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渡北归i,ii,iii-第44章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都无法与研究员这一“顶戴”相提并论。
事实上，就当时的薪水论，史语所的研究员月薪500元，而“技正”是技术人员中最高的职衔，月薪只有400元，这就是说，吴金鼎的晋升之路已被堵死，一辈子不可能拿到与研究员同样的薪水了。于是，吴把这一待遇自然地看做傅斯年故意对自己的污辱与轻慢，从而对傅大为不满并滋生了怨恨之情。山东人固有的倔犟、偏执性格与心中的郁闷，使吴金鼎渐渐产生了抛下自己的研究事业，离开这块令人不快的是非之地，索性一走了之的念头。当时吴金鼎正整理编写成都琴台永陵发掘报告，经过反复思考，借政府决定招收知识青年入伍抗日的契机，终于作出了令傅斯年、李济以及所有相识者都始料不及的抉择，并不顾众人一再劝说挽留，怀着“此处不留爷，自有留爷处”的悲愤心情，于这年年底背着正在编写的半部成都琴台永陵王建墓发掘报告草稿，在黎明的苍茫夜色中，顶着漫天风雪孤独而凄凉地踏上了前途未卜的旅程。
1945年年初，按照蒋介石指令，号称由10万知识分子组成的青年军，在短暂集中后编成9个师，以原缅甸远征军总司令罗卓英担任训练总监，蒋经国为军政治部主任，负责行政上的实际领导职责。青年军的组建，为蒋经国步入军队高层系统并执掌军权打开了一条宽敞的通道。
按照国防委员会频布的命令，征召的青年军各师、团分别在四川、陕西、贵州、云南、江西、福建等6个不同地区整训。自1945年1月1日起，四川省从军的知识青年陆续集中，分批乘专车赴泸县军营整编。直到8月初，同济大学参军的300多人，才开赴泸县203师受训。
此时，中国军队的人格教育和兵制教育，依旧沿袭清末新军的老套路，即靠湘勇起家的曾国藩外加“军阀王国的始祖”、日本山县有朋的训导模式。而这个时候的中国文人教育，特别是高等教育，继五四运动之后已发生了巨大变革，民主、自由等思想已融入青年学生的血液之中，并成为学子们为之追求的理想和人生行动的目标。两种截然不同的思想文化和教育方式，在旧式军人与新生代学生军之间产生了剧烈碰撞与对立，这种隔膜与对立，就不可避免地为从军学生的个人悲剧埋下了伏笔。
早在1940年，一些满怀爱国热情投笔从戎的青年学生，加入了国民党在重庆綦江举办的战时干部训练团。其间，有学生兵开始公开传阅有共产倾向的另类书籍，鼓吹联合抗日，并与一些旧式军官在思想和行为方式上发生了冲突。面对这一情形，黄埔一期生、时任战干团教育长的桂永清大为震怒，强行下令逮捕了上百名“造反”与“滋事”的学生兵，除了拉到郊外枪杀外，对几名带头滋事的所谓头头，分别挖坑活埋，这一残酷的杀戮酿成了震惊全国的“綦江惨案”。虽然在全国民众一片愤怒声讨中，桂永清遭到了革职处分，但不久即转赴德国出任武官。再之后，又相继获得了国民党海军总司令、陆海空三军总参谋长、一级上将等高职显爵。
1944年夏秋征召的所谓10万青年军，同样免不了这一悲惨的厄运。同济出身的学生兵有一位名黄克鲁者，在泸州整训期间，亲眼目睹了通讯营营长贪污腐败的行径，大感不平，以傅斯年经常挂在嘴边的名言“读圣贤书，所学何事”，以及范仲淹老先生“先天下之忧而忧”的士大夫姿态出面制止，竟被对方当场扇了两个耳光，然后命人一顿拳脚打翻在地，拖进一间黑屋子关了禁闭。另一位同济出身的学生兵名蓝文正，在集训时不服从长官的口令，并以“位卑未敢忘忧国”之类的豪言壮语予以顶撞。长官怒不可遏，当场下令将其拉出训练场，就地枪决了事。