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邓尼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德国海军战略-第15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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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美之所以提出这个要求是出于以下两个主要原因：第一，盟国在西欧开辟具有决定意义的第二战场，当然是符合斯大林的最大利益的。只有这个第二战场才能从根本上彻底减轻俄国人在他们本土对德作战的负担。盟国尽快地实现入侵是符合俄国人的最大利益和斯大林一再明确提出的要求的。这时，在卡萨布兰卡会议上把开辟这个战场的日期又推迟了。为此，罗斯福和丘吉尔想作出一个能平息斯大林怒气的决议，作出一个如丘吉尔所说的“将鼓起全世界朋友的勇气的决议”。
毫无疑问，要求德国无条件投降是能达到上述目的的。
这个要求的第二个主要目的，就是宣布英美对战后年代所设想的和平世界的先决条件。盟国认为自己有能力创造一个和平世界，并且采取措施，想排除他们在这次战争中的敌国参与创造和平世界的一切活动。这就是说，他们想在缔结和约时使敌国处于完全瘫痪状态。这样他们就能把一切条件强加于它，而这个瘫痪了的国家就不得不逆来顺受。
要求德国无条件投降无疑也是对全体德国人民的一种歧视。斗争的矛头不是对准希特勒和国家社会主义，而是对准了德国人民，并且要把他们彻底打垮，倒在地上起不来为止。
这个要求对德国人民在1943年的情绪和对我们继续进行战争的必要性的认识产生了什么后果，我在回答第二十八个问题时还将详细地谈到。
在这里我还想提一下几个英国人和美国人对无条件投降的这一政治要求所作的政治评论：英国历史学家富勒在他的《第二次世界大战》一书中写道：卡萨布兰卡会议上提出无条件投降的这一政策的结果，“使得战术上极其荒谬、战略上毫无意义的战争继续下去”。
轴心国加强了抵抗。由于一切实现有条件投降的道路都被堵死了，因此就不得不把战争进行到德国彻底崩溃为止。
英国部长汉基勋爵就无条件投降这一要求抨击了这一政策的炮制者的道德观。他说：“不幸的是，这一如此违背耶稣登山宝训精神的政策，并不适于加强盟国的道德地位。”
海军上将尼米兹在他的《大西洋上的胜利——同轴心国的海上作战》一书第129页上关于无条件投降的这种要求写道：‘罗斯福总统在卡萨布兰卡会议结束后的当天，向新闻界宣布了一项他本人与丘吉尔首相共同拟订的政策，这使全世界的政治家和军界领袖大为震惊。这就是美英只接受德国、意大利和日本无条件投降的决定。既不提出条件，也不就条件进行谈判，就是拿破仑在他达到征服别国的顶峰时也没有把谈判的大门关得这么死。决定这样死板的政策已经够糟了，再把他公布于众那就更糟了。无条件投降的政策是与英美政治家过去的诺言——他们不是与人民作战，而是与那些引导人民走上歧途的头目作战——相矛盾的。这种错误的政策即使十七、十八世纪的政治家们也未曾犯过，他们比今天他们的某些后辈更懂得，今天的敌人也许有需要成为明天的盟友。而且追逐一场彻底胜利的战争，会使得战胜者和被战胜者同归于尽。”
