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克纳传-第26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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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这些讲故事的人所经历的考验，福克纳开拓了、加深了小说的紧张度。他们不仅担负着同一个任务，也有许多共同的伤痛和恩怨。他们都熟请文学、有语言天赋、甚至爱好语言，但一开始应用他们的材料——“陈年老话的碎片断绪”，“听老人一代代传下来的故事”——时，便看到自封的权威与天赋无关，与准确性、客观性更加无关。虽然“确存其事”，但都是在自己的隐痛伤痕中找出来的。有时他们也能在读过的故事、自己经历的故事和企图努力讲好的故事之间发现吻合之处。
在《喧哗与骚动》中，作者把倒退用作超然物外的手段；在《押沙龙，押沙龙！》中，把重复用作伟大创新的源泉，讲故事的人没完没了地重复掌故、重复自己和相互重复。但是他们的掌故残缺不全、流动可变、支离破碎、不成图像，是口传而不成文，因此大有游戏的余地。福克纳的替身们在黑暗中拼凑、害怕失败，但仍不断拼凑，希望根据他们找出的吻合之处和类同点能揭开某个内容丰富的图像。虽然没有一个人最后成功，但是每个人都有所悟，因而福克纳之最终得以成功，他们都有贡献。结果，《押沙龙，押沙龙！》不仅叙述伟大的情节，还探索那些人的心灵和想象，他们努力挖掘素材以求补足所缺的东西。虽然无法确知讲故事的人在听和讲、叙和表、拆和拼那么多繁杂而流动的素材时擅自作了些什么增删，但是我们相信他们，因为他们十分醉心于此，也令人心醉。
福克纳书中几个讲故事的人煞贫苦心讲述的故事与英雄、历史有关，与家族有关，与父母子女、或者说得更确切些，与不称职的父母和受伤害的子女有关。小说的开始场景中便出现罗莎·科尔菲尔德小姐，苍白樵悴，心神恍惚，坐在一把太高的椅子上，活像一个“孩子钉在十字架上”。她一生中的每一层重要关系都是痛苦的一团糟：生下来就失去母亲，由病弱可怜的父亲拉扯大；有一个姐姐艾伦，比她大25 岁，不像姐姐更像姑妈，艾伦生一子一女，罗莎生下时男的已6 岁，女的4
岁，不像外甥更像兄姐；只有一个男人向她提亲，她的亡姐的丈夫托玛斯·塞特潘，年纪老得够做她父亲，她答应嫁给他以后，他立即把求婚变成有亵，使她没做新娘便成了寡妇，他成了她“有名无实的丈夫”，判她“苦守贞节一辈子”。因此她讲起他的事来，等于在努力梳理自己一生中的挫折、紊乱而失败的关系。她一生中最接近和解、平安的时刻是把她父亲的名字、把有名无实的丈夫的名字登记在久被束之高阁的家庭圣经上。那时，她力图讲述的塞特潘家的败落的故事，同她自己经历的故事——科尔菲尔德家的败落的故事合并在一起。
罗莎小姐讲的故事和她亲身的经历交织，在好几层重大意义上关系到我们对《押沙龙，押沙尤！》一书的理解。在福克纳写作《押沙龙，押沙龙！》的背后，至少有三件事把他带回到自己的生活。这三件事——整理《绿枝》、写《喧哗与骚动》的两稿序言、开始《杰弗逊和约克那帕塔法金书》——以不同方式影响《押沙龙，押沙龙！》：《绿枝》把他带回到最早最美好的自我形象，《押沙龙，押沙龙！》迟迟不能完成的原因之一便是在等待对自我形象体会最热情最纯洁的时刻。那本类似家谱、年鉴的《金书》，不仅反映在《押沙龙，押沙龙！》