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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2章

冰心小说集合-第32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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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母亲死去整整十年了。去年父亲又已逝世。我在各地飘泊,依然是个孤身汉子。弟弟们的家,就是我的家,那里有欢笑,有温情,有人照应我的起居饮食,有人给我缝衣服补袜子。我出去的时候,回来总在店里买些糖果,因为我知道在那栏杆上,有几个小头伸着望我。去年我刚到重庆,就犯了那不可避免的伤风,头痛得七八天睁不开眼,把一切都忘了。一天早晨,航空公司给我送来一个包裹,是几个小孩子寄来的,其中的小包裹是从各地方送到,在香港集中的。上面有一个卡片,写着:“大伯伯,好些日子不见信了,圣诞节你也许忘了我们,但是我们没有忘了你!”我的头痛立刻好了,漆黑的床前,似乎竖起了一棵烛光辉煌的圣诞树!

  回头再说我的母亲吧。自然,天下的儿子,至少有百分之七十,认为他的母亲乃是世界上最好的母亲。我则以为我的母亲,乃是世界上最好的母亲中最好的一个。不但我如此想,我的许多朋友也如此说。她不但是我的母亲,而且是我的知友。我有许多话不敢同父亲说的,敢同她说;不能对朋友提的,能对她提。她有现代的头脑,稳静公平的接受现代的一切。她热烈地爱着“家”,以为一个美好的家庭,乃是一切幸福和力量的根源。她希望我早点娶亲,目的就在愿意看见我把自己的身心,早点安置在一个温暖快乐的家庭里面。然而,我的至爱的母亲,我现在除了“尚未娶妻”之外,并没有失却了“家”之一切!

  我们的家,确是一个安静温暖而又快乐的家。父亲喜欢栽花养狗;母亲则整天除了治家之外,不是看书,就是做活,静悄悄的没有一点声息。学伴们到了我们家里,自然而然的就会低下声来说话。然而她最鼓励我们运动游戏,外院里总有秋千、杠子等等设备。我们学武术,学音乐(除了我以外,弟弟们都有很好的成就)。母亲总是高高兴兴的,接待父亲和我们的朋友。朋友们来了,玩得好,吃得好,总是欢喜满足的回去。却也有人带着眼泪回家,因为他想起了自己死去的母亲,或是他的母亲同他不曾发生什么情感的关系。

  我的父亲是大家庭中的第三个儿子。他的兄弟姊妹很多,多半是不成材的,于是他们的子女的教养,就都堆在父亲的肩上。对于这些,母亲充分的帮了父亲的忙,父亲付与了一份的财力,母亲贴上了全副的精神。我们家里总有七八个孩子同住,放假的时候孩子就更多。母亲以孱弱的身体,来应付支持这一切,无论多忙多乱,微笑没有离开过她的嘴角。我永远忘不了母亲逝世的那晚,她的床侧,昏倒了我的一个身为军人的堂哥哥!

  母亲又有知人之明,看到了一个人,就能知道这人的性格。故对于父亲和我们的朋友的选择,她都有极大的帮助。她又有极高的鉴赏力,无论屋内的陈设,园亭的布置,或是衣饰的颜色和式样等,经她一调动,就显得新异不俗。我记得有一位表妹,在赴茶会之前,打扮得花枝招展的,到了我们的家里;母亲把她浑身上下看了一遍,笑说:“元元,你打扮得太和别人一样了。人家抹红嘴唇,你也抹红嘴唇,人家涂红指甲,你也涂红指甲,这岂非反不引起他人的注意?你要懂得‘万朵红莲礼白莲’的道理。”我们都笑了,赞同母亲的意见。表妹立刻在母亲妆台前洗净铅华,换了衣饰出去;后来听说她是那晚茶会中,被人称为最漂亮的一个。

  母亲对于政治也极关心。三十年前,我的几个舅舅,都是同盟会的会员,平常传递消息,收发信件,都由母亲出名经手。我还记得在我八岁的时候,一个大雪夜里,帮着母亲把几十本《天讨》,一卷一卷的装在肉松筒里,又用红纸条将筒口封了起来,寄了出去。不久收到各地的来信说:“肉松收到了,到底是家制的,美味无穷。”我说:“那些不是书吗?……”母亲轻轻的捏了我一把,附在我的耳朵上说:“你不要说出去。”

