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世富贵-第749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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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生意风险大，生意人怕背上债务，一有意外难以翻身。银行也嫌贷钱给他们的风险太大，不愿意做他们的生意。银行的放贷业务，还是以公司为主。

　　　　王安石留意的，是孙二郎这些年到底做了哪些生意。买卖社的时候，是以从城市向乡间贩运生活物资为主。后来做得稍大，开始从城里向乡间贩运农具。

　　　　说起贩农具的时候，孙二郎来了兴致，对王安石道：“不瞒官人，那几年，小的靠着向乡里卖各种农具，着实是赚了不少钱。最开始农具贩回来，是卖给几个大户人家，他们有本钱，家里的地也多，用得着这些。但不过一二年，这些大户人家的生意便就不好做下去了。一是农具结实耐用，爱惜的人家，一副犁铧用一辈子也不稀奇。再一个大户人家知道了路子，官府又让三司铺子方便乡下人买，我们的就卖不出去了。后来无法，小的想起当初昭文相公在周围县里立各种社，其中就有牛社之类。便就又托人到京西路南面的几州贩牛，与我们的农具一起，帮着乡里人立社。如此，又红火了几年。那几年，着实是靠着各种农具赚了不少钱。乡里人有了农具，地也种得好了，产粮多了，着实两得其利。”

　　　　王安石对此事甚感兴趣，问道：“既然做得好，后来为何不做了？”

　　　　“做的人多了，官府又劝立社，没大利息，便只好改做别的了。”

　　　　当年做农具生意，后来兼且贩牛，孙二郎那几年，不但是自己赚了钱，还带动了周围不少地方的农业发展。因为这事，他在本乡的名声极好，有乡间有德行的人之一。后来各种生意做得顺利，与此不无关系，人人都信他孙二郎。

　　　　农为天下根本，工商业发展要与农业发展结合起来，才能促进社会的根本进步。中国是个大国，与小国发展注重贸易不同，单纯的重商主义畸形发展是不行的。

　　　　孙二郎的经历，便就是把城镇工商业的发展，及时跟农村对接起来，形成一条合理的链条，从中赚取利润的过程。他的经历很难复制，没有当年在金水河边的经历，与喜庆幼年时的贫贱之交，就很难抓住洛阳工商业发展的脉搏。他无意中打了一个时间差，等到官府主动来做这些事情，市场空间便就很快缩小了。

　　　　正是听了孙二郎的故事，王安石才在今天亲自来问。孙二郎的经历，就是接下来的工商业改革，怎么利用会社会组织，跟农业对接起来的宝贵经验。跟农业对接起来，王安石才真正把握住了工商业改革的意义。明白了意义，王安石才知道该如何去做。

　　　　至于两位押司为首的吏人闹事，对王安石来说就是一个小插曲。他的错误，是在刚刚任知县的时候，过于忽略了工商业改革，给了吏人们上下其手的机会。改正这个错误，对王安石来说最主要的认识，具体的手段他有的是。

第67章　挖三司墙角

　　　　六月下旬，赵祯正式决定七月北巡北京大名府。因为与契丹并没有发生战事，不使用亲征的名义，只是巡视新营京城。

　　　　晏殊出京，为北京留守，兼行营都部署，提前准备迎驾。徐平以昭文馆大学士，同平章事兼知枢密院事，随赵祯北巡。吕夷简以监修国史，同平章事兼知枢密院事，留在开封监国。其余宰执，杜衍、陈执中、明镐、丁度随行去大名府，章得象、程琳、庞籍和夏竦诸人留京。特殊时期，中书和枢密院之长互相兼职，打破了相互隔阂。

　　　　此次随同赵祯北上的有二十余万禁军，将由明镐为主，在河北路对他们改制。留在京城的家属，以程琳为主，协调各衙门妥善安置。如果此次改制顺利，一直隔离在整个社会之外的禁军，将从此融入天下，倾天下财力以养兵将成为过去。