我还想讲以下一些话来结束关于无条件投降这一问题的回答。这个政治要求产生了极其严重的后果：在军事上战胜德国早已定局，但彻底打垮德国的意愿，却是通过政治上错误地延长战争来实现的，其结果就为俄国人占领东欧大开方便之门。俄国人的这一胜利至今对英美的政策还有着极其严重的危害性。通过延长战争来达到彻底打垮德国的这一无条件投降的要求，迫使英国人和美国人直至二十多年后的今天，在他们1945年就认为已取胜的地区，却要付出数十亿巨款来驻扎军队根据他们目前的政策，不仅为了保护我们，而且为了保护自己免遭当时战争后果之害。有谁战胜一个国家是为了以后出于自身安全在那里还得数十年之久地驻扎军队呢？我认为，这个无条件投降的政治决定及其军事后果，是英国人和美国人的一个重大错误，那是再也明显不过的了。在回答下一问题时，我将继续谈到这方面以及希特勒在这方面的罪责。
二十八、您在什么时候认为战争打输了？
毫无疑问，我们在斯大林格勒的失败给我们整个战略形势带来了决定性的转折。第六集团军在这次战役中的失败，很清楚地表明希特勒1941年6 月计划的破产。在这一计划中，希特勒想通过战胜俄国来确保和加强我们在大陆的地位，从而迫使英国这个海上强国也不得不承认，继续与我们作战是毫无前途的。而这时我们战胜俄国这个敌人已经无望；恰恰相反，我们进驻俄国的军队必须向西后撤并且不得不估计到将进行艰苦的抵抗。
因此，我们在东方战线的局势正是我们为什么根本不能再指望打赢这场战争的原因之一。
接着就是1943年5 月潜艇战的崩溃。在这以前，我们的潜艇战遏制了两个海上强国在我们欧洲大陆扩大它们的优势力量。由于德国潜艇击沉了大量船只，所以，尽管英美在它们本国加紧赶造商船，但它们手头能供使用的船只的吨位还是不断地减少。即使1943年5 月起潜艇战不能再取得重大的战果，但新造商船的数量直至1943年7 月以后才超过其损失的数量。
我已讲过，我们曾采取了哪些措施，使用了哪些新型潜艇想使我们的海军重振旗鼓。但是，何时能实现这一点，海战是否还能及时地取得成功，这在1943年还完全没有把握。
1943年上半年的战局已严重到如此程度，使得我们不得不估计到战争的失败。1944年夏天，英美入侵诺曼底半岛，成功地在法国开辟了反对我们的第二战场之后，对我们的敌人来说，最后赢得战争的前景，几乎已确定无疑了。
但是，1943年和1944年，我们除了已经采取的军事行动之外还能采取别的什么行动呢？
当时，大部分德国人民和士兵是支持希特勒的。一些人曾想推翻希特勒的专制统治，尽管他们的道德动机值得赞扬，但另一方面由此而产生的混乱将削弱我们前线的战斗力，其结果也许会使德国士兵遭到更大的损失。——何况，德国人民知道我们敌人的要求，只有无条件投降才能考虑和我们缔结和约。就是推翻了希特勒也不能对此有丝毫改变。——我们也知道美国财政部长摩根索关于在夺取胜利后彻底消灭德国工业和把德国变为农牧国的计划。这就意味着，千百万德国人必须饿死。我们也知道，1944年秋天，在魁北克会议上罗斯福和丘吉尔批准并签署了这项摩根索计划。后来他们想规避这一计划。然而，这样一来，他们与他们的盟友斯大林就造成了矛盾，斯大林把这项计划完全作为自己的计划了。在德黑兰会议上，斯大林要求在战胜德国之后把千百万德国人作为劳动力运往俄国。在雅尔塔会议上，他也坚持要求至少消灭德国工业的百分之八十；此外，他还要求德国人付出几十亿的战争赔款，并且再三要求把千百万德国劳动力运往俄国。即使英国人和美国人在德国投降之前还没有坚持这一要求，但是，对他们来说，事实也是一清二楚的：在战胜我们之后，根本不允许再有一个德国政府存在。在未来的和平年代里，德国将受战胜国的统治。为了这一目的，战胜国将分割德国，并且打算把诸如普鲁士这样的德意志国家消灭掉。
