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渡北归i,ii,iii-第45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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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萧公权说，战前清华园教授同仁之间就流行这样的说法：WhateverDaisenSays，itgoes；Whateveritgoes，ChisenSays。这话翻译成白话就是：（陈）岱孙怎么说，事情就怎么做；事情怎么做，芝生就怎么说（马逢华《记西南联大的几位教授》，载《传记文学》52卷6期）。此语可谓一针见血地道出了冯友兰的性格与人生哲学。
当年西南联大的学生、后为著名生物化学家、中科院院士的邹承鲁在答《科学文化评论》杂志记者问时，记者问他：“西南联大的先生里您最欣赏谁，最不欣赏谁？”邹承鲁说：“最佩服的是陈寅恪，最不欣赏的是冯友兰。”同是西南联大学生的何兆武在评价邹言时说：“这话说来似乎有点不敬，不过当年我们做学生的大多对冯友兰的印象不佳，主要还是由于政治的原因。冯友兰对当权者的政治一向紧跟高举，像他《新世训》的最后一篇《应帝王》鲜明地表现出想作‘帝王师’的心态。在我们看来，一个学者这样做不但没有必要，而且有失身份。”（《上学记》，何兆武口述，文靖撰写，北京三联书店2007年第三版）其公后来特别是“文革”时期所做的一切，都可从他早年这些脉络中寻出影子。
＇26、27＇《精神的雕像——西南联大纪实》，李洪涛著，云南人民出版社2001年出版。
＇28＇据抗战时期同济大学毕业生、台北工程师王若奂《同济校友对国家的贡献》，打印稿。
＇29＇陶希圣《傅孟真先生》，台北《中央日报》1950年12月23日。
＇30＇罗家伦《元气淋漓的傅孟真》，台北《中央日报》，1950年12月31日。
＇31＇《“九一八”一年了！》，载《独立评论》，第十八号，1932年9月18日。
＇32＇傅斯年《日寇与热河平津》，载《独立评论》，第十三号，1932年8月14日。
＇33＇原载台北《时代追忆论文集》，转引《傅斯年》，岳玉玺、李泉、马亮宽著，天津人民出版社1994年出版。
＇34＇《傅斯年全集》，第五卷，欧阳哲生编，湖南教育出版社2003年出版。
文天祥（12361283）；字宋瑞，一字履善，号文山，南宋庐陵（今吉安）人。南宋末年，朝廷偏安江南，国势弱小，北方蒙古族于1271年结束了内部为争夺皇位自相残杀的局面后，建立了元朝，继而组军南下，兵锋直指南宋腹地。1273年，元朝丞相伯颜统20万大军攻下襄樊，以此为突破口，顺江而下，攻打南宋首都临安。1275年，南宋守将贾似道统率的13万大军被元军歼灭，朝廷再无兵可用，首都临安危急，南宋面临着亡国灭种的严重威胁。此时宋恭帝在位，年仅4岁，太皇太后谢氏临朝听政，发出“哀痛诏”，号召天下四方迅速举兵“勤王”。当时正担任赣州知府的文天祥“捧诏涕泣”，立即应诏从命，在两三个月内组织了一支近万人“勤王”队伍，几经周折，赶到了临安。而在成千上万员朝廷命官中，带兵勤王者只不过文天祥和张世杰等三人而已，国运之衰微，人心之冷暖，局势之危急，令人顿足扼腕。
1276年2月，临安陷落，皇帝被俘。由文天祥、张世杰等将领先后拥立的赵是、赵丙小朝廷转战于东南沿海地区坚持抗元斗争，后被元兵击败，只好退至广东，坚持抵抗。1278年11月，文天祥收拾残军，移兵广东潮阳，不幸于12月20日兵败五坡岭（今广东海丰北），被元军俘虏。
