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国文读史-第3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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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人遭遇皇帝（4）
皇帝，有时很小人的。文人遭遇这类小人皇帝，那就更没救了。乾隆歹毒一笑，你这个老东西，哪怕逃到阴曹地府，朕也能让你不得安宁。
徐述夔的这本诗集之“反动”，就是一句“大明天子重相见，且把壶儿搁半边”。诗中反清复明的变天思想，固然罪不可赎，而以“壶儿”影射“胡儿”来诽谤，尤其触犯这位异族主子的心理隐痛。这就如同阿Q因瘌痢头而忌讳说亮说光一样，千万不能提到脑袋上的那块秃疤。地方官检举上来，遂定为大逆不道罪。于是，由序牵连到沈归愚，到底弄了个燔尸扬骨的下场。
清代的文字狱，很多都因碰到民族禁忌这根过度敏感的神经而起，乾隆收拾徐述夔和沈德潜，其实照抄康熙收拾戴名世和方苞这两个文人的案例，祖孙二帝，同出一辙。因为戴名世为南明小朝廷张目的那部著作，是方苞为之作序的。康熙借戴案大开杀戒，与乾隆纯出于个人情绪的报复不同，是存心要把始终跟清廷不那么肯合作的江南士子，一网打尽的。
因为1644年满清入关，一路遇到最强烈的反抗，莫过于江南一带。随后一个时期内，反清复明的起义活动，又以东南一带最为剧烈。而活跃在大江南北的文人群体，也是当时中国最优秀的精英分子。中国文人其实挺软骨头的，但到了国破家亡之际，也有仁人志士，铁骨铮铮，敢跳出来反抗，敢以生命，以热血，显示其耿耿忠心、磊落精神的。
这对江山虽然打下，但坐得不那么安稳的康熙而言，自然视为心腹之患。因为他们对于民众，有着强大的感召力，对于还不甘心成为顺民的文化人，还能起到相当的凝聚作用。从意识形态领域这个角度考量，第一要务是整肃之，整肃不成，则打击之，打击不成，则根除之。因此，不是文人遭遇皇帝，而是皇帝一定要来遭遇文人的，想躲也躲不掉的。这样，知识分子就得为他们与统治者的不大合作，或不肯合作，要付出鲜血和生命的代价了。
康熙蓄谋已久，筹划有日，终于找到开刀问斩的下手处。戴名世的书，方苞的序，和书中引用已经故去的方孝标的南明史料，对不起，一石三鸟，要拿这三位皆为桐城的文人开刀了。
方苞（1668—1749年），当时被认为是“当与韩、欧争等列，北宋后无此人也”（大臣李光地语）的文章家，学问家，号称“学者”，在清代，他一直被儒林宗奉为桐城派之始祖。他的同乡、挚友，某种意义上的前辈戴名世（1653—1713年），也是一位才思擢发，出语惊人，隽逸磊落，闻名于世的文豪，“少负奇气，不可一世，文章学行，争与古人相后先，尤以史才自负”（大师徐宗亮语）。其为文，“下笔超逸，雅有隽才”（大文人周亮贞语），在桐城派中自成风格。近代学者柳亚子认为：“戴氏与方苞齐名，为清代桐城派古文家开山鼻祖。”
康熙为什么要对桐城文人下手？道理也很简单，清代大家，多出桐城，这里不仅人文荟萃，名士汇聚，形成清代文学活动的中心和重心，而且在文学史上，也有桐城派这一说，自然为意识形态恐惧症眼中的重灾区，为统治者重点打击的首选地区了。
方苞，康熙三十一年江南乡试第一；戴名世，康熙四十八年会试第一，两人都因才识卓越，文章声望，为翰林院编修。康熙搞文字狱，手法比较独出，不是杀鸡给猴看，而是杀猴给鸡看。这位经常要到承德打围的好猎手，自然懂得枪打出头鸟所产生的阻吓效应。恰巧，方苞为戴名世的《南山集》写了一篇赞扬备至的序文，这两位桐城顶尖才子的组合，像拴在一根绳子上的两只蚂蚱，正好让康熙逮了个正着。
