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之责-第28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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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当他们迫于某方命令向我进攻时，我应在不妨害自己根本利益条件下，先让一步，表示仁至义尽，并求得中途妥协，言归于好。　　　　
　　（三）当他们不顾一切向我进攻妨碍我之根本利益时，我应对其一部分给以坚决打击作为警告，打后仍求得互相妥协。　　　　
　　（四）只有中间派转变成了坚决的不可变化的顽固派，如同鹿钟麟、石友三之类，才采取完全决裂政策，坚决、彻底、干净、全部消灭之，这种政策的性质亦是对于其他中间派作警告，使其他中间派有所畏而不敢磨擦。　　　　
　　以上方针的具体执行由你们依情况决定之，中央军对我进攻时亦须同样采取此方针。因为中央军各级官长中只有一部分军官及政训系统是顽固派，其他多是中间派，也有一部分进步派，决不能把中央军看成都是顽固派。　　　　
　　中央书记处及军委　　　　
　　四月十二日　　　　
　　《利用一切机会对黄埔系军人进行统战工作》　（一九四○年十一月十六日）　　　　
　　这次苏北事件中，税警团未参加反共战争，而该团干部大半都是黄埔生。过去华北与朱怀冰冲突时，其中一个师也未参加反共战争，而该师干部同样也有些黄埔生。我驻阎办事处主任王世英同志，能与该地中央军（胡宗南）的黄埔生高级干部进行了很好的统一战线工作。这一切证明，我党我军中过去把黄埔生看作一个笼统的反共集团的传统观念是错误的、有害的。在目前严重时局，急须改正此观念，利用一切机会与黄埔生军人进行统一战线工作，不要刺激他们，而应以民族至上的观念来打动他们，使他们不肯投降日寇，使他们对反共战争取中立或消极态度，这对挽回危局有重大意义。　　　　
　　毛、朱、王　　　　
　　铣　　　　
　　《目前的国共关系和我们的策略》　（一九四一年二月十四日）——毛泽东给周恩来的电文　　　　
　　恩来同志：　　　　
　　各电均悉。　　　　
　　（一）估计是一致的。反共不会变，高潮可能下降，“剿共”可能停顿（只说可能）。　　　　
　　（二）只要此次高潮下降，“剿共”停顿，将来再发动高潮，再举行“剿共”就困难了（除非投降），故目前是时局转变关头。　　　　
　　（三）敌必向蒋进攻，某君估计是对的，利用日蒋矛盾仍是我们政策中心。　　　　
　　（四）但对蒋让步则危险（如你所说），目前是迫蒋对我让步时期，非我对蒋让步时期，熬过目前一关，就好办了。　　　　
　　（五）蒋从来没有如现在这样受内外责难之甚，我亦从来没有如现在这样获得如此广大的群众（国内外）。　　　　
　　（六）蒋不会对敌举行反攻，他的主意仍是保存实力。但日本向蒋进攻的可能甚大，蒋亦不得不被迫应战，实力仍不能保存。　　　　
　　（七）目前国共是僵局，但时间不会久，敌大举进攻之日，即僵局变化之时（但如敌不进攻则僵局会继续）。　　　　
　　（八）只有那时，蒋表示对我和缓，我才可以表示和缓，但目前非其时。目前让僵局存在正是有利，愈僵愈于我有利，愈于蒋不利。　　　　
　　（九）目前的僵仅政治上僵（国共关系上僵），军事上在我并不僵，因我并未去打他。　　　　
　　（十）如蒋再令汤集团攻淮北，是他自造僵局，将来敌军再一击，他失败更大。如蒋不再打淮北则目前就可解消他自己的军事僵局，仅剩一个政治僵局，蒋如聪明，应如此做。　　　　