增附年表、家谱和地图一事上，也反映在《押沙龙，押沙龙！》的犹如概括总结的语调上。为《喧哗与骚动》写序言，把福克纳带回到他对之感情最深最纯的那部小说，也把他带回到最初只有预感、如今使他苦恼的时刻——怕自己“忘记了怎样写作”。但是两稿序言的效果远远不止于此，到处都能觉察到它们的影响。首先，它们把注意力集中在小说家和他的小说之间的关系问题上。其次，提供线索，找到昆丁·康普生，用他来讲述托玛斯·塞特潘的故事。结果，两条线的发展——讲故事的人和故事之间的关系，对于用昆丁来讲塞特潘的故事的神往——又相捕相成。福克纳觉得由昆丁一个人来讲故事还不够，进而创造另一些人，一半因为他需要他们来挖掘他的故事，一半因为他对于讲故事可谓神往，百讲不厌。他还用后者（用昆丁来讲故事）的发展作为挖掘前者（讲故事的人和故事之间的关系）
的手段。
两条线的发展以两种精彩方式丰富了小说的结构。首先，福克纳所有的虚构小说的一大特点是外在的互补关系，即力求全部创作加在一起有一个总体的大结构，最充分地体现在《喧哗与骚动》和《押沙龙，押沙龙！》之间的复杂关系上。就这一点来说，这两部作品是福克纳的想象的结晶：换言之，他有幸有得天独厚的天才，把最有特点的作品写成最有力最动人的作品。其次，《押沙龙，押沙龙！》出色地表现了诗人与诗歌、讲故事的人与故事、经历与想象产物、历史和艺术、拉斐特与约克那帕塔法之间的关系的长期关注。
昆丁生于一个封闭的地区和家庭，因此，在《喧哗与骚动》中自我中心到了连姐妹也不爱的地步。他喜欢荣誉之类的抽象理想，或者命运之类的抽象概念，然而，福克纳正是利用昆丁的这一缺点进入并开掘塞特潘的故事，从页确立了《押沙龙，押沙龙！》和《喧哗与骚动》二书之间的错综复杂的关系。通过昆丁·康普生这个人物，我们发现《喧哗与骚动》的几个关键主题也是《押沙龙，押沙龙！》的关键主题，特别是重复和命运，自我中心和乱伦等。这些主题除了在两部小说中都有出现以外，还说明二书之间的关系。
更关键的是，它们提出如何界定《押沙龙，押沙龙！》中讲故事的人的生活和他们所讲故事之间的关系的方法。
在《喧哗与骚动》中，昆丁对凯蒂的爱不过表现他对理想的爱；他坚持认为凯蒂是他的理想的具体化。同样，他的自杀不过是因为他没有勇气为卫护她的名誉而去杀人的替代。《押沙龙，押沙龙！》中的亨利·塞特潘是昆丁的化身，他为了卫护妹妹的名誉而杀兄——一个有乱他的企图而不仅空口说说的更深更阴的人。亨利和昆丁一样是个失败的儿子和兄弟，但不像昆丁那样众目睽睽地自杀，而是把自己关在阁楼上、关在静止和沉默中。人未死而已成幽灵，以长期幽闭代替自杀。因此，昆丁的一个方面表现在他自己的生活故事（《喧哗与骚动》）中，另一个方面表现在他讲的故事（《押沙龙，押沙龙！》）中。《押沙龙，押沙龙！》既是他的生活的展开又是证实，既和他自己的生活相似，又引申、也许推迟，但肯定反映了他梦寐以求的杀人和乱伦，以及在《喧哗与骚动》中的自杀。
《押沙龙，押沙龙！》中讲故事的人叙述的故事，同他们自己的生活故事互相印证，比福克纳的其他小说更突出。书中到处可见执迷不悟、以计谋和幻想求补偿的蛛丝马迹。心理变态而固执的讲故事人爱作具体的解释和奇怪的自我辩白；听任自己的意念和需要来塑造自己的见闻；任意砍伐所讲述的故事，或保留、或伪装、或歪曲；然而，福克纳不仅怜悯他们，听之由之，让他们把陈年老话和古老的心思、迷信拼凑成一则无奇不有的大故事。虽然没能我回“对人类的不幸和愚昧的信心”，至少“从那卑贱罪过的尘埃中打捞出一丁点儿失去的旧时欢乐”。