文天祥被俘后，元大将张弘范将其押往元大都（今北京），并要他写信招降宋将张世杰。文答曰：“我不能救国，难道还能教人叛国？”张弘范乃强迫就范。文天祥答应后，写下了著名的篇章《过零丁洋》一诗。最后两句“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成为千古名句。张弘范读毕，暗自摇了摇头，只好作罢。到大都后，元世祖忽必烈为了诱使文天祥投降，在生活上殷勤款待，并派投降元朝的南宋宰相留梦炎以“现身说法”劝降，未果。为对文施压，元朝廷将他囚禁在阴暗潮湿、老鼠横行、臭气熏天的牢房里。面对非人的磨难，文天祥在狱中写下了浩然正气，千古传颂的《正气歌》，抒发了他坚守气节、宁死不屈的悲壮情怀。
临刑前几天，元世祖亲自出面劝降文天祥并许以丞相的高位，这是13世纪远东大地上两个重要人物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会面。关于见面的地点，有人说是在土牢，《宋史》说是在皇宫，尚有可考处。无疑义的是，文天祥没有因忽必烈的召见而感动，他以外臣之礼“长揖不跪”，对元世祖以宰相之位相邀婉言以谢。最后，忽必烈问：“汝何愿？”文天祥对曰：“祥受宋恩，为宰相，安事二姓？愿赐之一死足矣。”忽必烈无语。
回到牢狱后，文天祥知道自己死期已至，乃写两首绝命诗交给3年来照顾自己的张弘毅。张是文的同窗，在文押解途中自请随行，3年中一直负责文的饮食起居。接着文天祥又写了一篇《衣带赞》，藏于腰带间，因而又称“衣带诏”。
1283年1月9日，文天祥被押往燕京城北的柴市处斩。临刑前，监斩官告诉文此时反悔还可以当丞相，文回答，我要做的事都做完了，无他愿，只求速死。遂被斩。次日，其妻欧阳氏前来收尸，在文天祥衣带中发现了那篇《衣带赞》。其词曰：“孔曰成仁，孟曰取义，惟其义尽，所以仁至。读圣贤书，所学何事，而今而后，庶几无愧。”此篇遂成为文天祥光照日月、气壮山河的绝唱。文氏本人也因他的光辉形象和壮烈诗篇而成为永垂不朽的民族英雄。
＇35＇《傅斯年》，岳玉玺、李泉、马亮宽著，天津人民出版社1994年出版。
＇36＇当日本军方拼全力实现“一号作战计划”时，傅斯年在重庆1944年7月9日《大公报》发表了《我替倭奴占了一卦》一文，以一个历史学家和军事战略家的眼光，对抗战形势和日本的战略战术作了预测。这是抗战期间傅氏本人最优秀，也最为切中要害的军事理论和战略思想的文章。就整个抗战八年而言，在所有发表的军事战略文章中，傅氏此文仍称得上是最为杰出的佳作名篇之一，对国人的民族自信心和中国必胜的精神起到了极大的振奋作用，对中国军事战略部署和用兵方略具有十分明晰、现实的指导意义。傅文开篇便单刀直入地称：
“上月我在重庆，倭奴正在进行河南战事，自鸣得意的很。我便替他占了一卦，那卦词正是李义山的一首绝句，词曰，‘向晚意不适，驱车登古原。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这就是说，一个人到天晚的时候，要办的事一事无成，心中大是狼狈，于是乎赶车子到古原上散散心中的闷气；在古原上，斜阳正在山头，这光景也颇可留恋的，只是黑暗便在半小时中到来，虽在恋恋不舍这些原上的景物，毕竟这运命是落日的运命是注定了。
“解曰：‘向晚’是倭奴的气力已到最后一着，‘意不适’是明知失败之象，所‘驱’的‘车’便是那些自鸣得意的蹩脚坦克和装甲车。长沙既是古战场，洛阳更是‘古原’之至，‘夕阳无限好’是形容倭奴的回光返照。判曰：夕阳之下即是黄昏，黄昏之后立即天黑，这事进行的速度，犹如骏马奔驰。所以此卦为下下，其象为迅速覆亡。”