同济医学院出身的学生兵许耀祖，因受不了法西斯式的军事专制和特务统治，几次逃跑未果，在一次次响亮的耳光与枪托敲打的哀号声中，最终导致精神失常，整日叫喊不止。有一天，许祖耀大脑突然清醒过来，回想往事使他备感苦痛，于是悄悄来到训练场，捡起一支步枪，口含枪筒，手扣扳机，饮弹自尽。至于那位在征召运动中名噪一时的“海龟”杨宝琳，因有西洋博士与名校教授的双簧重量级头衔，被长官破例任命为青年军203师工兵二连少校指导员。杨在军中虽感大不适应，身心俱受折磨，但总算熬了下来，既未遭到被拖出操场就地正法的厄运，亦未导致精神失常的恶果。后来，杨宝琳随军渡海去了台湾，任职于装甲兵战车工厂，在同是留德的学长蒋纬国将军麾下效劳。未久，杨突然宣布自己看破红尘，生死两忘，遁迹空门；自冠法号“释自渡”，以他的专业强项——工程力学原理阐释佛理法道。20世纪80年代，著名的释自渡法师怀揣着当年壮志未酬的理想与抗日兴国的陈年大梦，在一片“阿弥陀佛”梵语圣歌声中于巴西圆寂。据说，原杨宝琳教授，后释自渡法师归天之时，没有像他的前辈弘一法师李叔同那样留下“一事无成身渐老，一钱不值何销说”的诗名，或“悲欣交集”的四字真经，而是道出了一段对自己人生历程经年思索的佛理：“心无挂碍。无挂碍，故无有恐怖。远离颠倒梦想，究竟涅槃。”
比之蓝文正、许耀祖以及杨宝琳等同济大学的学生与教授，吴金鼎可谓幸运至极。他从军之后，凭着在伦敦大学苦心修炼的娴熟英语和外人很难弄懂的“技正”的头衔，很快被分配到四川新津盟军设立的第二招待所，当了一名招待主任，专门负责为美国在华空军提供翻译、娱乐、导游、兑换外币等吃喝拉撒事宜，有时还可免费陪着美国大兵吃几块无论是李庄的林徽因还是成都的陈寅恪之类病中学者，都难得一见的带有香辣味的烧烤肉，喝几杯泡沫四溅、酣水奔流的上等啤酒，日子看上去颇为潇洒自在。只是吴金鼎总觉得心绪难平，且感到“手忙脚乱，体力日衰”，每当陪美国大兵喝得酒醉时，便摇晃着五短身材独自回到宿舍，从枕头下抽出那半部既未考证，也没来得及配图的《成都前蜀王建墓发掘报告》，抱在怀里，痛哭流涕，悲恸不已。
战争的脚步依然向前猛进，只是日本人越来越感觉举步维艰，中华民族的地平线再度亮出了希望的曙光。诚如傅斯年预料的那样，日军为完成“一号作战计划”，在长达半年的连续作战中损耗巨大，国际战场形势变化迅速，日军在太平洋战场连连失利，帝国海军受到重创。护卫日本本土的外围岛链基地，被美国誉为“漂浮的陆地”之航空母舰陆海空力量“五马分尸”，日本四岛危机突显，不得不仓皇调整战略，把主要精力用于局势更加紧迫的太平洋战场，以对付美军对本土要害的致命打击。占领中国西南地区独山的日军，遂成为一支流浪于异域的孤军，不得不放弃独山，撤出黔东南，固守中国东南沿海和南洋，勉力支撑岌岌可危的海上战局。正如日本战史在总结“一号作战计划”最终失败所发的慨叹：“决心之下，虽移山填海之难，亦有成功之日。惜我军已成强弩之末，终致功败垂成。”＇43＇
中国抗日战争胜利的信息接踵而至，号称10万之众的青年军在一片混乱和啸叫声中，以虎头蛇尾的形态宣布解散，在抗日战争历史上没有留下任何值得一提的战绩。而蒋经国却借此机会一跃杀入国民党军队的高级领导层，为日后荣登“大位”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随着青年军的解体，大批有志爱国青年，避免了到剿共战场上充当炮灰的厄运，幸运地躲过了一劫。有道是，天机可测，命运不可测，既然茫茫史河中风云激荡、天崩地裂的大时代已经来临，内战不可避免，总会有人要为此埋单，或以鲜血，或以生命。正如鲁迅所说的大时代之“所谓大，并不一定指可以由此得生，而也可以由此得死……不是死，就是生，这才是大时代”。
