醉回七九当农民-第21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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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叫李凡我实不凡，范丹老祖把家业传，世上的帐帐我要不完，我不上门人不还。”稍息了片刻，李凡又开口了：“老人家是高门大户家传耕渎，到我手上改换门庭有官不做，手拿上打狗棍周游列国，虽然贫苦活得两天无拘无束。”（范丹是我国东汉时期的杰出学者，给官不做，而将家产全部施舍于饥民，自己却一贫如洗。）
“哪现在家里有什么人？你老婆呢？”我对李凡来了兴趣，继续问他。
“老婆丑得没人看，跌倒拾不得一分钱，院里好象猪羊圈，家里如同十和殿（土语，脏乱无比的地方）。”
“家里有孩子吗？几岁了？”我从家里拿出一合烟，给他递上一支关心地问他。
“好烟哪，还是大前门，真是一家好人家。”他点上烟，先美美地吸了一口，然后又开始唱：“最大的孩才十三，最小的还在炕上栓，我一人再怎动弹得欢，还是过不了口
正文 46。奇人李凡
妈妈从家里拿出两个白面馍，李凡喜笑颜开地接过来。这年头，白面在谁家都是稀罕东西，只有在过年大队才给每人发几斤。给讨吃的白面馍，说明是把他当上客待了。老妈和他说笑了几句，就把打他发走了。
回到窑里，我好奇地问爹：“这李凡是个什么人，听他的秧歌很有水平，像个有文化的人。怎么出来讨吃？”
爹吸了一口旱烟，慢腾腾地说：“李凡这人不简单，是个奇人哪！别看他是个讨吃的，人们谁也不小看他。上了谁家的门，有好的不给赖的（土语不好的）。”
“那他家原来是干什么的？看他还像念过几天书。”我继续问。
“他家原来在他们李家村村里，也算个好庄户人家，小时侯他还读过几年私塾，肚肚里很有些墨水。土改时他家的成份给划成富农，几年折腾下来，家业就败了。爹妈死得早，家里就只剩下他，地里活又干不了，穷的只能讨吃，到了三十几也没寻下个婆姨。后来有人见他秧歌成得好，人又欷惶（可怜），就给他说了一个带孩子的寡妇，后来又生了四个小孩，日子就更难过了。前几年不缺劳力的都吃不饱，更不用说他家七口人、一个半劳力，你说他不讨吃，又能有甚办法？！”
“说谁家讨吃呢？吆，咱家的大学生回来了。”四姐风风火火从外面跑进来。
“正说讨吃的李凡呢。四姐，刚才李凡来唱了几个秧歌，妈给了两个白面蒸馍打发走了。那李凡唱的秧歌挺好的。”
“妈，你可真大气，用白面蒸馍打发讨吃的。今年白面多的吃不了了？”四姐讽刺老妈。
“四女子，还真让你说对了。今年队里过年每个社员给分了三十斤白面、十斤白菜，猪肉让随便买，比前几年过年，真是天上和地下了，简直不能比。李凡家里有五个小孩，最小的还在炕上爬。他们大队今年每个社员才发了三斤白面，只够看的，能管什么用。真是遭罪呀。苦了几个小孩。给他两个馍馍也让他回去哄哄几个小的。”
“奥，李凡呀，今年我刚到公社上班，就听过他的秧歌。可有意思了。”
“他还到公社去唱秧歌？”我有些奇怪：“你刚上班，五六月份不逢年、不过节的，他去唱什么秧歌呀？”