傅斯年说这一段虽是笑话，但事理正是如此，所谓的“一号作战计划”，是日本在自觉毫无办法的情形中进行的生死一搏。按傅的分析，由于日本是个天赋薄弱的国家，因而像德国当年之大规模的闪电战，美国已经兴起的海军新战术，都是他担负不起的。日本要实现“大东亚”之梦，采取的战略是：上策打败美国；中策不为美国打败；下策即是对付中国。就中日关系而言，日本战中国而败，其下场自不必说；若战中国而胜，他的问题仍没有解决。由于两面作战，日本陆海军消耗极大，“倭奴在今天，上策既不能打败美国，中策又不能不为美国打败，万不得已，然后取此下策，向我们挑衅。其目的是显然为巩固大陆上的地位，以为时机一到，便向盟邦求和”，以便争取到更大的主动和本钱。此计在傅斯年看来，全是妄想。因为就战争形势论，日军大陆上的攻势，大体上只能进展到如此地步，要想深入中国西部或真正威胁了川、滇、黔三省之地，几乎是不可能的。
——后来的事实完全证明了傅斯年对战争局势预测之正确。由此可知，傅在李庄召开的征兵会议，当是象征性地作一表示，并未较真儿。对新征召的号称10万之众的青年军真正用途，当时的傅斯年不可能没有感觉和预测，不过在乱象纷纭的世事中，他所能做的也只有低调处理属于自己地盘上的一点事宜。至于这支新军日后是否用于国共内战，就不是一个“非官非学”的傅斯年可以控制和驾驭的了。
＇37＇《悠忽人间四月天》，载《不重合的圆》，梁从诫著，百花文艺出版社2003年出版。
＇38＇《傅斯年全集》，第七卷，欧阳哲生编，湖南教育出版社2003年出版。
＇39、41＇《跟费慰梅谈生平》，载《从清华园到史语所》，李光谟著，清华大学出版社2004年出版。
＇40＇成都永陵，乃五代前蜀皇帝王建之墓。王建（847—918），字光图，河南舞阳人，唐末五代时期杰出的封建统治者。其创立的前蜀政权是五代十国时期承唐启宋重要的国家政权，对后世在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产生了巨大而深远的影响。王建死后葬于成都，号为永陵。永陵未发掘之前，历尽千年沧桑渐被后人忘却，陵墓高大宏伟的土冢被后人附会为汉代大词赋家司马相如的“抚琴台”，并于其上修建了琴台建筑。
1940年秋；为躲避日本飞机轰炸；天成铁路局在抚琴台北面修筑防空洞。工程进行之中，突被一道砖墙所阻，当时人们误以为是“琴台基脚”。四川省考古学家冯汉骥闻讯后，亲临现场调查，断定其为古墓葬。1942年秋，四川省教育厅厅长郭子杰拨教育经费资助琴台考古发掘。9月至11月，冯汉骥率四川博物馆筹备处部分员工进行了第一期发掘清理工作。1943年春；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吴金鼎、王文林，与中央博物院筹备处王天木（振铎）以及中国营造学社的莫宗江、卢绳等专家学者进行了第二期考古发掘清理工作；至9月方告结束。发掘出土的王建石像、谥宝、玉大带、玉册等稀世文物证明“抚琴台”正是令历代古物学家与考古学家苦苦追寻而不得的五代前蜀皇帝王建的永陵。此次发掘，使南宋以后即隐没不彰的王建陵墓葬终于重见天日，揭开了流传千古的所谓抚琴台之谜。从此；“抚琴台”在成都学术界被永陵或王建墓代之，但民间多数仍沿习旧称。王建的永陵是20世纪中国首次科学发掘的古代皇帝陵墓，在考古史上占有重要地位。
另据主持琴台发掘的冯汉骥（1899—1977）所述：“1941年春，前四川博物馆成立，才开始拟定琴台的整理工作。至1942年9月15日开始发掘。参加工作的有冯汉骥、刘复章、前华西大学博物馆林名钧等亦为协助工作。……在清理中发现玉册，乃确知其为前蜀永陵。在清理期间，曾经当地流氓刁难破坏，停工一周，至11月底始将第一阶段工作结束。第二阶段的发掘工作，由前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和前中央博物院筹备处共同组织‘琴台整理工作团’，由吴金鼎领导发掘，参加工作的除第一阶段工作人员外，还有振铎（天木）、王文林（南按：中国营造学社为了解决职员的薪水问题，是时已归并为中央博物院之一部，工作代表是莫宗江；史语所的代表为吴金鼎、王文林，国立中央博物院筹备处的代表为王天木）。于1943年3月1日再行开工。……全部发掘工作至9月21日结束，所有出土文物皆运至前四川博物馆进行整理。