戴名世在文人中间，被视为另类，而在一个平庸的社会里，另类或者异端的存在空间，是极其有限的，而在清代，他简直不为社会所接受。他的倒霉，他的被选为镇压的对象，也因为他“负才自喜，睥睨一世，世亦多忌之”（金天翮语）。据他与何屺瞻的信中，谈到他的处境，“世多以仆为骂人，仆岂真好骂人哉？而世遂争骂仆以为快”。因此，他在桐城，在京师，“余居乡以文章得罪朋友，有妒余者号于市曰：‘逐戴生者视余。’群儿从之纷如也，久之衡文者，贡余于京师。乡人之在京师者，多相戒勿道戴生名”（戴《送萧端木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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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人遭遇皇帝（5）
这位以司马迁自诩，遍游燕赵齐鲁、三吴八闽，搜访南明遗事，立志续史的戴名世，“既穷而游，多愤世嫉俗之论，以是积学之士皆慕其才，与之交，而驰声利挟权势者，则畏其口而忌其能”。（徐宗亮语）看来，不是他不了解这个社会，而是这个社会根本不能接纳他。于是，得罪了有权有势和有银两者，自然也就制造了不少明里暗里的反对派。
反对派的存在，也许并不可怕，反对派加之小人，那就没好日子过。都说中国地大而物不博，但是，就小人而言，这东西在中国广袤的大地上，却从来不感紧缺，随时随地，不请自到。孔夫子说过“三人行必有我师”，其实应该是“三人行必有小人”才对。小人之厉害，在于他全天候的精神抖擞，眼睛盯着你不放的同时，鼻子还不停地嗅着上面的动静。
我估计那个跳出来陷害戴名世的御史赵申乔，一抓住他书中的把柄，二抓住他备受世俗訾议的恶名声，三抓住康熙要杀人的血腥欲望，于是，一纸奏书，呈送到主子面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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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察院左都御史赵申乔，疏参翰林院编修戴名世，妄窃文名，恃才放荡，前为诸生时，私刻文集，肆口游谈，倒置是非，语多狂悖。今身膺恩遇，叨列巍科，犹不追悔前非，焚削书板，似此狂诞之徒，岂容滥厕精华？祈饬部严加议处，以为狂妄不谨之戒。”
康熙御批：“这所参事情，该部严察，审明具奏。”（《圣祖仁皇帝实录》）
戴名世的《南山集》的“罪状”，说来可笑，在书中有关南明政权史实部分材料，引用了桐城另一位也曾是翰林和侍读学士的方孝标所著《滇黔纪闻》。书中所记南明事，用南明年号，而戴名世转录到自己文集中时，不知道他是马虎了呢？还是相信“近日方宽文字之禁”，未作更改。或者，在他这个另类文人内心深处，存有一点叫板之意。于是，偏偏被一心找碴的赵申乔抓住，这个想吃人血馒头的小人，以“所作书内，将本朝年号销除，将永历年号写入等类大逆不道之语”参奏上去。小人之狡狯，就在于他抓住康熙狭隘的种族禁忌心理，激怒之下，把戴名世送上断头台，而赵申乔因此案立了大功，擢为户部尚书。
这次《南山集》文字狱，牵连到已死多年的方孝标，牵连到作序的方苞、方正玉、汪灏等人，牵连到出版社，印刷厂，发行人，投资商，以及藏有此书者，知情不报者，和处置不力的地方官员。最为恐怖可怕者，牵连到戴、方两族大批宗亲姻眷，一概治罪，那一场骇人听闻的大屠杀，杀得整个桐城地区，血雨腥风，昏天黑地。
按当时康熙批准的屠杀范围：
