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色军团--希姆莱与党卫队-第9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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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奶也是个野心勃勃的人，他恣意扩大自己的冲锋队。尽管他满脑子纳粹思想，但还是深深地印着职业军官的烙印。
罗姆一心想当国防部长，建立一支由具有政治素质的士兵组成的军队，统治这个国家。但出乎他意料的是，这个职务被瓦尔纳·勃洛姆堡将军夺去了。
这引起他极大的不满，对希特勒不时地发出一些怨言。希姆莱对希特勒忠诚不二，罗姆对领袖的不忠不敬，引起他的反感。尤其是戈林对罗姆平时有宿怨，希姆莱又跟戈林结成新的联盟，戈林一心想置罗姆于死地。希姆莱作为戈林的盟友就不能心怀二意，否则，他就无法控制秘密管家，尤其是干掉罗姆及其冲锋队，是党卫队发展自己势力不可缺少的行动。
因此，导致了后来的所谓的“长刀之夜”。消灭了罗姆及其同伙。
希姆莱和戈林的关系。
1933年1月30日， 阿道夫·希特勒入主总理府进行大组阁，帮助他取得政权的人纷纷占据了国家机器的重要职位，而希姆莱及其党卫队却连新政权的重要配角的角色也没捞到。
希姆莱冒着风风雨雨，骑着摩托车为希特勒的纳粹宣传卖命，结果，纳粹头子却把他忘到脑后去了。
令希姆莱更为恼火的是，在此期间，他在党卫队内的劲敌，远在普鲁士的地区总队长库特·达吕格却在他的靠山普鲁士内政部长和未来的邦总理赫尔曼·戈林的支持下，爬上了政务专员的宝座。
戈林不怀好意，怂恿沽名钓誉、野心十足的达吕格反对自己名义上的领导希姆莱，并指令达吕格管辖普鲁士的风纪警察。又任命他为部务主任，甚至将他提升为警察中将。
达吕格获得这么大的权力，觉得眼下没有任何理由再从属党卫队全国领袖希姆莱的疙旗下，于是，自己独立门户去了。
为了使悖逆的下属达吕格俯首听命，希姆莱将自己最得力的部下厂、党卫队旗队长莱因哈德·海徳里希派往柏林，指示他在施普里河畔建立一个情报机构，监视达吕格的行动，随时向他报告。
海德里希和已怀孕的妻子莉娜一起来到柏林，在市西郊租了一栋房子，开始了监视工作，并着手与受戈林庇荫的达吕格对话。
海德里希初次登门就吃了闭门羹。达吕格的女秘书告诉海德里希：将军不能接见旗队长，因为他已另有所属。
海德里希继续要求接触，均遭到拒绝。
戈林还气势汹汹地威胁，再在这里纠缠不休，警察就逮捕他。
由此，使希姆莱认识到，权力是不会自动送上门来的。达吕格胆敢如此嚣张，是有权力大的靠山。第三帝国远非理论家们所说的那种极权主义国家。德国国家机器从希特勒登上总理宝座那时起，就被一张等级森产、权柄相持的错综复杂的大网所覆盖。只有把阿道夫·希特勒的权力集结起来，这张网才有被突破的可能。
希姆莱为确保希特勒的安全，建立了一支“党卫队特遣队”，后改为政治预备队，执行警察的任务。
希姆莱明白，只有通过警察机器这条曲折的道路，他才有可能参与民族社会主义特权阶层的角逐。
希姆莱…举成功地插手了巴伐利亚以外的警察活动。 由于他掌握一支党纪严格的部队，一些邦的新上任的警察头子纷纷投靠了他。
希姆莱自命为政治警察司令，并决心废除民主国家行之有效的那种警察。拟将十六支不同的邦警察统一成一支真正的全国性督察，因为全国性警察是一个国家所能掌握的最强大、最有力的钳子之一。
