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改革家雍正-第15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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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豁贱籍，立为良户
在清代康熙王朝以前统治的民户中，有类别各异的“贱民”，他们分布于各地，从事着为人所不齿的职业。“贱民”在明代或更早的时期即已形成，历代相沿不改。雍正帝在执政期间，对部分“贱民”，开豁其贱籍，变为一般平民，具有划时代的意义。
“贱民”主要分为四类，第一类是奴婢，其数量是相当大的，清兵入关时，满族社会已拥有奴隶200万甚至200万人以上，康熙帝进行过壮丁“开户”和“出旗为民”，豁免了部分奴隶，但进行得很不彻底，奴隶的数量还是很大。第二类是佃仆，也就是地主、富户、官僚等家庭以契约合同雇的家庭仆人、仆户。他们的身份比奴婢身份稍高一点，但人身关系也部分隶属主人，也是 “贱民”。第三类是社会上未被承认的一般平民，包括乐户、丐户、惰民、（音dɑn蛋）户、世仆、伴当等等。第四类是雇工人。这四类人同属“贱民”等级， 无社会地位，人身受到歧视。但这四类“贱民”的等级又不完全相同。奴婢的社会地位最低，他们是贱民的最低等第。他们不能与“良民”通婚，他们的子女也为“贱民”；佃仆和主人也存在着人身隶属关系，他们不能参加科举考试，连穿戴都不能与“良民”一致，要穿有“贱民”标志的衣服、鞋子。他们和奴婢有所不同：佃仆为主人服役是按条文规定的，而奴婢是无条件的，佃仆的人身只是部分隶属主人，佃仆有自己的家庭、生活等。乐户、丐户、惰民、户等虽无固定主人，但其法律地位基本上与佃仆相同。雇工人在契约规定的期间内和主人存在着人身隶属关系，契约结束，和原主人的隶属关系也结束。确切些说，雇工人应属于良民与贱民之间的一个等级。雍正帝执政期间，所解放的贱民基本上是第二类与第三类，即佃仆、乐户、丐户等。
雍正帝以仁义治国，而贱民政策恰恰与仁义不符，况且此项政策也是使社会不安定的因素之一，于是雍正帝决定予以清除。雍正元年（1723年）三月，监察御史年熙上书请除豁山西、陕西乐户的贱籍。山西、陕西乐户的祖先，是明朝永乐皇帝夺取天下时，坚决拥护建文帝的官员。永乐帝登基后，除加害这些政敌本人外，还将他们的妻女罚入教坊司，充当官妓，世代相传，久习贱业。她们想脱离卑贱处境，但因身陷乐籍，政府不准，而且地方上的绅衿恶霸也以她们为蹂躏对象，也不容她们跳出火坑。年羹尧之子年熙在奏疏中说她们是忠义之士的后代，沉沦至此，无由自新，请求雍正帝开豁她们的贱籍，准许她们改业从良。
雍正帝看到奏折后，很是赞同，于是令礼部议行。王大臣们秉从旨意，说“压良为贱，前朝弊政。我国家化民成俗，以礼义廉耻为先，似此有伤风化之事，亟宜革除。”雍正帝就批准山、陕乐户改贱从良，于元年（1723年）四月发出第一道“豁贱为良”的谕旨 。雍正帝在下令开豁乐户贱籍的同时，又令各省检查，如发现本地也存在类似乐户的贱民，也准许他们出贱为良。
元年七月，两浙（浙东、浙西的合称，即今浙江省）巡盐御史噶尔泰上奏折请求除豁浙江绍兴府惰民（惰民，不是指乞丐，乞丐本是良民，因破产、灾荒而只得以乞食为生，乞丐之中当然也有惰民存在，而惰民是宋代罪人的后代，已有数百年的历史）丐籍。惰民的身份极其低下，不得列于士农工商四民之中，不得列入民籍，甚至不能穿着四民的服装。他们只能从事为士农工商所不屑的服务性行业，男子只许以捕蛙、逐鬼、卖饼为业，妇女或说媒，或依随良家娶嫁，为人髻冠梳发、穿珠花，或走市巷，成为私娼。可见，惰民同乐户一样，毫无政治权利，没有人格尊严，是受侮辱和压迫的人群。