“祖父父子孙兄弟及同居、不分异性、及伯叔父兄弟之子、不限籍之同异，年十六以上，不论笃疾废疾，查出送部，律斩立决。之母女妻妾姊妹，子之妻妾、其十五以下子孙，伯叔父兄弟之子，查出照例给付功臣之家为奴。”（据雍正元年的刑部题参）
总计死于非命者，应有三百多人，流放黑龙江的宁古塔，拨与乌喇、白都诺等外安插，活着受罪者，当有四百来人。康熙这次《南山集》一案，遭波及者将近千人之数。时隔数个世纪，重述这段血泪往事，犹感心悸。
戴名世固然为他的笔误，横遭惨祸，其实对统治者来说，这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辞的借口，而根本问题，在于他一定要写出南明史的这一份真实，为康熙之忌，才付出代价的。
“昔者宋之亡也，区区海岛一隅，仅如弹丸黑子，不逾时而又已灭亡，而史犹得以备书其事。今以弘光之帝南京，隆武之帝闽越，永历之帝两粤、帝滇黔，地方数千里，首尾十七八年，揆以春秋之义，岂遽不如昭烈之在蜀，帝昺之在崖州，而其事渐以灭没。
“至于老将退卒故家旧臣遗民父老相继澌尽，而文献无征，凋残零落，使一时成败得失，与夫孤忠效死乱贼误国流离播迁之情状，无以示于后世，岂不可叹也哉？终明之世，三百年无史，金匮石室之藏，恐终沦散放失，而世所流布诸书，缺略不详，毁誉失实。嗟乎！世无子长、孟坚，不可聊且命笔，鄙人无状，窃有志焉。”（戴《与余生书》）
文人遭遇皇帝（6）
所以，从屈原起，中国文人最让统治者头疼的一点，就是他们坚持笔下的真实。戴名世之值得尊敬，也就是他要把那一段被湮没的，被改写的，被当局有意忘却的历史真实，无论如何也要写出来的勇气和骨气，不屈不挠，赍志以赴，知道没有什么好果子吃，文人的诚实，文人的理性，文人的使命，文人薪火相传的历史责任感，也使他不能住手停下。
我认为，作为一个中国文人，最起码的一条写作准则，就是要给历史留下来真实。可以不写不说，但不可以瞎写瞎说，尤其不可以为了迎合什么而颠倒黑白，而枉顾是非，那就是缺了大德了。那些为康雍乾唱赞美诗的史学家、文学家，实在是令人为之齿冷的。
在安徽桐城戴名世祖屋后边，那口至今犹在的池塘，当时为避祸及，其族人先行跳水自溺而亡者，将近百十来口，其中以妇孺眷属为多。据说这口池塘，时闻冤魂夜哭，到了刮风下雨的天气，常见幢幢鬼影，时有阵阵阴风。
看起来，文人遭遇皇帝也罢，或者皇帝有意识地遭遇文人也罢，说了归齐，双方矛盾的症结，就在于真实二字。一个要说出写出这个真实，一个不要你，不让你，不准你说出写出这个真实。于是，患有意识形态恐惧症的统治者，只有诉诸于文字狱的办法，来收紧文人的骨头。
在漫长的封建社会中，这便是中国文人永远摆脱不掉的噩梦。
刘项原来不读书（1）
中国历史上的第一个皇帝，为秦代的嬴政，他也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批量化地集中屠杀文人的皇帝。
据说，毛主席在一次会议的谈话里，提到这件事，他认为秦始皇杀得并不多，或不够多。然而，秦始皇万万没有想到，他如此大规模、大范围，几近斩草除根地收拾让他觉得放心不下的文人，以为从此可以高枕无忧，子孙万代坐稳皇帝的位子；从此可以放下心来，再无文人跳出来犯上作乱。哪晓得，事与愿违，秦到二世即亡。而亡秦者偏偏不是文人，而是不读书的刘邦和项羽。
后代人议论起秦始皇来，第一个话题，就是他的暴政，他的焚书坑儒，多半想不到他作为千古一帝的辉煌业绩。其实，焚书，是始皇帝三十三年的事；坑儒，是始皇帝三十五年的事。将六百四十名儒生坑于咸阳，是嬴政下令干的，因为他发现自己上当受骗，气急败坏，便对知识分子大开杀戒。但焚书，却是李斯给他出的主意，若要分清罪责，至少在焚书这件事上，秦始皇够不上主谋。