可是，希姆莱建立全国警察的野心，碰到了一堵无法逾越的高墙，使他难以在全徳一半以上的地区插手警察工作。
普鲁士总理戈林，将自己的警察百人团摆开阵势，同希姆莱对垒。
希姆莱和戈林的野心不相上下，都想掌握第三帝国的警察机器。但戈林比希姆莱多个优越条件，那就是，普鲁土警察大权抓在他的手里，而这正是构成任何一种德国警察所不可缺少的重要部分。
戈林把普台士的领导大权牢牢地抓在自己手里，他给自己搞了一支私人卫队，“取名为“特别管察部队”，并选定柏林警察总局第一处，作为自己实行统治的核心机构。这个处起着政治警察情报中心的作用。
政治刑事警察也不跟一般警察在…起办公。 他们迁出警察总署，另立新机构为“反布尔什维主义特别部门”，以后又将其改名为“秘密国家警察处”。
戈林大肆煽动他的警察和冲锋队进行一体化恐饰活动，以进攻最后一批坚持抵抗纳粹主义的人。
冲锋队这群乌合之众，非法抓人，私立公堂，引起公众不满。戈林不得不下令让秘密警察制止这种暴行。
秘密警察反外锋队的斗争愈演愈烈，希姆莱的党卫队悄悄地渗入到普鲁士戈林的地盘。
戈林不想跟党卫队拼争到底，表面上与党卫队消除了芥蒂。慕尼黑党卫队机关迁往柏林一事被希特勒制止了，但允许党卫队在施普雷河畔建立一个保安处机关。
希姆莱向戈林的警察帝国的冲击没能取得胜列，不得不跟戈林更新握手言和。
就在这时，一个反普鲁土总理的盟友主动向党卫队全国领袖希姆莱伸出救援之手。1933年11月，国家改革派威廉·弗立克的中央内政部决定，各邦仅仅作为行政单位行使由柏林控制的管理权，连德国各邦的最后一点主权也必须予以取消。但国家改革中最棘手的问题，是如何控制警察。
过去警察的主管权完全分属德国的十六个邦，有关警察的组织、任务、职权范围，概由各邦自行掌握，中央内政部只是进行一般性监督，只是通过对各邦警察的资助略施一点影响。
但是弗立克的中央集权派，规定各邦的主权包括警察主管权全部划归中央政府。他在条款里明确规定：非经中央内政部事先批准，在德国警察内部不得颁布执勤条例，不得部署调整机构，不得提升和任命少校以上的干部。国家改革派试图实现希姆莱曾设想的剥夺纳粹党各区头目的指挥权。
但戈林抵制这项决定。
他赶在了中央集权派之前采取了行动。于1933年11月30日颁布法令，将普鲁士秘密警察定为内部行政当局的一个独立机构，把由内政部主管的有关业务工作划结警察处，隶屑普合士总理直接领导。
国家改革派的计划还没来得及以法令形式获得通过，戈林就对准它的要害给以致命的一击。
内政部长弗立克无法使戈林就范，因为他在党内没有可支配的权柄。也没讨得希特勒欢心，固因他曾向希特勒的政敌：格利戈尔·施特特赛宣誓效忠。
中央内政部不得不把希望寄托在希姆莱身上。
希姆莱曾经宣称要解除纳粹党各区头目的警察控制杖。他掌握着党卫队这支党内警察，在全国许多邦都有他的政治预备队，他长期以来就鼓吹建立一支全国性的警察队伍。
中央集权派在希特勒的授意下，帮助警察中央集权派希姆莱向普鲁士分离主义分子进攻。 在中央内政部的暗中配合下，连续夺得了…个又一个邦的政治警察指挥权。
戈林始终没有屈服，他针锋相对地采取了回击的措施。他于3月9日宣布：他已接管普鲁士部警察最高领导权。
戈林再次战胜了对手。
正当他得意之际，戈林突然发觉这样斗下去是得不偿失的。拥有四百万冲锋队的罗姆，超过了弗正克和希姆莱对他的威胁。
戈林感到现在应该跟弗立克和希姆莱言和了。