在1943年至1945年的战争年代里，盟国对德政策的总方针是：无条件投降，消灭我们的工业，支付几十亿的赔款，把劳动力运往俄国，不允许再有德国政府，就是说，德国人民没有任何权利，由战胜国来统治，分割德国，也就是说，把我们的国家、我们的人民和我们的前途完全拱手交给敌人。总之，这个总方针使得我们除了继续战斗之外，根本就没有任何其他的选择余地，因为，有哪一个人，当他的敌人对他说：“如果放弃战斗，躺倒投降，我就把你割成四块，并对这四块任意加以处置”，就会乖乖地躺下呢？有哪一个人会自愿屈服于这一要求呢？在这一战争时期，德国人民也同样处于这种局面，尽管他们已认识到不再可能取胜。这就是我们当时的处境。
我所谈的整个情况中，还没有提到屠杀犹太人一事。这—件事对于盟国对我们的态度上肯定是有影响的。但是，这种可怕的屠杀犹太人事件是背着德国人民、在对德国人民极端保
密的情况下，由德国政府中的一小部分人干的，大多数是远在东方，远在德国本土之外进行的。毫无疑问，绝大多数德国人民对消灭犹太人一事是毫无所知的。这样一种行为是出乎正直人们的一切想象之外的。因此，他们也根本不会怀疑竟会发生这种事情。如果今天外国人对我们说：“为什么你们在战时不收听英美广播呢？在这些广播中不是报道了屠杀犹太人的种种事件吗？”——对此，我们只能作这样的回答，并且不禁要问：“难道美国人民或英国人民群众在上次战争中不听本国的广播而听德国的广播吗？”众所周知，在战争中，敌人的广播都是为了自己的利益进行战争宣传的。所以说，美国和英国人民群众肯定没有理由收听德国的战争宣传。同样，德国人民也没有这种要求，因为通过收听外国电台而能知道德国屠杀犹太人的事情，正如前面所说，这也是出乎德国人的一切想象和推测之外的。在回答下一个问题时，我还将说明，在战争结尾时，我是在什么样的情况下才知道这种屠杀犹太人的事件的。
所以，尽管我们知道我们不能再取得胜利，但我们除了继续战斗，希望取得比无条件投降较好的条件外，别无选择余地。盟国政府声明的矛头也不仅仅是针对希特勒或纳粹专制统治的，而且是针对被彻底战胜了的德国人民的。德国人民应该无条件投降，德国人民在未来的和平中不许有任何权利，甚至在自己的国家内，也不许有任何权利，德国人民应在工业上和经济上被消灭。
因此，在这种条件下，在1943年和1944年没有一个军事领导人能够提出投降的建议。
抱这种观点还有一个理由必须一提的：当时，我们如果投降的话，那末我们就必须把这时正在东线深入俄国作战的三百五十万德国士兵交给斯大林。因为投降就是向部队表示和要求部队停止战斗，放下武器，去当敌人的俘虏。这对东线作战的大部分部队来说就意味着在俘虏营中等待死亡。
二十九、关于希姆莱指挥部所犯的罪行，您知道哪些？当您知道后，您采取过哪些措施？
1945年5 月初，我以国家元首的身份代表德国在弗伦斯堡的米尔维克按照我的计划实行投降。5 月5 日，米尔维克驻军首脑通知我，据弗伦斯堡的港务监督证实，有一艘维斯杜拉河的小船在几个星期前从但泽出发越过波罗的海，因受战事影响而以十分缓慢的速度向弗伦斯堡驶来，现已到达。船上约有三百名集中营囚犯，处境十分危急。我立即下令援救那些在这次运输途中仍还活着的囚犯，首先是给予医药治疗。
接着有人给我送来一份关于船上发生的情况的详细报告，说该船靠岸后，船上的看守人员似已迅速潜离。
长途运输当然会给囚犯们的处境带来困难，但在我看来，事情很清楚，船上的情况是由于一种违反法律和道德的罪行所造成的。这就是我和我的同僚们从这次运输中得到的关于集中营虐待囚犯事实的第一个“警报信号”。