当10万青年军于1946年作鸟兽散后，国民政府在原军事框架的基础上，着手征召第二期青年军，把原9个师的兵力缩编为7个正规师。这些新征召的学生兵经过短期训练，随着天空翻腾的乌云最终交织成铺天盖地的内战风雨，隶属于国民政府的青年军立即被投入山崩海啸、人头乱滚的战场，与中共军队在城市乡村、荒野草莽中展开了一场又一场血与火的争夺战。——最终的结果是：青年军有6个整编师相继被共产党军队歼灭，数千人阵亡；数万人被俘。当年林徽因那一首《刺耳的悲歌》，不幸竟成为青年军孤魂怨鬼的一曲挽歌。
注释
＇1＇《蒋介石年谱》，李勇、张仲田编，中共党史出版社1995年出版。
＇2＇《20世纪中国大事年表》，贾新民主编，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2年出版。
＇3、7、9、16＇《日本帝国陆军最后决战篇》（衡阳战役之部），赵庆升译，台湾《军事杂志》，三十六卷，第五、六、七、八期连载，1968年。
＇4＇《蒋介石秘录》，第九卷，古屋奎二著，转引《抗日战争时期的湖南战场》，罗玉明著，学林出版社2002年出版。
＇5＇毛泽东《衡阳失守后国民党将如何》，延安《解放日报》社论，1944年8月12日。
＇6＇《长沙•；常德•；衡阳血战亲历记：国民党将领葛先才将军抗战回忆录》，葛先才著，李祖鹏编，北京团结出版社2007年出版。
＇8＇《蒋介石秘录——中日关系八十年之证言》，古屋奎二编撰，转引《从历史的角度读蒋介石日记》，黄仁宇著，九州出版社2008年出版。
＇10＇《蒋介石日记》，1944年7月14日，载《总统蒋公大事长编》，秦孝仪主编，台北中山图书公司1968年出版。
＇11、12、14＇《蒋介石日记》，载《总统蒋公大事长编》，秦孝仪主编，台北中山图书公司1968年
出版。
＇13、17、18＇《总统蒋公大事长编》，秦孝仪主编，台北中山图书公司1968年出版。
＇15＇《从历史的角度读蒋介石日记》，第300页，黄仁宇著，九州出版社2008年出版。
＇19＇《在蒋介石身边八年——侍从室高级幕僚唐纵日记》，公安部档案馆编著，群众出版社1991年出版。
＇20＇《总统蒋公大事长编初稿》，秦孝仪主编，台北：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党史委员会，1978年出版。
＇21＇此处所记中日双方伤亡数字源出美国国会图书馆资料，转引《长沙•；常德•；衡阳血战亲历记：国民党将领葛先才将军抗战回忆录》（附录五）。关于第十军在城破之时的命运众说纷纭，几成悬案。大约1973年末或1974年初，日本《产经新闻》编辑古屋奎二为编撰《蒋介石秘录》，曾赴台北访问方先觉并谈及衡阳之战最后经过。据方说：8月8日晨，“有自称为日军第十一军使者的竹内参谋来接洽停战。当即告诉他：我们绝对没有投降之意。同时提出：（一）保证生存官兵安全，并让他们休息。（二）收容伤兵，并郑重埋葬阵亡官兵等条件。竹内说：‘中国军勇敢作战的情形，不仅在此地的日军，就连日本天皇和大本营都已有所闻。’特地表示敬意，并对我方的条件完全同意。而日本记录说我们投降，甚至有说是举行了投降仪式是绝对错误的。我以军人的名誉发誓没有那回事”（引自《从历史的角度读蒋介石日记》，第300页，黄仁宇著）。