《押沙龙，押沙龙！》建立在侦查、估计和推测上，坚持以修辞为力量，把读者吸引到他的想象和语言的游戏中来。我们很快就跟着它演戏，仿佛我们也相信那些难以置信、无法亲知的事情。福克纳自称有追求“修辞美的无限勇气”，还说“我承认乐在其中”。使《押沙龙，押沙龙！》读来特别有趣，就是因为福克纳不仅爱作想象和修辞游戏，还把我们也拉进去一起游戏，因此，我们不觉得小说自我陶醉或强人所难，反觉其落落大方。主要是因为福克纳不吝与人分享他在创作过程中的甘苦。此书讴歌“讲故事与听故事的美满结合”，书中人物、作者和读者都参与其事。这样的融汇贯通，只有在心灵和想象随着情绪起落进行游戏时“去伪存真”，方才可能达到。此时，心灵和想象回头走向那隐伏在暗处的形象，走向那不问其为何物便接纳的影子；向前则寻找能予以启示的图像和能予以意义的公式。福克纳笔下的说书人既像业余侦探、历史学家，又像读者，寻求事实的真相，作者通过他们来写事实，但他们也是有想象力的主灵，是业余诗人，不仅是有隐痛和秘密需求的人。他们故事还没讲完，便知道事实不足以说明问题，甚至知道事实离不开人的臆想和猜测。早在小说的开始部分，具体事实如“43 个夏天”“43年”便超出人的理解，后来，理解超出事实，把叙述侦查绪果和叙述猜测结果并在一起。
《押沙龙，押沙龙！》因这一美满结合而得以铺陈展开，每一项发现都带动修正发挥，充实丰富：给我们一次次开始一次次结束的感觉，恰到好处，没有不可能或不真实的感觉。书以回忆一次谈话开始，使我们觉得塞特潘的故事已经讲了多时。
昆丁的结束语给人暧昧、悲愤、优柔寡断的感觉。总之，只有死亡才能结束；昆丁的抗争，只要一息尚存，就要重新开始，他要重新设法解谜底、找规律。开门锁。
昆了、罗莎小姐和塞特潘一样，希望找到结论；他们不仅构恩一些规律的答案，还硬叫自己相信。但即使当他们坚持说明一些熟悉的界限、期望和目标时，还是表现出没有把握、疑虑和不可靠。
有时明说（如“这里少了些什么”、这些事“不说明问题”），有时绕圈子（“我不恨这件事……我不恨，不恨”）。他们发现自己的生活故事和讲述的故事“不可能”有意义，但“必须”有意义，便不断寻求最终的意义，小说却不断地既导向又回避最终意义。和《喧哗与骚动》一样，《押沙龙，押沙龙！》是一则讲了又讲、但是没有绪局的故事。
2 月，修订和打字几乎结束。福克纳回好莱坞为霍华德·霍克斯工作，报酬不错，期限不拘，工作也不特别讨厌。虽然避不参加大型宴会，但也认识了一些明星，如克劳黛·考尔柏、扎苏·皮茨和克拉克·盖博。霍克斯看出福克纳有陷入沮丧的危险，尽力招待他、保护他。他同熟人（如马克·康内利、桃乐赛·帕克和纳撒尼尔·韦斯特都从纽约迁到加州）和朋友（如本·沃森、朱厄尔·塞尔和戴维·汉普斯特德）偶尔打打网球、玩玩扑克。同韦斯特一起去猎鸽子和野猪一二次。大部分时间同梅塔·多尔蒂·卡本特在一起。
梅塔·多尔蒂在霍克斯手下工作，先任秘书和接待员，后任剧本干事兼监督。
在7 月或12 月中同福克纳相遇且相爱。到3 月至5 月，而人打得火热，此事成为日后《野棕榈》一书的重要内容，也是其他事情的预表。但眼前的影响是：激化了近年来日深一日的矛盾。
翻造山揪别业和一个孩子即将出生，暂时缓和了福克纳夫妇间的关系。
第一个孩子阿拉巴玛之死，福克纳怪罪埃斯特尔，是她坚持找了那庸医。1933
年6 月吉尔生下后的几个月里，夫妻感情有所回升。8 月，福克纳在写给本·沃森的信中称：“我们均安。吉尔越长越胖，埃斯特尔的身体从来没有这么健康过。”
不久，福克纳的信中又逐渐流露埋怨和不信任。钱是一个大问题。
