纽伦堡大审判-第15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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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年曾为图林根邦议会议员。1932 年他被任命为图林根地方长官。1933 年5月出任图林根财政部长和图林根邦政府总理。他还获得冲锋队和党卫队副总指挥的头衔。
纽伦堡国际军事法庭认为绍克尔犯有战争罪和违反人道罪。1942 年3 月21 日，希特勒任命绍克尔为劳动力调配全权总代表，赋予充分“调动一切可供使用的劳动力，包括统一监督从外国征募的劳工和战俘”的权力。绍克尔奉命在四年计划的领域内开展工作。1942 年3 月27 日，戈林以四年计划全权代表的身份发布命令，委托绍克尔主管他的劳动力调配处的工作。1942 年9 月30 日，希特勒授权绍克尔，他有充分权力在各占领区任命全权代表，并为执行1942 年3 月21 日的命令“采取一切必要的措施”。
鉴于通过以上命令所获得的全权，绍克尔提出了一项动员一切可供德国使用的劳动力的计划。
这项动员计划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就是依恃暴力有组织地利用被占领区的劳工资源。绍克尔任职后不久，就让各被占领区的行政当局颁布去德国服劳役的法令。根据这些法令，绍克尔手下全权代表依仗各被占领区警察当局的支持，把绍克尔命令他们必须完成的那部分劳工数额弄到手，并把他们运往德国。绍克尔利用“大批男女特务”推行所谓的“自愿”应征，“如同以往招募‘水手’的情况一样”。然而总的说来，除个别的情况之外，真正自愿应征的为数甚少。绍克尔在1944 年3 月11 日的自白就证实了这一点。他说：“在抵达德国的五十万外国劳工中，只有不足二十万人是自愿前来的。”尽管他现在辩解说，这种说法并不属实，然而他当初讲这番话时的情况与现在提交法庭的证据同样不容量疑地证明了，这种说法是与事实相符的。
这些不幸的奴隶劳工是以怎样的方式方法被集体赶到德国，他们抵达德国之后又发生了什么情况，这些都已经叙述过了。绍克尔强调提出，他对执行这项计划的越轨行为不负责任。他说，征集劳工的总数取决于农业和工业的需求；征集劳工是占领当局的作为，把他们运往德国是铁路部门的任务；在德国对他们的管理则应由劳动部、农业部、德国劳工阵线以及有关工业部门负责。他表白说，在他主管期间，他总是尽力给予人道主义待遇的。
然而，绍克尔无疑对奴隶劳动计划负有总的责任。在发生有关事件的时候，绍克尔并没有放弃他对那些地区的控制，可是现在他却打算让其他人单独承担这些地区的责任。各全权代表之所以拥有征集劳工的充分权力，正是出于他的命令，绍克尔本人常常去实地监督有关措施的执行情况。在征集劳工时所采用的残酷无比的方法，他总是竭力支持，因为这是完成劳工数额所必要的。
绍克尔的命令还规定，他负责将这些工人运往德国、负责把他们分配给企业主、还负责管理他们，实施这些措施的其他有关单位都由他指挥。有人曾把当时的恶劣条件向他作了汇报。看来绍克尔的主观意图并不主张采取血腥手段，他也不赞同希姆莱的那种通过劳动把人折磨致死的计划。他的态度反映在下面这项命令之中：
“对所有这些人的伙食、住宿和待遇应该是：在花费最低限度的开支下，使他们发出最大限度的劳动效率。”
绍克尔同样被判处绞刑。
