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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670章

一世富贵-第670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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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历史的影视文字称呼官员时一律为“大人”,然而在中国几千年漫长的历史中这样称呼只有不足百年,然而大家却都认为这样才正常。“老爷”、“少爷”“太太”“小姐”这些称呼曾在短时间内扫入历史的垃圾堆,但很快就死灰复燃。这个年代,同样存在这样的现象,从生活习惯,到日常称呼,那两百年的影响处处可见。

    跨越千年而来的徐平没有这种认识,欧阳修这一批人可不同,他们有极为强烈的文化自觉。一方面他们在慢慢地接纳徐平的施政举措,并且从历代儒家经典、名臣言论中找根据,把徐平本人纳入儒家的话语体系。另一方面把徐平的所作所为向更深的层次发挥,上升到文化层面,跟汉以后的千年历史作切割。

    所谓三不朽,《富国安民策》可作为徐平的立言,平定西北可为立功,而深深影响后世的立德,就是不他自己的作为了。欧阳修这一批在政见上其实跟他有众多不同的官员,正在为了各种目的,把他推向一个他自己万万想象不到的地位上去。

    徐平为官从政以来,一直不做词臣言官,他自己也认为自己做不好。但最后,他却成了词臣言官手中最锋利的一把刀,杀向了那些拦在他面前的人。

    这是一个政治改革最为频繁的时代,背后实际上表现的是文化的大变革。一大批成长起来的读书人,在晚唐乱世之后,正在追寻一个可比“三代”的理想家园。这是时代的必然,不管是这个时候,还是一千年前,还是一千年后,都是一定会出现的。徐平的前世人们从洋人那里找这个精神上的家园,这个年代,人们从遥远的古代去找。

    这个理想家园实际上并不存在,只是一种文化与精神上的寄托,所以才有欧阳修“以意逆志,祖追孟子”的思想脱颖而出。

    徐平怎么想不重要,这个年代的人会在意他的言论,朝廷会重视他的意见,但在后世他必然是被欧阳修为代表的一群人塑造出来的。这个塑造出来的徐平,是一个重现了大汉雄风,扫清千年胡风遗毒,完美无缺的人。这个人,实际上跟现在的徐平无关。

    十数年来一直埋头做事,徐平根本没有这样的认识。他不知道,这次的天都山大战影响远远不是他想象的,这场大胜即将带来整个时代的彻底变革。以前他认为跨越不了的障碍,都将被迅速崛起的欧阳修等人用文章言论清扫掉。

    徐平埋头做事,有人会心甘情愿地为其前驱,哪怕断头流血也在所不惜。这个民族曾经一次又一次跌倒,甚至跌入深渊,又能够一次又一次爬起来,便就是有许多这种危难时刻赴汤蹈火的人。他们或许做事不够好,为人有很多缺点,但确实有一把硬骨头。

    (上一章的匈奴当为突厥,我一时脑抽写错了。当然唐朝当时人的言论,是以匈奴代指突厥,当时是正常的。)

第248章 仿三州故事

    与党项战与和的争论引起的风波如此巨大,所以当徐平的奏章送到京城的时候,让所有人愕然。被主战派视为主心骨的徐平,竟然并没有绝了议和的路。

    奏章开宗明义,朝中有主战之策,则必有主和之论。打仗是敌我双方的事情,是一种政治博弈的过程,这个过程既表现在前方的战场上,也表现在双方的使节往来上面。议和并没有什么不妥当的,与前线作战一样,只是看最后的结果是不是双方所能接受的。