他害怕自己不在家时有支票寄往山揪别业，怕“被乱花掉”。有些钱是夫妻共同挥霍的，如装修家园、宠爱女儿，但彼此都怀疑和埋怨对方。埃斯特尔爱买昂贵服饰，福克纳认为是轻浮；埃斯特尔则认为福克纳买飞机、开飞机是轻浮。埃斯特尔不高兴福克纳接济母亲和以前接济小弟弟迪安、如今接济迪安的妻女；福克纳则不满意埃斯特尔的父亲作为维多利亚和马尔科姆的监护人的作为，尤其是扣留孩子们的生父康奈尔·富兰克林每月支付的子女赡养费。这些事情加深了原有的怨气。
福克纳从来不迁就埃斯特尔对宴会舞会的兴趣，埃斯特尔也从不照顾福克纳对私密、安静的爱好。福克纳认为自己只有劳苦的份、为生活担忧的份，她却消消停停享受太平：埃斯特尔则认为他一个人出风头，自己却与世隔绝。即使在山揪别业时，他也不愿同人有应酬往来，成小时地关在书房里，把“门球卸下放在口袋里”。每一次去约克那帕塔法、去纽约或好莱坞，都把她留在家里。埃斯特尔在牛津有不少熟人，但是志趣相投、习惯相仿的很少。以前在檀香山和上海的繁华生活中的感受，在牛津这穷乡僻壤居然要她再尝，所不同者只是除了遭冷落的感觉外，还得成天为钱吵嘴。在牛津感到孤独时，便和在上海时一样酗酒服毒，藉以抑制自杀的念头。
但是福克纳后来称之为大不幸的，肯定不是经济生活，几乎可以肯定说是性生活。
他告诉梅塔·多尔蒂说，自从吉尔生下以后，夫妻再也没有同过房。这话至少是可信的。埃斯特尔前后怀胎4 次，次次都是难产，还有过几次流产，她有充分理由不愿再生孩子。两次蜜月风波迭起，两次婚姻坎坷不平，很可能使埃斯特尔讨厌性生活。不管怎么样，这是福克纳在第三次伟大的恋爱中告诉梅塔的。
福克纳为梅塔朗诵济慈、斯温伯恩和豪斯曼，就加以前对埃斯特尔和海伦那样。
也为她写诗，有些诗引用别人的句子，有些诗矫揉造作，有些则公然写色情。手头拾据，两人的欢娱很简单：上一家便宜的小馆子“莫索弗兰克烧烤店”吃饭，打小高尔夫球，散步谈心，作爱。有特殊意义的周末，去圣塔蒙尼卡海滨靠近沙滩的米拉玛旅馆开房间。和梅塔在一起，同以前和埃斯特尔、海伦在一起时一样，福克纳是一个极浪漫的情人，有他的诗和信为证。一次在太平洋之滨过夜，他在床上铺满了桅于花和茉莉花瓣。和梅塔在一起时，他也许是生平第一次毫不羞涩地放荡地作爱。
梅塔生于盂菲斯，在密西西比州的图尼卡长大，因此自视为南方人、老派人，在许多方面也确实如此。但她很早结婚，不久便离婚。她比福克纳小10 岁，很高兴能做他的心上人，成为他的激情和挚爱的对象。福克纳在《野棕榈》中创造了一个人物夏洛特·里登迈耶，取材于梅塔和海伦。夏洛特是一个无所畏惧、百折不挠的进取型女性，在哈里·维尔伯恩心中挑逗起巨大的激情，把他从没有女人介入、井然有序的安全世界中超度出来。虽然梅塔可能老派，不完全符合这个角色，但在福克纳限里，落落大方，稳妥可靠。
福克纳一直为自己身材矮小而痛苦，担心不能“完满地和女人作爱”。结婚并未减少、反而增加了他这方面的忧虑。和梅塔在一起时，他得到舒解，从他写给她的信中、从《野棕榈》中都能看到。有一封信这么写道：“给梅塔，我的心，我的茉莉花园，春兴勃发的女阴”，仿佛有意把天真和挑逗、把理想和情欲挂在一起。
福克纳调情作爱，不仅火辣辣地，而且花样百出。既含疚意又觉纯洁，二者都富魔力。他内心有所顾忌，是因为把性爱同禁果相联系。虽然顾忌使性交不那么顺利，但也使不正当的两性关系更富刺激。梅塔是“他情所独钟，修长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