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仁宇文集-第56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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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是不久之前也有—位书评者在报刊里写出：不论我写的历史是否谈及古今中外，我总在把中国写成一个资本主义的国家。
这个说法使我想起一段故事：数年之前尼克松讲到他见毛泽东时，他恭维毛：“主席，你写了几本小册子，竟使整个中国改观。”
毛立即抗议：“我怎么能使中国改现，我不过使北京一二十里的地方，这边那里稍微扭转一下罢了！
毛泽东犹且如是，我怎敢想望由我的文字使中国改变？况且历史从业员的工作只是报导已经发生的情事之前因后果，不及于筹划未来，事实倒是这样的：我刚将《中国大历史》整顿组织就绪，时值1981年间，正不知如何收篇，而中国领导人正在提倡“摸石头过河”，关于他们改革的新闻，经常在美国报纸杂志里出现。这种趋势和征象与我私下想像中国历史和西洋文化汇合，以商业组织代替过去农业组织之体系，逐渐进入以数目字管理的诸条件符合。这种种条件不由我创意，而源于英国研究17世纪的专家克拉克（SirGeorgeN。Clark），他认为英国在光荣革命后进入这境界。将一个农业国家蜕变而为一个工商业国家不是一件容易事，我常用的一个隐喻：有等于一只走兽蜕化而为飞禽。以英国的农业基础、社会习惯和法规传统而能使银行开设于乡镇之间，土地能随意典买抵当，各地创建付费公路（turn－pike），人口能自由移动，17世纪之前已是不可思议。只因为日子久了，我们以为英国历来如此。想像不到要将这样一个国家当作一个城市国家那样的处理，以货币作管制全民的工具，不可能避免一段奋斗。本书有10页左右的篇幅介绍西欧国家进入这境界的程序。中国是否已进入这境界，读者一望可知，至于中国应称目下的体制为资本主义或社会主义，我主张让摩登学究去争辩。
话说回头，80年代最初的几年，我虽有以上的愚见，还不敢申张，直到大陆上‘承包到户”的政策普遍施行，使人民公杜不复成为生产的单位，情势确是不能逆转，才将本书结论作较肯定的说法写出，再加以背景上有几十年的筹谋思虑，那也就不能说我和出版者没有慎重将事了。
为什么称为“中国大历史”？
中国过去150年内经过人类历史上规模最大的一次革命，从一个闭关自守中世纪的国家蜕变而为一个现代国家，影响到10亿人口的思想信仰、婚姻教育与衣食住行，其情形不容许我们用寻常尺度衡量。本书作者不是哥伦布，他没有发现新大陆。可是他像一个普通船员一样随着哥伦布航行4次，亲历牙买加、洪都拉斯诸地，回到西班牙，说及确有一个新大陆的存在，听的人还说他在胡讲瞎吹，那也就怪不得他不耐烦了。
黄仁宇
1993年8月18日纽普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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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西安与黄土地带
前言
西安是中国历史的一座重要舞台，许多人物事件在此牵连、搬演。作者经由它，引领我们进入时光，看看历史是怎么发生的。在现今考古仍旧无法证明夏代以前的历史记载是否确实时，有甲骨文和殷墟遗址佐证的商朝，便成为叙述中国历史的。
西安的位置接近中国的地理中心，现在已成了旅游者注目的焦点。撇开其他的条件不说，它是中国历史上11个朝代的都城所在，最早的还可以追溯到秦朝统一中国之前。它在历史上所享有的盛名，远超过任何其他政治中心。不过令人遗憾的是，由于内忧外患，古老的建筑早已荡然无存，只有废墟还保留了一些昔日的雄伟气象。
在现今西安市的东边，也有好几处有名的历史遗迹。距离西安城不到五英里的地方是半坡村，它至少有6000年之久，是目前中国境内所发现的最大的新石器时代遗址。从墓葬的形象看来，半坡村的社会当属母系社会。
西安是十一个朝代的都城所在