噶尔泰在奏折中请求给惰民自新之路，雍正帝命礼部议奏，礼部的部分大臣认为捕蛙、卖饼、说媒等是惰民养家糊口的职业，假如消除其籍，就是不许他们再做这些事，他们反倒无以为生了，不同意消除其籍。雍正帝出于政治上的考虑，认为除籍是好事，能恢复惰民应有的地位和尊严。他动之以情、晓之以理地给礼部官员分析当时的形势，这些王公大臣也就不再反对了。雍正帝于是令惰民消籍为良。
雍正帝在执政期间，还解放了户。户亦称乌户、龙户、獭户等，他们主要集中在广东沿海、沿江，常年生活在船上，以捕鱼、水运为生。户地位卑贱，不能登岸居住。户不敢与平民抗衡，畏威隐忍，跼蹐舟中，终身漂泊。七年（1729年）五月，雍正帝了解到这一情况后，上谕广东督抚，说“闻粤东地方，有一种民户名为户，以船为家，以捕鱼为业，通省河路俱有船。粤民视户为卑贱之流，不容登岸居住，户亦不敢与平民抗衡，畏威隐忍，终身不获安居之乐。深可悯恻。户本属良民，无可轻贱摈弃之处，且彼输纳鱼课，与齐民一体，安得以地方积习，强为区别，而使之飘荡靡宁乎！”
雍正帝指出，陆地居住的广东人将居船的户视为贱民，这是不合理、不公道的，应该尽快给他们立好良民户口，让他们上岸落户居住，谁也不得歧视他们。并令地方官解决他们的定居、耕种等困难，使他们安居乐业。在广东户豁贱为良的同时，江苏有名的“九姓渔户”也享受同等待遇。九姓渔户据传是陈友谅部属李、袁、林、钱、何、叶、许、陈、孙九姓的后人。朱元璋建国后把他们列为贱籍，他们多在江苏常熟、昭文地区的湖泊中打鱼，常年居住在船上，四季不能登陆，生活异常困苦，雍正帝也下令免去了他们的贱籍，同广东户一样，命令地方官给予安置。
关于佃仆，即所谓“佃田之仆”，他们对主人来说，具有双重身份：既属租佃主人的佃户，又是田主的奴仆，和主人存在着严格的主从关系。这种佃仆制，在清代许多地区都存在，各地对他们的称谓也不尽相同。如安徽省称之为伴当、世仆、细民、庄奴；广东称之为佃仆、佃童、世仆；湖北称佃仆；此外还有住佃、庄佃、火佃、庄仆、屋仆、地仆、山仆等称谓。佃仆的成因是多方面的，有世代为地主做佃户的；有被欺压、勒迫而为佃仆的；有的是欠了地主的借贷无法偿还沦为佃仆的，等等。佃仆需为主户服役，甚至还会遭受主户鞭打。主仆之分承袭前代，茫然无考。雍正帝认为，这是相沿之恶习，并无上下之分，应开豁为良，命当地督抚查明具奏。安徽巡抚魏廷珍奏请：“嗣后绅衿之家典买奴仆，有文契可考未经赎身者，本身及其子孙俱应听从伊主役使；即已赎身，其本身及在主家所生子孙，仍应存主仆名分；其不在主家所生者，应照旗人开户之例，豁免为良；至年代久远，文契无存，不受主家豢养者，概不得以世仆名之，永行禁止。”雍正帝准其议，一批佃仆被除为良民。
贱民制度，是遗留了几百年的历史问题。历代封建统治者在维护封建等级制的同时，因不敢过分触动等级制的尊严，因此即使想解决他们的问题，也都是小范围小规模地点滴“施恩”，不敢大刀阔斧地予以豁免。在这个问题上，雍正帝慨然而为，乾纲独断，气魄为历代君主所无。