　　　　禁军出城之前，枢密院下达宣命，正式宣布此后各军均不刺字，以版籍进行管理。三衙随着改制，逐次交出各军版籍，慢慢转变成事务衙门。

　　　　在京城为北巡忙忙碌碌的时候，王安石在京西路干成了一件大事。在县中大部吏人逃亡后，巩县的夏税于六月二十一提前完成，整整提前了一个多月，为京西路第一。转运使司确认征税过程中并无违法催科后，给王安石记了这一功，前面的事情一笔勾销。

　　　　逃到太室山的几十个吏人，在天下太平的时候没有聚起兵马，迅速被巡检司平定。为首的张押司和宋押司几个人不知去向，其余吏人被发配到西北效力，巩县的旧势力由此一扫而空。巩县最终的结果，让上面的官员侧目。吏人逃亡以要挟官员近几年屡有发生，多是官员被革被贬结束，王安石是第一个顶住的官员。

　　　　在徐平正式动身前去大名府之前，王安石又闹出了一件事情，让朝野哗然。

　　　　从徐平任京西路都转运使，在那里建制大车的场务到如今六七年了，那里已经成了制造运输工具的中心。前些日子制车场务里面，有一个曾经患病离开的老匠人，后来身体奇迹般好了。因为种种原因，老匠人欲回场务，被主管的官吏刁难，要他从头做起。老匠人一气之下干脆不回去了，不知因何被孙二郎得知，把他请到了巩县。

　　　　这老匠人甚有本事，竟然凭着一个人，把整个制大车的流程大致理了出来，在巩县制出了合用的大车。此事让三司甚为恼怒，行文地方，要把孙二郎和老匠人拿了下狱。王安石抵制公文，上章辨解，说并无律法处置这二人。

　　　　在扯皮的过程中，三司吩咐洛阳的场务，把所有孙二郎需要的零件断了，不许任何人卖给他。这是三司独门的生意，怎么允许地方百姓插手。

　　　　此事牵连甚广，河南府旗帜鲜明地支持王安石，说三司所作所为违律。不只是河南府一地，周围三司场务稍多的几州，都群起应和，闹的声势颇大。

　　　　事情闹起来的原因很简单，三司的场务再赚钱，地方得到的好处有限。而如果地方上可以利用三司的场务，发展地方产业，哪怕是私人所有，地方也可以控制。对于此事的处置，成了赵祯北巡之前朝廷的最后一次集议。

　　　　崇政殿里，徐平和吕夷简带着一众宰执，以及御史中丞贾昌朝、三司使王尧臣、翰林学士刘沆和张方平，在殿下而座。

　　　　赵祯现在一心想着到大名府的事情，随口讲了几句，道：“兴建场务，前些年三司出了无数力气，到如今获利颇多。河南府老匠人到私人会社去做事，事情非小。若是此例一开，以后必然有无数人有样学样，三司难为。”

　　　　王尧臣捧笏：“臣以为，此老匠人一身手艺，俱是三司场务习成。如今到了外面帮着私人会社做事，做得大了，必然会抢三司生意，于理不合！”

　　　　贾昌朝和刘沆等人都连连点头称是，唯有张方平道：“官不与民争利，老匠人到私人会社做事，是遗利于民。臣以为，此事不宜追究。”

　　　　庞籍赞同张方平，捧笏道：“朝廷取义，百姓取利，此天下大旨。老匠人本欲重入三司，是三司场务再三难为，才到私人会社去。错非在民，朝廷不当横加阻挠。”

　　　　杜衍赞同庞籍，章得象站在三司一边，晏殊中立，一时众人争论不休。

　　　　最后吕夷简道：“我于三司事务所知不多，不过按理来说，此老匠人不只是自己手艺的事情，不然无须争论。匠人有此手艺，自然哪里让其高兴就去哪里。三司制车，尚有远超匠人手艺之处才是，不知是也不是？”

　　　　徐平道：“太尉说的是，此次事情不能以匠人手艺论。一者，大车样式，非是看一看样子就能仿得出来。再一个，私人会社要制大车，要想有利可图，多半还需买三司场务所用的零件。此等事断非手艺人能完成的，其实还是要仰仗三司。”