……王建墓的发掘原分两个阶段，前一阶段（后室发掘）的报告由著者（冯汉骥）编写；后一阶段（前室和中室的发掘）的报告，则由吴金鼎先生编写。吴先生的报告未编成即行离去，仅留下草稿，既未配图，亦未对出土物进行复原和考订。所以，吴先生的稿本仅系一种发掘经过的叙述（原稿现存四川省博物馆档案室）。吴先生在1948年去世后，编写的任务则全部落到著者身上，内容之有今日者，亦全仗其发掘之科学与记录之翔实。遗憾的是（吴）未能将其报告编竣，也不及亲见此书之出版。”（《前蜀王建墓发掘报告》冯汉骥著文物出版社1964年出版）
＇42＇《傅斯年全集》，第六卷，欧阳哲生编，湖南教育出版社2003年出版。
＇43＇《日本帝国陆军最后决战篇》（衡阳战役之部），赵庆升译，转引《长沙•；常德•；衡阳血战亲历记：国民党将领葛先才将军抗战回忆录》（附录三），葛先才著，李祖鹏编，团结出版社2007年出版。
第五章？胜利的前夜
◎？延安访问
就在各地报名参军的知识青年沉浸在抗日爱国热情之中时，国民党将领胡宗南指挥的大军加紧了对陕北的包围和封锁。1944年11月7日，美国总统罗斯福私人代表赫尔利自重庆飞抵延安，毛泽东等中共领导人与其进行了三天会谈，共同拟定了《中国国民政府、中国国民党与中国共产党协定》。主要内容是：废止国民党一党专政，改组国民党；成立民主联合政府和联合军事委员会；承认所有抗日党派的合法地位等。
11月22日，蒋介石在接见驻重庆的中共代表周恩来、董必武时，以“天下老子第一”的强硬口气，对美国驻华大使赫尔利与其拟定的草案提出了三点反建议：中共立即无条件地交出军队；接受国共及美方组成的三人委员会负责整编，并委托美国人指挥。只有做到了这一切，国民政府才能承认中共的合法地位，中共才可派代表参加国民政府行政院政务会议。最后蒋介石以国家元首的身份强调“政府的尊严不能损害”。中共代表周恩来闻听，一口咬定国共与其他党派成立联合政府的主张，并说：“政府是内阁，并非国家，不称职，就应该改组。”＇1＇由此引起了联合政府问题的国共之争。
同日晚，蒋介石宴请傅斯年、陶孟和等部分国民参政员，在宴会上公开宣称：“中共要求联合政府，是不能接受的，因为我不是波兰流亡政府。”＇2＇
12月下旬，蒋介石前往军政部招待所探望赫尔利，赫尔利说：“最近接到华盛顿两通电报，美国政府很盼望委员长对中共问题作出决定。怎样才能统领共产党的军队，求得全国军事统一，是目前的首要问题。要达到这个目的，必须在政治上让步，请委员长对此早加考虑。”蒋介石听罢，很有些不耐烦地对这个稀里糊涂、完全不通中国人处世哲学的美国老朽敷衍道：“不忙，不忙。现在还不能作出决定，看局势怎样发展，以后再说。”＇3＇
1945年4月下旬，即世界反法西斯战争最后胜利的前夜，居住在延安寒窑里的中共领袖毛泽东，于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以《两个中国之命运》为开幕词，指出“中国人民面前摆着两条路，光明的路和黑暗的路。有两种中国之命运，光明的中国之命运和黑暗的中国之命运”。在随后所作《论联合政府》政治报告中，毛泽东提出立即废止国民党一党专政，“成立一个由国民党、共产党、民主同盟和无党无派分子的代表人物联合组成的临时的中央政府”。并要求：“为着讨论这些事情，召集一个各党派和无党派的代表人物的圆桌会议，成立协议，动手去做。”＇4＇这一建议很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