同时，雍正帝采取开贱为良的措施，使贱民的地位有了一定的提高，因而具有极高的社会意义。首先，在剔除封建社会中的奴隶制残余方面向前迈了一大步，有利于社会的发展。其次，它解除了不合理的法律禁令，是贱民获得解放的开始。说得具体一点就是，贱民只要依照政府的条件申请改业从良，就可以按良民的方式生活，一定时期后还可以出仕。如果在与平民发生纠纷时，可以以良人的身份出庭，摆脱了以前那种因是贱民而遭受不应有的歧视和打击的现象。再次，由于豁贱为良，贱民们近百年来内心的积郁得到了舒解，奴性消减了，为田主服役的时间减少了，从而刺激了他们的生产积极性，有利于社会经济的发展。最后，开豁部分贱民的贱籍，解除对他们人身的束缚，这适应了封建社会晚期由于商品经济的发展，人身依附关系逐渐削弱的历史趋势。
推行保甲，约束民众
保甲制度是中国封建王朝长期延续的一种社会统治手段，它是历代统治者对地方施行统治与管理的常用办法。它的最本质特征是以“户”为社会组织的基本单位。汉代的五家为“伍”，十家为“什”，百家为“里”；唐朝时四家为“邻”，五邻为“保”，百户为“里”；北宋王安石变法时提出了十户为一保，五保为一大保，十大保为一都保；元朝又出现了“甲”，以二十户为一甲，设甲生。到了清朝，终于形成了与民国时期十进位的保甲制极为相似的“牌甲制”，以十户为一牌，十牌为一甲，十甲为一保，由此建立起了封建王朝对全国的严密控制。保甲是国家以民众居住地为基础，令其按一定规则组织起来的自己管理自己的治安教化组织。
但在雍正朝实行的保甲法有其特殊意义。二年（1724年）二月，雍正帝颁布《圣谕广训》，其中第十五条为“联保甲以弭盗贼”，他说安民之道在于消弭“盗贼”，而治贼的最有效办法是实行保甲制，让民众互相监察，使奸匪不容窝藏。对此，清代词人、散文家张惠言（1761～1802年）说：“保甲之法，原为保安富户起见。”一语道破雍正帝推行保甲之心。
清初实行户口登记，以户为单位，记注丁口、籍贯、职业。丁口，是政府征发徭役的根据；籍贯关系到人们读书、应试、做官等权利事务；职业，有的不能随意改变。由于民户的人口、家庭都在不断地变化着，户籍调查和登记工作就得不断进行，每隔三年、最多五年就要在全国普查一次。稽查户口时尤其重视核实丁口，所以叫做“编审壮丁”。在编审之年，各省在年终都要将核实的丁口情况报告给户部，如果违限不报，经管官员就要照违限例议处。可见编审户口，是地方政府的重要事务。
但当雍正帝实行摊丁入亩制度之后，编审壮丁的必要性就大大减弱了。全国的丁银已根据康熙五十年的总数固定下来，全部摊入土地之中进行征收，不必再考虑人口的增减问题，政府对人口的调查和控制，与征收赋税没有什么太大的关系了。而且，每次普查人口，都要兴师动众，花费大量的人力，另外还需要一定的经费，购买纸墨、登记造册、报部，而这些费用又要向民众摊派，这些麻烦事成了官民的一项很重的负担。
这个问题最早被直隶总督李绂发现，在直隶实行摊丁入亩二三年后，李绂就认为编审制度是多余的，雍正四年（1726年）五月，他向雍正帝上奏：“直隶丁银业已照粮均摊，是以编丁之增损与一定之丁银全无关涉”。他要求停止编审，同时要求实行新的办法，他认为保甲法既能清查户口，又能稽查游民，比编审更好，因此建议严饬地方官推行保甲。于编排保甲时逐户清查实在人丁，自十五岁以上毋许一名遗漏，岁底造册送布政司，汇齐另造总册，具题进呈御览。
雍正帝看到奏折后，很是高兴，因为他早有这种想法，只是没有落实到行动上。在李绂上奏前半个月，他还发布了实行保甲法上谕。他指责地方官把保甲当作陈规故套，“奉行不实，稽查不严”。针对村落零散、沿海、少数民族地区不宜实行保甲法的特点，指出数家亦可编为一甲，汉化程度较高的苗民、僮民都可编为齐民。他怕地方官依然不卖力奉行，命相关部门制定了相应的奖惩条令。李绂恰在这个节骨眼上上疏，因此雍正帝对这份奏折倍加重视，详细披阅，认为所议“甚近情理”。雍正帝详细写出自己的意见，交给廷臣商讨，广泛征求意见。七月，吏部遵照雍正帝的指示，议定出了保甲条例：（1）十户为一牌，设一牌头；十牌为一甲，设甲长；十甲为一保，设保正。（2）畸零村庄、“熟苗”、“熟僮”（靠近汉族的苗民、僮民），一体编入保甲。（3）地方官不卖力奉行，按情节分别议处。（4）建立民间奖惩办法，对违犯保甲条令的人，若行告发，按被揭发的人数给奖；若为隐匿，予以杖责。雍正帝批准这一条例，命各省通行，限一年内执行完毕。
