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虎城大传(选载)-第5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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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2年年底，杨虎城率部抵达榆林，把部队安置好不久，由于前一时期的紧张、艰苦的作战积劳成疾，患了疾病，高烧不退，以致卧床不起。杨虎城得病后，井岳秀介绍了一位中医大夫诊治，可长时间吃药治疗病情却不见好转，部属们都很着急，可又拿不出主意来。就在这紧急之时，杨虎城的夫人罗佩兰得知丈夫生病，带着刚出生3个月的儿子杨拯民经过长途跋涉，赶到榆林探望丈夫。杨拯民回忆说：“母亲婚后一直伴随父亲左右，父亲为她延师教学，她还学会了骑马打枪。她认为：给军人做妻，就得学会骑射。她为人活泼善于团结联络父亲的部属和朋友，他们有什么事也愿意和她交谈。靖国军后期，部队转战武功一带时，沿途战斗激烈，损失很大。为安定军心，她不顾身怀有孕，仍骑马随夫奔走前线，慰问伤员，鼓舞士气。
1922年靖国军败北，父亲拟率部撤退到陕北榆林。当这一决定公布后，一时人心惶惶，是她遇有机会就向大家解释，去榆林是为了保存实力，不是投降，更不是逃跑，早晚还是要打回来的道理。做了出色的团结将士、鼓舞军心的工作。在关键时刻，她总能给父亲以支持和帮助，为父亲排忧解难。为此，父亲对她既钟爱又敬重。在当时封建社会男尊女卑的观念下，她在父亲的部属和朋友中却享有声望，受到大家的尊重，口碑甚好。“武功距陕北榆林约一千余里，又时值隆冬，地冻天寒。陕北在陕西属高寒地区，部队行军艰苦不说，最让母亲担心的是井岳秀的态度。当时母亲怀孕（怀有我）且即将临产，将被留下而不能随父亲同行了。这是他们夫妻婚后第一次分离，她的心绪很乱，很忧愁。“母亲和其他部属的家眷被安置在高陵县通染坊镇。通染坊镇有一座天主教堂，有洋神父。附近老百姓中信仰天主教的也不少，是洋人的势力范围。北洋军阀不敢轻易去骚扰。
“我是1922年12月5日在通染坊这个小镇上出生的。生下我不久，当我母亲知道父亲在榆林患病的消息后，坐卧不宁，焦虑万分，很是放心不下。做事一向果断的她，遂决定带着出生才3个月的我奔赴榆林，去探视照顾父亲。“那时候，关中至陕北的交通很是不便，如走肤施（后改称延安）、绥德、米脂……一线，路难走不说，沿途还不时有土匪、北洋军出没。母亲经打探、问询考虑再三后，决定取道山西省赴榆林。于是我们便从陕西的韩城县禹门口东渡黄河到了晋南，沿着汾河北上，经过太原等地，又由山西省的离石西渡黄河转到陕西吴堡县，再经米脂县到榆林县。就这样经过20多天迂回曲折艰难跋涉，终于抵达榆林县见到了父亲。那时，父亲还病卧在床，据说夫妻二人相见，涕泪交流，激动不已。“父亲的病原来由井岳秀介绍的一位中医大夫诊治，可长时间病情不见好转。
隐匿沙陀 蓄势待发（3）
观此情形，母亲决定另行延医治疗。要另换一位大夫，可她又有顾虑，为了不要由此而引起井岳秀的多心和不悦，母亲便采用了扶梁换柱的办法：不辞退原来的大夫，白天仍由其照常医治，所开药方亦照抓、照煎，只是不再服用，暗中偷偷倒掉。另外由父亲的好友觅得一位山西籍的大夫，请其晚上来家诊治。山西大夫经号脉，了解询问了病情，又查阅了前任大夫所开的药方，经过中医的‘望、问、切、闻’，认为父亲患的是伤寒症。服了七副药后，通了大便，热度才渐渐减退。症状诊断对了，对症下药，父亲的病终于一天天好了起来。由于母亲的机智果断，父亲的病总算没有被庸医所误。我懂事后，父亲提起此事，深情地说，你母亲那时只有22岁，竟有如此魄力和心计，真是难得！”
