撵(子峭)-第3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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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怕来日无多了……”我突然觉得还没活够。
“所以我要你一定要上诉嘛，即便改变不了结果也可以延长时间。”
律师这样一说，我突然感到一种很矛盾的混账情绪，也许称得上一种焦愁吧（可是你千万不要以为“焦愁”这个词就能形容得尽）：我既想多活一些时间，争取做点什么事情，又想快刀斩乱麻，趁早一枪把我毙掉了事，免得这样不痛不痒拖着。
“你还是写吧！”律师又劝我了，“争取在有生之日写出来，也算给家人、给朋友、给社会、也给自己一个交代嘛，是不是？”
我埋着头，一时百感交集。说实话，我确实想写出来，给我妈一个交代，给关心我的人一个答复。可我不知道我的“有生之日”究竟还有多久？在这混账“有生之日”内我还能写多少，还能不能写完……
“是要有一个交代！”我终于说，“我还是写吧！”
“对嘛！”律师不胜欣然，“要不然这一切不就成谜团了？而且，”他踌躇了一忽儿，“而且，不管你精神是不是有问题，你写下来的东西都可以成为一个重要参考，在庭审的时候可以用得上。”
“是吗？”
“但我还是希望你最真实地写出来，”律师看着我说。
“那当然。”
事实上我早想写点什么了，只是一直找不到那个环境，现在到了监狱，简直就像从他妈地狱来到了天堂。我耳闻很多关于我的传说，全他妈是扯鸟淡。比如有传闻说我宿舍的同学在我的被子上撒尿，他们给我一两块钱要我给他们洗衣服、擦皮鞋或者帮他们打饭，诸如此类，全他妈子虚乌有。是可忍孰不可忍也！？如果我竟能容忍这种鸟事，那我也大可不必把他们杀了。可我确实把他们杀了，这其中的真情只有我一个人明白，外界的传闻全属捕风捉影，胡想乱猜。我想在我死之前把这一切原原本本、真真切切写出来，不带任何先入之见，完全面向事情本身，还世人一个真相。
我知道外界都说我和同学因为一点小事而积恨，一气之下就把几个人杀了。就为这点鸡毛蒜皮的小事而杀人，实在不可思议，好像在他们看来，杀人总得有个非常重大的理由才说得过去。我想告诉他们，事情并没有大小，一个恶毒的眼神或一句伤人的话并不就比“9•；11”事件小，也没有任何道理说第二次世界大战就一定比两只蚂蚁打架更重大。人们还说我杀人手段极其残忍，这我没什么好说的，反正只要是杀人，人们都可以用残忍这个词，杀鸡或别的什么动物就不会用，我还没看到哪个人因为踩死一只蚂蚁而被说成残忍的。我似乎没有资格说这些；我只想告诉世人：好好活着，切莫学我！但是请记住：事情不分大小；如果一定要分出大小，那么只要关系到人的尊严，一切都是大事。
“我有一个感觉，”律师说，“虽然跟你聊了这么多，我觉得你内心一直还是封闭的。”
“你这样觉得？”
“你给人的印象有点冷，可能与你目前的心态有关吧，也许只是我的错觉，但你确实给我这个印象。”律师似乎觉得说话过了头，歉意似的笑了笑。“你会不会是外冷内热，其实内心一把火？”
“……我也不知道我是谁。”沉默之后，我说。这真他妈是一句大实话，每个人都有权而且应该说这句话。
“我期待你的书。”律师最后说，“你会怎么来写？”
“直面事情本身！”我说。
“怎么直面？”他笑问。
“让事实自己说话；这个事实就是当时我的心境，这是最真实的。”