另据葛先才在他的回忆录《长沙•；常德•；衡阳血战亲历记：国民党将领葛先才将军抗战回忆录》中说，城破之后，第三师周庆祥师长与葛先才商量，大意是：“战，乃敌能杀我，我能杀敌，方称为战。如今处境，则不能称之为战，因我完全处于被动挨打被杀之地步，即将失去杀敌之能力。”后经与方先觉商量，决定与敌有条件地打成停战协议，于8日12时双方停战，军长、师长与参谋长作为人质，被日军带往一座天主教堂内囚禁起来，其余官兵放下武器自动走出衡阳星散而去，敌人未作追杀。衡阳失陷后，蒋介石电令全国军队，于8月20日上午6时，在各军集合全体官兵，为衡阳殉国守军默哀三分钟，借此敬悼。衡阳失守3个月后，国民党中央特务人员把方先觉秘密接走，其他将领被日军转送到“联湖书院”囚禁，并有一排武装士兵看管。4个月后，在中央情报人员和地方人士冒险营救下，葛先才等几位被囚将领全部逃脱回到重庆。1944年12月12日，方先觉于衡阳逃脱后首次在重庆拜谒蒋介石，蒋似乎忘了当年“不成功便成仁”的电嘱，方也不再提当年那“来生再见”的电文，蒋在当天的日记中云：“与之相见匪仅悲喜交集，且有隔世重逢之感。”（《总统蒋公大事长编初稿》，陈孝仪总编）之后，方先觉、周庆祥、葛先才、容有略、饶少伟5位衡阳脱险将领相继获颁青天白日勋章。
据蒋介石侍从室六组组长唐纵日记载，1945年5月5日，国民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在重庆复兴关举行，10日上午会上，“王昆仑质询方先觉既投降敌人又逃回后方，外面颇有怀疑，究竟如何，请军部答复。休息后，总裁训话，对大会不信任主席团事，略加解释，并责备乔鹏书态度不当，对王昆仑质问方先觉事，甚不以为然，此系共产党造作遥言，何以代共产党发言。王起而辩护，总裁大怒，拍桌而骂，其后指示本党今后工作方针与党员活动方式”（《在蒋介石身边八年——侍从室高级幕僚唐纵日记》）。
1946年2月，葛先才奉蒋介石之命赴衡阳搜寻阵亡将士遗骸，集体营葬，建为烈士公墓，以慰忠魂。另据推测，可能是日本第十一军横山勇司令对衡阳战俘的纵容，战后未判罪，能得以寿终；而南京大屠杀的元凶松井石根大将则被处绞刑。
＇22、23＇《日本帝国陆军最后决战篇》（衡阳战役之部），赵庆升译。据该文发表的数字，日军衡阳之战死伤亡共计19381人，内含军官910人（死390人，伤520人）。
＇24＇《湖南会战》（下册）日本防卫厅防卫研究所战史室编，转引《抗日战争时期的湖南战场》，罗玉明著，学林出版社2002年出版。
＇25＇《冯友兰自述》，271页，冯友兰著，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年出版。当年联大同学加入国民党青年军后，经过短暂培训，大多数作为汽车驾驶员在印缅公路上奔波，对国民党军队的腐败有切身体会。据《联大点滴》说：“联大校方于七月二十九日开会欢迎回国从军同学，席间被欢迎者无不牢骚满腹，对精神上物质上的痛苦叙述得很详尽，竟有高呼‘救救我们’的。理学院院长吴有训对他们做了一个测验，结果愿继续干下去的很少，张奚若教授很感动地说：‘目前要改善你们的生活，简直是不可能。’当冯友兰教授闪闪烁烁的说什么‘从这面说政府是对的，那一面是不对的’时，张老霍的站起来说：‘这种说法，简直是胡说八道！’一时掌声雷鸣。”（《新华日报》1945年8月9日，转《闻一多年谱长编》）
冯友兰天性具有的捣糨糊、和稀泥的处事哲学与“骑墙”性格，在战前的清华园由于环境与政治气候关系尚未全部显露。到了西南联大时代，空间缩小，人事纷争增大，各方面的矛盾相互尖锐与集中起来，冯友兰的人格缺陷就暴露无遗。在许多问题处理上，冯往往处于自身名利的考虑，说一些模棱两可，不着边际的话。台湾马逢华曾说当年他和萧公权闲聊，说起清华旧事，萧公权说，战前清华园教授同仁之间就流行这样的说法：WhateverDaisenSays，itgoes；Whateveritgoes，Ch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