　　（十一）我之政治攻势（十二条）压倒了蒋之攻势（皓电、齐电、皖南事变、十七日命令、限期北移、纪律命令、华中进攻等等），我之攻势已收成效，还会有成效的。　　　　
　　（十二）我们目的不在蒋承认十二条或十二条之一部分，他是不会承认的（当然对党内外群众都不应如此说，仍是要求蒋承认），而在于以攻势打退攻势。　　　　
　　（十三）目前形势是有了变化的，一月十七日以前他是进攻的，我是防御的，十七日以后反过来了，他已处于防御地位，我之最大胜利在此。　　　　
　　（十四）只有军事攻势才会妨碍蒋之抗日，才是极错误政策。政治攻势反是，只会迫蒋抗日，不会妨蒋抗日。故军事守势政治攻势八个字是完全正确的，二者相反正是相成。　　　　
　　（十五）对于国共关系，军事守势政治攻势也只会拉拢国共，不会破裂国共，对于一个强力进攻者把他打到防御地位，使他不能再进攻了，国共暂时缓和的可能性就有了。　　　　
　　（十六）用蒋介石的手破了一条缺口的国共关系，只有用我们的手才能缝好，我们的手即政治攻势，即十二条，除此再无别的妙法。　　　　
　　（十七）以上各点请向某君解释，并问他的意见如何。　　　　
　　（十八）华北、华中敌我兵力及配备弄好即告。　　　　
　　毛泽东　　　　
　　寒辰　　　　
　　以上这些中共中央及毛泽东的电文，清晰的说明了，国民党所持的是进攻战略，中共打的是防守反击。　　　　
　　在日本防卫厅编撰的《华北治安战》下册　第23页中有国军汇同日军联手清剿共军的记载，请看以下：　　　　
　　第二期作战（2月17日—28日）（注：1942年）师团从17日以后，撤回分散部署的部队，以一部兵力转向沁水，主力则一面扫荡，一面南下，对马壁村（沁水东北10公里）附近之敌进行了剿灭战。在21日夜间，从沁水、浮山、府城镇一线，缩小包围圈，随后进行扫荡，取得了很大战果。在此次作战中，山西军第六十一军（军长梁培黄）以其主力，作为我方友军参加了战斗，此点值得注意。　　　　
　　这是出现在日本文献中记载的：日、国军队携手剿灭共军的记述。　　　　
　　谢维思在1944年10月9日给美国国务院的报告中写道：“获得广大人民支持的共产党，在未来的中国占据着重要的位置。如果国民党不进行共产党那样的政治、经济改革，共产党在较短时间内，将成为中国的统治力量。”　　　　
　　标题：如何看《一寸河山一寸血》中篡改的历史，还原其真像？　　　　
　　当我们看待抗日战争的那段历史时，应站在我是普通中国人的角度来看。　　　　
　　在那段历史中，最为纷乱密雾重重的是国共两党之间既有协作又有争斗的活动，其核心就是希望壮大自己的力量，削弱对手的力量。首先我们观察的基本立场是：　　　　
　　我们必须承认，任何一个政党必有其私利。任何一个政党必有扩大自己力量或者说扩大自己势力范围的本能，任何一个政党必有获取政治领导权的目的。这个目的就是该党最大的私利。　　　　
　　在这个政党扩大自己势力范围时，获取政治领导权的过程中，必然与其他政党发生冲突。　　　　
　　如果冲突的各方都承认对方的目的是合法的，都能在法律范围内，双方共同遵守的规则下进行约束，那么这种冲突就表现为竞争。注意，竞争的前提是：承认对方的目的合法！　　　　
　　如果任一方不认为对方的目的合法，因而对冲突的另一方使用武力。那么，有两种结局：1、对方被掐死；2、爆发战争。总之，一旦动用武力，其结果只有一个：某一方被灭掉。　　　　
　　且不论对方的私利是否合理，首先动用武力的一方无疑是将本党的私利凌驾于国家、民族利益之上。因而，不惜促使内战爆发。　　　　
　　在政党冲突中，只要他们口中所喊，心中所想，手中所行，所谋求的私利不损害国家、民族这个最高利益，他们的政策、方针、措施与国家、民族的利益相一致。我们就应该认为是可以接受的。　　　　