  辛亥革命时,我们正在上海,住在租界旅馆里。我的职务,就是天天清早在门口等报,母亲看完了报就给我们讲。她还将她所仅有的一点首饰,换成洋钱,捐款劳军。我那时才十岁,也将我所仅有的十块压岁钱捐了出去,是我自己走到申报馆去交付的。那两纸收条,我曾珍重的藏着,抗战起来以后不知丢在哪里了。

  “五四”以后,她对新文化运动又感了兴趣。她看书看报,不让时代把她丢下。她不反对自由恋爱,但也注重爱情的专一。我的一个女同学,同人“私奔”了,当她的母亲走到我们家里“垂涕而道”的时候,父亲还很气愤,母亲却不做声。客人去后,她说:“私奔也不要紧,本来仪式算不了什么,只要他们始终如一就行。”

  诸如此类,她的一言一动,成了她的儿子们的指南针。她对我的弟弟们的择偶,从不直接说什么话,总说:“只要你们喜爱的,妈妈也就喜爱。”但是我们的性格品味已经造成了,妈妈不喜爱的,我们也决不会喜爱。

  她已死去十年了。抗战期间,母亲若还健在,我不知道她将做些什么事情,但我至少还能看见她那永远微笑的面容,她那沉静温柔的态度,她将以卷《天讨》的手,卷起她的每一个儿子的畏惧懦弱的心!

  她是一个典型的贤妻良母,至少母亲对于我们解释贤妻良母的时候,她以为贤妻良母,应该是丈夫和子女的匡护者。

  关于妇女运动的各种标语,我都同意,只有看到或听到“打倒贤妻良母”的口号时,我总觉得有点逆耳刺眼。当然,人们心目中“妻”与“母”是不同的,观念亦因之而异。我希望她们所要打倒的,是一些怯弱依赖的软体动物,而不是像我的母亲那样的女人。 
 
 



 
                   
我的奶娘
 
  我的奶娘也是我常常怀念的一个女人,一想到她,我童年时代最亲切的琐事,都活跃到眼前来了。

  奶娘是我们故乡的乡下人,大脚,圆脸,一对笑眼(一笑眼睛便闭成两道缝),皮肤微黑,鼻子很扁。记得我小的时候很胖,人家说我长的像奶娘,我已觉得那不是句恭维的话。母亲生我之后,病了一场,没有乳水,祖父很着急的四处寻找奶妈,试了几个,都不合适,最后她来了,据说是和她的婆婆呕气出来的,她新死了一个三个月的女儿,乳汁很好。祖父说我一到她的怀里就笑,吃了奶便安稳睡着。祖父很欢喜说:“胡嫂,你住下吧,荣官和你有缘。”她也就很高兴的住下了。

  世上叫我“荣官”的只有两个人,一个是我的祖父,一个便是我的奶娘。我总记得她说:“荣官呀,你要好好读书,大了中举人,中进士,作大官,挣大钱,娶个好媳妇,儿孙满堂,那时你别忘了你是吃了谁的奶长大的!”她说这话的时候,我总是在玩着,觉得她粗糙的手,摸在我脖子上,怪解痒的,她一双笑眼看着我,我便满口答允了。如今回想,除了我还没有忘记“是吃了谁的奶长大的”之外,既未作大官,又未挣大钱;至于“娶个好媳妇”这一段,更恐怕是下辈子的事了!

  我们一家人,除了佣人之外,都欢喜她,祖父因为宠我,更是宠她。奶娘一定要吃好的,为的是使乳水充足;要穿新的,为的是要干净。父亲不常回来,回来时看见我肥胖有趣,也觉得这奶妈不错。母亲对谁都好,对她更是格外的宽厚。奶娘常和我说:“你妈妈是个菩萨,做好人没有错处,修了个好丈夫,好儿子。就是一样,这班下人都让她惯坏了,个个作恶营私,这些没良心的人,老天爷总有一天睁开眼!”