    太祖革命以仁厚立国,周边小国只要能够衷心归顺,则不究过往。这是大宋的开国之策,是取信周边小国小族的根本,即使对党项这个政策依然有效。

    如果要与党项议和,徐平建议朝廷争取的上线,是仿吴越钱氏例,只要元昊愿意纳土归降,则不失为开封府内一富家翁,甚至丹书铁券也可以给。而与党项议和的下线,则是仿麟、丰、府三州故事。党项交出自继迁起从大宋侵夺的州县,兴、灵、盐等诸州军要全部交出,只留银、夏、宥、绥、静五州。拓跋思恭以定难军节度使奠定了党项基础,他领的就是这五州,其余地盘都是后来侵夺,朝廷要收回。既然为臣子,朝廷给的才可取,不给你的你不能自己派兵去占。而且自拓跋思恭后党项繁衍,五州之地应该分给党项的嵬名和野利等大族各自为藩,以安诸豪酋之心。而现在的麟、丰、府三州,实际上只有折继闵保留了知州的权力,民政事务还大多归了设的通判,三家世镇三州更多是名义上的。将来的党项各族也是如此,天下政务归于一统,你可以独霸一方,不可以主政一方。至于其他的经济优惠措施,一切不许,需要钱朝廷赏给你,不能由你勒索。

    如果党项不能接受这样的议和条件,则大军北进,擒其贼酋献于王廷,一切尽为齑粉。

    奏章的内容公开,满朝愕然。徐平所定下的大宋可以接受的条件下限,也超出了朝中官员的想象。仿三州故事,现在的三州中已经有两家成了吉祥物,完全没有实权,所谓藩镇只剩下一个名义而已。元昊接受了这样的条件,跟直接投降有何分别?

    不过仔细想一想,便能够理解。徐平手握重兵在西北,在他的眼里,尽取党项管下除定难军节度之外的土地不费吹灰之力。可以从战场上得来的东西,在谈判桌上面当然不会让步。能够答应议和,把自己该得的军功让给朝中主政大臣,徐平已经是以国家为重,以将士性命和百姓疾苦为重,主动做出莫大让步了。

    大内养和殿里,与李迪和吕夷简议论过徐平提出的议和条件后,赵祯的心情久久无法平静,不住地摇头叹息。想破脑袋,他都没有想到自己有一天,可以跟党项这种劲敌提这样的条件。太宗当年是怎么跟继迁议和的?可曾有如此威风八面的时候!

    不过与李、吕二人详细讨论过后,却又理解,徐平提出这样的条件理所应当。他有底气,也有能力,向党项提这样的条件。你不同意,不愿意给,那我挥师北向自己取就是了。

    此时大宋与党项的议和,徐平已经给赵祯底气,他可以像当年太祖按剑,说“卧榻之侧岂容他人酣睡了”。给你五州之地安置族人,已是天恩浩荡,再敢多提,就不识抬举了。

    叹息良久,赵祯竟然觉得有些兴奋。文治武功,自己已经摸到武功的边了。

    一时兴起,赵祯写了一道手诏,让小黄门立即送到学士院去,让当值的翰林学士草拟再次封赠张知白的制词。小黄门临走赵祯又叫住,特意吩咐文词要美,不吝厚赐。

    当年徐平唱名天现瑞光,张知白一句“恭喜陛下得人”,成就了徐平在赵祯心中特殊的地位。十数年后,张知白应该得到自己当年这一句话所带来的荣耀了。

    此时的徐平,给他自己加官晋爵已经不足以彰其荣显,而要通过封赠数代,兼及张知白这些当年举荐、提携过他的人,才能够显出来他在朝廷中与众不同的地位。大臣们愿意提携后进,举荐那些自己不熟悉、不认识甚至有嫌隙而有能力的人,大多数人来说自然是无私,但有的人不就是为了这样一个机会吗?如此做,才能够鼓励臣子这样做。

    在殿中沉吟良久,赵祯派小黄门把李璋和石全彬召到养心殿。

    两人到来,一切行礼如仪,恭立阶下。

    赵祯摸了摸袖中徐平的另一份密奏,对李璋和石全彬两人道:“天都山一战,昊贼仅以身免,各军斩获不计其数。朝廷自有封赏,但只是如此,朕心未安。候年节一过,便派你们两人为使,携钱物到天都山下劳军。此是大事,不可怠慢!”