“那段时间，他家里面没吃的了。跑到公社去要救济。人们一边起哄说：‘唱个秧歌吧，唱得好就给你。’他问唱什么秧歌。众人说就唱你穷吧。李凡一点也不考虑，张口就来：‘炕上不铺个席片片，睡觉枕的是半块砖，灶里不流一点点烟，抬起头就能看见天。’唱得人们心里也发酸。旁边有个人说那天看见他和老婆在灰渣堆里拣兰碳，就再唱一下拣兰碳吧，他接口就来：‘因为没烧的做不熟饭，引上老婆拣兰碳，虽然现象不好看，世上的穷人千千万。’正唱着，任书记进来了，有人就给他出主意，书记爱听你唱秧歌，把你的困难编成秧歌唱了，肯定给你救济。他走到任书记跟前就唱：‘眼看见天暖换不转季，家里无粮缓不过气，老婆得病又没钱治，没办法才求你任书记。’书记一高兴就给他批了二十块钱。”
我感叹地说：“这李凡真是个急才，农村里也有大文才。”
“这算啥哩，”四姐继续绘声绘色给我讲：“这李凡有了钱，立马就到粮站去买粮。他老婆有病，想吃点小米饭，可咱们现在只供应高粱，只有几个需要特殊照顾的才能买到谷子。李凡知道自己的身份，不敢开口。正碰上站长上厕所，一见就要他唱个秧歌，他赶忙给站长鞠了一个躬，唱：‘五黄六月天气热，高粱糁糁解不了渴，你对穷人不眼黑，照顾让我买成谷。’站长马上领他买了几十斤谷子。这真是给了他天大的面子。”
“人穷志短没办法呀，走到哪，都得给人家说好话。没办法，总要活下去呀！”我不禁替李凡唏嘘不已。
“他也不是见谁都说好话的人。”爹插话了，“李凡人穷志不短。他出门讨吃碰上不给的人，他也不麻缠，但话还是要说的，他就唱：‘有的人家太小气，见我一来就把门闭，打发我说明咱有情意，不打发也把你讹不地（讹不住）’。有的人笑话李凡秧歌唱得满有才华，为啥还要讨吃要饭？难道这营生洋气（赶时髦）？他马上反驳：‘你说这话太荒唐，秧歌哪能顶口粮，讨吃不是为取洋，要着总比饿着强。’有人说他讨吃丢人，他却说：‘落盘菜、摇壶酒，天南地北到处走，盘龙大棍挽在手，打遍天下咬人狗。’、‘一无愁、二无忧，沿门乞讨度春秋，韩信孤母要过粥，康熙王吃过‘到口酥’（用米糠做的窝窝头）。’。有一年，他的小孩得病死了一个，人们安慰他不要伤心。他反倒唱了个秧歌自我安慰：‘养的个孩子很聪明，如今也比大人能，李凡虽然家贫穷，我孩是贵人生寒门。干一口、湿一口，一家人家手倒手，拖上转、背上走，亲着亲着喂了狗。时不顺、运不通，我没本事婆姨疯，抓屎弄尿一场空，命薄福不住（土语容不下）文曲星’。”
我默默不语。还是一个“穷”字把老百姓整成这样。像李凡这样一个本来很有才华的民间歌手，为了全家七口人的生存，把自己的才华沦为乞讨的工具。可悲呀！！现在的农村是越生的多，越穷！越穷，就越生的多，成了恶性循环。也难怪当时人们只顾肚子了，也没有别的娱乐活动。白天动弹一天累得要命，晚上一吹灯，成年男女也只剩下那点乐趣了，不生孩子再干啥？就像他们自己总结的：“耕地靠牛（没机械），叫人靠吼（没电话），照明靠油（没电灯），娱乐靠求（别的娱乐活动也没有啊）。”
正文 47。“正月初七补大年”
开饭了，是羊肉胡萝卜馅的饺子。正吃饭间，三姐听到我回来的消息，就跑过来了，后面跟着三姐夫马柳平。一进门，他们就申明已经吃过饭了，只是过来坐坐。
三姐一坐下，就咋呼开了：“五儿，你在咱村里现在威信可高了。有多一半人家靠你的蚯蚓喂鸡发了财，大家都把你当财神看呢！你知道村里的人怎么教训小孩？”她放粗嗓子装做男人样：“好好学你五儿叔，人家又能考上大学，又知道怎么挣钱，别一天老是傻吃、傻喝，像个呆子似的。你三姐夫也跟着沾了你的光，先是代理大队长，马上又入了党。也抖起来了，当了官了，我说的话，他现在有时也敢吱吱唔唔的。胆子变大了！”三姐夫白了她一眼，大家看见都笑了。我马上就想起村头的一幕，哑然一笑。
我问妈：“大姐和二姐正月里来过没？”
“腊月里她们都来过。我告诉她们，你过年不回来，让她们到了初七，一家人再都过来。”