　　　　三司在洛阳城里的场务已经开始工厂化生产，哪里能跟以前匠人的手艺相比。三司执意不许，原因便在这里。孙二郎等人要在巩县制车，不但是用的三司的人才，还用的是三司的技术，甚至还用了三司的零件供应体系。那些场务是徐平最早建立起来的，但发展到今天，三司又下了无数功夫，怎么可能允许别人随便就用，抢他们的生意。

　　　　王尧臣当年跟徐平一起建这些场务，对这些知之甚详，听了徐平的话，连连称是。

　　　　吕夷简道：“若是如此，老匠人出去帮着私人会社做事，三司必然不许。此不但是三司图利，而且以后无以劝民在这上面用心。一家做得好了，另一家花些钱请人去，原先花费心力的人家，岂不是两手空空？此事需详议，不要只讲官与民争利之弊。”

　　　　徐平连连点头，吕夷简才真正说到了点上。这不是朝廷与民争利，此时的三司场务也是社会上的经济实体，不能罔顾他们的利益。三司可以让，以后有民间工商业，技术被别人这样盗走，又该如何处置？必须让双方得利，才能引导技术发展。

　　　　这里面牵涉到一个技术转让，一个专利费用，还有供应商体系。这一个案子处理得好了，便就立下了规例。徐平不参与讨论，是想让这些人理出一个符合这个时代的体系，从法律制度上解决这个问题。此时社会上已经有了专利萌芽，只是法律制度还没有跟上。

第68章　示恩不招怨

　　　　说到了具体困难，杜衍问王尧臣：“洛阳制的大车我等也见过，京师贩夫走卒也多有人用，并没看出有何特别之处。除了手艺之外，不知还有何机密之处？”

　　　　王尧臣从在洛阳的时候就与徐平一起兴建这些场务，是个行家，听了杜衍的话，取出先前准备好的纸张，分给众人。上面详列了制一辆大车所要的材料，处理公艺，以及各种各样的零件。这是最早徐平指导生产，后来众人慢慢增添上去的技术文件。

　　　　众人看过，王尧臣才道：“洛阳制的大车强过其他地方，便就是因为如此，制起来分外复杂。木材便要蒸煮晾晒之后数月才能使用，其间下料，切割，具有精细尺寸。各处分外精细才可，不然绝装不起来，绝非匠人巧思可为。不只是如此，为制大车，三司还设了许多场务。从车轴、轴承，到车轮、刹车，数十家通力而为才可制成一辆大车。前些日子一些小的场务，凡有大场务可制同类物事的，不少也已经发卖。巩县制车，用的就是三司场务里的这无所不包之技，还用三司发卖出去的小场务，才能制出堪用的车来。”

　　　　不只是车辆，洛阳城里几个上规模的产业，如纺织机械、一些农具等等，俱都是如此形成了规模产业。随着工商改革，小的场务向民间发卖，产业随之向民间扩散。以后的日子可以想见，借助三司这些场务的力量，洛阳民间工业将迅速发展。

　　　　官营工业因为其封闭性，发展到一定时间会形成瓶颈，这是没办法的事情。仅靠着制度和金钱刺激，很难从根本改变，封闭产业不能从外面引入新血，不能面临外部的竞争和刺激，会慢慢失去活力。流水不腐，户枢不蠹，一潭死水难以保持活力。

　　　　这个过程本来应该还需要很长时间，三司的工商业还在大发展的时候，弊端都被掩盖了起来。所以此次事发，三司反应才会如上强烈，一向忠厚的王尧臣，也坚决不许民间涉足自己的关键产业。徐平是不等不及，才提前改始了此次改革，把一部分工业主动向民间扩散。本来如果是扩散的农具产业是极好的，没想到孙二郎得了王安石支持，首先向制大车产业下手。这是重工业，引起来的矛盾特别大。