  那时我母亲主持一个大家庭,上下有三十多口,奶娘既以半主自居,又非常的爱护我母亲,便成了一般婢仆所憎畏的人。她常常拿着秤,到厨房里去称厨师父买的菜和肉,夜里拍我睡了以后,就出去巡视灯火,察看门户。母亲常常婉告她说:“你只看管荣官好了,这些事用不着你操心,何苦来叫人家讨厌你。”她起先也只笑笑,说多了就发急。记得有一次,她哭了,说:“这些还不是都为你!你是一位菩萨,连高声说话都没说过,眼看这一场家私都让人搬空了,我看不过,才来帮你一点忙,你还怪我。”她一边数落,一边擦眼泪。母亲反而笑了,不说什么。父亲忍着笑,正色说:“我们知道你是好心,不过你和太太说话,不必这样发急,‘你’呀‘我’的,没了规矩!”我只以为她是同我母亲拌嘴,便在后面使劲的捶她的腿,她回头看看,一把拉起我来,背着就走。

  说也奇怪,我的抗日思想,还是我的奶娘给培养起来的。大约是在八九岁的时候,有一位堂哥哥带我出去逛街,看见一家日本的御料理,他说要请我吃“鸡素烧”,我欣然答应。脱鞋进门,地板光滑,我们两人拉着手溜走,我已是很高兴。等到吃饭的时候,我和堂哥对跪在矮几的两边,上下首跪着两个日本侍女,搽着满脸满脖子的怪粉,梳着高高的髻,油香逼人。她们手忙脚乱,烧鸡调味,殷勤劝进,还不住的和我们说笑。吃完饭回来,我觉得印象很深,一进门便一五一十的告诉了我的奶娘。她素来是爱听我的游玩报告的,这次却睁大了眼睛,沉着脸,说:“你哥哥就不是好人,单拉你往那些地方跑!下次再去,我就告诉你的父亲打你!”我吓得不敢再说。过了许多日子,偶然同母亲提起,母亲倒不觉得这是一件坏事,还向奶娘解释,说:“侄少爷不是一个荒唐人,他带荣官去的地方是日本饭馆子;日本的规矩,是侍女和客人坐在一起的。”奶娘扭过头去说:“这班不要脸的东西!太太,您大门不出,二门不迈的,哪里知道这些事呀!告诉您听吧,东洋人就没有一个好的:开馆子的、开洋行的、卖仁丹的,没有一个安着好心,连他们的领事都是他们一伙,而且就是贼头。他们的饭馆侍女,就是窑姐,客人去吃一次,下次还要去。洋行里卖胃药,一吃就上瘾。卖仁丹的,就是眼线,往常到我们村里,一次、两次、三次,头一次画下了图,第二次再来察看,第三次就竖起了仁丹的大板牌子。他们画图的时候,有人在后面偷偷看过,哪地方有树,哪地方有井……都记得清清楚楚。您记着我的话,将来我们这里,要没有东洋人造反,您怎样罚我都行!”父亲在旁边听着,连连点头,说:“她这话有道理,我们将来一定还要吃日本人的亏。”奶娘因为父亲赞成她,更加高兴了,说:“是不是?老爷也知道,我们那几亩地,那一间杂货铺,还不是让日本人强占去的?到东洋领事那里打了一场官司,我们孩子的爸爸回来就气死了,临死还叫了一夜:‘打死日本人,打死东洋鬼。’您看,若不是……我还不至于……”她兴奋得脸也红了,嘴唇哆嗦着,眼里也充满了泪光。母亲眼眶也红了。父亲站了起来,说:“荣官,你带奶娘回屋歇一歇吧。”我那时只觉得又愤激又抱愧,听见父亲的话,连忙拉她回到屋里。这一段话,从来没听见她说过,等她安静下来,我又问她一番。她叹口气抚摩着我说:“你看我的命多苦,只生了一个女儿,还长不大。只因我没有儿子,我的婆婆整天哭她的儿子,还诅咒我,说她儿子的仇,一辈子没人报了。我一赌气,便出来当奶娘。我想奶一个大人家的少爷,将来像薛仁贵似的跨海征东,堵了我婆婆的嘴,出了我那死鬼男人的气。你大了……”我赶紧搂着她的脖子说:“你放心,我大了一定去跨海征东,打死日本人,打死东洋鬼!”眼泪滚下了她的笑脸,她也紧紧的搂着我,轻轻的摇晃着,说:“这才是我的好宝贝!”