编审停止后的保甲法与从前的有本质上的不同，此时的保甲法既包含了户籍调查、登记，又是地方进行治理的方法和手段。自此以后，各省基本上不再搞户口的编审工作，保甲法的实施占据了地方管理的突出地位，把推行保甲制度作为考核地方官吏的重要内容。在这方面，田文镜就是一个模范疆吏。雍正三年（1725年），田文镜抓了推行保甲法的注意事项，要求各州县做好选择捕役、严查窝家、训练民壮、查察寺庙饭店等项事务。四年，他以保甲推行状况衡量属员优劣，唐县知县周瑶“不能勤查保甲，一任捕役纵贼”，并且“诸务废弛”，田文镜就把他参劾。固始县县丞程秉礼署理光山县及息县知县事，“奉行保甲极其谨严”，又能革除地方积弊，田文镜就把他举荐，提升为唐县令。田文镜还称赞老城知县高镗“稽察保甲，亦无盗案”。田文镜的捕务、民壮、保甲相结合的办法，浙江总督李卫也在推行。
保甲法的实行，也解决了对棚民的安置和管理问题。摊丁入亩后，人头税不再征收，对户口的约束力减轻，一部分在本籍无业的农民，便开始到异地谋生，或开山种地，或做雇工，因为他们搭棚居住，所以被称作“棚民”，实指流民。他们多生活在丘陵地带，江西、安徽、浙江、福建、湖北、陕西、四川等省，居山区者较多。由于生活没有着落，迁徙不定，部分人靠偷盗来维持生活，造成了社会的不安定，有的地方甚至发生过武装起义，引起统治者的高度注意。许多地方官向上级反映，流动人口在地方危害极大，要求上级妥善处理。雍正二年（1724年），户部尚书张廷玉上奏，说浙、赣的一些抢掠事件，是棚民煽惑愚俗，应设法安置。雍正帝下发谕旨，让官员提出意见。三年，两江总督查弼纳、浙闽总督觉罗满保疏奏处置浙、闽、赣三省棚民办法。四年，雍正帝下令用保甲法处理，即按户将棚民编审入册，租地的山主、雇工的雇主，都要对棚民进行担保；愿入籍的棚民一经获准，即与土著一体当差；入籍二十年的可以参加文武生的考试。雍正帝的这一条令刚一颁发，各地督抚纷纷开始落实。李卫和观风整俗使王国栋严格执行条令，把浙江棚民很好地控制起来了，社会治安也得到了改善。
雍正帝推行保甲制度，是在摊丁入亩新形势下对人民进行的约束，既解决了人口编审问题，又解决了流动人口的安置和管理问题，加强了地方治安管理，稳固了社会秩序，具有一定的积极意义。
第八章 八旗改制，满汉一理
八旗改制，满汉一理
作为一名改革家，雍正帝“整数百年颓风”大手笔的改革还表现在对八旗的改制方面。八旗军的军功使得它在清初的历史上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然而随着朝廷事务的增多、八旗旗主、管主对权力的追逐，八旗军成了皇权直接管辖不到的地方，骄纵、腐败恶习日益滋生，皇族之积弊痼习也越来越显著。雍正帝即位后即向旗主、管主这样的贵族集团开刀，他整顿旗务，健全规章，削弱旗主特权，同时他还采取措施解决八旗子弟的生计问题。清厘积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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