核武皇帝-第307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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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就是身高的差距，因为此次的东北国防军主要是从华北、东北、山东抽调兵力组建而成，士兵平均身高高于173mm，而日军的平均身高只有163mm，平均有十个公分的差距。
当时的日本士兵和军官普遍都很矮，这是事实，但大多数都是矮壮型，体力和耐力都很不错。
战场永远是残忍和血腥的。
因为缺乏有效能突破防御线的坦克和装甲车，日本陆军第二军的指挥官东久迩宫稔彦王中将只能采用一战式的那种人肉战术，依靠更多的士兵向前突防和火炮的覆盖式打击，妄图突破防线。
为了弥补兵力的不足，东久迩宫稔彦王中将也调动了两个韩军师团参与进攻。
崎岖的战场上，灰黄色的山地间，日本军人和韩军士兵的尸体遍布山野，浓烟滚滚，在暮光的照耀之下，整个战场更显得嶙峋和血腥。
就在傅作义中将的对面，东久迩宫稔彦王中将也亲自带领参谋军官上了前线视察，两人在相互不知情的情况之下相距不过三公里的距离。
手提军刀，带着白洁的手套，身形消瘦的东久迩宫稔彦王中将无情的注视着前方战场，看似冷漠的他心里充满了各种纠葛，皇族的身份允许他独立于其他的日本将官思索现状。
他心里有很多独特于国民和军政界的想法，只是不能说而已，即便身为皇族，他也不能说出那些话。
做为一名统领前线的将官，他此刻的体会则是充满了各种各样的无奈，他已经尽可能的抽调了在他看来是非常好的九七中战车和九五轻战车辅助作战，可从战场上的实际情况来看，效果真的是很差。
中国装备的反坦克炮是中国和德国在30年代秘密联合研制的pak35/36，可以轻松击穿这种两种坦克的正面装甲，特别是九五轻战车，甚至在近距离时连中国陆军连一级装备的12mm口径的勃朗宁m2。2重机枪都无法抵御。
这样的情况让东久迩宫稔彦王中将特别无奈，此前的汉城之战中，他听说对方拥有的重型坦克居然像轻战车一样灵活快速，日本所有的反坦克炮对它们都没有任何效果，以至于防御部队猝不及防，被数十辆这样的坦克轻易撕碎了防线。
这让东久迩宫稔彦王中将相信，即便勉强不顾一切代价的打下了开城，想要完成军部命令攻占平壤的可能性也微乎其微，何况航空部队也不占据任何优势。
他根本就不相信航空队飞行师团安藤三郎和牧野正迪那两位少将瞎扯的数据，怎么可能是日军击落对手几千架战机，而自己只损失了几百架。
荒唐。
喜欢亲自在战场上视察现状的东久迩宫稔彦王中将，昨天还亲眼看着第二飞行师团的几架九七陆战在他面前被击落，虽然没有看到在空中的战斗情况，但那感觉还是很糟糕的。
这几天里，他只知道第二军的飞机损失的很厉害，哪怕安藤三郎一再强调支那空军损失更厉害，他也根本不相信。
看着前方崎岖战场之上的日军士兵们的尸体，东久迩宫稔彦王中将很无奈的仰头望着青色的天空，默默阖着眼帘，在心中询问自己，大日本帝国为什么要打这样一场愚蠢的战争？
为什么一定要这样呢？
他其实还是很痛苦和纠结的，只是看起来依旧无情和冷漠。
他当然相信大和民族的优越和天皇的神威无上，天皇的光芒之下，大日本帝国必当是无所畏惧的，只是这场战争真的很愚蠢。
可惜连他这样的皇族也不能明确表达这样的意见。（未完待续。）
第292章 最富与最穷
中日是两个很奇怪的国家。
从文化到政体，两国都有着惊人的相似性，在军事和科技的保密程度上，两国也大体一致，以至于在第三次中日战争爆发的同时，中国在西北成功引爆了世界上第一枚氢弹这种事，日本也完全没有得到任何消息。
如果日本知道了这种事，他们到底该如何作想，那真是一件很难说清楚的事情呢！
直到今天，日本从上至下都依然觉得中国在过去三十年里发展的确实很快，但在科技水平上勉强也只能同日本差不多，即便是抱着这种想法的人在日本都可以被称之为亲支那一派。
大部分的日本人，包括像东久迩宫稔彦王中将这样的军政界高层依旧坚定的认为中国科技实力还是不如日本，所以对战场上突然出现的那几十辆mbt33坦克，东久迩宫稔彦王中将和其他日军将领的一个直接的反应就是中国从德国秘密购买了新式战车。
天啊。
这要多愚蠢和多僵化的脑袋才会做出这种判断，这简直就像是一个世纪之后的台湾媒体人公然在电视节目中嬉笑大陆人穷的连泡面都买不起的事。
总之是很神奇的事情吧。