1933年，鲁迅先生于《申报？自由谈》上，写过一篇《华德焚书异同论》。因为当时，德国的希特勒上台执政，实行法西斯文化专制政策，纳粹分子焚烧书籍，禁止所谓“非德意志”（即不符合纳粹思想）的书籍出版和流通，弄得柏林、莱比锡等城市乌烟瘴气，一塌糊涂。至今在柏林的洪堡大学的校园里，有一块焚书碑，记叙这件事。当时，上海一些报章，把希特勒与秦始皇相提并论，鲁迅先生觉得这样比法，“实在冤枉得很”，他认为，秦始皇“吃亏在于二世就亡，一班帮闲们都替新主子去讲他的坏话了”。
这场焚书的无罔之灾，先是几位博士的闹腾，后是李斯的出谋划策，秦始皇才画圈的。
秦代的博士，都是大儒，不同于现在的博士，只是某一专业达到一定水准的职称标志。如今的博士多如牛毛，那时的博士全国才几十位，所以，地位非常之高，政府对他们相当礼遇的。始皇帝过生日，特地在咸阳宫置酒，专请博士们赴他的寿宴。显然，嬴政很愿意听这些有学问的博士，唱一曲《Happy Birthday to You》，然后吹蜡烛，切蛋糕。
这就是中国特色了，在历史上，所有朝代的皇帝，打心底里不待见知识分子，他们宁肯要愚民，因为愚民好统治，知识分子有头脑，好思考，就比较难管理。但有时候，像蛋糕上必须有几粒红樱桃点缀那样，少了装点门面的知识分子还不成，这就是秦始皇一定要请博士们来喝寿酒的隐衷。这本应该是个愉快的###，想不到，却酿成焚书的悲剧。一怪那个山东老学究淳于越，二怪那个投机分子李斯。
历代文字狱，皇帝固然是罪魁祸首，这是毫无疑问的。但倘若没有想借帝王之手，屠灭同类，出坏主意，打小报告的小人，这台戏根本就唱不起来的。李斯在秦国，是外来户，一些人（自然也包括这些博士），一直想把他轰走，他很恼火，耿耿于怀，所以，憋着劲要收拾他们，何况，他是地道的小人。这样说，也许有些过分，但从他最后与赵高沆瀣一气，至少，他说不上是君子。
其实，吃完甜点，果盘也端来了，博士们就该一抹嘴，抬腿走路。但知识分子中的文化人，如作家，如诗人，在灵魂里都会有不那么肯安生的习性，由此就产生出一种强烈的表现欲。我原先以为“人来疯”是儿童多动症的表现，长大以后，就不药而愈的。后来，我渐渐品出来，有的人，这种“人来疯”的毛病，到了年纪一把，胡子一把，说话撒气漏风，走路跟头把式的老先生，也会像老儿童一样，到了人多的场合，按捺不住要表演，使大家注意他。否则，将老人家旁落于镜头之外，焦距没有对准他，会五计六受，十分痛苦的。
这就是文化人与生俱来的弱点了，从这些秦代的博士起，一直到清代康雍干嘉文字狱的当事人，常有放着好好的日子不过，非要没事挑事的嗜好，生怕人家把他当哑巴卖了。譬如：说些帝王不中听的话啦，做些领袖皱眉头的事啦，与领导唱一唱对台戏啦，故意不买上峰的账拿一把啦，等等等等，自以为得意。结果呢，往往是请得了神，送不了神，鸡蛋碰到石头上，惹恼了官家，弄不好，就有可能付出头颅为代价。真到了那时，又磕头如捣蒜地求饶，上陈情表，写悔过书，深刻检查，认真忏悔，就不禁令人为之叹息，阁下，早知如此，何必当初！
刘项原来不读书（2）
那是公元前213年，咸阳宫外，小轿车停了一串，共有七十位博士接来给陛下贺寿。博士跽在下面，嬴政坐在上面，主持团拜会的仆射周青臣，自然要讲一通颂扬的话。“陛下神灵明圣，平定海内，日月所照，莫不宾服。”这也是人情之常，顺水推舟，谁过生日，愿意人家没头没脑浇一盆洗脚水吗？博士淳于越在这场合跳出来，指责人家拍马屁，实在是既没有眼力，也没有什么道理。如按贾谊《过秦论》里描绘的，“振长策而宇内，吞二周而亡诸侯，履至尊而制六合，执敲扑以鞭笞天下”的祖龙神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