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晓芒讲黑格尔-第7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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付子堂教授：感谢曾教授的发言，刚才我们几位都是从理论上来做了一个评介。这两天在听邓老师的课，知道康德的纯粹理性在前，实践理性在后。我们在了解了理论家的评述之后从抽象的意义上知道了，然后我们再了解一下搞部门法的几位老师对于邓老师的演讲究竟有什么回应。下面我们首先请我们诉讼法的专家龙宗智教授做一个发言。（掌声）
龙宗智教授：本来我想就在赵明老师发言以后我接着说，因为我本来先想对赵明进行批评。（笑声）因为我们这个讲座是个思想交锋的讲座，是很强调批判性的一个讲座。但批判主要是针对发言人、主讲人进行批判的。（笑声）而我们的赵明教授违背这样一个传统，他首先是大肆赞扬了一下自己的老师。（笑声掌声）按他的说法就是那个荒漠中只有一片绿洲，是他精神上的家园。然后他对我们不在场的一位教授进行了猛烈的批评。（掌声笑声）就是那个批评，他上次不来逼得我在这儿帮他批评，他上次该到位的时候缺位，但是在这个讲座，又过多的发表了对前一位教授的批评，可能不太合适，就是有些错位。（笑声）
对邓老师的讲座，我还是坚持我自己的原则，我主要是批评为主。但是对邓教授的批评呢，我觉得要难一点，因为他是哲学方面的专家。我这个本来就是，刚才子堂说的搞部门法的，比较浅。但是总要找一点，否则我站在这里就没有多少意义了。所以我后面有批评，虽然是班门弄斧也好，说得对不对大家来鉴定。我还是，咱们讲哲学首先讲个逻辑，我就讲三点体会和看法。第一点呢，确实我感到这个讲座很有意义，它的意义就在于——我后面有批评，大家注意，（笑声）对于我们搞社会科学的，就是管理，法学，新闻，外语等等，我们要具有一种反思性，我们要不懈追问。去年我在一个讲座上谈了一下我的感想，第一点感想就是我们要成为一个思想家，当然今天我还要进一步的说我们要成为一个哲学家，哲学家是最高层次的学问。确实我感到很有收获，我是自愿来听这个讲座，这种讲座我本来也是，就是平常也关注这方面的文章，也是我们西南政法大学的一种传统。去年50周年总结西政精神，包括总结西政学术精神，就是说西政有一种追问的传统，我们在搞50周年系列书的时候在写前言写什么的时候大家都这么认为。可能在我们这样一个比较离开那种喧嚣的市场经济那种前沿的地方，在歌乐山下可能比较容易保持这种传统，相对封闭一些也许有它的意义。就它总在搞部门法或者在搞其他具体学科的时候，不断在追问部门法背后的意义是什么，你的规范的后面的精神是什么。这是我们西政学术传统。这种传统应该继续发扬光大。当然我们要有些具体行为，作为学校方面要有动作来支持。这样一种传统的继承。今天邓老师作为我们的名誉教授来给我们不断的宣讲哲学的精神 ，哲学的思想，我觉得是非常有意义的。特别你比如说我们有些问题确实要在哲学的层 面可能才说得清楚，你比如说我们搞法律的就是研究规范，但是规范是怎么形成的，规范后面是什么东西，怎么超越规范？今天邓老师讲的这个规范与超越可能对我们有点启发。这是我的第一点感想。
第二点想法呢，这个还是属于吹捧性质的，（笑声）我对邓先生的清醒与理智表示一种尊敬。不仅是他今天讲的内容，我也看了他原来写的文章，主要是有些包括他的一些访谈、他的一些体会、心路历程。我们作为同一代人，而且经历有一定的相似性，我觉得非常能够理解。当然他确实和我们前面一位教授，就是蒋庆教授，是完全不同的一种思想理路。有一个关于他们的访谈录说：“我们可以说是一个比较偶然的机会把两个十分极端的教授放到了一起。”（笑声）还写道：“蒋庆现在是公认是中国复古主义扛大旗者。但是对于邓教授的评论是，据我所知，在当前国内的文化潮流中；您是对传统文化持传统批评态度最为激烈的一人 ；为什么您要持如此批判的立场？是单从学者上的考虑；还是你真正觉得传统文化对当今社会的发展和对您个人造成极大的阻碍等等？”邓先生说：“当然是现实的考虑，我们这一代人经历了文革浩劫后不少人放弃了对社会的思考，一心一意为生计而奔忙。但我觉得有必要反省我们大家在文革中的所作所为，我把这种反省看作是一种成人的一种追索。文革是一种情绪化的运动。文革中的行为在心理上类似于儿童行为，整个中国就象是一个大幼儿园，只有一个伟大的导师在其中。（笑声）这里没有什么理性和自己的思想，只有朴素和阶级感情。当然文革在客观效果上绝不象一个幼儿园那么轻松有趣，而是残酷和令人发指的。问题是，这种残酷有没有什么复杂的原因，有什么迫不得已的必要性？追究起来只是一种情绪、是一种非理性的心理定势的作用等等。”他说了很多，他是一种比较反传统的这种立场。而且对于蒋庆的这种哲学有一个观点，就是“由这种自否定的哲学来看待中国当代人文精神，就会意识到，中国文化正在处于一个自否定的转型时