    李璋和石全彬两人一起应诺。

    这是意料之中的事情,如此大胜,只靠朝廷发赏不是够的,皇帝遣使前去慰问犒劳是惯例。而且不只是赵祯,那些闲散宗室亲王,如八大王赵元俨等人,一样会给钱给物让这两位使节带过去。这是一种惯例,哪个缺了都可能得罪前线的将士。只是赵祯特意派李璋这位枢密副都承旨去,有些出人意料罢了,是一种例外的恩宠。

    石全彬与徐平的私交并不多,两人的合作心照不宣,只可意会不可言传。不过徐平在地方为官,好多次作为皇帝的私使与徐平会面的都是石全彬,赵祯有这样一个印象。更重要的,是现在石全彬在大内终于否极泰来,抱上了独宠后宫的张才人这条大粗腿。

    张才人是故石州军事推官张尧封的女儿,幼年入宫,后被赵祯看中。今年生皇三女安寿公主,进封才人,此时在宫中的地位已经压过了曹皇后。石全彬原侍郭皇后,郭皇后薨后诸事不顺,一直被宫中当权的内侍压制。因为为人恭顺,做事仔细,赵祯让他去提举张才人的一切事务。那时的张才人刚刚得宠,没人想到会有后来的地位,这个冷灶最终被石全彬烧成。此次派他去,是赵祯借徐平的地位提携他,酬他这两年侍奉张才的的功劳。

    吩咐完毕,让石全彬先离去,把李璋留下来。赵祯从袖中掏出徐平的密奏,先叹了一口气,才对李璋道:“此番若成,是朕欠了徐平一个人情了。你此番去,还有此事要做。”

    与党项议和,还有一个不得不考虑的因素,那就是契丹。契丹敢来开封调停,所倚仗的当然不是与大宋的关系特别好,而是可以随时南下的数十万大军。西北战事,让赵祯和枢密、宰相都对现在的三衙禁军没了信心,契丹大军南下的威胁,是他们心中一块相当沉重的石头。吕夷简让徐平上奏章,同时试探性的询问了陇右军一部调防河北的可能性。徐平的这份密奏,便是说此事的,要把陇右军一部调往河北、河东,防契丹南下。

    作为枢密院都承旨,李璋不只是到天都山下去劳军,还要协调将要到河北和河东路的陇右大军。此事顺利,赶在契丹集结兵马前调防成功,朝中就不用理会契丹的态度了。

第249章 示之以强

    说是慰劳使节年后出发,实际李璋当晚便快马赶往西北。这本来就是一次借着慰劳进行的大规模军事调防,越早成功,在契丹使节到汴京的时候朝中就有更多的主动权。

    赵祯说欠徐平一个人情,不是徐平同意了陇右军调往河北。那本来就是朝廷的兵,五军现在是由枢密院直辖,吕夷简完全可以用札子知会徐平的同时,直接让其中几军东移。

    从经略、安抚、招讨、都部署等一大堆司,改制为都护府,为的就是把统兵权从帅臣手中完全剥离,边帅只剩下用兵权。改制已经完成,陇右五军实际上成为上面没有三衙的几支朝廷手中的重兵,原则上与捧日、天武、龙卫、神卫诸军没有区别。以后军制改革三衙也极有可能继续存在,只是职权重新调整,真正成为统兵机构。用徐平前世的话说,就是三衙只管业务,与枢密院的关系匣清。

    改制之后的三衙与枢密院,将会减少互相牵制,而更多的是各自职权不同。

    军队日常管理由三衙负责,而军事指挥之权则归枢密院,前线用兵的帅臣则由皇帝通过枢密院给予指挥权力。制度设计上的大格局并没有变化,变的只是三衙作为机构的权力增大了,而其下各统兵官的权力缩小了,对军队的日常管理权被本衙门从统兵官手里收了上去。枢密院的权力并没有增多,这个衙门名义上本来就是掌一**政,增无可增。枢密院地位上升,来自于把那些因为各衙门牵制有名无实的权力坐实,夺的是帅臣和各级统兵官的权力。徐平的改制,本来就是把权力从统兵官手中,用制度收到衙门手中。