要知道日本科研人员和每年的科研资金投入连中国的零头都达不到，如果东久迩宫稔彦王中将这些日本军政界的高层真的去中国一趟，看清楚真正的1939年的中国已经是什么样子，他们一定会像那种痴呆的精神病人一样觉得自己才是世界上最蠢的白痴。
日本还在努力研究世界上最快的蒸汽列车，并且将其定名为亚细亚号，而在同期，虽然是在中日战争爆发的情况下，原先的工业计划还是没有任何改变的继续推进。京广铁路大干线要改造成电气化铁路的计划还是照旧进行。
在世界上仅有的六家能生产大型飞机的公司中，中国占据3席，以及中国机床产业的总规模和水平在过去十年中一直保持世界第一的成绩……就这样都被日本无情而麻木的忽视了。
从明治维新的积极进取到昭和时期的封锁僵化。日本真是变化的太快了，以至于连中国人都觉得日本怎么可以蠢到这种程度。
当然，如果日本非要将耳朵闭起来，将眼睛捂起来。坚信天皇荣光照耀之下的大和民族才是亚洲最高贵的人种，而支那人种是最低贱的之一，那真是什么都可以看不见。什么都可以听不见。
总之，总结中日第三次战争之所以会爆发的原因，日本媒体的僵化和顽固右翼化的辱华报道应该是占据首功，但这也要怪罪于日本整体的法西斯化。
从上至下，从天皇到日本的普通国民，所有的日本人都相信这场战争之所以会爆发的所有罪责都在于中国，都在于他们所说的那个“傲慢到根本不知道自己只是劣等民族”的支那帝国。正因为支那的长期仇日情节才会有中日的矛盾，正因为支那要利用北朝鲜非法政府霸占整个朝鲜半岛，大日本帝国海军才会派遣舰队前往公海区域示威，而支那海军的偷袭彻底使得战争爆发。
这就是日本的整体观点。
战争爆发之后，日本全国都蔓延着前所未有的**和仇华情绪。无比热烈和无条件的支持军方，誓言要打败“傲慢到根本不知道自己只是劣等民族”的支那帝国。
在中国，中国人也无比的愤怒和热衷于彻底打败日本。
三都澳海战一方面让国人愤慨，唤醒了中日甲午海战的仇恨，一方面又让国人振奋，帝国中央海军和空军的反击使得日本损伤惨重，偷鸡不成浊把米呢！
国人彻底的愤怒了。
全国上下都燃烧着那种复仇的火焰，誓言要将日本化作火海，参战动员这种事变得有点多余，报名参军的年轻人几乎要将所有的招兵站都挤爆了，每个城市和乡镇的募兵所都排满了长队，而国家战争公债的销售更是没有任何压力的在半个月内卖空售尽。
全国的所有军工业企业都开足了马力，停止了一切假期的疯狂运转，招聘新的工人，大规模的生产新式的武器装备到部队，世界华商总会在全球掀起了大捐款运动，为军队买装备，捐飞机。
此前不管是一战、中苏战争，还是东非战争，中国人民都从来没有这么狂热过，大概实在是中日两国在过去半个世纪积累的仇恨实在是太深，深到两国人民都无法共存的地步。
特别是在这个民族主义盛行的时代里。
只是在这样的大浪潮至下，宋皇帝依然很冷静和清醒，似乎不为所动。
几天之前，他和蒋方震等人就此次战争的总体战略最后做了一轮探讨，最终确定了战略，制定了全面的作战规划，整体还是遵循了他的思路，用六个月左右的时间继续加强备战，争取时间积累更多的优势，从明年3月份才开始真正的大进攻。
宋皇帝的设想很简单，不急于在朝鲜半岛决出胜负，而是通过相持阶段的军事压迫，迫使日军不断将主力调至朝鲜战场，等到日军的大部分主力都集中在朝鲜半岛之时，再发动全面的攻势战役，争取将战争更多的在朝鲜半岛解决掉，而不是到日本本土再进行主力决战。
他的这种指导思想和总战略得到了中央军事委员会所有成员的一致认同，因为要到日本本土作战的话，那还是比较有压力的，尽可能将日军主力吸引到朝鲜半岛，在半岛上围歼消灭日军的主力，这显然是最佳的选择。
这天上午，宋皇帝签署了一份命令，批准中央保密局和内阁科技工业部的联合申请，允许在战后将原先归属特级保密科技范围的半导体技术特殊产业化。
这就意味在中日战争结束之后的一年内，如果没有新的战争爆发，帝国半导体产业中的大部分技术就将可以运用于商业领域，收音机、家电、计算机、通信设备都将因此而获得极大的提升效应。
在此之前。半导体工业只能运用于军工业领域，而帝国内的东北半导体、北京半导体、江南半导体三家公司的规模都已经成长到一个较高的水平。
因为原材料的提纯工艺非常复杂和困难，需要极大的工艺研究和实验。以及较高的生产工艺水平，帝国在短期内并不担心其他国家可以快速的实现半导体的工业化生产，预期在未来十年，帝国将会垄断世界上的半导体产业。
十年的时间很长。可能也很短。
宋彪并没有绝对的把握确保帝国能长期占据半导体工业的领先地位，所以在签署批准科技工业部的申请令的同时，他也给总理顾维钧打了电话。让顾维钧亲自到中央宫的办公厅就此进行汇报。
