏为叔孙氏，等等。除极个别的姓氏外，绝大多数的鲜卑复姓
都改为汉族单姓。穆、陆等姓被定为北魏的国姓，跟汉族大姓崔、卢、
郑、王享受同样的待遇。魏孝文帝的这一措施旨在从姓氏上抹去民族差
异，改变鲜卑族的民族心理状态。
（二）禁胡语。魏孝文帝规定汉语为标准语，即“正音”。鲜卑族
和其他少数民族不许再继续使用本民族的语言，而要一律学习和使用汉
语。考虑到30岁以上的成年人改变语言很困难，他又规定可以让成年人
慢慢地改，但年青人必须尽快改说汉话。由于孝文帝的态度坚决，措施
有力，结果大见成效，鲜卑人不但学会说汉语，而且出现了许多汉语言
学家。至于那些熟读汉语书籍，善于吟诗作文的人就更多了。
（三）易胡服。鲜卑族原是游牧民族，习惯于纵马驰骋、逐水草而
居的流动生活。特定的生活方式和审美观点，产生了本民族人民爱好和
习以为常的服装和发式。魏孝文帝决定改变服装，当汉式服装定型后，
魏孝文帝立即下令，不分男女，一律改着汉装。太和二十年 （公元496
年），孝文帝从前线返回洛阳，看到鲜卑族妇女依然穿著夹领小袖的胡
服，就把留守京城的官员叫来大加训斥：“我昨天看见有许多妇女仍然
穿着窄领小袖的衣服，我到外地打了三年仗，你们就违抗我的命令，还
不改穿汉服，公然与我作对，必须马上改正，否则严惩不贷！”
可见魏孝文帝对服装改革异常关切，即使只有少数人不改服装，也
是决不容许的。
（四）改籍贯。汉族人，尤其是高门士族，十分重视籍贯。魏孝文
帝在迁都洛阳后，于太和十九年规定：“凡是从平城迁到洛阳的人，死
后都必须埋葬在北邙山，不许迁回平城安葬。迁到洛阳的人就永远是洛
阳的人了。”从此以后，那些南迁的鲜卑人就在中原大地扎根落户，北
还的念头逐渐消失了。
（五）定姓族。魏晋以来，士族门阀制度盛行。魏孝文帝通过法律
形式，从两个方面着手，在北方重建这一制度。一方面，对汉族地主阶
级，以范阳卢氏、清河崔氏、荣阳郑氏、太原王氏为四姓。另一方面，
对鲜卑贵族，规定穆、陆、贺、刘、楼、于、嵇、尉八姓与汉族四姓地
位相当，不得授以卑官。在门阀制度重建以后，孝文帝严格按照门第高
低来选拔人才。北魏王朝的少数民族色彩已经消失得差不多了。
（六）通婚姻。魏孝文帝在禁止同姓通婚的同时，大力提倡鲜卑族
与汉族通婚。他自己以身作则，先后娶范阳卢氏、清河崔氏、荣阳郑氏、
太原王氏四姓之女为夫人，又为几个弟弟娶汉族高门之女。魏孝文帝提
倡胡汉通婚，目的在于通过血统上的结合，加强鲜卑贵族与汉族高门的
联合。这种婚姻的政治色彩是十分鲜明的。
（七）变制度（职官、礼乐、刑法等）。在职官制度方面采取魏晋
的官制，把官分成九品三十级。在礼乐制度方面，祭祀、丧礼、冠礼等，
采用汉制，改易旧习。在刑法方面，修订律令，颁行新法。孝文帝主持
制定的魏律，在中国法律史上具有一定的地位。
魏孝文帝实行的一系列汉化政策，用心十分明确，就是为了巩固北
魏的封建统治，让帝业能千秋万代地“传之子孙”。不过，汉化措施在
客观上顺应着当时社会历史发展的趋势，有力地推动了鲜卑族政权向汉
族模式的封建王朝的转化，促进了北方各民族大融合的历史进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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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须指出，魏孝文帝改革既然是对北魏政治、经济、文化以及民族
风俗习惯的全面革新，因而同保守势力的斗争是不可避免的。从制定措
施到付诸实施，都经历过一系列激烈的、甚至流血的斗争。魏孝文帝在
推行改革，并同各种各样反对势力的斗争中，表现了政治上的坚定性与
顽强的毅力。
正是由于魏孝文帝对改革的态度坚定，措施有力，因而使“均田制”、
“三长制”、“新租调制”、汉化以及其他改革措施，或者完全实行了，
或者基本上实行了。在魏孝文帝的改革初见成效之后，北方的社会经济
才得到显著的恢复与发展。魏齐间人贾思勰的 《齐民要术》一书，记载
了当时农业生产工具的改进和农业技术的提高，反映了实行“均田制”
以后北魏农业生产恢复和发展的状况。《齐民要术》中提及的农具比西
汉时增加了很多，使用方法也有所改进。
随着农业生产的发展，手工业和商业也相应地有所发展。灌钢法在
北朝后期已经推广。绢布产量激增。北魏初年，绢一匹值一千钱，均田
制实行后绢价逐渐下跌，最低时降到每匹二三百钱。民间纺织的技术水
平很高。尤其值得提出的是北朝后期成功地烧出了白瓷，这是瓷器制造
上的一大发展。
北魏前期的商业很萧条，自从孝文帝改革之后，社会经济发展很快，
使得洛阳和其它重要城市又恢复了往日的繁荣。据考古学者考证，北魏
洛阳城的规模为隋唐时代的长安城所不及。
孝文帝改革后，北魏的人口也有了大幅度的增加。魏明帝熙平年间
（公元516—520年）有户五百余万，比西晋太康年间的全国人口几乎多
出一倍，雄厚的人力和物力，大大增加了北朝的国力，而这正是“均田
制”、“三长制”和“新租调制”推行的结果。
魏孝文帝改革对于推动北方各民族大融合，加速各少数民族的进步
也起了巨大的积极作用。这意味着这些原来比较落后的少数民族跃入了
封建社会阶段，并转向经营农业的定居生活方式。他们的家族构成、生
产状况、经济生活等已与当地汉人十分接近了。
这样，在魏孝文帝改革后，再经过北魏末年的各族人民联合大起义，
鲜卑族以及其他内迁较久的少数民族，在经济生活方式、语言、风俗习
惯等方面，与汉族之间的差别日见消泯，各族统治阶级之间也早已打破
“华夷有别”的民族界限，实际上浑然一体了。
孝文帝迁都洛阳和实行汉化政策，目的是改革鲜卑族一些落后的风
俗习惯，学习汉族的先进生产技术和文化知识。经过这一系列的改革，
黄河流域的鲜卑族和其他少数民族跟汉族逐渐融合起来，使北魏在政
治、经济、文化等方面接受汉族的影响，迅速地发展起来，黄河流域开
始出现欣欣向荣的新气象。魏孝文帝对我国民族大融合和黄河流域的经
济发展作出了重大的贡献，是一位值得赞扬的少数民族的杰出政治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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