　　　　徐平有前世的经验，知道民间产业的形成，除了得天独厚的天然条件，有官营产业的溢出也非常重要。他前世打交道的许多农机产地，多是由某一个关键的农机大厂，在特定条件下，技术和人才转移到了社会上，从而形成的。经过蓬勃发展之后，这些社会上发展起来的小产业，如果不能重新形成大厂，形成新中心，慢慢也会沉寂。由收到放，再由放到收，不断地继续一个又一个循环，才能保证经济的正常增长。

　　　　看过了王尧臣递过的文书，听了他的话，众人陷入思考当中，崇政殿一时沉寂下来。

　　　　有的人是真正明白了事情的复杂性，当然也有人根本就没看清懂王尧臣递过来的东西是什么意思。懂了的不好说，不懂的不敢说，都没有开口。

　　　　徐平道：“官不与民争利是不对的。若说官员不许与民争利还有道理，朝廷不与民争利是何道理？治理天下，朝廷总是要用钱粮。节流总是有限度的，若是无处不可省，朝廷也就可以不要了，是也不是？又要轻徭薄赋，又要不与民争利，朝廷的钱粮从哪里来？总不能凭空变出来。我在三司多年，明白了一个道理，凡不加赋，不争民利而让朝廷日用自足的办法，大多对天下有更大的害处。节流不能够空讲，应当详列条贯，一年哪些钱当花哪些不当花。节流是在列条贯的时候，而不能条贯出来之后，再空口去讲。是以一年朝廷就用这么多钱，不去夺民利，便就要加赋税。所谓争民利，争的是势力人家，工商大户的利。真正细民的利，本就没有，又向何处争去？”

　　　　“加赋税，天下之民，无论贫富，均受其害。三司营场务，是从富户手中争利，都一样是用作朝廷治天下之费。何者可取，何者不可取，显而易见。”

　　　　“由此可见，三司营场务本就是为了不苛求钱粮于细民，营利只是手段。是故不当舍本逐末，死守三司之利不放。之所以要把小的官营场务发卖于民间，是因一切皆在三司手中，难免年深日久，事事苟且。因何？三司只要满足朝廷之费，便就足够，以一定本钱赚出尽量多的利钱，并不苛求。而只有百姓得利，手中有钱，所需之物才会愈来愈我，才会要天下尽心求治生产。此是放水养鱼，于天下有利。”

　　　　“天下产业尽集于三司，固然不可，三司手中无产业，一切求于细民，也是不当。其间分寸拿捏，便是朝廷之政合适不合适。此次巩县要建大车，便是如此。三司因为匠人的一切本于场务，不许其为私人会社效力固然不当，任其随意施为也是不当。是以，臣以为当让巩县那个私社，与三司妥善商量，给出如何价钱，三司允其用自己的技术，用自己下属的场务来制大车为是。只要价钱商量得妥当了，此事可行。以后若有同样的事情，皆可沿用此例。民间会社之间，也可比照办理。”

　　　　简单地说，技术转让费、专利费、市场准入，都是有价钱的。只要其他会社给得起价钱，便就应当让他们做。三司不能搞行政垄断经营，而要主动参与市场竞争。三司有国家资本支持，有各种各样的优惠政策，竞争不过就有问题了。

　　　　徐平提出的这个办法，首先获得了吕夷简的同意。这就跟禁军的改革一个道理，把朝廷的某一部分搞成封闭集体，跟社会隔绝开来，早晚会形成各种各样的弊端。不但是耽误了社会发展，还形成了不融入社会的特殊人群，百害而无一利。

　　　　三司的产业，同样要跟社会的其他产业一样，雇人经营，雇人管理，雇人作工。产业是经济组织，不是政府衙门，一切按照经济规律办事。官方只要掌握财政权和人事权，其他事务可以放手，比照民间的会社经济管理就是。

　　　　这些产业获得的利润，可以投入到社会的各项事业中去。用这种手段来筹措政权管理天下的一部分费用，而不要事事都靠税赋。税赋一加一减，无不引起天下震动。不如用这种手段，尽量减小因为经济波动，而加在天下百姓身上的负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