“非常期待！”律师站了起来，“好好构思吧！你可以向监狱方面要一些笔墨纸张，他们会满足你的要求。”他伸了个懒腰，踱了几步：“今天就到这里吧。有情况我会第一时间通知你的。”
“等一下！”我突然想起个问题：“我想要你解释一下，‘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具体内容是什么？如果我写出一本书来，能不能出版？”
“详细内容我就不说了。出版也属于政治权利之一。你写出东西来，在你有生之年不能出版，但你死后可以出版，你可以委托一个人来行使著作权。这个你放心。再说啦，如果最后你不被判死刑的话，‘剥夺政治权利终身’也可减判为‘剥夺政治权利多少年多少年’，年限一到你就可以获得出版自由。……你先别想这些，好好构思吧。这件事意义重大，不仅仅是打发时光。”
“谢谢你。”
“莫客气！你有什么需要，跟我说，比如需要什么书，我可以借来转交给你。”
“我现在不想看书，——我只想看一本书，这本书就是这里，”我指了指胸前心脏的部位，“我觉得这东西真他妈是一本奥义书。”
“你应该学哲学。”律师笑了笑，“我相信你的才力。……唉，你真不该杀人！可是——唉，一切都晚了！不说这些了！”
律师把笔记本放进了文件包，过来扶了扶我肩膀，然后走了。
从他扶我肩膀这个动作，我感到了一种真诚。我觉得他不希望我死，还有……我不想说了。
接下来我要做的事就是等死。虽然说到底我们每个人都在做这件事，可是只在这时候我才真真切切在做。反正是等死，确切的日期又还没定下，我索性无所谓了。管它什么时候死，迟早都是死，写东西要紧。这样，我强行把自己置身事外，由此获得了一种很自由的心态，只要你愿意，可以称之为洒脱。
对于那些忙忙碌碌的人，我觉得不妨洒脱一点，不要做什么都他妈急匆匆，像去救火一样。真正说起来，我们每个人都是死刑犯，只不过一些人是被法律判为死刑，一些人是被命运判为死刑罢了，结果一律都是死。还是那句话好：每个人从一出生就在走向死亡。既然都是走在通往死亡的路上，你何必走得那么快呢？
3。…第二章（1）
1
好吧，现在我就开始复原当时那一团情绪，也就是回到当时的情境中去，要不然你无法理解我的行为。不过你得耐心点儿，说起这些事，我可能有点唠唠叨叨。你不听我唠叨就领会不到我那时的心境，就理解不了我的所作所为，也就理解不了我为什么要杀人。说实话，憋了这么久，我现在还真他妈想唠叨唠叨，哪怕自言自语也好。可我也不想把我整个大学四年的混账生活全他妈写出来，那非得写上十年八年不可，我现在还能不能活上半年都成问题呢。我看，我还是从那个寒假写起为好。事实上，只要你善于洞察，善于感受，随便抽取我生活中的某一天，你就能感受到我处于一种什么鸟状态。
好了，我就从那个寒假写起吧。
那个混账寒假从元月中旬开始。我是指公历；旧历已经快到年底了，好像是十二月二十几吧。我现在身边没有日历，要不可以查一下。话说回来，就算你给我日历我也不要，我可不想成天带着一本混账日历过活。总之，当时大多数同学都回家过年去了。只是和我同宿舍的几个鸟人暂时都还没回去，说是忙着毕业的事，可也没见他们写论文或是忙着诸如此类的混账事，倒是麻将搓得挺他妈热闹。每次放假，学期结束带来的轻松和无聊都要转化为搓麻将的狂热，总有那么几天要耗在大战麻将桌上。我是说我那几个室友。我自己很少打麻将，——我从骨子里就对麻将没有丝毫兴趣。你要我对麻将感兴趣，那就像要蜗牛对西装感兴趣或是牛对麦当劳感兴趣一样不可能。