“正月初七补大年”。初七，在我们这的习惯中仅次于正月初一和十五，也算比较重要的。这一天，大姐和二姐全家都到：大姐家五口人；二姐家四口人。吃饭时，按照我们这的老规矩，女人和小孩是不能上桌的，无论你这个女人在外面地位怎么样。我、爹和三个姐夫盘腿坐在炕上的小饭桌旁，桌上是四凉、四热、四个碗十二个菜，代表一年四季，酒是老白汾。我看着丰盛的酒菜，心里暗暗高兴，这近一年的辛苦没有白费。家里的生活水平明显改善啊。
酒至半酣，开始闲拉呱起来。我问三个姐夫：“过了年，姐夫们有什么打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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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姐夫叫刘珠，三十岁。他先开口：“去年光喂鸡和猪就挣了三、四千块。咱有钱了。过了年，先修上一院三间的新砖窑，赶秋里住进去，美美的活上几天，让你大姐也享享福。她跟上我尽受罪了。吃没、吃穿，净动弹一天还得管那三个孩，受死罪哩。”
二姐夫叫马林，二十八岁。他的意思和大姐夫一样，先修一院砖窑再说。有钱了，先享受了再说其他的。
三姐夫的意思简单，听我三姐的，他怎也行。老大、老二一起骂他滑头，就会讨好老婆。
我考虑了一下，说：“修一院房子也挺好的，你们看能不能就修到鱼湾这村来，交通也方便，比你们住山上要好多了。大家在一起，有什么事也能互相照应着点。”
我知道一个农民有了钱，最大的愿望就是置房、买地，这也是老祖宗们多少辈总结出来的经验。置房买地既说明自己发了，又能给子孙留下一份家业，同时地里还能年年有收入。现在地是国有的，不让买卖。就只剩下置房了，至于以后怎么扩大再生产，就不管那么多了。要不怎么叫小农意识。这也是多少年历史的局限束缚了他们。只能慢慢引导，一时半会是无济于事的。再说现在修一院房也就是一千多块钱，只占他们去年所挣的四分之一，有条件住好为什么不呢？况且国家这会的政策连个人开小饭店都不让，更别说办公司了，有钱你也没地方去投资。
“我是这么想的，”我继续说，“修房最大的开销就是砖，如果我们在一个村子，自己开一个砖窑，这砖上的开销就少了许多，以后人们收入多了，家家户户修房的也多。也都得用砖啊，说不定这砖窑上也能挣不少钱呢！还有就是，几家到了一块，这各家的鸡和猪就可以集中起来喂养，既能节省不少劳力，也可以形成一个规模，让人家收鸡蛋和收猪的就不用多跑路，价钱也能多买点。”几个姐夫点了点头，“我们回去先商量一下。”
进入八十年代，国家百废待兴，各地各种建筑需要大量的建材，水泥、钢筋、砖等首当其冲。水泥、钢筋咱是插不上手，不让你办厂啊，这砖老百姓自己用，国家是还允许办砖窑的，前提是不许雇工，但一两年后政策就放开了，咱们先占个地、创个牌子，等待时机。要搞个队办企业生产水泥、钢筋也没那么多资金，暂时是不行的。得想其他路，个人有政策限制不能发展，咱就先把大队的集体经济搞上去。作为一个先知先觉近二十年的人，心胸要放得广一点，不能老惦记自己的几个亲朋好友，那就太小气了，也成了典型的小农意识。
“三姐夫，你现在也是咱大队的主要领导干部了，咱们现在有什么队办企业？今年准备怎么发展。”我问三姐夫，得摸摸底。
“嘿，咱大队能有什么企业，就喂几头大牲口。去年队里光景好一点，年底分红后帐上还余一万多块钱。就这在全公社也是一流的大队。李家村去年还是‘三欠’大队。”
“‘三欠’？”我有些听不懂。
