纽伦堡大审判-第33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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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希特勒和戈培尔定期举行的简短会晤却是重要的。现有的证据说明：在会晤期间，戈培尔草拟了希特勒的政治遗嘱。戈培尔就像多数受到教育的德国人一样知道胖特烈大帝和俾斯麦都留下了这类遗嘱，旨在指导他们的继承者，她也希望希特勒在进入坟墓之前不要错过同样的机会，以便取得对历史的发言权。
我们已经知道，希特勒在4 月29 日（星期日）凌晨，口授他的遗嘱时，只有格特路德·荣格同他在一起；大约在半夜两点他们俩人突然离开婚礼招待会。荣格夫人说，她对口授作了速记。但是她又说，希特勒是“照稿宣读的”。谁写的草稿？一般估计草稿必定出自希特勒本人之手，但对内容进行严格分析后，这种估计是站不住脚的。再者，如大家所知道的，还有一个真正的问题，即：到4 月29 日的时候，希特勒的右手是否已不再颤抖而能使他写清楚字迹。我猜想草稿极有可能出于戈培尔之手。阿道夫·希特勒的遗嘱开头说：
说我或者任何其他的德国人在1939 年想打仗，是不真实的。需要和煽动战争的，完全是那些犹太血统的或为犹太人的利益服务的国际政客。我曾经为裁军提出过无数次
建议，后代不能把战争爆发的责任归罪于我。。。
长达六年之久的战争尽管遭受种种挫败，但终有一天会被认为是一个民族争取生存的最光荣、最英勇的意志表现而载入青史。在六年后的今天，我不能抛弃作为德国首都的这个城市。既然我们再也没有足够的军事力量抵挡敌人对这个城市的进攻，既然我们抗击鲁莽的机械化部队的力量将会逐渐消耗殆尽，我愿留在这个城市里与千百万德国人生死与共。。。
有一位医生向戈培尔夫人提供了安眠药和毒药。可以肯定，她有六枚氰化钾胶囊，装在蓝色塑料小瓶里，瓶颈上有个黄铜小圈，是施通姆费格医生那一星期在暗堡里分发的那种药，可能她在进入暗堡之前就取得了这些胶囊。不管她是怎么获得毒药的，玛格达本人杀害了她自己的孩子，则是罪证确凿的事实。
夜幕在柏林已经降临；当时是晚上八点半，正是开始灯火管制的时间。戈培尔和玛格达俩默不作声地走过放着六罐汽油的暗堡楼梯的底部。在楼梯
的顶部，他们遇到希特勒警卫队的一名官员，党卫队的上尉。这名上尉站在附近，是为了在必要时给他致命的一枪。他没有执行这种特殊使命，却呆在主平门内的暗处，成了这一自杀事件中的唯一目击者。
戈培尔和玛格达·戈培尔都仔细地演习过哈斯教授推荐的手枪加毒药的方法。玛格达走在前面，她咬破了胶囊，慢慢地倒在春天松暖的土地上，她胸前别着阿道夫·希特勒的金色党徽，这是希特勒本人死前一天送给她的告别礼物。她的丈夫朝她开了一枪，子弹击中她那披着浅黄色头发的后脑。戈培尔咬破了他的胶囊，紧接着扣动P—38 型瓦瑟手枪扳机，子弹打进他的右边太阳穴。希特勒警卫队的那位军官找来施瓦格曼上尉，他们一起把汽油浇在两具尸体上，点着火，匆匆地进行了火化。早在1927 年希特勒说过，“在这个世界上判断一个男子汉有两种方法，一是看他娶什么样的女人，二是看他怎么个死法。”希特勒无意中说出的墓志铭不仅仅是为了他自己的，也是为了他的预言家戈培尔的。
希姆莱的死比希特勒和戈培尔的死更富戏剧性。
1944 年底，纳粹德国秘密警察总监希姆莱深感大势已去，每天有很多报告送到希姆莱那里，有一份报告说，仅仅一个月里就杀害了25 万犹太人。希姆莱写下了这样的批语：让他们去死是“为了提高德国的荣誉”。
希姆菜合上文件夹立即指示女秘书把1000 个气球送往奥斯威辛集中营，交给臭名昭著的看守奥斯瓦尔德·卡杜克使用。卡杜克挖空心思想出一条诡计，他把气球送给孩子，这样孩子就高高兴兴到医院里接受酚注射液。用这种方法每一分钟可以杀死10 个孩子。非常疼爱自己孩子的希姆莱显然认为，用这种方法可以使孩子们高兴，从而愿意去注射致死人命的酚剂。
希姆莱在理疗医生菲里克斯·克尔斯滕那里的所作所为也体现了他的双重性格。克尔斯滕利用他给帝国党卫队首领治疗的独特机会，拯救了成千上万个集中营囚犯。希姆莱的胃痉挛经常发作，有时连续几天疼痛难忍，只有克尔斯膝能解除他的病痛。克尔斯滕则利用这种机会，促使希姆菜同意释放一些囚犯。他还要求希姆莱不传达希特勒关于盟军进攻德国以前炸毁集中营的命令。这种讹诈真是好样的！有一次希姆莱干巴巴他说了一句，“善良的克尔斯滕医生每次来给我按摩，总要从我这里救出一条人命。”
但是谁也治不了希姆莱二十年来关于培育所谓超级人种的狂想症。希姆莱对希特勒无条件地表示忠诚，建立在他自身安全的强烈需要及寻求庇护的基础之上，然而，他的忠诚并没有保持到第三帝国的末日。当战争发生了转折，希特勒的失败指日可待，即这个泥足巨人开始出现裂缝时，希姆莱立即开始动摇，这正表现了他的性格特征。
有迹象表明，希姆莱从1943 年开始同力量还弱、但日益扩大德国抵抗运动有着联系。他显然还以某种方式参与了1944 年7 月20 日对希特勒的谋杀，否则难以想象，有严密组织的盖世太保的最高首领竟然不能迅速而有效地对付谋杀希特勒的阴谋分子！
克尔斯膝这样描写希姆莱的：“希姆莱具有科学研究精神，也许他可以当好一个庄园的管家、一个城市的市长、一个文化发达地区的文化局长。命运却给了他力不胜任的职位。他的所作所为像是在抽风。我早已指出他气质上的双重性，色厉内荏，做出违心的事。他像一架自动机器执行元首的命令，甚至执行屠杀人的命令。。”
1945 年5 月23 日希姆莱走向完全不同的另一个世界——死亡之国。当
时，希特勒已经自杀身亡，战争结束了，希姆莱被希特勒继承人、海军元帅邓尼茨罢官。邓尼茨在一封简短的公文中通知希姆莱，鉴于形势决定解除他的内政部长、内阁成员、陆军预备役司令和警察首领的职务。
战争于1945 年5 月8 日午夜正式结束。5 月4 日，德国在该地蒙哥马利大本营里签署了投降书。5 月6 日，希姆莱和他的少数随从从弗伦斯堡（现西德石荷州）出发，向150 公里之外的不来梅福尔德（现西德下萨克森州）行进，接着又往南到了吕内堡草原。希姆莱悄悄地隐居下来，他剃掉了小胡子，摘下了夹鼻眼镜，左眼戴了一个黑眼罩，想迷惑外人，结果弄巧成拙。
希姆莱同其他嫌疑犯一起被不来梅福尔德附近的一个英国检查站抓获，送往吕内堡附近的英军第三十一号审讯营。下午四点整，希姆莱被带到审讯营司令汤姆·塞尔弗斯特上尉面前。上尉后来报告说：“走进我办公室的第一个人，瘦弱、有病，穿着撕破了的军装。紧接着又走进两个人，一个健壮高大、一副武夫样子，另一个身材修长。那个壮汉走动时还一瘸一拐的。我感到有点异乎导常，于是命令一个军士对这两个人严加看管，没有我的允许谁也不准同他们接触。他们被带走了。这时那个瘦弱的人摘下左眼的黑眼罩，戴上一副眼镜。我立刻认出了他。他轻声说：‘海因里希·希姆莱’。”
希姆莱必须脱去衣服接受检查，看他是否带有毒药。搜身检查一无所获。但是希姆莱把一颗氰化钾藏在牙齿中间。医生检查时，怀疑他嘴里的一个黑结并不是蛀牙，于是希姆莱嚼碎了胶囊、吞下了毒药。医生花了足足一刻钟给他洗胃和进行人工呼吸方法，但还是没有抢救过来。这个帝国党卫队的首领海因里希·希姆莱逃脱了人类法庭对他的审判。
第二节潜逃
在希特勒周围的工作人员中，马丁·鲍曼似乎是唯一能预料到事态发展趋势并图谋潜逃的人。
狡猾、令人难以捉摸的鲍曼是纳粹党内的实权人物。从1928 年纳粹取得政权前五年开始，他便成为国社党的专职官员，并在党内担任过各级领导职务，鲍曼原是鲁道夫·赫斯的副手。1941 年当后者前往英国谈判无法实现的和平时，鲍曼便取代了他。从此，他便顺利地步步高升，反而招致许多人的嫉恨。然而，他始终是胜利者。此人外貌不扬，有着一副呆板而无精打采的面孔和一双伪善的眼睛。检察长弗里茨·鲍尔说他长着：“一副典型的啤酒鬼面孔”。
但这位啤酒鬼善于玩弄权术，逢人便吹嘘他的风流韵事。他像狐狸一样狡猾，像蛇蝎一样狠毒。那些自以为能愚弄他的人到后来到都后悔莫及！从1942 年开始，他便成为纳粹党的真正领袖。希特勒疾病缠身，又因吸毒而衰弱不堪，因而听任他为所欲为。鲍曼参加各种会议，到处插手，对各方面情况了如指掌。与其他国社党领导人相反，鲍曼对长篇大论毫无兴趣，他对风行于党卫军内的那种颇为神秘的思想观念几乎是一窍不通。他唯一关心的是功名和成就；他的唯一欲望是成为新帝国的主宰。
不久，帝国再没有人反对他了，他得到戈培尔的支持。他对这位宣传家的才干敬佩不已。卡尔登勃鲁纳1942 年接替海德里希担任德国中央保安局长后便投到鲍曼的门下，后者使他可以不通过希姆菜直接晋见希特勒。希姆莱为支付自己及情妇赫德威克的开支挪用了8 万马克党的活动经费，这就为鲍
曼留了控制他的把柄。此后，在担任集团军司令时遭到失败以及所领导的武装党卫军在各个战场上的溃败，使希姆莱的威信扫地，权力频于崩溃。
卡尔登勃鲁纳了解鲍曼的“逃跑计划”吗？这并不是不可能的。无论怎样，这位帝国长官决意不使自己成为帝国的陪葬。1941 年他对他的妻子格塔说：“即使红军和财阀们打进柏林，他们也不可能抓到我。”
在一个颇为神秘的人物帮助下，他周密地制定了自己的逃跑计划。那个神秘的人物虽鲜为人知，却起着决定性的作用。他就是瓦尔特·罗夫。
不管怎样，从这时起，瓦尔特·罗夫就与纳粹党的最高领导层保持着密切的接触。从武装部队在突尼斯遭到第一次失败至1943 年8 月，他不再担任任何正式职务。但他竟在希特勒大本营八次被鲍曼接见！
1943 年秋，罗夫成为保安处驻意大利北方组组长。这一职务也是鲍曼为他谋得的。这时，他居住在米兰，在雷吉娜饭店租了一套不太宽敞的房间。他所担负的任务是比较繁重的。由于盟军在意大利登陆和挺进，法西斯各机关一片混乱。有的人开小差；信函被错送；车队时常迷路。在半岛上仍然忠于“领袖”的地区，安全机关已几乎完全落入德国人手中，也就是说完全为罗夫所控制。
正是在这一片混乱的气氛中，瓦尔特·罗夫小心翼翼地根据指令开辟着勃洛克道夫所说的“罗马之路”——逃亡分子最重要的潜逃路线。
到达意大利后，罗夫经常去罗马。有时他整天呆在阿罗伊斯·休达神甫的寓所里。休达是意大利半岛上德国天主教徒的神职领袖，著名的国家社会主义的同情者。
“我的神甫，”罗夫恳求道：“您手下有几百名信徒。请您为他们的命运想想啊！如果共产党夺取了政权该怎么办呢？”
“帝国面临危险吗？”神甫惊讶地问道。
“最好是早作安排！”罗夫以不肯定的语调说。
罗夫通过休达神甫的引见与几个有权出入于梵蒂冈的高级教士取得联系。他会见方济会修士、耶稣会会士、克罗地亚神甫及修道会会长。他逢人就说：“共产党还很强大。。战争的结局尚难预料。。教皇对纳粹暴行的通谕是一次可悲的误会。”
他试探人心，盘算着对策，处处对国社党作出表示真诚的保证。他的游说收到一些成效。某些高级教士和修道士对之表示同情，并答应在“主管人”面前为其说情。这样，罗夫在几个月内便建立了一个以罗马为中心从日内斯到巴里的真正的逃亡联络网。鲍曼每天听取情况汇报。
1945 年初，罗夫有幸掌握一批法西斯党的档案。从罗马撤退时，意大利法西斯分子曾委托德国人将这批档案运往米兰。法西斯委员会的官员未能根据墨索里尼的要求对这些档案进行分选。罗夫代他们进行了这项工作。我们将在后面看到，这些档案是怎样使他如同年前在突尼斯进行的奇怪的谈判那样又一次取得了谈判的成功。
鲍曼并非无所事事。他让罗夫组织“逃命之路”，自己则全力筹集资金，以应付失败以后的局面。
他抱着这一目的与大工业人士和企业主们进行了接触。鲍曼知道，这些人已经看到这艘帝国之船即将沉没，他们再也没有热情帮助它重新浮起来。然而，他还是试图去说服他们。
第一次会议是1944年7月2日在柏林市郊沃特利茨湖边的希瓦尔茨飞机
螺旋桨制造商家里召开的。党卫军中央经济管理处的三名高级官员如该处处长奥斯瓦尔德·波尔上将，也出席了会议。鲍曼全面地分析了形势。他强调指出，无论局势发展如何，必须保存德国的经济打击力量。他提出了具体的解决办法。
鲍曼受到不冷不热的欢迎，因为与会者并不十分明白（或者不想明白）他心底里的打算。此外，与会者中有希姆莱的朋友，鲍曼不愿意在他们面前说碍太明白。
最后，大家一致同意休会。
第二次会议于8 月10 日在斯特拉斯堡“红舍”饭店举行。这次，鲍曼全盘端出了他的计划：
“现在无需排除这种可能性，即从现在起到明年，我们必须秘密资助国社党。因此，从现在开始应当具体研究党在非法化以后能够支配的财力问题。”
后来获得这次会议文件的西蒙·维森塔尔认为，这次斯特拉斯堡会议非同一般。“逃亡网”的资金问题可能就是在这次会议上确定的。鲍曼毫不犹豫地离开大本营前往参加，可见他对会议是十分重视的。然而会议的规模没有这位帝国长官所期望的那样大，因为军备部长阿·施佩尔在同时召开另一个会议。前往斯特拉斯堡参加会议的只有一些次要人物。他们当中有罗赫林、克虏伯、梅塞尔一施料特、林茨的戈林韦克等公司的代表及战争部和武器装备部的代表。
会议主席、赫尔曼斯道夫公司的沙伊德博士说：“德国工业必须为战后的经济复兴作准备。因此，所有企业家都必须根据自己的利益加强与外国公司的接触，但不要引起外界注意。”
这席话正合马丁·鲍曼的心愿。他决心采取措施不使国社党对德国工业的投资、技术专利和新式武器设计图落入盟军之手。事实上，鲍曼的建议并没有受到像有人所说的那样足够的重视。
然而，有一点可以肯定，斯特拉斯堡会议以后，确有大量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