西安城东北不及20英里的地方有华清池。据说8世纪的一位唐代皇帝（玄宗，713—755在位）所宠爱的妃子（杨贵妃）曾在池中沐浴。唐玄宗本身就是一位艺术气息浓厚的人物，据说中国的戏剧是他创始的，而他所爱的女人，更是“资质丰艳，善歌舞”。华清池也因她在此一濯芳泽而享名千载，但是他们的故事却以悲剧结束。西元755年（天宝十四年），一位镇守边关的将领（安禄山）以“清君侧”为名，起兵造反。叛军逼近京城，皇帝一行往西逃向四川，到了马嵬驿的地方，护卫的将士要求皇帝对杨贵妃作出断然处置，否则不肯用命。在这情形之下，即令是天子，也只好让他宠爱的妃子当场被缢死。一位向来沉湎于欢乐的君主，从此意懒心灰，自逃亡至退位之后，他的残年，充满着寂寞和悔恨的情调。一位时代去他不远的诗人——白居易，以极带想像力的笔调，描写唐明皇（后人给他的称呼）终夜不眠，看着宫前萤虫飞来飞去，阶下落叶也无心找人打扫的心情。这样的忧恨缠绵只有越陷越深，非人世间任何因素可能稍一舒慰。这首《长恨歌》，也随着流传千古，直到1920年和1930年间，仍旧为小学生所习诵。也可见得即使是君主制度下的教育，在开口闭口不离道德之余，并没有完全忽视情绪和抒情主义。要是全然的不近人情，则不会让这样的一首诗歌，传教学习，直到民国时代，还去打扰年少公民的未成熟心情了。有了华清池和杨贵妃的故事，我们也可以存着信心，不论经过任何意识形态之熏陶．也不论古今中外，人类共同的情绪，有如一座大水库，永不会枯竭。
去华清池的温泉不远，有1936年西安事变蒋介石蒙难的地方。当年12月12日，“少帅”张学良的部队冲入委员长行营，要求他停止对共产党的“围剿”；以便一致对日抗战。这兵变的目的既达。中国的政治从此改观，间接也影响到全世界的历史。时至今日，在某些方面讲，我们仍然感觉得到这五十几年前的事变之后果。当年“双十二日”枪声既息，国府的最高统帅被一个下士班长和一个士兵发现。他孑然一身，未被伤害，躲在附近骊山的一个山洞里。今日该处有一座亭子，纪念当年历史之展开竟让这两个藉藉无名的角色，去完成如此一段带戏剧性而具有如此庞大后果之任务。
越是接近骊山，我们也更感觉到和历史接近。它的影响愈浓厚，它的展开也愈合时宜。本来我们也已经知道秦始皇帝葬在骊山，去西安约40英里。此人被称为世界上最可怕的专制魔王之一。他在公元前221年统一中国之后，用焚烧诗书和活埋反对者的办法去巩固他的统制。他的“陶器兵马”在1974年发现。内中包括塑制的兵俑，和实物的兵器与战车。美国的三位总统曾来此观光，一些兵俑器物也曾送到国外去巡回展览。
但是秦始皇不是中国历史的，秦始皇统一全中国，距离中国文化的开始已有好几千年了。按照一般的顺序。我们应当先处理其他的几个题目，当中首要者无过于地理背景。当旅游者乘火车或汽车前担临潼县参观骊山及华清池时，应先注意四周黄褐色的泥土，这种泥土与美国田纳西州一带耕地的土壤相似，它是中国历史开展中的重要因素。当地周围景物通常较路基为高，所以这黄土不难观察。
中国文化有多种源头
本书成稿之日，我们没有绝对的证据，能够斩钉截铁地说，中国文化完全是在本地萌生，或者说当中至少一部分受到地中海文化的影响。20世纪初期，学者多崇尚后说，主张中国文化之起源，不仅较埃及与美索不达米亚为迟，其使用青铜与铁器尚比这两处至少要迟1000年。有些学者甚至认为中国文字可能也是埃及象形文字之变体。中国史前陶器上的文饰就和中亚及近东所发现的类似。目前这“世界文化一源说”已被中外无数学者指摘。中国的文字被认为特创一格，即数目字亦与众不同，陶器上肤浅的相似之处敌不过基本的差异。中国的冶金术即使在原始的阶段也表现出技术上之特色，而无模仿的迹象。中国的栽培作物更显示出中国的农业与近东出于两源。最近人种学家和考古学家甚至指出，即使在中国境内，文化的起源也不是一元的，从东北到珠江流域，都可找到文化起源的遗迹。
虽说钟摆现在已经摇转过来，中国文化独立自创的理论显然比较站得住脚，我们却不能武断地说再也没有争辩的余地。我们可以作的结论是，不管它是本地独创或是外间传，中国文化受地理条件的因果关系极深。不论中国当初受外间发明的影响或浅或深都不足改变这观点。当初期农作物受东亚大陆的土壤和气候影响的时候，中国文化的因素就开始与当地居民结下不解缘（详第二、第三两章），以后也始终如此。基于这个原因，西安附近之黄土，也就更值得注意。
夏代的存在仍然存疑
二次世界大战之后，考古学家用碳14放射性的技术，断定中国新石器时代之遗址最初出现于公元前4000年，或者还要早。可是以文字记载的历史，却不能追溯到这么久远。根据史书的记载，最早的“朝代”为夏，它的出现若能证实无讹，也只能把中国历史的前端摆在公元前2000年左右。可是关于“夏朝”的传说虽多，也仍没有考古的实证确断它的存在。怀疑的人提出，要是这朝代确曾出现，至少应当在古物附近有文字出现。相信夏朝实有其事的人则辩说，中国文字出现于公元前2000年，只是最初的文字写在竹简和丝织品之上，年久月深业已腐朽。现存关于夏代的事迹，出自口传，再由记事者写在竹简之上，辗转抄传，所以较迟。两方所说都有理由也仍不能成定论。