“‘三欠’就是集体欠外单位的、欠外面个人的、欠自己大队社员的。咱们比起他们，就像天上活着一样。”三姐夫有些自豪。
“这不行，还得再发展。”我对三姐夫说“你跟咱们的支书商量一下，看能不能到SZ市先跑一趟，成立个公司，卖咱们的东西给XG人。”
“SZ在哪儿，咱们有什么东西能卖给人家XG人的？”三姐夫有些疑惑。
“SZ在咱们国家的南面，紧靠着XG，我们可以把咱们的鸡蛋、猪卖给他们。咱们的鸡蛋和猪都不是喂的饲料，那是正宗的无公害、不含激素的天然绿色食品。”，过去卖了卖不了先占块地再说，不要到了后面挤都挤不进去，都让外来户占了便宜。
“你说的什么乱七八糟，啥叫无公害、不含激素的天然食品？”大家把我说的不知所以。
晕，我倒忘了这都是多少年以后的事了。别说他们不懂，就是现在的食品专家，也不见得了解多少。喝了几盅酒，就忘了自己是从那来的。以后得少喝酒了。喝多了夹着的尾巴都露出来了，别再喝醉穿越到五十年代那就更惨了。
正文 48“。闹红火”（1）
“闹红火”，是我们这儿农村的传统习惯。
每年过了正月初七，所有的村民们自觉自愿地组织起自己的秧歌队，男女老少几乎全都被席卷进来。人们通过载歌载舞来表达对美好生活的热爱和向往。真是处处锣鼓响、遍地秧歌声，一片欢乐祥和的气氛。在当地人的传统观念中，认为“闹红火”是一个村庄和睦兴旺的象征，丰收富裕的展示，太平吉祥的保证。所有的人家都在为秧歌队来自家院拜年准备吃食，借此机会夸耀自家的日子过的好，有的人家因为这一次的招待就能引来许多媒人上门，给自家的儿子找个好媳妇。因此就是最穷的人也要把平时节省下的好东西花生、瓜子、干红枣等招待秧歌队。有的秧歌迷甚至迷到老婆有病、孩发烧也顾不上，只顾自己红火热闹，。好象人们受苦挨饿一年，就是为了能快活这几天。
“文化大革命”一开始，“闹红火”就作为“四旧”被革命了，取而代之的是所谓的革命化的春节。那些年提倡“吃吧饺子就大干”，从正月初二开始，就把人们赶上农田冬季基本建设工地，刨开冻土闹革命。那几年，把爱闹秧歌的人憋屈得。。。。。。
现在好了，政策也松动了，人又可以挑起伞、穿上彩衣、拿起扇子，敲锣打鼓扭起来哩！
初八早上刚吃吧饭，村里的支书胡云珍就和一个爱闹红火的老汉爱喜上门请我出门挑起伞来和大家一起闹红火。
“我挑起伞唱秧歌？这可不行，我哪会唱秧歌？！”我马上拒绝。开玩笑，这不是让我丢人吗？我什么时候唱过秧歌，听秧歌倒还能凑乎。
这唱秧歌在我们这可不是简单的活儿，即兴编词是它最大的特点，就是见啥编啥、随编随唱。伞头在任何场合不能演唱社会上流传的现成秧歌，甚至不能重复自己唱过的秧歌，否则观众就不买帐，说你在吃剩饭、没出息。简单一句话：现炒现卖，不吃剩饭。而这即兴秧歌，还有两个显著特点：一是准，二是快。所谓准就是要求针对性强，唱出特点，唱出本质和人们的心声。见东说西抓不住特点，所答非所问、似是而非都不算好秧歌。而快就要求更高，一般从准备到开口只能在几十秒内，时间一长观众就会喊倒彩。这种创作过程又是在紧锣密鼓声中、众目睽睽之下，连观众也都为你提心吊胆，实在非常不容易。这既需要有一定的文化，还要有敏捷的思维，更要有丰富的社会阅历，可以毫不夸张地说，一个好秧歌手，没有十年、八年的工夫是出不了山的。
“你看、你看，我就说人家大学生的架子大，咱哪能请的动？！你还不信，这不连你面子也不管用了。”爱喜老汉夹枪带棒给了胡云珍一顿埋怨。
“不是我不给大家面子，”我连忙解释：“我确实不会唱秧歌，这和平时写东西不一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