期。不是谁要否定中国传统文化，而是这个传统文化现在已经自己否定了自己。这正是这个几千年的古老文明重新焕发生机的难得机会。实际上自从一个世纪之前，王权解体之后，历史就已经给中国人提供了这种机会。但由于逝去的亡灵不断复活，并纠缠着中国人的头脑，中国人对自否定的必要性的意识始终处于动摇和模糊之中。直到改革开放以后，现实中发生巨大变革，迫使我们不得不放弃一切复古倒退的幻想，重新寻求我们的生存根据。”这个还是一个非常尖锐的对蒋庆观点的一种批判，表明邓先生的一个基本的学术的和思想的立场。我觉得这还是一个清醒的认识。今天所提到的一些观点，当然有一些很多理论问题还需要我们进一步的去思考，但是有几个主题词也包括自由与超越、逻辑与规范、以及反身性和反思，这几个主题词确实值得我们认真去思考，包括对西方理性主义的一种认识和感知。所以我觉得他还是一种清醒的认识，而不是像有些哲学家，他已经钻进某种牛角尖，很难和大众发生一种对接，感到不是太真正的理性。
第三点，这就是说到本题上来了。对邓先生，他们都是提出问题，我直接提出质疑，甚至有些观点觉得可能还有一些问题。我对邓先生主要有两点质疑。第一点就是邓晓芒先生主张的自否定哲学，我目前没有看到一个比较完整的，就是他给我们介绍并没有一种完整的理论构造，这个我理解不深。当然我看邓先生他自己也在自我构造，在发展这种哲学。他从挖掘康德和黑格尔中也在创造自己的自否定哲学。但是这种哲学的基本构架是什么？它的意义是什么？如果说它是一种非常重要的哲学思潮，或者是可以解释发展，解释运动，解释社会变化的基本思想，我觉得我目前没有看出这样一种大的功能，不像有些他的学生夸得这么厉害。（笑声）因为我有一种感触，我们要警惕那种对某一种理论范式的过分的迷恋、过分的自信。其实一种理论就是解释一个问题，它有它的深刻性，但是也有它的片面性，也有它的相当的局限性。也许世界它只是从一个角度来看待一个问题，如果把它过分的夸大，某种理论范式的作用，就会走向它的反面。这个问题为什么我提出来？我不是一般的进行批判。因为我认为否定之否定这样一种观点，这样作为一个思想规律，或者说作为马克思唯物辩证法三大规律：对立统一，量变质变，否定之否定。确实像邓先生说的，否定之否定不是人们太重视的一个规律，现在我们邓先生要把这个规律重新树立它的价值。我认为，这个不能不说它是个规律，否定之否定，人类螺旋式的上升，然后在新的层次上又回复到自己，是一个全新的自我完全的自我，但还是一个自我。这是一种重要的规律。但是它如果把唯物辩证法或者把辩证法就简单的归结为三大规律有问题，或者把一种现象或者一种规律把它就认为是事物发展的全部规律，把它概括起来就这样，我觉得有问题。人类社会的发展或者一个事物的变化，它的进程就是一个否定之否定。我们过去讲否定之否定，往往就赋予它这么大一个功能。我认为这样一个说法是不能成立的，就是自否定这样一个规律是有它的局限性的。否定之否定它总认为人是螺旋性的上升的，就是社会先否定自己之后，翻来翻去又到自己那一面，他否定就到自己的反面，再否定过来就成正面，对不对，180度不是转了一个又转到自己，（笑声）那转回到自己当然他说这是一个全新的自我。我们为什么说否定之否定为什么有的时候被人们遗忘呢，就是它不太能解释许多事物发展的状态。它如果要解释 众事物好像都是这种螺旋式上升，最后上升到好像回到新的自我，其实不一样，它有的时候是这种情况，能看到人类的原初状态跟人类的最高状态，它甚至基本的东西是一致的，确实有这种情况。但是有许多情况它是完全已经变到另外一种东西了。你像那个遗传工程一样，完全都变到另外一种情况，就像蒋庆说的文化已经变质了，根本就不是你说的那个东西了，你还能回到自己的那个东西么？你还能说你变出的那个文化就是原来最初最本原的文化的深化么？它可能升华可能也变回到原文化，但完全可能异变。所以否定之否定只可能是一个规律，不能解释一切事物的发展规律，它的发展就是这样一个局限，就是这样一个模态。这个是有它的局限性，我还不太清楚邓先生的这种功 能强大的自否定规律是不是有这种否定之否定这样一种特点，如果是它们是差不多，那么我就认为有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