戈林在政治警察方面作了无疑不利于自己的让步：虽然他尚未完全承认中央内政部的统治权，但把秘密警察督察元的位子让给了希姆莱。
从此，党卫队第一次掌握了德国警察。
希姆莱的仕途生涯从此达到了一个新的转折点。
希姆莱和戈林虽然缔结为盟友，但在思想意识方面还存在着分歧。
在“长刀之夜”血洗罗姆及其冲锋队时，有些人就是利用戈林和希姆莱的矛看活了下来。
例如：冲锋队地区总队长西格弗里德·卡舍，被党卫队和盖世太保迫得走投无路时，逃进戈林官邸，再三恳求戈林救他一命，戈林把他悄俏放跑。
再如：外交国务秘书冯·贝劳已被党卫队和盖世太保列入死亡名单，戈林将他的名字从死亡名单上勾掉。
大难临头的冲锋队亲王奥威，被戈林藏在自己的府邸，使他免遭…死。
希姆莱和戈培尔的关系。
希姆莱和戈培尔的矛盾主要表现在反犹太人的处理方法上。戈培尔对反犹太民族的观点是：只有将犹太人消灭干净，才能解决犹太人的问题。只要还有一个犹太人活着，这个犹太人就始终与纳粹德国为敌。因此，不能对犹太人讲任何宽容和人道。而希姆莱及其助手们的方案是：将犹太入驱逐出德国，即美其名曰移民出境。不论党卫队推行原定的这种反犹太政策如何残酷，直到战争爆发时为止，它并未想到从肉体上消灭犹太人。
自从党卫队成为领袖专政的最重要的工具起，党卫队内举足轻重的人士宁愿采取一些多少有别于纳粹党的庸俗的反犹主义的对犹政策。
当时， 纳粹党内反犹太大义分为三个派别。一是民族运动派，这…派人主张限制犹大人在政治相文化方面的影响，但允许他们在经济方面合作共事，几个不加任何限制；另两派是患神经官能症的反犹太主义者，代表人是戈培尔和尤利乌斯·施特莱彻。
从1935年起，戈培尔主管反犹工作。他曾声言：“我们再也不想要犹太人了：”但一年以后，反犹工作又由戈林主持。戈林属于民族运动反犹派，对犹太入被完全驱逐经济领域表现犹豫。
但党卫队采取他们认为唯一合理的长期解决犹太人问题的措施：把所有犹太人移民出境。保安处计划将五十万零三干名德国犹太人迁往巴勒斯坦。
党卫队的计划和行动，遭到身为中央宣传部长的戈培尔的强烈反对。长期以来，他就在等待机会，想重新将反犹工作抓到手。
他的宣传机器已做好掀起一次反犹新浪潮的准备。
此时，德国和波兰两国敌视犹太人的领导者之间进行着一场极其隐蔽的反犹斗争， 结戈培尔提供可乘之机。1938年10月6日，波兰政府公布一项法令：凡持波兰护照者，如不在本月底前办理好波兰发结的特别签证手续，其波兰护照一律作废。德国外支部立即看出波兰政府的目的，是想把众多的波兰籍犹太人推给德国。
德国自有对付的办法。
10月28口，保安警察处长海德里希下令逮捕了一万七干多名波兰犹太人，用闷罐车将他们拉到徳波边境。当天夜里和次日清晨，弟三帝国首批大规模武装押送出境的受害犹太人被赶出了边境，站在波兰边防部队的枪口前。
处在德波两国警察之间的汉诺威裁缝师傅格林斯潘处于绝望的境地。在法国巴黎， 十七岁的赫舍尔·格林斯潘听到父亲的噩耗，于11月7日，买了一支手枪，用五颗子弹打死了德国大使馆三等秘书恩斯特·冯·拉特。
一个犹太人刺杀…名德国外交官员， 正是戈培尔求之不得的事情。他的宣传机器立刻开动起来。 11月8口，《人民观察家报》气势汹汹地说：“很清楚，德国人民必将从这个新的事实中引出自己的结论。”挑动徳国人反对犹太民族。这些戈培尔的代言人亲自去幕尼黑，煽动参加过“十一月政变”的老战士采取血腥暴行。
当徳国外交官因伤致死的消息传到柏林后，戈培尔立即向希特勒建议对犹太人采取最后解决办法。此后在全国发生了砸犹太商店、捣毁住宅等一系列暴行。