顾维钧也有犯错的时候，以为皇帝主要还是要听内阁关于中日战争的动员以及物资调运、统筹等汇报，准备了很长时间，这才带着厚厚一叠的《战时工业管控规划案》的汇总报告抵达皇宫。
总理大臣身为帝国首相，在中央宫是有特权的，如果不是特殊情况，总理都可以直接得到座位。在御前汇报工作，总理的座椅也是非常特殊的更为奢华和高贵，象征总理大臣在帝国之中的崇高的仅次于皇帝的特殊地位。
顾维钧匆匆抵达皇宫，在办公厅拜见皇帝之后，等到皇帝示意他在御前坐下。他就迫不及待的坐下来，拿出这厚厚一叠的《战时工业管控规划案》。
宋彪看了一眼，大致知道顾维钧搞错了事情的重点，但也没有劝阻。
宋彪索性正好让自己休息一下，就点了一根雪茄默默无声的抽着，也没有多说什么。
顾维钧则稍微整理了一会儿的思路，这才同宋皇帝汇报道：“皇上，内阁目前已经通过了《战时工业管控规划案》，正在加速推进军工生产和军需物资的调配，军债销售的压力很轻，预计在未来两年，内阁每年可以向军部支付70亿的军费开支，如有必要，内阁通过调用财政盈余款项，还可以在三年内额外支付55亿军费开支。”
宋彪短暂的思索片刻，问顾维钧道：“你认为这场战争会持续多久？”
顾维钧想了想，答道：“臣下以为这恐怕要取决于皇上的意思，如果只是想要结束战争，今年之内就可以做到，如果皇上决议要籍此一战将日本从列强的席位上抹除，使得日本在长远的数十年间都难以威胁我国，那可能就要两三年之久，甚至更久。只是从国内经济的角度考虑问题，就现阶段而言，帝国中央财政的1/3都用于军费的话，大约在两年内还不会使得经济趋于困难，但如果这一情况持续的太久，超过三年，或者四年，对于帝国经济的影响就会扩大。”
宋彪提醒道：“世界范围内的情况越来越复杂，苏德之间发生全面战争的风险正在增加，如果是德国战胜，德国极有可能在获得足够的资源保障后继续反西欧，如果是苏联获胜，苏联很可能将极左政府主义推行到整个东欧和德国，进一步威胁世界。所以，不管苏德战争的结果如何，世界范围内爆发更大规模战争的风险都会进一步的增加，中国在这样的环境里绝对不能独善其身。内阁要做好充分的准备，不要盲目乐观，提前沽售一部分在海外的资产保障中央财政的储备率绝非坏事。”
顾维钧沉默无声的思索着，并没有急于答话。
中日战争正可谓之世界列强中的最富国家与最穷国家之间的战争，中日两国在财政税收的体系是两种截然不同的情况。
日本实行的是集税制，中央政府收取一切税收再重新分配给各地方政府，这有利于财政的高效使用，以及地方财政的平衡，在战争时期，这样的财政政策更有利于维持战争的需求，使得日本能在以弱对强的战争中，凭借较差的经济基础筹集足以同对方持平的军费开支。
中国实行的是分税制，在全国税收总额中。中央政府同地方省政府大体保持在6。5：3。5的比例，在工业省的中央税占比较高，在农业省的中央税占比则较低。
这种税收政策有利于地方政府实施一定程度的自治。保障基本的本省教育、福利、医疗、工农业扶持开支，即便是在战争环境下，地方政府的财政开支也足以维系国家整体的稳定。
同日本政府不同的另一点在于，中国中央政府的财政总收入中。国家税收占3/4，其余的1/4来源于中央资产的海外投资、外国债权、国家信托投资、国家战略储备的增值等，这部分的收益基本就等于日本全年的国家财政总收入的2倍。
当然。日本并不在意这样的差距，他们打败满清和沙俄之时，基本也就面临着这样的巨大差异，使得日本一贯不觉得国家财政开支是决定军事胜负的关键。
1938年，中国gdp规模占世界的总比例就将超过38％，总量超过2510亿中圆，全国税收总额443。7亿中圆。包含关税之内的中央税收收入占67。43％，中央海外债权及国内外信托资产总额1370亿中圆，当年的海外债权及信托投资增值缴纳收益为91。4亿中圆。
中国能有今天，很大程度上还是要感谢一战和1929年的世界大萧条，正是在这两次危机中的巨额贸易顺差和风险投资。使得中央信托资产规模在二十年间翻涨了70倍，当年不足20亿中圆的海外总资产在世界范围内远低于英美法德，一战和中苏战争之后凭藉没收德国、沙俄在海外殖民地的资产，一跃成为世界上仅次于英美法三国的第四大海外投资国，1929年在大萧条期间的操底，又进一步使得帝国超越美英法三国，成为世界第一大的资本输出国和债权国。
于此同时，中国也是世界上经济总量第一大的国家，无论是工业产值，还是农业产值规模都跃居世界榜首，总量为美国的1。5倍，也是世界上第一大的外贸顺差国。
正因为有这样的财政和经济基础，帝国首相顾维钧才有足够的雄心和耐心应对这场战争，以帝国目前的经济实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