从那个周五说起吧。周五晚上我照例要去地铁站弹吉他。一般情况下，我每个周末都要去地铁站弹吉他，挣点钱养活自己。我干这事差不多一年了，在我父亲去世后开始的。我父亲的死对我影响实在太大了，要我用一两句话来说明这种影响可不大容易。光说经济上的影响，我家就几乎陷入了绝境。为给我父亲治病，我家把所有钱都花光了，总共花了六万多，其中有三万还是借亲戚朋友的，一半以上是以我的名义借的。为什么呢？因为亲戚们看在我即将大学毕业，以后应该能够还钱的份上，才肯借钱的。我这么说似乎有点损，可是我敢拿我的脑袋起誓，这是千真万确的事。这次借钱救人我体会够了这混账世间的人情冷暖，很多他妈平时看起来关系不错的，一提到钱就不尴不尬起来，那情景我想都懒得去想了。当然，慷慨的人也有，比如我一个表叔就很慷慨，借钱一点也不扭捏，甚至还主动拿钱给我爹医病。但慷慨的人毕竟少数，这你知道。钱，就是这钱，能够让人的感情变得微妙万分，钱就有这样一种威力，你不得不承认。
所以，这一年来我得自己想办法解决钱的问题。我觉得弹吉他还算对我的胃口，也就是说适合我的性情。我从中学开始弹吉他，有那么一点破水平。我是说，在地铁站这类破地方弹吉他根本不需要很高的水平，因为过往的听众没几个去关注你的细节，更甭提什么混账艺术趣味。大多数人都喜欢听一些通俗歌曲，只要他们耳朵听来一顺，说不定就丢钱了。要想他们耳朵顺，就只能弹通俗歌曲，至少得以通俗歌曲为主。这我有过亲身体会，有一次我整天都弹那些吉他名曲，一首歌也不唱，结果挣的钱少得可怜，不过倒收获了一个爱情——这我后面会提到。
这次我是在东山口地铁站弹吉他，你熟悉广州的话应该知道，这里有好几条隧道，弯来绕去，人流很多，真他妈算得上个卖艺的风水宝地。有时我也会去火车站广场下的地铁站，但那边太嘈杂了，而且同行也太他妈多，就去得少。在广州干这一行的，据我一年来的观察，绝对不下一千人，你可以想象一下这个数字。广州就是这样一个混账城市，你随便想找什么人，不管三教九流，什么混账鸟人都有，要多少有多少。
当天在东山口地铁站弹吉他的不只是我，还有另外两个。其中一个我认识，叫萧巢，云南人。这家伙有三十多岁，可他那张老脸看上去简直有八十岁，你能想象到的所有沧桑感都可以在上面找到。加上他又留一头长发，长得要命，起码有一米长，一直披到屁股底下，就更显出几分怪模怪样。当然他自认为是风度翩翩，神秘莫测。不过要说他给我印象最深的还不是老脸和长发，而是他唱歌时那声嘶力竭的老嗓子。没有一定胆量的人可千万别听他唱歌，要不然铁定做噩梦，我第一次听他唱歌的当晚就做噩梦了。萧巢总喜欢弹那些呐喊型的歌，伴奏都是拼命扫弦。他扫弦真他妈用力啊，就像他在跟那吉他过不去，拿它来出气一样。他几乎每次都要扫断弦，真要命。有一次他扫断了第一弦，过来问我要，刚好我备有第一弦，就送了他。我们就这样认识了。他得知我来自贵州，很他妈高兴，说我们都在云贵高原，算半个老乡，诸如此类套近乎的混账话。
老实对你说，我可不太在意什么老乡不老乡的。不妨跟你说，我总有这样一种眼光：就算你来自他妈天涯海角或是外国，我也认为我们是老乡。我是这么推的：比如说，如果我在贵州，那么老乡是针对来自我家乡那里的人；我现在在广东，那遇到一个贵州人算是老乡；可如果到了国外，那遇到一个中国人就算老乡；如果到了另一个星球上（假设），那遇到一个地球人就算是老乡……如此一来，也就没有什么老乡，或者所有人都是老乡。我就是这么看问题的，所以我不太在意什么老乡不老乡，关键要看一个人自身如何。