学习知识 思索未来
杨虎城大病初愈，身体十分虚弱。在休养期间，他有时间认真思考了自己自“中秋”聚会，参加辛亥革命，打死李桢，组织农民军，到参加靖国军所走过的重大历程。认为自己所选择的道路是正确的，孙中山的三民主义符合自己和广大贫苦农民的要求。可革命为什么总是失败？如何能重振革命的旗鼓？等等一些问题总是环绕在他的脑海里。
为了解开这些问题，他努力学习（杨虎城因为文化基础少，阅读能力差。他学习的办法就是请有文化的人给他讲解各种知识，凭借他超常的记忆和理解力迅速地掌握这些知识），与知识分子交往向他们讨教。在这个过程中他结识了两位对他后来发展影响很大的人物——杜斌丞和魏野畴。杜斌丞当时在榆林中学担任校长已多年，具有强烈的爱国思想，他坚决拥护孙中山的三民主义，追求进步。他延聘进步教师，传播革命思想。当时，榆林是陕北的文化中心，榆林中学则集结了一批追求革命的进步知识分子。陕西共产党组织的创始人魏野畴、李子洲都曾在该校任过教。学生中共产党员也不少，较为知名的有刘子丹、谢子长、阎揆要、郭洪涛、张德生……
由于有共同的革命理想，杨、杜两人一见如故，并通过杜斌丞校长介绍，杨虎城结识了当时在榆林中学任教的魏野畴。他们从此结下了长期的革命友谊。杨虎城后来的秘书米暂沉对他们的关系作了这样的描述：“杜斌丞十分钦佩杨虎城拥护孙中山、坚持民主革命的彻底精神；杨虎城则十分敬重杜斌丞的才学人品，特别对杜斌丞的进步思想，更有耳目一新之感。
因而，两人常在一起谈论思想，品评国事，这对杨虎城早期接受进步思想有很大影响。”④魏野畴（1897—1982），是陕西兴平县人，北京高等师范学校毕业，曾参加过五四爱国学生运动，并与杨钟健、李子洲、刘天章等人创办过《秦钟》杂志，宣传革命思想。1920年冬加入社会主义青年团，后经李大钊等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1923年春，他应杜斌丞的聘请，到榆林中学任教。魏野畴对历史学有很深的造诣，可谓才华出众。他撰写的《中国近代史》一书，试图用辩证唯物主义的立场、观点解释和阐述中国近代史，曾受到著名教育家蔡元培的赏识。同时他以更多的精力致力于马克思主义的传播和在西北地区创建共产党组织的革命活动。他向学生讲授《共产党宣言》、《资本论》、《社会进化史》等革命著作；介绍《新青年》、《向导》等进步刊物；鼓励学生们起来革命，参加救国运动。⑤通过杜斌丞的介绍，杨虎城第一次与共产党人有了接触。在长时间的交往和深谈中，魏野畴详尽地向杨虎城讲解了什么是马克思主义及这一革命学说的基本内容，介绍了中国共产党的主张，分析了当时中国社会的基本矛盾和政治形势，并诚恳地指出杨虎城屡遭失败的症结所在。
魏野畴以其科学的理论、精辟的见解和渊博的知识深深地赢得了杨虎城的敬重，从此，两人成为亲密的朋友。在一次次的交谈中，杨虎城较系统地了解到以前闻所未闻的革命理论和苏联革命的一些情况，解开了一些困扰他的问题，为后来与中国共产党长期合作奠定了思想基础。在此期间，杨虎城通过杜斌丞还结识了榆林中学进步教师王森然。
王森然后来说：我是继魏野畴之后，在榆中主要担任国文课的。常到我宿舍小院来的，还有杨虎城将军。杨将军虽只念过两年私塾，没有很深的文化，但很愿意同知识分子交往。榆林中学是当地的文化中心，自然受到他的重视，和杜斌丞搞得很熟。他结识我后，一见如故。我曾用很长时间给他讲完了一部《水浒》，他对林冲、杨志、鲁达等人物产生了极大的兴趣，但他当时对革命形势，对中国革命的概况、方针了解不够，通过与杜斌丞、魏野畴等人的频繁接触，逐渐对中国前途有了认识，并总结了失败教训。这段时期，对杨虎城以后的思想倾向，起了很大的促进作用。他对我谈论井岳秀时说：“我们是同乡，表面上他对我当然不慢怠，事实上他看不起我。”他说，平时除来这里找杜斌丞和我，很少出门，自觉寄人篱下，精神抑郁，心中不快。就井岳秀提防杨虎城“反客为主”的问题，杜斌丞自己并委托我从中做了很多工作，向井岳秀反复说明杨虎城非“池中之物”，其志决不在陕北，占不了他的地盘，井岳秀才感放心。⑥杨虎城后来对部下说：“在榆林期间，我和杜斌丞先生接触，又认识了在榆林中学教书的魏野畴。我在和他们中，得悉了孙中山革命失败的原因，听到国内外的政治形势，由此增长了自己的革命知识。”⑦在榆林，杨虎城一面利用时间抓紧学习努力提高自己的政治水平，同时多次派姚丹峰赴南方与孙中山先生和于右任先生进行联系，接受他们的指示。“孙中山对杨虎城的坚强意志深表嘉许，并指示，无论任何时候都要保存革命武装，以待后命。”孙中山亦曾邀杨虎城到沪晤谈，并让他借机与各方面的同志见见面，将来时机成熟时便于联系。杨虎城因大病初愈不能长途旅行，且部队到陕北后立足未稳，还需一番安排，因而未能成行。1924年1月，在苏联和中国共产党的帮助下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广州召开，杨虎城派姚丹峰到广州代表他参加了大会。“孙中山接见了姚，并为杨虎城正式办理了加入中国国民党的手续。” 姚丹峰说：“会后孙中山先生当面向我指示：曹锟贿选是倒行逆施，大背人心，可通函杨先生，在北方与张（作霖）、段（祺瑞）联系，共谋推翻曹锟。”⑧
培养官佐 为民办事
国民党“一大”，正式确认了孙中山的“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国民党与共产党实现了第一次合作。一个新的革命高潮即将来临。这对暂时委栖在榆林的杨虎城是极大的鼓舞。为了迎接新的斗争，他感到，自己的部队一直缺乏正规的军事训练。虽然在战斗中表现得英勇顽强，但要承担今后打倒列强、打败北洋军的任务，还有很大差距。特别是军事骨干，大都是跟随他从农民军打出来的，既没文化又缺乏军事知识。为了尽快提高部队的素质，他一方面派唐嗣桐、刘云龙、周诚等人去广东进入黄埔军校。另一方面设法自己培训。一次杨虎城向井岳秀提出了一些训练、建设和改造部队的想法，得到了井岳秀的赞许。杨于是趁机提出要在安边举办一个教导队，井岳秀没反对，安边教导队就筹办了起来。杨聘请了赵寿山、段向武、刘光甫等受过专门军事教育的人担任教官，学员都是派人到关中地区招考的青年学生，有120人之多。其中大部分是中学程度，也有一小部分是高小程度。
1924年秋，安边军事教导队正式开学。孙蔚如兼队长，刘光甫任教育主任，赵寿山、段向武为队副，除讲军事知识外还讲授一些革命知识，张汉民、孔丛洲、刘威诚等当时都是学员。后来他们都成为了杨虎城部队的高级将领和亲信骨干。赵寿山回忆说：“我在保定军官学校毕业后，在北京南苑冯玉祥的检阅使署任少校参谋兼军事教官，当时帝国主义的气焰甚为嚣张，早闻杨虎城先生颇有革命的爱国精神，尤其是在陕西靖国军瓦解之后，能毅然不屈，坚持革命，深受感动。为了以西北为根据地，背靠苏联，进行革命，振兴国家，我于1924年春，携同保定军官学校毕业生刘光甫、段向武等步骑炮工人才到三边，参加了杨虎城的队伍。” 安边教导队培养了一批有文化基础的军事骨干，对于杨虎城部队的后来发展起了重大作用。⑨在榆林，杨虎城与他的部队还做了一些利民的好事。陕北地区原本就很贫瘠，一下增加了杨虎城部队一千多人马的供给，地方财政很困难，老百姓负担也很重，不能保证正常供应，不仅部队生活很艰苦，时有粮断炊停的情况出现。为了减轻当地人民的负担，保障部队的正常供给，杨虎城了解到陕北花马池盛产岩盐。