现在能确切证明之中国历史，始自公元前约1600年的商代，这朝代的两座都城和约十处国王埋葬之陵寝业经发掘。不仅它的文字确切的存在。而且其字体镂刻在兽骨之上。出土的这种“甲骨文”碎片，数以十万计。
商代遗址在今日的河南省，历史上称为“关东”，我们也可称它为“东部平原”。它和西部西安一带的“黄士高地”构成一种东西轴心。“商”之成为一“朝代”也是名正言顺。它的王室谱系全部保存无缺。国王传位一般采兄终弟及，偶尔父死子继。此外商人也可以视作“商民族”，因为他们垄断冶制青铜的技术，在军事上占优势，也保持着宗教上的向心力，所以能凌驾其他民族之上。他们的青铜器皿，不是兵器，就是祭器，只有极少数例外，其制造采取集中的方式由国家监督。
商文化的内容丰富
商文化表现着它和同一时期其他文化等量齐观，却并不一定就能代表传统中国的特色。例如商代社会虽属父系，但是它的贵族妇女却享有相当自由，几百年后，甚至几千年后，中国妇女仍不能望其项背。商人好酒，兴致高而活力充沛，他们杀人作祭祀，毫不感到罪恶，而且在甲骨文上不断的留下人祭的纪录。他们能派遣3000人的军队，作百日行军的远征，这样的军队尚可以由附庸国家的部队支援。有时候作战的目的在于掠夺取利。国王的陵寝由上至下掘土而成，上端的坑大，越至下端愈小。国王的陪葬品有战车与马匹，殉葬的人被斩首，头颅和躯体整齐地排列着。而由上至下以泥土敲打而成的梯级，则显示出殡时必有繁缛之仪节。
商民族虽已从事农业，却仍保持着渔猎的传统。他们在500多年的历史内，迁都的次数在6次以上，而且甲骨文上经常有狩猎的记载。商代最后的一座都城，临近现代的安阳，考古学家在当地发现极多兽骨。农业的操作似由奴工执行，在一处坑内所置放的石制镰刀有好几千把。
甲骨文上的记载表现着商朝的国王对于天侯极度关心。编订历日，也是王室重要的职能。在这些方面，商朝与此后以农立国的中国已保持着传统之联系。而甲骨文的书法，更是与中国文化一脉相传。
甲骨文的书法
当初甲骨为巫卜之用，现存的甲骨，则是商代的史官根据原件复制作为一种永久的纪录。甲骨的大量出土，使当时事物逐步可考，给后人看出此间一个初具规模的国家即将发展成为一套令人心折的文化。根据专家统计，甲骨上所记载的不同文字，为数共约3000，其中1000字已可以辨识。这种古代书法，乍看起来变化万千，可是因为其由原始的天才人物设计，引用永恒不变的意义为根柢，当中之一部分今日可能为熟悉东亚文物的人士一眼看出。下图所列，其最基本的原则可谓出人意外的简单：
左端为象形，日圆月弯，一经画出，不待解释。会意由象形稍加引申而成，例如日在树后上升．是为东。双手执鸡放在樽俎之内，是为祭。还有不能图解之观念则可以同音字代表，如“亦”字发音与“腋”同，所以画人之两腋为亦。“来”与高粱之“来”同，所以画“来”而得来。其他“转注”、“假借”等也不外将这些基本原则重叠而扩大的使用。值得注意的则是青铜时代的书写方式和今日报纸杂志的铅字一脉相传。
这些原则一经推广，今日之汉字为数2万，又经日文与韩文采用，无疑的已是世界上最具有影响力的文字之一。它的美术性格也带有诗意，使书写者和观察者同一的运用某种想像力，下至最基本之单位。上海人的沪语发音软如法语，广东人的粤语发音便如德语，也能用同一文字互相会意。所以这种书写的方式促成中国人文化上的团结，其力量不可权衡。只是既有长处也有短处，其引用起来，不管是一条吊慰的短柬或是一张实验室的报告，同样要从摆方块的形式作。中文的前置辞和联系辞少，抽象的意义只能重楼叠架构成（如本书文句中之“的”后带“之”，“之”后又“的”）。也要将可以眼见耳闻的事物极度的延伸，才能成为可以理解的观念（有如“抽象”即系抽出其相，与“具体”之具有其体相对）。其为单音字，又要写上10个字才能代表10个音节。文人用笔，通常省略当中某些环节（例如“一将功成万骨枯”，只有两个子句，当中无联系辞，也不知道所说系理论抑是事实），虽说言简意赅，却不是严谨、正确的通信工具。
公元前1000年左右．甲骨文的字汇，饱和到大约1000个字（专家认为其他的2000字大致为专有名词），青铜技术也达到最高峰的时候，这两文化为周所替代。周发源于西安附近，为后起之强国，此后数千载，这黄土地带上的一雄给中国的影响，远超过东部平原的商。这地区自中古至近代并非中国最富庶地区，更不是最容易接近的地区。西安总揽这地带却注定要在中国历史里产生决定性的作用。以一个天马行空的比喻来说，就如同让得克萨斯州和俄克拉何马州在历史上的功效，超过东部的麻州或宾州。这种比喻别无他意，不过强调地理因素在历史上的重要。中国文化为亚洲大陆产物，美国文化则离不开大西洋的传统，此中有一个深刻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