　　人民以各自的利益汇集成整个国家、民族的利益，他们将以不同的方式表述他们各自支持那一方，也就是承认那一方的私利是合理的，可以接受的。　　　　
　　因此，站在某一政治派别的立场上，指责另一方谋求私利，只是一种无聊的言论。难道他们那一政治派别就没有自己的政治目的？就没有私利？他们真的就做到了“无私无欲”？　　　　
　　其实，任何一个指责对方政党的言论，都是出自于自己的政治目的，也就包含了本党的私利。问题不在于有无党派私利，而在于其私利是否与国家、民族的利益相一致。　　　　
　　从已经公开的历史文献来看，可以肯定的说：国共两党之间武装冲突是国民党方面挑起的，有《共党问题处置办法》、《异党问题处理办法》、1940年11月14日的《黄河以南剿灭共军作战计划》等文件作证。观察两党在那一时期的文献，可以看出国民党是主动进攻方，共产党是积极防守方。　　　　
　　国民党的《第八路军在华北陕北之自由行动应如何处置》文件中。在第一节“问题性质之认识”中说：　　　　
　　“目前共产党势力，虽以华北陕北为根据，然其活动范围，则普及各地，而尤以华中各游击区为甚，故对第八路军在华北陕北自由活动之处置问题，实即对整个中国共产党活动之处置问题，如处置得当则共党活动之范围，或仅及于华北陕北，其他区域则无发展之余地；如处置失当，则第八路军将利用沦陷地方中央统治力量鞭长莫及之情势，扩大其自由活动之范围。结果中国抗战形成国民党失地，日本与共产党分地之局面，日本与共产党相反相成，本党统治之土地，将一失而不易复得。”　　　　
　　在此，国民党将中国之土地视为党之私产。故有“中国抗战形成国民党失地，日本与共产党分地之局面，日本与共产党相反相成，本党统治之土地，将一失而不易复得。”之忧。　　　　
　　另外，有些网友举出《中条山战役》指责共产党见死不救。但是他们却割断的历史的前因后果。　　　　
　　1941年1月6日，皖南事变，共产党提出13条要求。包括撤消“新四军是叛军”的决定，释放被俘的新四军官兵，惩办肇事者等要求，国民党一条也没答应。　　　　
　　1941年5月7日，日军进攻中条山。　　　　
　　我想问的是：　　　　
　　假如你与某个“盟友”并肩作战，但都心里盘算：打赢了以后，我俩谁是老大？　　　　
　　你的“盟友”突然对你猛砍一刀，使你一条胳膊重伤。你向他要医药费，他都不给你。这时你的那个“盟友”陷入了危险，但你看得出还要不了他的命。　　　　
　　你会用你尚能动的一支胳膊去救他吗？　　　　
　　我敢说：世界上任何人在这种情况下都不会出手救对自己下刀子的“盟友”。　　　　
　　所以，用《中条山战役》指责共产党见死不救是掩盖了历史真相的污蔑。　　　　
　　＇江海寄余生＇的转贴中也提到：　　　　
　　蒋介石急令周恩来转告延安，要求太行山、太岳山根据地的八路军从背后袭击日军，以解中条山之急。8日毛致电周/恩来：“（一）对于敌军进攻，须强调‘全国人民团结起来反对日本帝国主义进攻’的号召。（二）/对于国民党要求我们配合作战，须告以当然如此，不成问题。（三）我们要求事项：（甲）迅速解决新四军问题；（乙）速发饷弹；（丙）停止反共；（丁）派机送周回延安开会。”然后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讨论《关于我党在反对第二次反共高潮斗争中的教训》。　　　　
　　这里，毛泽东显然利用蒋介石的危急，提出共产党的要价：（甲）迅速解决新四军问题；（乙）速发饷弹；（丙）停止反共。　　　　
　　这个要价合不合理？显然是合理的。　　　　
　　蒋介石答应了吗？没有。　　　　
　　如果你说：把我身上的刀子拔出来，我就帮你。　但你的“盟友”不肯拔，你还会出手帮他吗？　　　　