奥地利保安和内政部长赛斯—英夸特系按所有四条起诉理由被提出起诉。赛斯—英夸特原为奥地利律师。1937 年5 月，在德国的压力下将他任命为奥地利国务顾问。他自1931 年起与奥地利纳粹党取得联系，但与该党的接触并不顺利，所以一直到了1938 年3 月13 日他才成为纳粹党员。依据1938年2 月12 日希特勒在贝希特斯加登会议上强加给舒施尼格的条件之一，赛斯—英夸特当上了奥地利的保安部长兼内政部长。
在奥地利的活动：赛斯—英夸特参加了德国占领奥地利之前最后几个阶段的纳粹阴谋活动。在德国入侵威胁的压力下，他被任命为总理。
1938 年3 月12 日，赛斯—英夸特在林茨会见希特勒，并发表了讲话，表示欢迎德军并拥护德国与奥地利重新合并。3 月13 日，由于他施加影响而通过了一项法律，根据这一法律，奥地利应成为德国的一部分。由于奥地利总统米克拉斯宁肯引退而不愿签署这项法律，赛斯—英夸特就取而代之。3月15 日，他的职称变为“奥地利总督”；同一天，他又被授予党卫队将军的头衔。1939 年5 月1 日，他出任德国不管部部长。
1939 年3 月11 日，赛斯—英夸特对普雷斯堡的斯洛伐克内阁进行了一次访问。他设法让该内阁宣布独立，而宣布独立所采用的方式与希特勒攻击捷克斯洛伐克的独立恰好合拍。在他担任奥地利总督期间，他剥夺了犹太人的财产。在他的统治下，犹太人被迫流亡，他们被夫入集中营或遭受屠杀。在他统治奥地利的最后一个时期，他与保安警察和党卫队保安勤务处合作，将犹太人从奥地利驱往东方。他担任奥地利总督期间，纳粹的政敌被秘密警察送往集中营，遭受虐待或被杀害。
在波兰和荷兰的犯罪活动：1939 年9 月，赛斯—英夸特被任命为南部波兰行政长官。1939 年10 月12 日，他被任命为弗兰克主持下的总督辖区的副总督。1940 年5 月18 日，赛斯—英夸特被任命为荷兰占领区总督。这样，他以此负责管理德国通过侵略战争所占领的地区，而对这些地区的管理正是德国进行侵略战争的生命攸关的问题。
赛斯—英夸特在担任波兰总督辖区的副总督期间支持业已生效的严厉的占领措施。1939 年11 月，他在总督辖区进行巡回视察时指示说：管理波兰的宗旨是，为德国的利益榨取它的经济资源。赛斯—英夸特也参与迫害犹太人的活动。他接到过开始执行特别绥靖行动的通知，该行动把大批波兰知识分子列为杀害的对象。
赛斯—英夸特担任德国驻荷兰占领区总督期间，为镇压一切对德国占领的抵抗采取了残酷的恐怖手段，这就是他亲自称之为“消灭”敌手的计划。他与地方党卫队的高级首脑和警察头目合作，参与枪杀因触犯占领当局而被逮捕的人质。他还把一切涉嫌敌视占领政策的人员送入集中营，其中包括牧师和教师。许多荷兰警察在威逼下被迫参与了这些行动，否则便要对他们的家属采取报复手段。荷兰法院也被迫参与推行这类计划。而当法院流露出不愿施以监禁时——因许多被监禁的人实际上已被杀害——，就大量使用警察速决法庭。
赛斯—英夸特在荷兰的经济管理方面毫不尊重海牙公约，他认为该公约业已过时。不仅如此，他采用了一种最大限度地利用荷兰经济潜力的政策，在奉行这种政策时完全不考虑会给荷兰居民造成的后果。公私财产横遭掠夺，赛斯—英夸特的命令却给这种作法披上了合法的外衣。在他控制之下的荷兰的各种财政机构也通过阴谋手段支持这种作法。
赛斯—英夸特就任驻荷兰总督之后，立即开始向德国遣送奴隶劳工。在1942 年以前，还在口头理论上把去德国服劳役说成是自愿的，而实际却是凭借强大的经济压力和巨大的政治压力强迫去的。1942 年，赛斯—英夸特正式颁布了强制劳役令。为制止避不执行该命令的行为，他动用了保安警察和党卫队保安勤务处。在整个占领时期，共有五十万人被作为劳工从荷兰被送往德国，其中只有微乎其微的一部分人是真正自愿者。
赛斯—英夸特担任驻荷兰总督时所采取的第一批措施之一，就是发布了系列法令，这些法令迫使犹太人的经济状况恶化。此后又发布了几道命令：强令犹太人进行登记、强迫他们迁入犹太人隔离区并佩戴作为犹太标志的大卫星徽、间或把他们逮捕并关入集中营，最后按照海德里希的建议把荷兰的十四万犹太人中的将近十二万人集体押往奥斯威辛集中营进行“最后解决”。赛斯一英夸特供认，他知道这些人到达了奥斯威辛；但他辩称，他曾听到去过奥斯威辛的人说，犹太人在那儿的生活相应他说是不错的。他曾设想，把他们留在那里是为了在战后安顿新的居住区，根据证明材料和他所担任的官职，这种说法是难以置信的。此外，赛斯—英夸特还辩称，他对占领荷兰期间所犯下的许多罪行不能承担责任，因为这些事不是按照德国政府的命令干的，而是由不受他控制的军队干的，或是由德国党卫队或警察高级领袖干的，如他所说，这些事是直接向希姆莱报告的。的确，军队应对某些暴力行为承担责任，赛斯—英夸特在某些情况下也曾反对过某些部门提出的极其严厉的作法，例如他曾有效地阻止军队实行焦土政策，他曾迫使党卫队和警察领袖减少枪决人质的数目，这些也都是事实。但是，赛斯—英夸特还是自觉自愿地参与了占领荷兰期间所犯的战争罪和违反人道罪，这也是事实。
结论：法庭根据起诉理由之二、之三和之四判决赛斯—英夸特是有罪的。而根据起诉理由之一他无罪。他最后被判处绞刑。
纳粹建造专家施佩尔系按所有四条起诉理由被提出起诉。施佩尔于1932年加入纳粹党。1934 年成为希特勒的建筑师和亲信之一。此后不久他任德国劳工阵线部长和副领袖办公室负责城市建筑的专员。他在1941 年以前一直担任该职。弗里茨·托特死后，他于1942 年2 月15 日被任命为托特组织的首脑和德国军备和军需部（自1943 年9 月2 日起改为军备和战时生产部）部长。1942 年3 月和4 月，又进而委任他兼任军备生产全权总代表和中央计划局成员，这两项职务均与四年计划有关。从1941 年至战争结束，施佩尔一直是德国国会议员。
破坏和平罪：法庭认为：施佩尔本来的目的并不在于发动、策划和准备侵略战争，也不在于为达到这种目标而进行密谋。他只是在战争全面爆发之后和在战争期间主管军备工业。在他主持德国军备生产时，其对扩充军备所发挥的作用与其他生产企业对战争所起的作用是完全一样的。但法庭认为，这种活动既不属于起诉理由第一条所指的参与策划侵略战争，也不属于起诉理由第二条所指的进行侵略战争。
战争罪和违反人道罪：根据起诉理由第三条和第四条对施佩尔所提出的证据，只限于他参与强制劳工计划一事。施佩尔对这项计划并不负有直接的行政责任。尽管他主张任命一名安排劳动的全权总代表。因为他希望有一个能够以此处理劳动问题的中央机构，但是他在行政上并不能控制绍克尔。绍克尔是根据1942 年3 月21 日的命令由希特勒直接任命的，任命时明文规定他应对四年计划全权执行者戈林直接负责。身为军备和军需部长及四年计划
军备全权代表的施佩尔，在生产领域中掌握大权。他原来全权负责为陆军总司令部设计和生产武器。后来这一权力逐渐扩大到海军军备、民用生产，最后从1944 年8 月起也包括了空军军备。中央计划局掌握着德国生产的发展以及原料的分配和开掘等方面的最高权力，身为该局领导成员的施佩尔认为，该机关有权责成绍克尔，向它所控制的工业部门提供劳动力，尽管绍克尔反对这样做法：施佩尔向绍克尔提出所需劳工的估计总额，由绍克尔提供劳动力，并依照施佩尔的分配方案调配给各工业部门。