    以后不管是文官武将,统兵用兵,掌兵权都是因为你任这个职位,职位一变,则兵权自然消失。从士卒到各级将领,将越来越向制度负责,而不是向上级负责。在制度成为主体之后,实际废除了阶级法。制度化加强,人的影响减小,从表面看起来,那就是不管是三衙还是枢密院,还是各军,都将补入大量僚佐。这些没有统兵权的僚佐,将不再由各级统兵官决定其命运,而是同时对统兵官和上面的职权机构负责。与统兵官起了矛盾,自有上司为其掌腰。他们不管军,但却把大量统兵权从统兵官手中夺到了制度手中。

    陇右五军十将被视为管军,便因为他们实际上就是不在三衙之内的管军大将,不只是待遇,他们的职权范围就是如此。历史上也正是从这个时代起,三衙的八个管军大将之位慢慢开始成为虚衔,三衙的权力向几支大军的统兵官下移。这是历史的自然进程,并不是徐平心血来潮,他不过是让这种进程带了自己的色彩,带上了千年后的管理模式。

    让赵祯觉得欠了徐平一个情的,是没有想到徐平建议调防河北、河东的,会是他属下的桑怿和高大全这两支主力。本来赵祯和吕夷简只是想从刘兼济、张亢和曹克明中选一两人东移,能够给契丹造成足够的威慑即可。

    在吕夷简看来,契丹夷狄本性,畏强侮怯,只要把陇右连战连胜的一两支大军移向契丹方向,就足够吓住他们。契丹本就是大宋宿敌,哪怕与党项开战,河北、河东两路也一直留有数十万大军,防的就是契丹南下。如果觉得不够,吕夷简建议建大名府为北京,示以赵祯将亲征,以强碰强,让耶律宗真死了用大军来勒索的心思。不是你大军南下,真惹急了是大宋皇帝要亲征,北上收复幽燕,看看这个时候到底是谁怕谁。

    毕竟如果与党项的议和谈判破裂,徐平还是要挥师北上,攻韦州,占兴、灵二州,才可以彻底砍断党项再起的根基。而且以后不只是党项,陇右还要有足够的兵力,震慑河湟厮和河西诸郡。不能够灭了一个元昊再起来数个元昊,徐平要用兵的地方还很多。

    陇右说是五军,实际上只有桑怿和高大全两军是齐装满员,其余三军只有编制一半左右的兵力。把泾原路的禁军拣选补入,尚需时日整训,不是短时间能完成的。桑怿和高大全两军东移,徐平的二十万大军就一下去了大半战力,赵祯着实有点感动。

    把困难自己扛,尽量让别人轻松,这十几年来徐平一直如此。现在为帅一方,还是给了朝廷这个便利。手握桑怿和高大全两支战力最强的重兵,吕夷简说的建都大名,示以亲征可就不只是吓唬契丹了,真逼急了,赵祯还真有这个底气到大名府走一趟。

    当年太祖手中十余万禁军,便虎视四方,混一宇内。赵祯有数十万禁军做底,再有桑怿和高大全两支常胜之师,就与契丹战于河北也并不那么害怕。天都山一战,把党项彻底打残,现在整个朝廷的战意已经起来,就连赵祯也觉得北方强敌实际没那么可怕。

    朝中上上下下,虽然没有人明着提出来,但都把桑怿和高大全两人视为徐平亲信。徐平与桑怿相识于微末之时,桑怿发迹也是到徐平之下的邕州为官,两人的关系不能不惹人联想。高大全更不用说,本是徐平家中佣奴,机缘巧合参军作战,一路军功升上来。

    徐平一直要用制度来收缴统兵官的权力,但有桑怿和高大全在身边为将,就摆脱不了拥兵一方的嫌疑。让这两人统兵离开陇右,既是徐平自己避嫌,也是为这两人前途考虑。

    做这样的安排,徐平未尝没有既然契丹信心满满地牵扯进来,那便干脆拉其下水接着再打一仗的想法。此时的党项已经可以指日可灭,元昊求和只能是一种妄想。他的叛宋已经败光了党项的信用,天都山一战又没了本钱,想和只能是对大宋的乞讨。还想端着架子装模作样,指望着借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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