希特勒还明确规定：党卫队不得阻止。
希姆莱对戈培尔发起的反犹高潮感到极大的不满。
闻悉这次行动，戈林曾赶往总理府要求希特勒立即下令制止这次行动。希姆莱再次向戈培尔提出抗议，并要求他下台。他说：“这是不负责任的反犹暴行，使德国在国外蒙受了无法估计的损失。”
希特勒袒护了戈培尔。
外交部长里宾特洛甫为戈培尔解了围。说这谈不上什么有损徳国外交政策利益。
希姆莱只好无可奈何地罢休了。
希姆莱和里宾特洛甫的关系。
希姆莱和外交部长里宾特洛甫曾经是很要好的明友，但因保安处秘书保护罗马尼亚铁卫队叛乱分子而闹翻了脸。
里宾特洛甫闻悉党卫队保安处在罗马尼亚的特别行动，立即向希特勒说保安处的坏话，煽起希特勒对党卫队的不满。并派一名公使去市加勒斯特，把呆在罗马尼亚的属于公使馆成员的保安处领袖撤了职，召回德国。
这个保安处的头子一回到德国，立即被捕，他在秘密警察那里被关了好几个月。
保安处的名声扫地，里宾特洛甫大胆地对驻外大使馆的警务随员们进行纪律整顿。并于1941年4月和6月，给德国中央保安局头子海德里希连续写了三封情，措辞强烈地提出：由于保安处不断侵犯外交领域，两个部门需要确立…种新的工作关系。
外交部长声明废除1939年10月26日的协议。这个协议是，外交部同意保安处利用德国驻外大使馆以掩护它在国外的工作，给保安处派在各国的情报网头子以外交人员的地位，名义为警务随员。另一面，保安处保证不干预外交政策问题。他援引希特勒关于德国驻外机构的一切行动均受驻在国使团团长领导，并提出警务随员也只能通过使团团长进行其职务上的交往。
希姆莱做了让步，于1941年8月9日，和里宾特洛甫达成一项新的协议：警务随员和德国中央保安局的全部文件往来，必须经使团团长过目，此外，保安处不得对驻在国的内政进行任何干预。
尽管保安处一直严守这项决议，但里宾特洛甫还是不时地向希姆莱提出要注意尊重外交部长的外交特权。
有一次，希姆莱应意大利外长的邀请，要出国旅行。这时外交部长里宾特洛甫告诉他：“党和国家领导人出国旅行必须及时向外交部提出书面申请报告。”言外之意，你没提出书面申请报告，就不能随便出国。希姆莱把意大列之行的目的详细地说了一遍。里宾特洛甫装腔作势地说：“待我向领袖汇报后，再决定你是否可以外出旅行。”接着，他不无揶揄地说：“倘使你以为根据你在德国国内拥有的职权，进而也有特权在国外采取这样或那样的特别行动的话，那么，我可以肯定，我这方面决不会承认这种事关德国外交政策的国外权力要求。”
因为党卫队在东南欧有广泛的联系，里宾特洛甫就在这个地区设置了一道遏制党卫队插手外交事务的栅栏。1941年夏天，里宾特洛甫将驻巴尔干地区的大使和公使职位全部安插上冲锋队领袖。这些人，都是“长刀之夜”的幸存者，他们没有忘记自己差一点儿死在党卫队的手里。
里宾特洛甫划定了一条界线，不让希姆莱再越雷池一步。这位部长指示来外交部任职的党卫队员，从现在起，只能是他的人，而不能是希姆莱的人。
随着战争岁月的迅速推移，外交作用越来越小，他们的矛盾也就慢慢消失了。
希姆莱同国防军将领的关系。
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后，希姆莱将武装党卫队派到了前线。这支缺乏正规训练的部队，引起陆军将领们的蔑视。
陆军将领们认为武装党卫队是一支激进的部队，又是军中的督军。武装党卫队员一个个残酷无情，他们在战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