1945年5 月7 日，我派去与艾森豪威尔进行投降谈判的冯·弗雷德堡海军元帅从美国司令部回到了我这里——弗伦斯堡的米尔维克。他给我带来了一份美国士兵报《星条旗报》。报上登载了魏玛近郊埃特斯山布痕瓦尔德集中营的照片。这些被杀害和饿死的集中营囚犯的照片惨不忍睹。即使在战争结束时，集中营的供应会遇到困难，致使情况恶化，但我认为那里出现的状况无疑是犯罪，这是任何其他理由都无法为此辩护的。弗雷德堡和我，’还有我的司令部的全体人员，全都大吃一惊，我们过去总认为象这类事情是不可能出现的。5 月9 日，我接到了港务监督关于上述维斯杜拉河小船的报告。
在5 月初的这些日子里，就是说，在德国投降后的头几天，我们还陆续收到了有关德国集中营情况的消息。
我的副官吕德·诺拉特海军少校，在他的5 月11日的日记中记下了一段话，这段话也说明了这件事：“12时，外交部长凯特尔陆军元帅声明：“最近时期，有关集中营中无法维持的情况和违法事件的消息，日见增多。此外，因原有看守人员逃离，而由国防军承担了看守和照料任务。由于德国人民和国防军不明实情，因而有必要在这种情况下公开声明，我们与这些罪行无关。”
我们总是希望这类事件仅仅在个别地方发生，但我仍然认为应该立即彻底地、毫不容情地把罪魁祸首调查清楚。考虑到德国人民的利益，我认为把在严格保密的幌子下所犯的这类罪行调查清楚也是必要的。因为德国人民对这些事情一无所知，他们无疑有权提出要求，通过澄清这些事件来公开表明他们自己的纯洁性。
在和我的外交部长、帝国临时政府首脑施威林，冯·克罗西克伯爵取得一致意见后，我以国家元首的名义颁布了一道命令，委托帝国法庭作为德国最高法院立即追查这些事件。
命令如下：命令： （一）、凡属违反普遍有效的法律与道德原则和已公布的法律条例而逮捕、审问囚犯，把他们关进集中营并在集中营中处置和虐待他们的事件，必须立即调查清楚。所有违法事件应根据有效的刑法对有关人员加以惩办并立即判决和执行。
（二）、 （1 ）我授予帝国法庭的最高检察官行使调查这些违法行为和起诉的权力。
（2 ）帝国法庭对此类案件的判决必须负责到底。
（三）、此命令自公布之日起生效。
海军元帅邓尼茨（签字）。
1945年5 月15日于大本营。
施威林·冯，克罗西克伯爵把这个命令及一封附信寄给了盟国武装力量最高司令部的艾森豪威尔将军。施威林·冯·克罗西克在附信中说：“1 ．德国人民对集中营里发生的情况迄今一无所知。集中营与外界完全隔绝，在集中营里所发生的一切事情都是绝对保密的，甚至德国的领导人员也不可能获悉集中营中的真相。
“2 ．德国人民一致愤慨地谴责如盟国报道中所描述的关于拷打和惨杀囚犯的事件，因为这些事件与德国人民的品德和道义感的原则格格不入。立即严惩犯罪分子，是符合德国人民真正的正直感的。
“为了使宣判具有至高无上的权威和持久的影响，海军元帅根据我所作的一份附有副本的报告，认为有必要把调查与宣判的权力移交给作为德国最高法院的帝国法庭机构。海军元帅对我附有副本的报告作了答复，他指定帝国法庭对各个事件立即进行全面的调查和作出惩处，并颁布了上项命令。
“3 ．将军先生，我请求您使帝国法庭能尽快地执行宣判，以满足海军元帅和帝国政府对罪魁祸首进行宣判和惩罚的愿望。
冯·克罗西克（签字）”。
1945年5 月17日，美国大使墨菲到弗伦斯堡的米尔维克来找我。他是艾森豪威尔司令部中的一位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