当施佩尔向绍克尔提出要求时，他知道这些要求只能用强制服役的外国劳工来满足。他参加过许多为满足他的要求而召开的旨在扩充强制劳工计划的会议。1942 年8 月10 日至12 日，他出席了一次希特勒和绍克尔出席的会议，会上取得了一致意见：绍克尔应使用暴力从占领区提供劳工，为了缓和施佩尔控制之下的工业部门劳动力不足的情况，这种做法在任何时候都是必要的。施佩尔还出席了1944 年1 月4 日在希特勒大本营召开的会议。会上决定，为了满足施佩尔提出的劳动力方面的要求，绍克尔“起码应从占领区筹集四百万新的劳动力”，尽管绍克尔在当时明确表示，他只有借助希姆莱才能满足这一点。
绍克尔曾接二连三告知施佩尔和他的副手，外国劳工都是依靠暴力搞来的，在1944 年3 月1 日举行的一次会议上，施佩尔的副手曾就未能实现从占领区筹集四百万劳力一事非常详细地询问过绍克尔。在某些情况下，施佩尔还要求从某几个国家征募劳动力。在1942年8月10日至12日举行的会议上，绍克尔受命“在1942 年10 月底以前，再向施佩尔提供一百万俄国劳动力以供德国军火工业之用”。在中央计划局1943 年4 月22 日举行的会议上，施佩尔研究讨论了从俄国取得采煤劳动力的计划，对于利用德国工人弥补劳动力不足的建议，他直言不讳地表示反对。
施佩尔表示，他曾主张修改劳动计划，目的在于更多地使用德国劳动力在德国进行军备生产，并更多地使用占领区劳动力在当地生产过去都是德国制造的消费品。施佩尔在这方面采取了具体步骤：他在占领区建立了所谓的“隔离企业”，这些企业均被利用于生产准备运往德国的商品。这些企业里的工人可以幸免于被遣往德国。每一个奉命去德国的工人，如果他在某一个隔离企业里做工，就可以避免被押解出境，尽管这种制度比送往德国略为人道，但仍然是违背法律的。隔离企业的体制，在大规模的强制劳工计划中仅起了微不足道的作用，尽管这样，施佩尔仍敦促将这种办法与强制劳工计划并用，因为他懂得实际上以什么样的方式来进行管理。就公务方面的意义而言，他是这种体制的主要受益者，故他主张继续加以扩大。
施佩尔作为托特组织的首脑同样直接参与了使用强制劳工。托特组织的主要活动是在占领区筑造诸如大西洋防线和军用公路之类的工程。施佩尔供认，他是靠强制劳动力来满足这些工程所需要的劳动力的。他还在他所控制的工业部门使用过集中营劳动力。起初他准备将这些劳动来源用于边远的小工厂，后来因害怕希姆莱贪得无厌的权欲，所以便尽可能少调用集中营的劳动力了。
施佩尔也曾在军火工业中摊派使用战俘，但是他辩称，他只在符合日内瓦公约的情况下在工业部门使用过苏联战俘。
施佩尔的情况是这样的：他与推行强制劳工计划的残酷作法并无直接关系，尽管他是知情的。例如在一次中央计划局的会议上，有人曾告诉他，他
所需要的劳动力数额是如此之大，以致必须采用暴力征集的方法。在中央计划局1942 年10 月30 日召开的一次会议上，施佩尔发表意见说，许多声称自己生病的强制劳工都是些想开小差的人。他说：“党卫队和警察完全可以对此严加处理，那些吊儿郎当的人都可送到集中营工厂里去。”尽管是这样，施佩尔还是坚持要保证强制劳工以适当的食物和工作条件，以便他们能有效地劳动。
施佩尔所建立的隔离企业使许多工人可以留在家乡，在战争最后阶段，他是敢于对希特勒说出“仗已经打输了”这句话的少有的几个人之一，也是敢于采取步骤的少有的人物之一，以期不仅在占领区，而且在德国防止无谓破坏生产设备。应该承认，这些情况是可以减轻他的罪责的。他反对希特勒在一些西方国家采取焦上政策，他曾冒着极大的个人危险有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