　　我们看待这段历史，不是站在那个党派的一方，而是站在中国老百姓的立场上才能不受偏见所影响。　　　　
　　那个开口就说：“武装叛国分子就是杀的太少了，没有杀绝，中国才被贻害成这样的。”显然不能在公正的立场上看待历史。　　　　
　　完　　　　　　
作品相关　花园口事件真相披露经过　　　　
　　1938年6月，中国军队为阻止日本侵略者的大举进攻，决开河南境内赵口和花园口黄河大堤，以水代兵，以河制敌，一定程度上实现了阻截敌人西进南下的目的，同时也给豫、皖、苏人民带来了新的灾难。出於种种考虑，花园口事件在当时并没有来自官方的权威说法，一时显得虚实难辨。就相对意义而言，花园口事件真相暴露的过程是这样的：决堤放水成功的时候，国民党政府立足抗战，统一对外宣传口径，指称是日军飞机轰炸所致；民间媒体不时发出一些异样声音，国民党政府也未予追究；离开大陆去台湾后，国民党政府亦一直坚持初衷，不改其口；20世纪60年代，部分当事人或亲历者的回忆资料陆续面世，国民党政府的军事档案也开始整理并公开使用，个中秘密渐为人知。但是，时移世异，原始档案和回忆性资料以及其它各种载体的资料之间的分歧越来越突出，更增加了真相大白的难度。因此，迄今为止，花园口事件的所谓真相依然没有做到完全、彻底和绝对真实。　　　　
　　在抵抗来势凶猛的日本侵略者时，处於弱势地位的中国军队不得不变更策略，借助自然力量，以水代兵，决开黄河大堤阻拦之。尽管如此，花园口决堤毕竟是一个异乎寻常的军事举动，在阻止敌人的同时，不可避免地要殃及无辜民众。因此，从保持和鼓舞士气民心出发，从维护政府形象与威信出发，决堤的决策和执行都是在极其秘密的情况下进行的。　　　　
　　1938年6月3日开始在中牟赵口作业时，担任决堤任务的第三十九军提前在堤岸内侧，构筑了必要的掩蔽部和交通壕，设置了伪装被覆等，并告诫士兵遇敌空袭或探照时要肃静沉着。6月8日新八师在花园口实施决堤时，师部专门派出一个团的兵力在周围警戒，对附近居民则谎称日军将至，将他们疏散出去。对於参加决堤作业的下层官兵，也宣称决开黄河是为了水淹日军、乘势歼之。　　　　
　　6月9日上午，花园口挖开后，因水流不大，新八师又用平射炮轰炸，终于决堤成功，洪水倾泻而出。新八师师长蒋在珍按照上级原定宣传策略，从决堤现场将事先拟定好的电报文稿发往武汉，称连日来中日两国军队在豫东激战，日军派飞机对我阵地进行狂轰滥炸，致使黄河大堤被毁决。当日晚，第一战区司令长官程潜致电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蒋介石，汇报决堤业已放水的情况，同时特别指出：“此间已拟定对外宣传，电文大意为敌占据开封后继续西犯，连日在中牟附近血战。因我军誓死抵抗，且阵地坚固，敌终未得逞，遂在中牟以北将黄河南岸大堤决口，以图冲毁我阵地，淹毙我大军。”　　　　
　　11日，蒋介石覆电程潜，就对外宣传问题指示如下：“1、向民众宣传敌飞机炸毁黄河堤。2、详察泛滥景况，并改善我之部署及防线。3、第一线各部须与民界合作筑堤，导水向东南流入淮河，以确保平汉线交通。”根据这一口径，11日上午九时，国民党中央通讯社从郑州发出第一条电讯，首次报道黄河大堤决口情形，称：“敌军於九日猛攻中牟附近我军阵地时，因我军左翼依据黄河坚强抵抗，敌遂不断以飞机大炮猛烈轰炸，将该处黄河堤坝轰毁一段，致成决口，水势泛滥。”　　　　
　　12日，中央社又电称日机轰炸赵口，扩大泛滥：“敌机三十馀架，十二日晨飞黄河南岸赵口一带大肆轰炸，炸毁村庄数座，死伤难民无数，更在黄河决口处扩大轰炸，致水势猛涨。又，敌将豫北之卫河、广济河、莽河相继决口，泛滥之广，前所未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