  从此我恨了日本人,每次奶娘带我到街上去,遇见日本人,或经过日本人的铺子,我们互搀着的手,都不由的捏紧了起来。我从来不肯买日本玩具,也不肯接受日货的礼物。朋友们送给我的日俄战争图画,我把上面的日本旗帜,都用小刀刺穿。稍大以后,我很用心的读日本地理,看东洋地图,因为我知道奶娘所厚望于我的,除了“做大官,挣大钱,娶个好媳妇”以外,还有“跨海征东”这一件事。

  我的奶娘,有气喘的病,不服北方的水土,所以我们搬到北平的时候,她没有跟去。不过从祖父的信里,常常听到她的消息,她常来看祖父,也有时在祖父那里做些短工。她自己也常常请人写信来,每信都问荣官功课如何,订婚了没有。也问北方的佣人勤谨否。又劝我母亲驭下要恩威并济,不要太容纵了他们。母亲常常对我笑说:“你奶娘到如今还管着我,比你祖父还仔细。”

  母亲按月寄钱给她零用,到了我经济独立以后,便由我来供给她。我们在家里,常常要想到她,提到她,尤其是在国难期间,她的恨声和眼泪,总悬在我的眼前。在日本提出二十一条和“五四”那年,学生游行示威的时候,同学们在高呼“打倒日本帝国主义”,我却心里在喊“打死东洋鬼”。仿佛我的奶娘在牵着我的手,和我一同走,和我一同喊似的。

  抗战的前两年,我有一个学生到故乡去做调查工作,我托他带一笔款子送给我的奶娘,并托他去访问,替她照一张相片。学生回来时,带来一封书信,一张相片,和一只九成金的戒指。相片上的奶娘是老得多了,那一双老眼却还是笑成两道缝。信上是些不满意于我的话,她觉得弟弟们都结婚了,而我将近四十岁还是单身,不是一个孝顺的长子。因此她寄来一只戒指,是预备送给我将来的太太的。这只戒指和一只母亲送给我的手表,是我仅有的贵重物品,我有时也戴上它,希望可以做一个“娶媳妇”的灵感!

  抗战后,死生流转,奶娘的消息便隔绝了。也许是已死去了吧,我辗转都得不到一点信息。我的故乡在两月以前沦陷了,听说焚杀得很惨,不知那许多牺牲者之中,有没有我那良善的奶娘?我倒希望她在故乡沦陷以前死去。否则她没有看得见她的荣官“跨海征东”,却赶上了“东洋人造反”,我不能想象我的亲爱的奶娘那种深悲狂怒的神情……

  安息吧,这良善的灵魂。抗战已进入了胜利阶段,能执干戈的中华民族的青年,都是你的儿子,跨海征东之期,不再远了! 
 
 



 
                   
张嫂
 
  可怜,在“张嫂”上面,我竟不能冠以“我的”两个字,因为她不是我的任何人!她既不是我的邻居,也不算我的佣人,她更不承认她是我的朋友,她只是看祠堂的老张的媳妇儿。

  我住在这祠堂的楼上,楼下住着李老先生夫妇,老张他们就住在大门边的一间小屋里。

  祠堂的小主人,是我的学生,他很殷勤的带着我周视祠堂前后,说:“这里很静,×先生正好多写文章。山上不大方便,好在有老张他们在,重活叫他做。”老张听见说到他,便从门槛上站了起来,露着一口黄牙向我笑。他大约四十上下年纪,个子很矮,很老实的样子。我的学生问:“张嫂呢?”他说:“挑水去了。”那学生又陪我上了楼,一边说:“张嫂是个能干人,比她老板伶俐得多,力气也大,有话宁可同她讲。”

  为着方便,我就把伙食包在李老太太那里,风雨时节,省得下山,而且村店里苍蝇太多,夏天尤其难受。李老夫妇是山西人,为人极其慈祥和蔼。老太太自己烹调,饭菜十分可口。我早晨起来,自己下厨房打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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