北洋政府当时在甘肃盐池县（现属宁夏）设有管理机构，派有盐官，设有盐卡，征收盐税。这也是北洋政府的一个重要财源。就派部队去赶走了盐官税警，准许群众自由贩卖；同时夺取了一笔可观的税款，作为部队的费用，大大减轻了人民的负担。在保障部队的低标准供应后，杨虎城还将一部分钱用于当地的教育建设。两年间办了完全小学三处，女校一处，汉蒙学校一处。为了提倡新思想反对封建陋习，驻定边的杨部营长姬汇伯与王县知事共同发表布告厉行剪发绽脚：“按户查验，倘有缠足妇女和垂发之男子，除当即勒令放足、剪发外，并以相当之处罚。”部队还剿灭了多股骚扰地方的土匪，为当地群众所称道。
1924年10月，冯玉祥、胡景翼、孙岳在北京联合推翻了直系军阀曹锟的政府，改称国民军，通电拥护孙中山，同时电邀中山先生北上，晤谈南北统一。11月5日在北京驱逐溥仪出了宫。可此时陕西省的政权仍把持在北洋军阀手中。在这种形势下，井岳秀将部队随之改称为陕北国民军，井担任总司令。杨虎城审时度势，考虑自己的部队经过在陕北休整训练后，官兵素质有了提高，他的身体也已经康复，为了配合孙中山的北伐，应该打回关中去与盘踞西安的北洋军阀势力决一雌雄。他的这一决定得到了杜斌丞、魏野畴的支持。
1924年深冬，杨虎城以陕北国民军前敌总指挥的名义，高擎国民革命军杨字旗，率领着原来自己的部队和由井岳秀部划编的左协中所率领的一支队伍，大约两个多团的兵力，冒着凛冽寒风，从天寒地冻的陕北挥戈南下，回师关中。王森然说：“杨虎城出师之时，井岳秀在榆林城外设酒宴饯行，我和杜斌丞都参加了。没想到黄沙漫天，狂风大作，杨虎城却端着酒碗大笑起来，说：“云从龙，风从虎，你们等着吧，杨虎城定取胜。”杨虎城率部浩浩荡荡从榆林出师南下了。⑩
猛虎出山 回师关中（1）
1924年年底，杨虎城率部队到达耀县。在耀县县城设杨虎城为总指挥的陕北国民军前敌总指挥部，惠又光为参谋长，蒙浚僧为参议，张志先（原陕北镇守使署参谋处长）为参谋处长，马天贤（原陕北镇守使署军需官）为军需处长，董瑞生（原骑兵旅副官长）为副官长。并由陕北镇守使署机枪连抽出一个排，配有两挺重机关枪，马弁数十人，直属前敌总指挥部。前敌总指挥部下属两个支队（比团的建制略大）。第一支队司令高双成，下辖三个步兵营、一个骑兵营，左世允、杨补珊、石谦、王保民为营长，这是井岳秀的基本部队；第二支队司令李子高（德升），孙蔚如为中校副司令，下辖三个营，姬汇伯、冯钦哉、王都为营长。这是杨虎城原来带到陕北的部队。部队到达耀县后，当时国民二军留在陕西的一些部队的首长田玉洁师长、冯毓东旅长、康振邦补充团长等，也都赶来耀县联系，与杨虎城商讨如何配合关外的国民二军，在豫西战争中消灭刘镇华、憨玉琨部。商议后决定：杨虎城向刘镇华的帮凶、驻大荔、澄城一带的麻振武部进攻；田玉洁、康振邦两部向渭南、华县的刘镇华部进攻；冯毓东部进攻华阴和潼关，牵制刘镇华在豫西军队的后方。
经过一番战斗，国民二军于1925年3月攻克洛阳，刘镇华的镇嵩军全线溃败。豫西战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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