我和萧巢仅限于相识，称不上什么好朋友。我觉得他不可能理解我。我甚至认为他脑子可能有点问题，因为他总自以为是个天才，老梦想着某一天会被一个混账伯乐看中，从而资助他从流浪歌手正式走向神圣歌坛。《广州日报》去年5月份采访过他，把他乐得要死。他创作过一些作品，歌词写得真他妈惨不忍睹，错别字连篇，我都不想提了。至于旋律，我听了他弹唱一首，他自称是代表作，可我一听简直就跟哭丧没两样。当然我尊重他的创作，只是不敢恭维罢了。他似乎很想和我合作，可我兴趣根本不在这上面——我弹吉他仅仅是消遣，勉强挣点钱活命罢了。
好了，言归正传。我当时就坐在那弹吉他，目不斜视——除非有美女经过，我才斜睨一下，当然这斜睨本身也富含深意，不显得轻佻，甚至还有一种近乎严肃的味道。这是我常年养成的一种姿态，称得上不亢不卑，坐看云起。
到晚上九点过，我嗓子已经沙哑了。我的嗓子不太行，唱到两个小时就很累，可能与我经常喝酒抽烟有关。我瞟一眼面前的琴套，很壮观的一簇钞票，十块的，五块的，一块的，两张二十的，还有一张美元呢，加起来应该有百把块吧。周末总能挣到这个数，最差的时候也有五六十。事实上，通过这一年来的经验，我摸出了一套规律：在支持街头艺人上，外国人比中国人大方，北方人比南方人大方，女人比男人大方，儿童和老年人比中年人大方，穷人比富人大方，闲人比忙人大方，晚上的人比白天的人大方，而星期五晚上，不知何故，地铁站大方的人最他妈多。我选择周五晚上来这里，不是没有道理的。
萧巢在隧道另一个拐角处，还在那里嘶声呐喊。我想走了，太晚的话怕没有地铁到ZS大学（顾及学校名誉，我用ZS大学来指代）。我还要去超市买些吃的，我晚饭还没吃呢。我把钱一把抓起，塞进口袋，我可不想在这里数钱，那多少有点不好意思。我没有什么钱包，就把钱乱塞在口袋里。我本来也想买一个钱包，好让这些钱有个安居之所，免得今天在这个口袋里，明天又到那个口袋去，像他妈流浪汉似的。可想想呢，又觉得没有这个必要，因为我花钱从来没有计划，经常入不敷出，对于只有四个钱而经常花掉五个钱的人来说，不需要什么混账钱包。
我把吉他装进琴套，剩下的半瓶矿泉水一口喝干了，空瓶子扔进垃圾箱。收拾停当，点一支烟，去赶地铁。经过萧巢身边时，我见他面前那堆钱不是很他妈壮观。这家伙老是吼得那么火爆，没几个人敢拢边，至少把小孩这个群体吓走了。他正唱到高潮部分，声嘶力竭，脖颈上青筋一条条凸起，眼睛半睁半闭。我向他挥了挥手。他正投入着呢，可能没注意到我。天哪，他那嘶喊真是太要命了，我敢打赌，就是聋子听了也会觉得刺耳。
2
我上了地铁后，才拿出电话来看，有几个短信和一个未接来电，都来自我那女朋友。刚才我说过，就是我弹吉他名曲那天结识的，一个潮州姑娘，在广州读一所破大学，那学校我去过一次，破得我都不忍心说出它的名字。
当时我正弹着一曲《悲伤的西班牙》，她刚好经过我身边，距离还蛮远，我看到她停下来，伫足聆听。老实说，我那时颇有一点太公钓鱼愿者上钩的心理。为了显得亲切，接着我弹了一曲《梁祝》。弹完一遍，她果然过来跟我搭讪了。后来我知道，她纯粹是出于好奇，她说她还是第一次听到吉他版的《梁祝》，没想到别有一番韵味。她古筝弹得很棒，考过了十级。当她得知我是ZS大学的学生后，立刻对我刮目相看。她说ZS大学在广东人心中就相当于北大——南方的北大，真他妈有意思。要我说，我才不管你什么混账南大北大呢，我只看重你这个人。我看她还像个�
